过去人们都认为“赵家人”只是“闷声发大财”，但陈云的长子陈元说：“统治阶级要有统治意识”；“对干部子女政策的出发点应是阶级利益”，这让我们明白了：干部子弟为何占有了一切有利先机：参军、保送上大学、提拔当官、公费留学……


　　老高按：中共中央组织部前官员、中国首个组织人事科研所的创办者和首任负责人阎淮的长篇回忆录《进出中组部》，终于在本月初由明镜出版社推出。作者改了无数稿，也把我这个责任编辑折腾得够呛——全文我就读了四遍，懊丧的是，现在还发现有个别漏网错字！9月10日，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对我进行专访，我简要介绍了此书的内容和重点。全文附后。
　　阎淮于八十年代初期到中期，在中组部青年干部局任职，他们这个部门主要负责考察过可能提拔到省部级的后备官员（一度有“第三梯队”之称）。这些官员，当时已经位居厅局级的跳板上，被省、直辖市和自治区党委看好列入备选名单，只待中组部官员来考察、筛选，通过这一环节认可之后，就安排提拔。
　　阎淮在书中写道：他所在的中组部青干局二处，负责各省，一共就三人：处长、处级调研员（就是他）和处员。全国六个大区，华北、东北、西北、华东、中南、西南，他们仨每人负责两个大区，他受到陈云所钦点的青年干部局首任局长李锐的青睐，分工负责最重要的两个大区：华北和东北——这说的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要是今天，论最重要的大区，肯定非华东莫属。
　　阎淮书中详细讲述了到北京、天津、山西、辽宁、吉林、黑龙江等地考察的过程，他筛选推荐的官员中，后来升为省部级以上的至少有几十人，更有近十人升为正国级、副国级——即所谓“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长春、张德江、李铁映、吴仪、陈元、张立昌、白立忱、郑万通……这后面几位，一般人都不太知晓何许人也，这几位最后都官至全国政协副主席——俗话说“别拿豆包不当干粮”，政协副主席也是副国级，虽然没什么实权，但享用国家规定副国级待遇标准的民脂民膏，是一点不容含糊的。
　　我请阎淮做嘉宾，录播了十来期《历史明镜》节目。我问他：当今反腐打老虎，三十年前的“第三梯队”，现在都位居要津。你统计过没有，你考察推荐的官员中，迄今落马者比例如何？
　　他告诉我，他没有统计，但肯定有，因为经济问题、腐败落马者也有，还有一些非常优秀的官员，因为政治观点、价值理念而主动出局（我将之形容为“炒了体制的鱿鱼”——老高注），当时担任天津开发区主任的张炜，就是一例。
　　接下来我问：“出了这些腐败者，那么你是否为你当年看走眼而反省呢？”阎淮说，这个问题要回答，恐怕不那么简单。毕竟，自己当年所把关的，只是他们仕途升迁的众多台阶上的一级。这些官员从一般办事员甚至普通劳动者中脱颖而出，升到股级、科级、局级，必然遇到很多提携者、很多把关人；他们通过了阎淮的考核，随后升到了副省级、省级之后，是否能继续升迁，更归中枢要员和那些元老来审视和拔擢。
　　当年阎淮对他们的考察，只是在他们仕途的那一阶，尽可能仔细周全地遴选，未必能说他们后来的腐败已经在当时就埋下了祸根伏笔——不是有句话说“权力是春药”吗，他们后来官越当越大，权力越来越无人制约，权钱勾结、谋私寻租的欲望越来越被刺激起来。
　　这些落马的倒霉蛋，且不去说了，更引起我深思的，倒是那些升到了权力金字塔的上层、顶峰那些人。他们年轻时，在阎淮考察他们的那个年月，是何等意气风发、改革开拓啊！前几天有位朋友与我谈起阎淮考察过的这些官员就十分感慨：李长春、张德江、李铁映……这些人，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都是锐意改革、卓有建树的闯将呀！曾几何时，他们到了高位、顶层之后，除了极少数为国为民立下若干功勋之外，其余多数官员，要么庸庸碌碌，尸位素餐；要么为虎作伥、与民为敌。中途落马的贪官固然是悲剧，这些人成了能臣、悍吏、庸官（姑且不论他们是否尚未暴露的貪腐“老虎”），他们的人生何尝不是一个悲剧？
　　何以至此？最显而易见的解释就是：制度。阎淮在从事了几年考核筛选官员的实践之后，也索性组建人事科研所，去草拟改革人事制度的方案，然后上上下下地去游说——在书中有很生动的描写。最后果然通过时任中组部长的尉健行，获得赵紫阳的首肯。按说，对人事制度的那套改革方案，是当时高层邓小平、陈云“双峰政治”的共识，“六四”之后，邓小平认可了陈云、李先念推荐的江泽民来继承大位，又斩钉截铁地说：赵紫阳的“十三大报告一个字也不能动”！然而，事实怎么样呢？正如阎淮说的：直到今天，倒是一个字也没动，但是一个字也没实行！
　　可见，尽管党内保守派、改革派都看到了制度的弊病，也都认可了改革这一制度的方案，但最终就是不实行！可见，制度之外，必然还有别的因素。
　　尽管当时的阎淮有李锐的鼎力支持——李锐甚至顶住了政治局委员、周恩来遗孀邓颖超要把阎淮赶出中组部的压力；在青干局也有几个志同道合的伙伴，但他们在中组部这个积重难返的机构中，显然是少数，寡不敌众。无独有偶，最近我采访胡耀邦的前部下、改革开放年月的中央党校学术委员会委员兼理论研究室副主任阮銘先生，他也告诉我，尽管在外人眼中，中央党校在思想解放运动、真理标准讨论中叱咤风云，一马当先，但实际上他们在党校内是颇为孤立的“一小撮”，周围同事，更多的还是思想保守者，视他们这少数人为“另类”，只不过忌惮胡耀邦担任中共中央主席、总书记，不敢发难而已。到胡耀邦下台后，王震来当校长，整他们就易如反掌了。
　　回顾八十年代，往事并不如烟！


　　红二代《进出中组部》点破中共特权集团秘密盘算

　　索菲，RFI

　　中共中央组织部号称“天官第一部”，掌管高级官员的升迁仕途，历来以暗盘操作、“黑箱作业”著称。最近，明镜出版社出版中组部前官员阎淮的长篇回忆录《进出中组部：一个红二代理想主义者的另类人生》，掀开了这个“黑匣子”一角。这次“明镜书刊”节目，我们请该书的责任编辑高伐林来做一个介绍。


　　阎淮《进出中组部：一个红二代理想主义者的另类人生》（明镜出版社）

　　法广：你们这本《进出中组部：一个红二代理想主义者的另类人生》，这么长的书名涵盖了很多信息？
　　高伐林：是的。作者与我们反覆推敲书名加副标题，长是长一点，但“中组部”“红二代”“理想主义者”“另类人生”这几个词，可说是全书的关键词，概括了全书的内容，浓缩了作者的人生，也突出了回忆的重点。

　　法广：上次节目你也曾介绍过阎淮，他是被陈云办公室安插到中组部工作的？
　　高伐林：阎淮是革命干部的后代，1945年生于江苏淮安。1964年进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这个系是研究核技术的，是当时中国保密级别最高的专业之一。他刚读两年就遇到文革，离开学校，分配到甘肃煤矿机械厂，靠实干从工人升至厂长。后来他调回北京、进了煤炭部，当一位副部长的秘书。1982年，阎淮被陈云办公室点名——实际上就是陈云钦点，安排到中共中央组织部刚刚创建的青年干部局，这个局的首任局长李锐也是陈云钦点的。

　　法广：陈云当时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怎么具体过问到阎淮这一级别的年轻干部？
　　高伐林：因为阎淮与陈云的大儿子陈元，早在1966年文革风暴初起时，就在清华校园成了莫逆之交。当时要好的清华同窗，还有宋任穷的大儿子宋克荒、以及同样是干部子弟的刘泽彭，号称“布尔什维克四人帮”。到八十年代初期，中共改革开放，干部新老交替，陈元就向父亲推荐阎淮到中组部青年干部局，他说：“青干局是我们‘布尔什维克四人帮’实现理想、大展手脚的绝好舞台和重要基地。我父亲主管组织人事，宋克荒父亲是中组部长，刘泽彭是宋部长秘书，青干局这块前沿阵地只能你去占领。”

　　法广：这本书就是回忆在中组部工作的经历吗？
　　高伐林：作者用这部35万字的回忆录，回顾大半辈子的“另类人生”。阎淮自诩为“红二代中的理想主义者”，虽然与陈云家族渊源很深，与陈云小女儿陈伟兰更一同创建并领导中共治下第一个组织人事科研所；他父子两代与江泽民夫妇有长达60年的交情，与其他中共政要家族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阎淮在书中写到自己也动摇、妥协过、也有哥们义气的小算盘，但他终究放弃“红二代”特权，抛掉大多数红二代那种“前辈打江山，后代保江山”意识，秉持普世价值，站在中国大多数老百姓立场思考问题、观察社会。我们知道，中共组织人事制度是中共政治体制的核心之一，类似《红楼梦》里的通灵宝玉、命根子。阎淮不仅在筛选官员时从考察标准和考察程序这两方面与时俱进，更研究并制订对中共组织人事制度进行大刀阔斧改革的方案，其基本思路，被赵紫阳在十三大的政治报告所完整采纳。

　　法广：他草拟的方案实施了吗？
　　高伐林：没有，“六四”枪响，葬送了中国转型的前途，这些改革方案统统成了泡影。阎淮說：邓小平“六四”后颇为坚决地宣布，十三大报告一个字也不许动！但讽刺的是，十三大报告一个字也没实行！
　　“六四”后的整肃并未危及阎淮的安全。然而，他决定与这个向人民开枪的政权一刀两断，出走海外，一度投身民运，后急流勇退，在法国、新加坡、美国从事研究。从作者来讲，他写下这部回忆录，要完整回顾、反思自己的人生；但从读者来讲，最感兴趣的，是他在中组部青干局工作和后来研究人事改革方案这一段经历。这是全书精华所在。李锐和杨继绳两人为其作序，都强调了这一点。

　　法广：李锐和杨继绳是怎么说的呢？
　　高伐林：阎淮的老上司李锐说：“阎淮在波澜壮阔的时代风云中往往处于漩涡的中心，他的回忆录更具价值，读者能从中看到七十年来社会的变迁和他的跌宕人生。”阎淮的清华学兄、研究大饥荒和文革的著名学者杨继绳更称赞：这本书信息量大，有很多“干货”。这些“干货”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最有价值的是作者在中组部的那一段经历。杨继绳对阎淮所回忆的中共干部选拔制度、选拔程序、选拔标准，印象深刻。

　　法广：中共这套干部选拔制度，致命伤是什么？
　　高伐林：阎淮的书披露，中国的官员采用委任制，这就是任人唯亲和排斥异己的制度条件，是吹牛拍马之辈向上爬的便捷通道。那些具有独立人格的人，即使能力强、品质好，也难被委任。这种制度使得下级对上级层层依附、上级对下级层层控制。山头、派系由此而生。中国不乏千里马，但中国这套制度下，是不是千里马，不是在赛马场上一比高低，而是由“伯乐”评定。手中拥有选官权的人不够格被称为“伯乐”，因为他们不仅没有慧眼，更有亲疏远近利害计算。
　　尤其值得重视的是，阎淮书中多次提到他的好友、陈云的长子陈元的一句话：“统治阶级要有统治意识。”

　　法广：这句话意味着什么？
　　高伐林：过去人们一直认为，中共权贵集团，也就是俗称的“赵家人”，只是“闷声发大财”，但陈元这句话表明，他们有明确的“阶级意识”。有了这个“阶级意识”，搞特权就可以理直气壮、肆无忌惮。阎淮披露，陈元还说过：“对干部子女政策的出发点应是阶级利益，它是阶级政策的一部分。”这样我们就明白了：文革后期以来，高干子弟为何占有了一切有利先机：参军、保送上大学、提拔当官、公费出国留学……他们利用父兄掌握的权力轻而易举成为巨富。这么多不公平事件为什么无法阻止？正是因为“统治阶级的统治意识”，强烈地维护其“阶级利益”。
　　杨继绳说：“我对陈元校友的‘阶级自觉性’十分震撼。”我也十分震撼。我认为，披露了这一石破天惊的奥秘，这正是阎淮先生这本书的价值所在！


　　高看（每日一图，与文无关。九月图片主题：古镇）

　　那一年我跟朋友们一起回我当年插队的湖北天门县（现在是天门市），在一个镇上所见。我不忍心点出这个镇的名称，因为这毕竟被我认作第二故乡，但所见的一切，让我欲哭无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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