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個世紀後看，武漢“720”事件是在一場錯誤的政治運動中，地方兩派政治勢力出於各自利益而引發的衝突，是全國各地在所謂“奪權鬥爭”中爆發的派系衝突的組成部分，但由於矛頭直指中央文革成員甚至直接危及毛澤東安全才顯得格外嚴重


　　老高按：一個月前，正值武漢文革的“720”事件50周年之際，我推薦了徐海亮的一篇述評——徐海亮堪稱對“720”事件研究最深入的學者，他評論了文革干將戚本禹回憶錄中對“720”事件的記敘，很有真知灼見。這裡，我再轉載一篇紀念武漢事件50周年的文章：張光渝《吳李邱王筆下的“72O”事件》。“吳李邱”指被列入林彪集團的吳法憲、邱會作、李作鵬三人，“王”是王力，被視作江青麾下的文革派一員。他們都算“720”事件的知情人，而王力，更可以算是“720”的主角之一。
　　張光渝這篇文章根據的是在香港出版的吳、李、邱三人回憶錄和《王力反思錄》，作者稱：這“成了四人雙方對案：吳、李、邱三人為一方，王力一人為另一方”——我最喜歡讀雙方或者多方對案的文章了，能讓我互相對比質證、“兼聽則明”、去偽存真。張光渝此文，也可以作為對前述徐海亮文章的補充，供讀者印證比較。張光渝的文章註解繁多，但仔細審視，幾乎百分之百出自上述四人的回憶錄。為讀者閱讀方便起見，我刪除了全部注釋，但保留了文中的注釋號，以證明該引文確有出處。
　　近來讀到一些對文革評述的文章，有人誤以為王力、關鋒、戚本禹、張春橋、姚文元都是僅憑一兩篇投毛澤東所好的文章得到毛的青睞、於是在文革中一步登天的秀才，其實不盡符合事實。就拿王力來說，實際上資格很老，能列入“老紅軍”級別了——他1935年加入共青團，1939年3月由谷牧介紹加入中共。1949年，調任中共華東局宣傳部秘書長兼宣傳處處長。1953年奉命援越，任越南勞動黨的宣傳文教顧問組組長。1955年10月，調回國內，任中共中央國際活動指導委員會（相當於後來的國務院外事辦公室）副秘書長。1958年，中共中央機關刊《紅旗》雜誌創刊，王力被任命為編委，後來升任副總編輯。1963年，他擔任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副部長。
　　王力這支“筆桿子”非同小可。六十年代初中蘇大爭論，他主筆寫了“九評”蘇共中的八篇——當然經多人改了無數次、中央也多次討論——受到毛的賞識。從1964年起，王力開始列席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負責起草中央文件，與今天的王滬寧相比，一點不差，只不過毛澤東手下的大筆桿子甚多，毛對之這些人“役之而不重之”，王力不可能幻想自己有王滬寧這樣的好運，又進政治局，又進書記處。1966年，根據毛澤東的指示，王力與陳伯達起草了後來在5月16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的“通知”初稿。這個經毛澤東修改審定的“五一六通知”，成為文化大革命的綱領性文件。
　　到頭來，王力沒在“72O”事件中被“革命群眾”打死打殘，卻被自己效忠的領袖反手一掌，壓到了五行山下，到文革之後，即便鄧小平想起用他，陳雲卻一票否決。


　　吳李邱王筆下的“72O”事件

　　——為武漢事件50周年而作

　　張光渝，《昨天》第94期

　　隨着吳法憲、邱會作、李作鵬回憶錄的先後出版，加上更早出版的《王力反思錄》，1967年武漢“七二○”事件的一手素材豐富起來，成了四人雙方對案：吳、李、邱三人為一方，王力一人為另一方。在武漢事件五十周年的時候，將他們的回憶對比閱讀，可以更清晰地還原當時的歷史真相。
　　王力的角色非常重要，沒有王力，也許就沒有“七二○”事件。另外，吳、李、邱三人表面上是協助毛澤東、周恩來處理武漢事件，解救王力的，但卻對王力十分不滿，因為王是中央文革的人，屬於支持造反派的，而吳、李、邱則是反對造反派的。這種關係就使得四個人對該事件的回顧很有看頭。

　　一、“七二○”事件的大背景

　　1967年夏，全國範圍的奪權方興未艾，一片派性廝打之聲。毛澤東提出文革運動“一年開張，二年看眉目，三年收尾”的設想，希望理出頭緒，實現地方政權的更新與穩定。他於6月下旬派出謝富治、王力、余立金前往西南，解決雲南、四川的問題。以謝富治為首，因為謝曾在西南工作過，又幾乎是鄧小平、賀龍“西南幫”的碩果僅存者。
　　7月，毛澤東提出要到武漢游長江，實際上除了這類個人目的外，是要親自出馬解決武漢問題。這是毛澤東自正式發動文革群眾運動一年以來的首次離京。外地形勢混亂，為了保障毛的安全，周恩來帶李作鵬等於7月14日早些時候乘飛機先行到達武漢，名為布置長江游，實為落實安全措施。14日晚，毛澤東的專列到達武漢。這些背景，王力、李作鵬都在回憶錄中寫到了。[1]這兩個人自始至終參與了武漢事件全過程。
　　李作鵬說，他跟着總理到武漢，主要任務是安排毛主席游泳[2]。大概是因為和“水”有關，所以動用海軍。而王力一行是7月13日晚在重慶接到周恩來電話指令，緊急趕往武漢的。他們的到達晚於周恩來、早於毛澤東。周恩來召集謝富治、王力、余立金一行開會，李作鵬在場。王力說，周恩來告訴他們，“主席一定要到武漢，大家勸他不要來，他偏要來。名義上說還要游泳，實際上是想親自就地解決武漢問題。總理說他在會上提出謝富治要來武漢，任務是保衛毛主席。主席同意，還說，武漢的部隊是謝富治指揮過的部隊。”[3]
　　湖北省委已經癱瘓，武漢軍區執掌大局。以陳再道、鍾漢華為首的武漢軍區支持“百萬雄師”，壓制“三鋼”等造反派（“三鋼”，指工人造反組織“鋼工總”、“鋼九一三”和學生造反組織“鋼二司”。其正式名稱上本沒有“鋼”字，是在文革各派紛爭中突出其造反精神堅定而逐漸約定俗成叫開了的。他們在武漢地區造反派各組織中，屬於比較激進的派別，三個組織持有相近觀點，常常採取聯合行動。——老高注），對立嚴重。此時，毛澤東、周恩來、楊成武、謝富治、李作鵬、汪東興、王力、余立金等中央黨政軍大員齊集武漢，為“七二○”大劇的上演敲響了開幕鐘聲。王力說，要謝富治以公安部長身份到武漢護駕，指定武漢空軍負責主席的安全，而不讓陳再道參與，“我認為這樣的做法很不妥當，但這些都是在北京中央定的方針。”[4]
　　這就是“七二○”事件發生之前武漢的基本情況。

　　二、解決武漢問題的三條方針

　　李作鵬說，7月16日，毛聽取周恩來關於武漢情況的匯報，楊成武、謝富治、李作鵬、汪東興、余立金、王力等主要隨行人員都參加了會議。毛澤東說：“要為武漢工人總部平反（當時被打成反軍亂軍的沖派），放掉朱鴻霞等被捕的頭頭。武漢軍區對兩派都要支持，不要屁股坐在‘百萬雄師’一邊。武漢兩派要達成協議，發表聲明聯合起來。要承認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線的錯誤。承認錯誤，改了就好。要把‘百萬雄師’的工作做好，要把軍隊的工作做好，轉過來就好。”李作鵬認為，毛主席的指示“明顯地支持和袒護了武漢地區反軍、亂軍的沖派”。但因為毛已經定了調子，而且李作鵬的任務又不是直接參與解決武漢問題，只是安排游泳，所以他“一直一言未發”。[5]
　　王力說，總理奉命向軍區黨委擴大會傳達主席指示精神，從15日開到18日，與會者在三十人以內。“他（總理）的總結提綱是用毛筆手寫的並經過了毛主席的審批。”這個總結有三條要點：
　　——軍區支左犯了方向路線錯誤，要公開檢討；
　　——“三鋼”等造反派是革命群眾組織，要以他們為核心團結其他組織；
　　——百萬雄師是保守組織，他們自己會起變化。[6]
　　對比王版和李版，中間最大的差別是將百萬雄師定為保守組織，要以“三鋼”造反派為核心。王力強調：“總理和主席關於武漢問題的講話，我都有原始記錄，中紀委要我謄清過，他們講的方針是完全一致的。總理的部署，是主席完全同意的。”[7]
　　王力的這段話是可信的。如果毛澤東的話只是如李作鵬轉述的那樣平和，兩派對立大概不會那麼激烈。要知道，在文革環境下對立的兩派，一派的頭頭走出監獄，就意味着另一派的頭頭可能進監獄。把百萬雄師說成保守組織，其“極少數頭頭”就會有牢獄之災。
　　王力又說，7月18日晚，毛澤東召集隨行官員和陳再道、鍾漢華開會，“把話講到頂點，又反過來說另一面。”“都是工人，我就不相信一派那麼左，一派那麼右，不能聯合起來。工人階級內部沒有根本的利害衝突。”“但是，總理講的這三條方針，主席一條也沒有改變。”“他（毛澤東）並不承認百萬雄師是革命群眾組織。”會議開完，周恩來於當晚九點半飛回北京。[8]
　　“主席的講話向來如此”[9]，卻苦了執行者。當時的形勢，“三鋼”肯定是高興的，武漢軍區肯定是憋屈的，最受不了的是“百萬雄師”——他們想要一個“革命群眾組織”的稱號而不得，他們是犯了錯誤的保守組織，要起了“變化”才能成為“聯合”對象。他們不可能理解毛澤東那套“說到頂再反過來說”的“政治藝術”。他們憤怒了。

　　三、王力的講話和武漢軍區的態度

　　李作鵬作為旁聽者，7月17日、18日連續兩天參加了周恩來主持的武漢軍區黨委會，聽取陳再道、鍾漢華的匯報。李作鵬說：“匯報時，總理再次希望武漢軍區承認支左錯誤，並改正錯誤。總理說：‘承認錯誤，寫檢討，是為了保護你們。’但陳再道仍表示想不通。”李又寫道：“會上，王力對軍區支持‘百萬雄師’提出了尖銳的批評，謝富治也同意王力的批評意見。王力的講話引起武漢軍區領導人強烈的不滿情緒。”“依我旁聽者對兩天會議的感覺，匯報會上，中央領導與武漢軍區領導的意見十分對立，會議沒有解決多大問題。”[10]
　　正因為“沒有解決多大問題”，才有18日晚毛澤東親自出面給陳再道等人做工作的事情。在這種場合，把“說到頂”的話再說回來，但精神實質不變，是毛“向來如此”的做法。“陳、鍾在毛主席講話後，表示同意中央處理武漢問題的決定，並做好部隊的說服教育工作。”[11]看到主席出面，陳、鍾鬆口，周於18日當晚返回北京。誰都不知道，真正的大戲剛剛開始。
　　王力在回憶錄中沒有提到自己在軍區匯報會上講話的事，只說7月19日下午到晚上，在師以上幹部參加的軍區黨委擴大會議上，謝富治和王力分別作了講話，王力稱自己講的是“理論問題”，要求大家理解文化大革命。[12]
　　在這幾天中，謝富治、王力等一行先後去了屬於造反派的“新華工”、“鋼工總”總部和屬於“保守派”的“百萬雄師”總部，王力自稱，在這些場合他們“每人不超過二三十句話，沒超過中央確定的方針”。[13]即使王力說的是實話，這些活動也足以激起兩派對立情緒。更別說王力的講話還有很大煽動性。
　　王力對造反派們說，百萬雄師是保皇派，軍區支左支持保皇派，犯了方向路線錯誤。毛主席、林副主席、黨中央、中央文革支持你們，“你們受打擊的現象不允許存在，要把這種現象翻過來，一去不復返。”“‘三鋼’造反組織播放了王力講話實況錄音，同時，武漢軍區匯報會上王力嚴厲批評軍區的講話，也很快傳播出去，激起了‘百萬雄師’群眾極大憤慨。”[14]
　　群眾運動的真諦是什麼？毛澤東說要放手發動群眾，尊重群眾的首創精神，相信群眾依靠群眾。這些話都說得天衣無縫。但是，真的純粹要群眾自己“運動”起來，其自身的利益就會高於一切。在“成者王侯敗者賊”的文革大環境下，奪權失利的一方將會何等下場，是不言而喻的。“百萬雄師”有軍區做後盾，人多勢眾，奮力一搏，將滿腔怒火發泄到謝富治、王力身上，是完全正常的。這才是地道的貨真價實的“群眾運動”！毛澤東的“群眾運動”說，實際上是“運動群眾”說。另一方面，如果王力只在武漢講了些“理論問題”，大概不會是後來那個樣子。王力的這些話不可信。
　　軍區是什麼態度呢？李作鵬說，王力被造反派抓走後，周恩來要陳再道把王力找回來，當時李作鵬在場。陳再道答：“我找不回來。”
　　“看到陳再道這樣，總理就生了氣，‘啪’一聲拍了桌子，站起來大聲說：‘你這是什麼態度？你不要以為你有百萬雄師撐腰，百萬雄師算得什麼？如果把你反對中央決定，威脅毛主席安全，揪走中央文革成員的事情通報全國，八億人民就要起來反對你們。你看是八億人民的力量大，還是你百萬雄師力量大。你既然採取這種態度，你離開這裡到北京去！’
　　“陳再道低着頭，告別了總理。”[15]
　　作為親歷者，李作鵬的敘述是可信的。從傾向上說，李同情陳再道。但是，周恩來說的並不錯。群眾組織做事過槓，可以理解，一個高級將領意氣用事，如此表態，無論於公於私，都確實不妥。
　　相反，作為受到百萬雄師衝擊和綁架的王力，卻在回憶錄中沒有說陳再道、鍾漢華一句不是。他寫道：“陳再道、鍾漢華同志對中央決定的方針是擁護的，主席要他們檢討，他們也沒有任何抗拒。”[16]這話有些言不由衷。如果真的是這樣，武漢軍區的匯報會不需要開上好幾天還沒有結果；王力也不需要講話嚴厲批評武漢軍區，以至於弄得天怒人怨；陳、鍾也不會等到最後由毛澤東親自出面才表示服從，結果還捅了大婁子。至於王力為什麼要這樣說，人們會有自己的結論。
　　這是對案的好處。
 
　　四、王力的被扣和獲救

　　“七二○”事件事發突然。李作鵬在寫到“周總理回北京”這句話之後，緊接着就說：“7月20日拂曉前，百萬雄師數百人強行衝破警戒線，突然包圍謝富治、王力等人住的百花別墅，破窗而入，將謝富治圍斗一頓，將王力揪走，不知去向。同時數千人衝進武漢軍區領導機關，逼迫軍區領導對王力講話表明態度。”[17]
　　李作鵬的回憶說明：一、“七二○”事件事前沒有徵兆；二、軍區領導機關是被逼表態的一方，被動的一方；三、王力的講話絕不止是“理論問題”，而是需要軍區表態的利益攸關的重大問題。雖然這些問題的調子是毛澤東定的，但它出自王力之口。這叫“清君側”。
　　王力留下了自己被“揪走”的全過程記錄，這是一份很珍貴的材料。他說：“揪我的人有部隊的，也有群眾，主要是穿海軍制服的。”來人聲稱要把王力帶去“辯論”，弄上一輛大卡車開到軍區大院。此時的武漢軍區機關已經被百萬雄師占據，“每個人都戴着柳條帽子，拿着長矛，坐得整整齊齊，讓我從人行道中穿過。”進入一座樓房以後，王力挨了打，“打得一塌糊塗”。王力說：“這件事，軍區沒有責任，他們是保護我的。要是沒有軍區警衛營，我很可能被別有用心的人打死了。有一個人要向我開槍，警衛營長用自己的胸膛擋住了槍口。”[18]
　　毛澤東下令找回王力，此時住在東湖賓館的陳再道在混亂中被誤認為王力而受傷，鍾漢華在講台上向百萬雄師磕頭，請他們放回王力，但無濟於事。謝富治到軍區要人，並自報家門，把門的百萬雄師卻說，你要敢進來“就把你宰了！”[19]其實，這才是真正的“群眾運動”。不知毛澤東是否真的喜歡？
　　百萬雄師質問王力為何把他們打成反動組織，王力否認；對方轉而勒令王力書面承認百萬雄師是革命群眾組織，王力咬文嚼字，“堅持原則”，稱自己沒有權力簽這個字，要中央召開各派群眾組織的會議討論決定。這個會的“日程已經安排好了”。“我認為（百萬雄師）至少是群眾組織，而且是一個很大的群眾組織。”[20]現在看來，這樣的“原則”真是荒唐得很。但當時，對於百萬雄師來說，卻被視為命運攸關的大事。
　　一個膽大包天敢於從毛澤東駐地旁綁走中央文革成員的組織，冒這麼大風險，目的只是要王力簽一個承認他們是“革命組織”的保證，令人哭笑不得。這就是“群眾運動”的特徵——偏激而盲目。
　　後來，武漢軍區副司令員孔慶德將王力轉移至二十九師，然後又藏到小洪山。從北京返回武漢的周恩來見到被找回的王力，與他貼面擁抱，流了眼淚。[21]無論是軍區還是中央高層，無論是何種立場和派別，王力的安危都是他們共同關心的重要問題。事情總有底線，百萬雄師等組織的行為超越了底線。王力的下落決定許多人的命運，能安全返回，雖然傷了一條腿，還算是最好的結果。
　　關於王力的獲救，李作鵬說，武漢軍區空軍副政委劉豐聽說王力在二十九師，秘密將他轉移到空軍的一個部隊保護起來，並於21日下午報告了周恩來。王力被掠走不超過48小時。當晚，周恩來令李作鵬和劉豐帶空軍部隊將王力接到武漢山坡軍用機場，22日上午送回北京。李作鵬說：周總理“表揚劉豐立了大功，不久就升任為武漢軍區政委。”[22]後來的進程證明，這次越級提升並沒有給劉豐帶來好處。
　　王力和李作鵬兩個人的敘述，將王力獲救的過程及主要參與者串聯了起來。吳法憲在回憶錄中也做了敘述。他應當是聽劉豐報告的。[23]

　　五、保護毛澤東

　　百萬雄師等衝擊東湖掠走王力，威脅了同住東湖的毛澤東的安全，這才是頭等大事。因為這件事，邱會作和吳法憲參與了進來。
　　實際上，毛澤東並未受到直接衝擊，所謂的“危險”是需要防範的因素。李作鵬說，“誰也說不清，百萬雄師是否還要衝擊東湖賓館。毛主席的安全受到極大的威脅，當時我們在主席身邊的人都高度緊張。”毛澤東“採取了秘密偽裝等措施”完成了轉移行動，21日早打破出行不乘飛機的慣例，飛往上海。[24]
　　自20日凌晨到21日凌晨的24小時，毛澤東的安危牽動了中央高層的神經。與李作鵬的簡要敘述不同，從北京奉命趕來“救駕”的邱會作有更詳細的回憶。但不知出於何種原因，吳、李、邱和王力在回憶錄中都沒有提到，此期間和百萬雄師共同行動的，還有省軍區獨立師8201部隊。軍人的參與使事件的性質顯得格外嚴重。
　　武漢事發，江青非常緊張，要求林彪親自去武漢保護毛主席安全。7月20日上午，林彪決定派邱會作攜林彪和江青各自寫的兩封信去武漢面交毛澤東，勸毛立即離開武漢。當天下午，林彪在人大會堂召見臨行前的邱會作，對他說：“你到武漢去一趟很好。我先說一下你的任務：一、向毛主席報告全國的形勢；二、建議主席轉移一下，地點由主席自己選定。‘主席的安全就是全黨的安全’，你就說這句話是我說的；三、武漢要是發生全市動亂，陳再道又不聽指揮，圍困了主席，就設法告訴總理在武昌固守待援。”林彪指着地圖向邱會作交待：“如你無法和總理靠攏，就在王家墩機場建立指揮所，同北京保持密切聯繫。武漢附近的二十九師和空降軍已經做了戰鬥準備。”林彪要求部隊不惜一切代價保證主席安全，防止發生流血事件。邱會作走時，還根據林彪的吩咐帶上了一個醫療小組。[25]
　　應對武漢事件，林彪是盡力的，妥當的。
　　邱會作於7月20日晚十一時左右到達武漢王家墩機場，與周恩來取得聯繫。21日凌晨三點多，楊成武到機場將邱會作接到毛澤東的專列上。楊對邱會作說：“我們勝利了！跟我走！”也就是說，毛澤東已脫離了險境。邱會作向毛澤東遞交了林彪和江青的信件，轉達了林彪的話。毛完全同意林彪對全國形勢的分析，並要邱會作帶回口信。邱會作在機場向林彪報告了情況，也給吳法憲打了電話。[26]邱的任務圓滿完成。
　　毛澤東是在21日早七點半左右乘伊爾18飛機離開的。臨行前，楊成武摟着邱會作連聲說：“阿彌陀佛，阿彌陀佛！”邱在回憶錄中寫道：“我當時也很激動，我對他說：‘你無限忠於毛主席，我要向你學習！’說完他又拉着我上機去看主席。實話說，楊成武對我是很關心的，他讓我能多見到毛主席。”[27]在如此危難時刻，多見一次主席，應當是可以加分的。所以邱會作感謝楊成武。其實楊成武在武漢為維護毛澤東的安全出力更大，邱會作表示要向楊成武“學習”，那句話並不完全是應景的。
　　  邱會作還說，毛澤東本不坐飛機，此次臨時決定派飛機，起先是由飛行團長王進忠做駕駛員。空軍政委余立金認為副團長潘景寅技術更好，臨時將王進忠改為副駕駛，潘任正駕駛。潘景寅正是1971年“九一三”林彪專機的駕駛員。[28]
　　令人扼腕的是，毛澤東從武漢脫險的幾位有功之臣：楊成武、余立金、劉豐、潘景寅，再加李作鵬、邱會作，在之後的幾年中竟然沒有一個有好下場。僅存的謝富治死而不能蓋棺，又在文革結束後被開除黨籍。楊成武、余立金在“楊余傅事件”中因禍得福，林彪事件後獲得解放。文革的荒謬，可見一斑。
　　毛澤東的專機是吳法憲派出的，不過吳法憲將毛澤東從武漢起飛的時間說成是21日凌晨三點，又把邱會作到達武漢的時間說成20日下午兩點。[29]對比之下，作為武漢之行的親歷者，似乎邱會作所說的時間更為準確。李作鵬說毛澤東“上午順利安全地到達上海”，也證明了毛是早上而不是夜間離開武漢的。[30]

　　六、歡迎和批鬥

　　送走毛澤東後，邱會作即回京復命，21日晚八時起飛。[31]而李作鵬被周恩來留在武漢，協助他做些具體工作。李作鵬說，總理20日返回武漢後，為了安全，他搬入周恩來的房間睡覺，按總理的作息規律開關電燈，總理則住到李作鵬的小房間。[32]
　　周恩來於7月22日上午送謝富治、王力一行返京，然後周接着起飛。王力說：“到北京後，讓我們的飛機在天上繞圈，他先趕到機場再來迎接我們。”[33]周恩來心思縝密由此可見。他送謝富治、王力先走，以最終完成解救他們的任務；他不與王力等同機，一方面不想讓外界知道他到了武漢，也不願意自己成為被歡迎的一員；他比王力等人先到，出現在歡迎隊伍中，又避免了外界對他的缺席產生猜測。
　　李作鵬、王力、邱會作都未談及周恩來在毛澤東走後做了些什麼，說到這個問題的反而是不在武漢的吳法憲。周恩來對陳再道和鍾漢華採取了“臨時措施”，指定武漢軍區副司令孔慶德和副政委葉明臨時主持工作。周恩來“還要孔、葉二人轉告陳再道和鍾漢華，趕緊表態爭取主動”。[34]
　　北京西郊機場，周恩來為首，黨政軍和各界群眾代表數千人隆重歡迎謝富治、王力、余立金等回京。7月25日上午，天安門廣場舉行了聲勢浩大的群眾集會，歡迎謝富治、王力等中央代表團成員，聲討百萬雄師和“武漢地區一小撮黨內軍內走資派”。林彪出席了這個大會。“揪軍內一小撮”的口號從此叫響，又引出一場是非公案，不表。但李作鵬沒有在回憶錄中說到這個有林彪參加的群眾大會，邱會作則帶了半句話：“林彪除了參加天安門的大會和對曾思玉、劉豐（這兩人是新任武漢軍區司令員和政委，取代陳再道、鍾漢華。——老高注）有個‘八九’講話外，他並沒有參加對陳再道的具體處理工作。”[35]只有吳法憲說到：“這個大會，本來林彪不想參加，但江青打電話給葉群說：‘這樣的大會，林彪同志不出來不好。’這樣，林彪不得不上了天安門。”[36]
　　王力對這個大會是另一個說法：林彪對大會有“我經再三考慮，我也參加大會”的批示。毛澤東通過康生傳達了他對群眾大會的三點指示：不點王任重、陳再道的名，用“武漢地區黨內軍內一小撮走資派”代之；“百萬雄師一小撮壞頭頭”中間加幾個字，稱為“百萬雄師中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一小撮壞頭頭”；同意上天安門的名單中有聶榮臻而沒有徐向前、葉劍英。這個名單是在北京討論通過後報毛澤東的。[37]
　　有聶而無徐、葉，不讀《王力反思錄》，這個細節很多人大概都不知道。都是“二月逆流干將”，為何厚此薄彼？徐有陳再道“後台”之嫌，葉呢？
　　在文革的大環境下，陳再道、鍾漢華的下場令人提心弔膽。兩人被召到北京，接受審查和批鬥。這是高層批鬥，但卻把群眾大會上的批鬥辦法搬到了京西賓館，搬到了中央和軍隊高級幹部出席的會議上。邱會作說：“陳再道被押上台之前，一些在主席台後面的中央首長的秘書和京西賓館的工作人員給陳再道和鍾漢華‘教練’了一番並坐了‘噴氣式’，總理和台上的中央首長並沒有制止。陳再道等人站在會場的西面，面朝東站着接受批鬥。”[38]
　　陳再道的“站”，有了三種說法。邱會作說，他聽到陳再道嘟囔自己站不住了，就乘總理上廁所的機會跟了出去，在廁所門口對周恩來說：“陳再道有些站不住了，要求坐下。”“總理有些不高興，可能嫌我多嘴，瞪了我一眼，沒有說什麼。總理回到座位，他自己沒有坐下，就用命令的口氣說：‘陳再道坐下！’總理這句話，同樣對會場震動很大。”[39]
　　王力說，起初陳再道是站着，後來被迫彎腰。“我寫了條子給總理，說黨中央開會這樣彎腰合適不合適？總理遞給江青，江青說就是要叫他們彎腰。他把條子撕了，還狠狠地瞪了我一眼。”王力說，他在這個批鬥會上一言未發。[40]
　　吳法憲則在會議火藥味越來越重的情況下衝上去打了陳再道一個耳光。吳法憲說，他是想到總理在返回武漢途中，預定機場被百萬雄師人員占領無法降落，被迫改降安全條件較差的機場。“我當時想如果飛機降落時發生了什麼意外，我就將成為黨和國家的最大罪人。”他在會場上當面訓斥陳再道：“要是出了事故，你我都得掉腦袋，你知道嗎？”“我越說越氣，一時衝動之下，就打了陳再道一個耳光。”[41]
　　這無論如何不成體統。周恩來嚴厲批評了吳法憲，在第二天會議上，又點了吳法憲的名。吳法憲說“我當場表示承認錯誤”。後來輪到吳法憲主持會議時，“我還要在這之前一直站着的陳再道坐下來聽取批評，以表示我對他的一種歉意。”[42]
　　站着挨批，間或被責罵、彎腰、坐“噴氣式”甚至挨打，有時則被允許坐下。這就是陳再道被批鬥時的“待遇”。
　　李作鵬在回憶錄中沒有寫到京西賓館批鬥會的事。他在7月27日被周恩來派往上海，再次準備安排主席游泳。[43]
　　在中央的會議上尚且如此受折磨，要是按走資派反黨分子的“待遇”落到群眾組織手中，陳再道、鍾漢華的遭遇不知要比彭德懷慘多少。但是，他們兩人卻被“藏”起來了，沒有交到群眾手中。在文革初期，犯下如此“重罪”卻沒有受到群眾大會批鬥，陳再道是一個異數。這完全是毛澤東的態度決定的。所謂“態度決定一切”是也。

　　七、態度和立場

　　王力說：“主席對被迫離開武漢很惱火。這是他老人家成為黨的領袖以來從未發生過的事情。”[44]但是惱火過後，毛澤東做出了較為冷靜的判斷——“七二○”事件“不是什麼‘兵諫’，不是什麼‘謀害主席’，不是什麼‘反革命事件’，不是什麼‘住到賊窩裡去了’等等。不過是要王力作為人質，迫使中央改變武漢問題的方針。”[45]毛澤東清楚，如果真是兵變兵諫，人群就不會沖向王力的住所，他也走不出武漢，西安事變就會重演。毛當然也不願意把自己說成兵諫的對象，而且當時中國的政治形勢，也沒有人敢於直接對毛澤東動手。
　　不過毛澤東吸取了武漢的教訓。以後解決各省市的領導機構建立問題，不再把“中央代表團”派往當地，欽差大臣滿天飛，而是把地方主要派別的頭頭及有關黨政軍幹部調到北京辦“學習班”，談妥了再回去。毛澤東的“最高指示”說：辦學習班是個好辦法，很多問題可以在學習班得到解決。
　　邱會作分析毛澤東的態度比較到位。他說：“毛主席離開武漢實際是不情願的，他知道他在武漢是最大的敗家。”雖然他後來發表了“七、八、九三個月，形勢發展很快。全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形勢大好，不是小好……形勢大好的重要標誌是人民群眾充分發動起來了”的“最高指示”，但這不過是“為自己挽回了一點面子”。[46]毛澤東平生第一次嘗到了“群眾運動”的另類滋味。
　　邱會作認為，毛澤東對陳再道的寬大，是正確的，是領袖式的。“陳再道的福氣在於他是四方面軍的幹部，主席對陳再道的處理已經超過對他本人錯誤的處理，是針對四方面軍的政策來的。如果陳再道是一方面軍的幹部，政治生命早就掉了。肖華、楊成武，以至後來我們幾個人在文革中的命運就是很好的證明。”[47]這話說得有道理。毛澤東當時曾做過批示，指出凡在支左中犯了錯誤的幹部，只要檢討承認錯誤，就可以重新革命，包括“陳再道同志在內”。吳法憲說：“這最後一句是最重要的。有了毛主席的這個指示，批判會開完以後，對陳再道、鍾漢華就沒有再進一步處理了。”[48]這真是陳再道、鍾漢華的福氣。毛澤東不止一次說過允許劉少奇改正錯誤，但那完全是另一種情況。
　　其他參與了“七二○”事件的人，也有自己的態度。
　　全程經歷了“七二○”事件的李作鵬認為，“七二○”事件起因是毛澤東批評武漢軍區壓製造反派，過程是百萬雄師對抗總理指示，抓走中央文革成員王力，威脅主席安全。“但我認為，‘七二○’事件的根源是毛主席的方針、路線所致，是中央文革一伙人，妄圖通過全面內戰達到陰謀奪權所致，是毛主席對武漢地區的問題做了不正確的判斷，確定了不正確的調子和採取了不正確的處理辦法所致。”[49]
　　把“七二○”事件的爆發說成毛澤東的錯誤所致，是有道理的；說成中央文革一伙人陰謀奪權所致，聽起來順理成章，實際上比較勉強。正如王力所說，他在武漢的講話沒有脫離毛澤東的調子。百萬雄師把不滿發泄在王力身上，並不證明王力或中央文革對武漢的事情另有與毛澤東不同的打算。
　　邱會作從武漢返回北京，對吳法憲說：“我的看法，倒是革命派反擊造反派的。陳再道不聽周總理的話是紀律問題。”[50]這個態度與李作鵬一致。他們同情武漢軍區，支持百萬雄師，不願意為反軍區的“造反派”平反，但又顯然不贊成百萬雄師採取過激行動威脅主席安全。邱會作說：陳再道反對搞打砸搶的造反派，我是擁護的，但毛主席到了武漢，“主席的安全是第一位的。陳沒有把這個大前提擺好。”“陳再道是軍區司令，犯了不服從指揮，不執行命令，違反紀律的嚴重錯誤。尤其是情緒激動的群眾，為了揪王力他們，衝進了毛主席的駐地東湖賓館，主席的安全毫無保障時，武漢軍區又束手無策。”[51]
　　邱會作的評議是正確的。
　　當邱會作對吳法憲介紹武漢形勢和自己對武漢事件的看法，認為“是革命派反擊造反派”時，吳法憲說：“不管什麼派，我們倒要真的按照李文忠所說的‘毛主席揮手我前進’的話辦事，否則就會犯錯誤。”[52]如果吳法憲真的說了這句話，這就是吳法憲當時的態度。吳法憲寫回憶錄時的態度是：“現在看來，‘七二○’事件不是陳再道、鍾漢華和武漢軍區其他人所組織和操縱的。事件的爆發，主要是由於武漢廣大軍民對把百萬人參加的‘百萬雄師’打成保守組織不滿，對否定武漢軍區對他們的支持不滿，對全盤否定湖北省委、武漢市委十七年工作成績不滿，對中央文革亂說話、亂表態不滿，是一場大規模的自發的群眾對抗中央文革的運動。”[53]
　　因此可以說，吳、李、邱三人對武漢事件的態度是一致的。

　　王力的態度比較隱晦。他除了不斷表明自己在武漢一直按毛、周定的口徑行事，並未說錯話，做錯事之外，只表態說：“雖然當時中央處理武漢問題的方針是值得研究的，但主席是必須保衛的。主席當時確有危險，這個危險決不是來自陳再道、鍾漢華或軍區其他領導同志，也絕不是來自百萬雄師的廣大群眾及其負責人，而是因為兩派中都難免摻雜有個別的壞人。”[54]
　　第一，王力在寫回憶錄時仍不認為處理武漢的方針是錯誤的，而是“值得研究”，且這個方針是“中央”的，不提毛澤東。第二，王力將威脅毛澤東安全的責任安在“個別”的“兩派壞人”身上，不僅排除了陳再道的責任，而且排除了百萬雄師負責人的責任；不僅涉及百萬雄師的“壞人”，還涉及了對立面“三鋼”等造反派的“壞人”。看起來，王力作為武漢事件被衝擊和綁架的受害者，擺出了一副超脫的高姿態。但實際上，這樣的分析完全是避重就輕，把如此性質的嚴重事件說成“個別壞人”所為，實際上是用空話掩蓋實質問題。不言而喻，被“壞人”綁架的人，當然就是“好人”。
　　把王力與吳、李、邱三人的態度相對照，王力的言不由衷甚至有苦難言的窘狀十分明顯。這要從王力寫反思錄時的處境和心態說起。
　　王力在文革結束後獲得釋放，沒有像戚本禹一樣被判刑，但卻丟了黨籍。王力寫的一些東西送上去，引起鄧小平的注意，認為此人可用。1981年12月26日，鄧小平說，王力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寫的東西“立場是正確的，態度是端正的，是有理論水平的，有文字修養的，有能力為黨工作的。”[55]這就給了王力一絲期待，想通過自己的努力恢復黨籍，政治翻身。為此王力還在1990年1月20日就建議寬大處理犯錯誤的原四野老幹部致信鄧小平，“順便”提到自己也希望在有生之年“能作為一個老黨員來退休，並繼續為黨貢獻自己最後一點微薄力量。”[56]但是因為陳雲等人的極力反對，王力的願望至死沒有實現。陳雲的態度是，王力不是“三種人”，就沒人是“三種人”了！
　　原《人民日報》總編輯李莊為此表示了對王力的同情，說可能是“有關負責方面”的同志“另有考慮”或“工作太忙”，才出現了這個“應該解決而沒有能解決的問題。”[57]陳雲的表態應當就屬於李莊所說的“另有考慮”。即使如此，王力晚年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圍繞恢復黨籍這一目標進行的。
　　因此，王力在寫反思錄時，不僅對改革開放大唱讚歌，而且在寫到有關人物時非常注意其人當時的政治身份和政治地位，非常注意“分寸”，為自己留下後路（包括死後恢復名譽的可能）。比如，從“七二○”事件的章節中看，王力點名批評和指責的人都是“反黨集團成員”，包括林彪、葉群、江青、康生、謝富治、黃永勝、吳法憲等。而陳再道、鍾漢華等，因為已經是獲得平反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所以王力一味維護他們的形象，不說半句責備之語，反而不斷為他們講好話。
　　相反，吳、李、邱在武漢事件中都是保衛毛澤東安全的有功之臣。雖然他們支持武漢軍區的立場，都認為毛澤東對武漢問題的處理不正確，但也不迴避武漢軍區所應承擔的責任。這是因為比起王力來，他們沒有太多患得患失的想法。
　　最後要說一說武漢事件的“正確”和“錯誤”，“革命”和“反動”。吳、李、邱的立場都傾向於“百萬雄師”，因為他們支持武漢軍區，是軍隊將領心目中的“革命派”。而王力站在毛澤東和中央文革的立場，堅持認為“中央”處理武漢問題的方針是正確的，是“兩派的壞人”干擾了處理過程。五十年後回頭看去，武漢事件是在一場錯誤的政治運動中，地方兩派政治勢力出於各自利益而引發的衝突，僅僅是由於牽涉了中央文革成員甚至直接影響了毛澤東的安全才顯得格外嚴重。
　　實際上，它不過是全國各地在所謂“奪權鬥爭”中爆發的派系衝突的組成部分。如同不能說清華井岡山是錯誤的，就證明清華四一四是正確的，不能說“九一六”是造反派，就證明“九一五”是革命派一樣，武漢“鋼工總”受毛澤東和中央文革支持，既不能證明他們正確，也不能證明他們“反動”；“百萬雄師”綁架王力，對抗中央解決武漢問題的決策，既不能說他們是“反革命”，也不能說他們“革命”。被認作是“擁護省委”的“革命群眾組織”“百萬雄師”，在其公開發布的口號中也有“打倒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王任重、宋侃夫”的內容[58]。沒有造反對象和造反行動的群眾組織，在文革中是沒有生存空間的。
　　另一方面，在文革的軍隊支左時期，軍隊支持的一派與軍隊壓制的一派對立嚴重，甚至發生大規模武鬥，是一個普遍現象。更為複雜的情況是，地方部隊和野戰部隊支持不同派系的群眾組織，不同軍兵種支持不同派系的群眾組織，形成更嚴重的對立和武裝衝突。如果今天仍然以與軍隊的關係如何判定當年群眾組織的“革命”或“反動”，顯然有違歷史事實。
　　兩派群眾組織的負責人當然要對文革運動中本派組織造成的生命財產損失負責，而參加造反行動的各派別群眾，既是文革的參與者，也是文革的受害者。遺憾的是，筆者看過多本武漢文革兩派組織負責人寫的回憶錄，很多人的立場仍然是堅持自己派別的“革命”和對方派別的“反動”，意識不到自己是被文革發動者利用的工具。但願包括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和王力等人的回憶錄在內的文革史料，能夠幫助大家進一步認清文革和派性鬥爭的錯誤實質。

　　高看（每日一圖，與文無關。本月圖片主題：滄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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