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時試圖在腦海中想象一個畫面：經歷過文革的驚濤駭浪之後，葉劍英元帥與羅瑞卿大將，在中南海會議室內再次重逢，他們兩人會有什麼樣的表情，會對對方說什麼？——很可能，什麼往事都絕口不提，只當在歷史上完全是子虛烏有沒發生過


　　老高按：文革初期的“整倒羅瑞卿”（簡稱“倒羅”）事件，被人視作文革的前奏，當事人回憶眾多，評論分析更是汗牛充棟。但是也正由於有些人是親歷者，涉及政治利益和歷史定位，未必說了真話——未必只說真話、未必說了全部真話；而別人也未必相信親歷者說了真話、只說真話和說了全部真話。所以到現在仍然真偽混雜，成為文革研究中一個不大不小的疑點，隔三岔五地就有人將之拎出來辨析一番。
　　中國大陸的共識網在被迫關門之前發表黃力民的文章《倒羅瑞卿事件的一則解讀》，就是一例。此文我早就存下來，但最近才翻出來細讀一下，感覺有些小瑕疵（例如將謝富治之死說成是在“九一三”之前），但文章對於我們理解這一事件是有幫助的，轉載於下。
　　不過文章後半部分有一個不知是有意迴避還是無意疏漏的缺陷——或者，甚至是古代章回小說中常說的：“賣個破綻”，留下另一個話題，去讓讀者“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這就是鄧小平和葉劍英的關係問題。
　　黃力民這篇文章前半部分，寫了葉劍英、謝富治、蕭華、楊成武、劉志堅等人在“倒羅”事件中分外積極的態度和所起的重要作用。後半部分寫了鄧小平從1973年東山再起之後，再三遊說毛澤東讓羅瑞卿逐步復出——雖然羅這時已經殘疾；而對蕭華、楊成武、劉志堅等人給以冷遇（謝富治這時已死，暫且不論）。唯獨沒有寫鄧對葉劍英。
　　當然，毛在世時，以鄧當時的職務地位和權力，無法撼動葉劍英，而且葉在文革後期再次失勢（1976年2月被毛下令“因病休息”，軍權交給陳錫聯），與鄧從1975年年底開始受到排斥，1976年4月被剝奪一切職務，時間上基本相合，在幾個月中，他們的命運軌跡大體相似。文革之後，葉又與華國鋒聯手搞掉了鄧小平最大的政敵“四人幫”，幫助鄧重回中央領導崗位，不僅功績顯赫，而且是文革之後政局盡力保持穩定平衡的重要砝碼……這就讓鄧更不可能與葉翻臉了。
　　還要看到，鄧在文革中和文革後兩次復出，都面對極其複雜的局面，要解決的問題太多，相形之下，“倒羅”事件中的是是非非，在他的議事日程上未必占重要的分量。在羅瑞卿問題上，他本來就沒處在交鋒的一邊，設法讓羅瑞卿出來工作，自己多一個得力幫手，壓制軍內不同山頭桀驁不馴的軍頭，這就足矣，不可能為羅瑞卿再去得罪葉劍英。鄧小平這樣老練的政治家，葉、羅分量孰輕孰重，不難掂量。
　　黃力民的文章說：“毛澤東、鄧小平驚人一致地排斥楊成武、啟用羅瑞卿”；“鄧小平以鮮明態度啟用殘疾的羅瑞卿，蕭華、楊成武、劉志堅都被放在京外……再沒有恢復到先前的顯赫”。貶斥這些人，原因很多，“必有當年倒羅事件的影響”，黃力民這樣說，是有分寸的——只是“當年倒羅事件的影響”。
　　從政治的角度看，鄧的態度是說得過去的：這樣處置對這些人傷害不大，卻足夠起到安撫羅瑞卿的功效，而且還不至於得罪葉劍英。而葉劍英與羅瑞卿有這樣的歷史恩怨，在文革之後百廢待興、大敵仍在暗中窺伺的局面中，基本上還是做到了相忍為國。葉一直支持胡耀邦，致使胡在1987年年初下台之後感嘆，葉在就好了（葉劍英歿於1986年10月22日）；羅瑞卿也支持胡耀邦，要求軍報發表文章，介入真理標準討論。他若不死在德國，也將是中國改革開放的重要推手，胡耀邦在軍內的奧援。
　　但從歷史的角度看（這更是我關心的角度），將有關事實的來龍去脈弄清楚，不能不說，葉劍英在“倒羅”問題上，扮演了重要角色，今天在評價其歷史功過時，必須弄清楚。
　　葉劍英在羅瑞卿跳樓自殺未遂摔斷了腿之後，套用古詩說“將軍一跳身名裂”，他後來肯定後悔留下這白紙黑字。
　　葉劍英原話是這麼說的：“‘將軍一跳身名裂，向河梁，回頭萬里，故人長絕！’這是我套用稼軒詞句，把‘百戰’二字改為‘一跳’，為羅瑞卿跳樓所哼的悼語。我認為他的政治生命已經死亡了。如果要重新作人，必須真正地在政治上脫胎換骨。”
　　“將軍百戰身名裂”為辛棄疾《賀新郎·別茂嘉十二弟》下闕的首句，指西漢李陵別蘇武事。對葉劍英套改辛詞“將軍一跳身名裂”，余汝信有專文分析，列舉了幾種看法：
　　其一，是周恩來在八屆十二中全會上的發言，批評葉帥“完全站到羅瑞卿一邊”，“葉劍英對羅瑞卿的跳樓作了一首詩”；
　　其二，羅瑞卿女兒羅點點說葉對羅跳樓是“愉悅”的。她在文革結束後撰文質問：“有人不說難聽話，他們詩意大發，……被我體察到的這種愉悅，不是從迫害別人中得到，會是從何而來？不是縱慾後的滿足，又是什麼？”
　　其三，原解放軍代總長楊成武說葉是表示“惋惜”的，中國大陸黨史學者辛子陵甚至認為葉是表達“痛惜”。
　　…………
　　其實，將葉劍英長篇發言全文讀一下，或者就將上面那一句引文讀一下，意思說得很明確。上面諸說哪種靠譜，不難斷定。
　　我有時試圖在腦海中想象一個畫面：葉劍英元帥與羅瑞卿大將在文革後的中南海會議室內再次重逢，他們有什麼樣的表情，會對對方說什麼？很可能，什麼往事都不提，只當根本沒有發生過。


　　倒羅瑞卿事件的一則解讀

　　黃力民，共識網

　　對羅瑞卿的批判始於1965年12月8－15日上海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次年5月北京政治局擴大會議羅瑞卿被定性為反黨集團成員，會議同時發布著名的《五一六通知》，文革就此揭幕。研究者多認為倒羅瑞卿事件是文革的前奏，但倒羅事件的真實原由與過程至今仍難以完全揭開，本文從一個方面對此解讀。

　　一

　　五十年前，1966年3月4日揭批羅瑞卿會議在北京舉行，會議持續到4月8日（中間3月18日發生羅瑞卿跳樓），正式發言材料達80多份。4月30日主持會議的中央工作小組遞交《關於羅瑞卿同志錯誤的報告》，5月16日政治局擴大會議期間批准轉發：
　　“為了教育幹部，吸取教訓，並肅清羅瑞卿同志的錯誤影響，中央決定將中央工作小組的報告和中央的批語，發到縣委和團級黨委，這個報告所附的葉劍英、謝富治、蕭華、楊成武等同志的四個主要發言，羅瑞卿同志3月12日的檢查以及葉劍英、蕭華、楊成武、劉志堅同志4月24日向主席、中央的報告，發給地委和師級黨委，口頭傳達到縣、團級黨員幹部。”
　　中央工作小組即毛澤東指定的鄧小平、彭真、葉劍英三人，鄧小平在會議開幕式後離京去外地，彭真的作用很可笑——中央批語提到的六個附件之一葉蕭楊劉致中央信就是關於“彭真在批判羅瑞卿會議過程中的惡劣表現”，因此批羅會議實際由葉劍英主持，連同中央批語提到的謝富治、蕭華、楊成武、劉志堅，這是北京批羅會議的中堅。
　　此前上海的批羅會議由毛澤東主持，葉劍英、謝富治、蕭華、楊成武也是主要發言者。
　　林彪、葉群都沒有出席北京批羅會議。上海批羅會議時林彪沒有出席小組會議，葉群在會上有長篇發言，會議前葉群曾攜林彪信件從蘇州赴杭州面見毛澤東。林彪11月30日信寫道：
　　“有重要情況需要向你報告，好幾個重要的負責同志早就提議我向你報告。我因為怕有礙主席健康而未報告。現聯繫才知道楊尚昆的情況，覺得必須向你報告。為了使主席有時間先看材料起見，現先派葉群送呈材料，並向主席作初步口頭匯報。如主席找我面談，我可隨時到來。”
　　林彪稱“好幾個重要的負責同志早就提議我向你報告”、“現聯繫才知道楊尚昆的情況”，十分用心地表明自己的被動捲入批羅。“重要的負責同志”都有誰？說了什麼？可能永遠都難以準確知曉，但葉劍英、謝富治、蕭華、楊成武、劉志堅等人的可能性很大，他們能有此舉動，或者出自他人的授意，或者聽到某種風聲。可見葉群赴杭州面見毛澤東、在上海會議發言不過是毛澤東倒羅的眾多棋子之一，並無充足理由可以將其視為倒羅瑞卿的主要因素。
　　據張耀祠回憶，11月30日葉群到杭州面見毛澤東時楊成武、張耀祠都知曉其來意並有相互交流。

　　二

　　從上海批羅會議到文革初期，葉劍英、謝富治、蕭華、楊成武、劉志堅的情況是：
　　蕭華1959年軍委成立不久就任副秘書長，1964年任總政治部主任，1967年曾主持全軍文革小組工作。
　　楊成武1965年6月任軍委副秘書長，上海會議後羅瑞卿的軍隊職務停止，楊成武任代總參謀長，1967年始是中央文革碰頭會議成員，9月任軍委辦事組組長。
　　劉志堅1957年任總政治部副主任（繼傅鍾、蕭華、甘泗淇之後的老資格副主任），1966年5月任中央文革副組長、全軍文革組長。
　　葉劍英1966年1月與劉伯承、陳毅、徐向前同時增補為軍委副主席，5月23日任書記處書記、軍委秘書長（羅瑞卿曾有的兩個職務），8月任政治局委員。
　　謝富治是副總理兼公安部長，1966年8月任政治局候補委員、書記處書記，中央文革碰頭會議成員。
　　上海批羅會議後不再讓賀龍主持軍委日常工作，5月政治局擴大會議明確，葉劍英、楊成武、蕭華負責處理軍委日常事務。
　　5月政治局擴大會議（即通過“五一六通知”的會議。——老高注）標示文革揭幕，但林彪仍然是養病，兩個多月後毛澤東的另一着棋才將他推上文革前台。

　　三

　　1967年初劉志堅倒台，1968年初蕭華、楊成武先後倒台。
　　1973年底羅瑞卿解除監禁，1974年9月始劉志堅、楊成武、蕭華先後解除關押審查。
　　1974年11月楊成武出任排名第一的副總參謀長，此時總參謀長職位已空缺3年多，1975年1月鄧小平任總參謀長。
　　“九一三”事件後，成立了葉劍英為首的軍委辦公會議取代軍委辦事組，1975年2月5日成立軍委常務委員會取代軍委辦公會議，軍委常務委員會成員，是處理南沙作戰日常工作的六人小組葉劍英、王洪文、張春橋、鄧小平、陳錫聯、蘇振華，再加上劉伯承、徐向前、聶榮臻、粟裕、汪東興共11人。
　　在鄧小平力促下，毛澤東1975年8月批准羅瑞卿任軍委顧問。鄧小平本希望有羅瑞卿輔佐其軍隊工作，但到次年4月自己又被撤職，總參謀長職位再度空缺。
　　1977年6月鄧小平復職，8月十一大召開，羅瑞卿隨即成為新軍委秘書長（1969年4月九大以來的軍委未設秘書長職位），楊成武仍是排名第一的副總參謀長。
　　此時鄧小平還任中央副主席、副總理、軍委副主席，關注更加重要的事務。據羅瑞卿後人回憶，鄧小平原本提議恢復羅瑞卿原有職務（主要是軍委秘書長兼總參謀長），但在高層不能通過，最終達成妥協羅瑞卿任秘書長，鄧小平掛着總參謀長。鄧小平交代軍委三總部負責人，日常工作由羅瑞卿負責協調。
　　羅瑞卿即上任，9月楊成武離京任福州軍區司令（掛副總參謀長直到1980年1月），同時調新疆軍區司令楊勇任排名第一的副總參謀長、列席軍委常委（楊勇於1980年1月任軍委常委、副秘書長）。1978年羅瑞卿去世，耿飈繼任軍委秘書長，鄧小平還是總參謀長，1980年才由楊得志接任。毛澤東、鄧小平驚人一致地排斥楊成武、啟用羅瑞卿，必有當年倒羅事件的影響。
　　劉志堅復出後任軍事科學院第二政委，在葉劍英鄧小平主持的1975年8月30日全軍大單位主官調整配備時調任昆明軍區政委。
　　蕭華復出後接任軍事科學院第二政委，1977年2月調任蘭州軍區第二政委。
　　鄧小平以鮮明態度啟用殘疾的羅瑞卿，蕭華、楊成武、劉志堅都被放在京外，直到1983年退出現役，三人才回到北京，再沒有恢復到先前的顯赫。

　　四

　　歷史上高崗、饒漱石反黨集團與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反黨集團都是一次性端出，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反黨集團卻是一個一個捉出來的：
　　1965年11月10日，楊尚昆被免去中央辦公廳主任職務，專車送至廣州任省委書記處書記（後再降為地委書記處書記）。幾乎同時，軍委副秘書長兼辦公廳主任蕭向榮免職，由楊成武兼任。
　　上海批羅會議時彭真即被排除在之外（吳法憲回憶，周恩來要他不要接彭真從北京來的電話）。北京批羅會議彭真是主持人之一，毛澤東此時卻在杭州批彭真的《二月提綱》，放風彭真有問題（吳法憲回憶，會議中途毛澤東召謝富治到杭州，叫他不要與彭真聯名發言）。北京批羅會議結束後，葉劍英蕭華楊成武劉志堅聯名致信毛澤東，揭發彭真“在批判羅瑞卿會議過程中的惡劣表現”。
　　1966年3月毛澤東在杭州還指斥陸定一的中宣部是“閻王殿”，4月當時在外地的陸定一被要求不要回北京。
　　4月24日葉蕭楊劉上報中央關於“彭真在批判羅瑞卿會議過程中的惡劣表現”，5月4日劉少奇主持的政治局擴大會議在北京舉行（毛澤東仍在外地），彭真、陸定一仍出席了會議，但中途先後被中止參會資格，到26日會議結束時彭羅陸楊反黨集團已然形成。
　　逐個地捉拿彭羅陸楊，正顯示倒羅瑞卿是毛澤東縝密部署、從容操作的一步，而林彪還不可能想到倒羅瑞卿會發展成揪斗彭羅陸楊一個集團、進而揪斗一大批“赫魯曉夫那樣的個人野心家與陰謀家”，而且與自己日後躥升到副統帥竟是息息相關。

　　五

　　倒羅瑞卿事件為何成為熱議而難以釐清，實因為林彪之謎的存在。彭真延安整風時崛起而進入七屆政治局，在八屆書記處號稱副總書記。楊尚昆資格很老，遵義會議時是紅三軍團政委，抗戰時華北局書記。他們的倒台怎麼沒有這麼多關注？
　　1963年始林彪就是養病，副主席賀龍主持軍委，羅瑞卿與賀龍靠得近，就算有點怠慢林彪也並非不正常，要害是羅賀又與劉鄧關係密切。毛澤東要實現其大目標，必然先尋找突破點、掃清外圍，其中當然要有軍隊代表，如果不動羅瑞卿也是動別的人。林彪就算有整倒羅瑞卿的願望也僅限於個人恩怨，且成功把握並不大。兩相比較，應當是毛澤東主動出擊羅瑞卿的可能性大得多。
　　羅瑞卿復出後，上海會議、北京會議倒羅瑞卿的關鍵人物葉劍英、蕭華、楊成武、劉志堅（謝富治亡於“九一三”事件前）（此言有誤。謝富治死於1972年3月26日，那時已經是“九一三”之後半年了。——老高注）都會迴避“倒羅”的背景與真相。1973年12月21日毛澤東接見軍委會議人員時說“他是聽了林彪的一面之詞，錯整了賀龍、羅瑞卿和楊、余、傅”，表明毛澤東承認是他整了羅瑞卿，至於是否“聽了林彪的一面之詞”？可謂死無對證了。


　　高看（每日一圖，與文無關。本月圖片主題：滄海）

�　　攝於美國長島最東端、大西洋海濱的Monta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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