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时试图在脑海中想象一个画面：经历过文革的惊涛骇浪之后，叶剑英元帅与罗瑞卿大将，在中南海会议室内再次重逢，他们两人会有什么样的表情，会对对方说什么？——很可能，什么往事都绝口不提，只当在历史上完全是子虚乌有没发生过


　　老高按：文革初期的“整倒罗瑞卿”（简称“倒罗”）事件，被人视作文革的前奏，当事人回忆众多，评论分析更是汗牛充栋。但是也正由于有些人是亲历者，涉及政治利益和历史定位，未必说了真话——未必只说真话、未必说了全部真话；而别人也未必相信亲历者说了真话、只说真话和说了全部真话。所以到现在仍然真伪混杂，成为文革研究中一个不大不小的疑点，隔三岔五地就有人将之拎出来辨析一番。
　　中国大陆的共识网在被迫关门之前发表黄力民的文章《倒罗瑞卿事件的一则解读》，就是一例。此文我早就存下来，但最近才翻出来细读一下，感觉有些小瑕疵（例如将谢富治之死说成是在“九一三”之前），但文章对于我们理解这一事件是有帮助的，转载于下。
　　不过文章后半部分有一个不知是有意回避还是无意疏漏的缺陷——或者，甚至是古代章回小说中常说的：“卖个破绽”，留下另一个话题，去让读者“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这就是邓小平和叶剑英的关系问题。
　　黄力民这篇文章前半部分，写了叶剑英、谢富治、萧华、杨成武、刘志坚等人在“倒罗”事件中分外积极的态度和所起的重要作用。后半部分写了邓小平从1973年东山再起之后，再三游说毛泽东让罗瑞卿逐步复出——虽然罗这时已经残疾；而对萧华、杨成武、刘志坚等人给以冷遇（谢富治这时已死，暂且不论）。唯独没有写邓对叶剑英。
　　当然，毛在世时，以邓当时的职务地位和权力，无法撼动叶剑英，而且叶在文革后期再次失势（1976年2月被毛下令“因病休息”，军权交给陈锡联），与邓从1975年年底开始受到排斥，1976年4月被剥夺一切职务，时间上基本相合，在几个月中，他们的命运轨迹大体相似。文革之后，叶又与华国锋联手搞掉了邓小平最大的政敌“四人帮”，帮助邓重回中央领导岗位，不仅功绩显赫，而且是文革之后政局尽力保持稳定平衡的重要砝码……这就让邓更不可能与叶翻脸了。
　　还要看到，邓在文革中和文革后两次复出，都面对极其复杂的局面，要解决的问题太多，相形之下，“倒罗”事件中的是是非非，在他的议事日程上未必占重要的分量。在罗瑞卿问题上，他本来就没处在交锋的一边，设法让罗瑞卿出来工作，自己多一个得力帮手，压制军内不同山头桀骜不驯的军头，这就足矣，不可能为罗瑞卿再去得罪叶剑英。邓小平这样老练的政治家，叶、罗分量孰轻孰重，不难掂量。
　　黄力民的文章说：“毛泽东、邓小平惊人一致地排斥杨成武、启用罗瑞卿”；“邓小平以鲜明态度启用残疾的罗瑞卿，萧华、杨成武、刘志坚都被放在京外……再没有恢复到先前的显赫”。贬斥这些人，原因很多，“必有当年倒罗事件的影响”，黄力民这样说，是有分寸的——只是“当年倒罗事件的影响”。
　　从政治的角度看，邓的态度是说得过去的：这样处置对这些人伤害不大，却足够起到安抚罗瑞卿的功效，而且还不至于得罪叶剑英。而叶剑英与罗瑞卿有这样的历史恩怨，在文革之后百废待兴、大敌仍在暗中窥伺的局面中，基本上还是做到了相忍为国。叶一直支持胡耀邦，致使胡在1987年年初下台之后感叹，叶在就好了（叶剑英殁于1986年10月22日）；罗瑞卿也支持胡耀邦，要求军报发表文章，介入真理标准讨论。他若不死在德国，也将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推手，胡耀邦在军内的奥援。
　　但从历史的角度看（这更是我关心的角度），将有关事实的来龙去脉弄清楚，不能不说，叶剑英在“倒罗”问题上，扮演了重要角色，今天在评价其历史功过时，必须弄清楚。
　　叶剑英在罗瑞卿跳楼自杀未遂摔断了腿之后，套用古诗说“将军一跳身名裂”，他后来肯定后悔留下这白纸黑字。
　　叶剑英原话是这么说的：“‘将军一跳身名裂，向河梁，回头万里，故人长绝！’这是我套用稼轩词句，把‘百战’二字改为‘一跳’，为罗瑞卿跳楼所哼的悼语。我认为他的政治生命已经死亡了。如果要重新作人，必须真正地在政治上脱胎换骨。”
　　“将军百战身名裂”为辛弃疾《贺新郎·别茂嘉十二弟》下阙的首句，指西汉李陵别苏武事。对叶剑英套改辛词“将军一跳身名裂”，余汝信有专文分析，列举了几种看法：
　　其一，是周恩来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的发言，批评叶帅“完全站到罗瑞卿一边”，“叶剑英对罗瑞卿的跳楼作了一首诗”；
　　其二，罗瑞卿女儿罗点点说叶对罗跳楼是“愉悦”的。她在文革结束后撰文质问：“有人不说难听话，他们诗意大发，……被我体察到的这种愉悦，不是从迫害别人中得到，会是从何而来？不是纵欲后的满足，又是什么？”
　　其三，原解放军代总长杨成武说叶是表示“惋惜”的，中国大陆党史学者辛子陵甚至认为叶是表达“痛惜”。
　　…………
　　其实，将叶剑英长篇发言全文读一下，或者就将上面那一句引文读一下，意思说得很明确。上面诸说哪种靠谱，不难断定。
　　我有时试图在脑海中想象一个画面：叶剑英元帅与罗瑞卿大将在文革后的中南海会议室内再次重逢，他们有什么样的表情，会对对方说什么？很可能，什么往事都不提，只当根本没有发生过。


　　倒罗瑞卿事件的一则解读

　　黄力民，共识网

　　对罗瑞卿的批判始于1965年12月8－15日上海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次年5月北京政治局扩大会议罗瑞卿被定性为反党集团成员，会议同时发布著名的《五一六通知》，文革就此揭幕。研究者多认为倒罗瑞卿事件是文革的前奏，但倒罗事件的真实原由与过程至今仍难以完全揭开，本文从一个方面对此解读。

　　一

　　五十年前，1966年3月4日揭批罗瑞卿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持续到4月8日（中间3月18日发生罗瑞卿跳楼），正式发言材料达80多份。4月30日主持会议的中央工作小组递交《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的报告》，5月16日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批准转发：
　　“为了教育干部，吸取教训，并肃清罗瑞卿同志的错误影响，中央决定将中央工作小组的报告和中央的批语，发到县委和团级党委，这个报告所附的叶剑英、谢富治、萧华、杨成武等同志的四个主要发言，罗瑞卿同志3月12日的检查以及叶剑英、萧华、杨成武、刘志坚同志4月24日向主席、中央的报告，发给地委和师级党委，口头传达到县、团级党员干部。”
　　中央工作小组即毛泽东指定的邓小平、彭真、叶剑英三人，邓小平在会议开幕式后离京去外地，彭真的作用很可笑——中央批语提到的六个附件之一叶萧杨刘致中央信就是关于“彭真在批判罗瑞卿会议过程中的恶劣表现”，因此批罗会议实际由叶剑英主持，连同中央批语提到的谢富治、萧华、杨成武、刘志坚，这是北京批罗会议的中坚。
　　此前上海的批罗会议由毛泽东主持，叶剑英、谢富治、萧华、杨成武也是主要发言者。
　　林彪、叶群都没有出席北京批罗会议。上海批罗会议时林彪没有出席小组会议，叶群在会上有长篇发言，会议前叶群曾携林彪信件从苏州赴杭州面见毛泽东。林彪11月30日信写道：
　　“有重要情况需要向你报告，好几个重要的负责同志早就提议我向你报告。我因为怕有碍主席健康而未报告。现联系才知道杨尚昆的情况，觉得必须向你报告。为了使主席有时间先看材料起见，现先派叶群送呈材料，并向主席作初步口头汇报。如主席找我面谈，我可随时到来。”
　　林彪称“好几个重要的负责同志早就提议我向你报告”、“现联系才知道杨尚昆的情况”，十分用心地表明自己的被动卷入批罗。“重要的负责同志”都有谁？说了什么？可能永远都难以准确知晓，但叶剑英、谢富治、萧华、杨成武、刘志坚等人的可能性很大，他们能有此举动，或者出自他人的授意，或者听到某种风声。可见叶群赴杭州面见毛泽东、在上海会议发言不过是毛泽东倒罗的众多棋子之一，并无充足理由可以将其视为倒罗瑞卿的主要因素。
　　据张耀祠回忆，11月30日叶群到杭州面见毛泽东时杨成武、张耀祠都知晓其来意并有相互交流。

　　二

　　从上海批罗会议到文革初期，叶剑英、谢富治、萧华、杨成武、刘志坚的情况是：
　　萧华1959年军委成立不久就任副秘书长，1964年任总政治部主任，1967年曾主持全军文革小组工作。
　　杨成武1965年6月任军委副秘书长，上海会议后罗瑞卿的军队职务停止，杨成武任代总参谋长，1967年始是中央文革碰头会议成员，9月任军委办事组组长。
　　刘志坚1957年任总政治部副主任（继傅钟、萧华、甘泗淇之后的老资格副主任），1966年5月任中央文革副组长、全军文革组长。
　　叶剑英1966年1月与刘伯承、陈毅、徐向前同时增补为军委副主席，5月23日任书记处书记、军委秘书长（罗瑞卿曾有的两个职务），8月任政治局委员。
　　谢富治是副总理兼公安部长，1966年8月任政治局候补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央文革碰头会议成员。
　　上海批罗会议后不再让贺龙主持军委日常工作，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明确，叶剑英、杨成武、萧华负责处理军委日常事务。
　　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即通过“五一六通知”的会议。——老高注）标示文革揭幕，但林彪仍然是养病，两个多月后毛泽东的另一着棋才将他推上文革前台。

　　三

　　1967年初刘志坚倒台，1968年初萧华、杨成武先后倒台。
　　1973年底罗瑞卿解除监禁，1974年9月始刘志坚、杨成武、萧华先后解除关押审查。
　　1974年11月杨成武出任排名第一的副总参谋长，此时总参谋长职位已空缺3年多，1975年1月邓小平任总参谋长。
　　“九一三”事件后，成立了叶剑英为首的军委办公会议取代军委办事组，1975年2月5日成立军委常务委员会取代军委办公会议，军委常务委员会成员，是处理南沙作战日常工作的六人小组叶剑英、王洪文、张春桥、邓小平、陈锡联、苏振华，再加上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粟裕、汪东兴共11人。
　　在邓小平力促下，毛泽东1975年8月批准罗瑞卿任军委顾问。邓小平本希望有罗瑞卿辅佐其军队工作，但到次年4月自己又被撤职，总参谋长职位再度空缺。
　　1977年6月邓小平复职，8月十一大召开，罗瑞卿随即成为新军委秘书长（1969年4月九大以来的军委未设秘书长职位），杨成武仍是排名第一的副总参谋长。
　　此时邓小平还任中央副主席、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关注更加重要的事务。据罗瑞卿后人回忆，邓小平原本提议恢复罗瑞卿原有职务（主要是军委秘书长兼总参谋长），但在高层不能通过，最终达成妥协罗瑞卿任秘书长，邓小平挂着总参谋长。邓小平交代军委三总部负责人，日常工作由罗瑞卿负责协调。
　　罗瑞卿即上任，9月杨成武离京任福州军区司令（挂副总参谋长直到1980年1月），同时调新疆军区司令杨勇任排名第一的副总参谋长、列席军委常委（杨勇于1980年1月任军委常委、副秘书长）。1978年罗瑞卿去世，耿飚继任军委秘书长，邓小平还是总参谋长，1980年才由杨得志接任。毛泽东、邓小平惊人一致地排斥杨成武、启用罗瑞卿，必有当年倒罗事件的影响。
　　刘志坚复出后任军事科学院第二政委，在叶剑英邓小平主持的1975年8月30日全军大单位主官调整配备时调任昆明军区政委。
　　萧华复出后接任军事科学院第二政委，1977年2月调任兰州军区第二政委。
　　邓小平以鲜明态度启用残疾的罗瑞卿，萧华、杨成武、刘志坚都被放在京外，直到1983年退出现役，三人才回到北京，再没有恢复到先前的显赫。

　　四

　　历史上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与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都是一次性端出，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却是一个一个捉出来的：
　　1965年11月10日，杨尚昆被免去中央办公厅主任职务，专车送至广州任省委书记处书记（后再降为地委书记处书记）。几乎同时，军委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萧向荣免职，由杨成武兼任。
　　上海批罗会议时彭真即被排除在之外（吴法宪回忆，周恩来要他不要接彭真从北京来的电话）。北京批罗会议彭真是主持人之一，毛泽东此时却在杭州批彭真的《二月提纲》，放风彭真有问题（吴法宪回忆，会议中途毛泽东召谢富治到杭州，叫他不要与彭真联名发言）。北京批罗会议结束后，叶剑英萧华杨成武刘志坚联名致信毛泽东，揭发彭真“在批判罗瑞卿会议过程中的恶劣表现”。
　　1966年3月毛泽东在杭州还指斥陆定一的中宣部是“阎王殿”，4月当时在外地的陆定一被要求不要回北京。
　　4月24日叶萧杨刘上报中央关于“彭真在批判罗瑞卿会议过程中的恶劣表现”，5月4日刘少奇主持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毛泽东仍在外地），彭真、陆定一仍出席了会议，但中途先后被中止参会资格，到26日会议结束时彭罗陆杨反党集团已然形成。
　　逐个地捉拿彭罗陆杨，正显示倒罗瑞卿是毛泽东缜密部署、从容操作的一步，而林彪还不可能想到倒罗瑞卿会发展成揪斗彭罗陆杨一个集团、进而揪斗一大批“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与阴谋家”，而且与自己日后蹿升到副统帅竟是息息相关。

　　五

　　倒罗瑞卿事件为何成为热议而难以厘清，实因为林彪之谜的存在。彭真延安整风时崛起而进入七届政治局，在八届书记处号称副总书记。杨尚昆资格很老，遵义会议时是红三军团政委，抗战时华北局书记。他们的倒台怎么没有这么多关注？
　　1963年始林彪就是养病，副主席贺龙主持军委，罗瑞卿与贺龙靠得近，就算有点怠慢林彪也并非不正常，要害是罗贺又与刘邓关系密切。毛泽东要实现其大目标，必然先寻找突破点、扫清外围，其中当然要有军队代表，如果不动罗瑞卿也是动别的人。林彪就算有整倒罗瑞卿的愿望也仅限于个人恩怨，且成功把握并不大。两相比较，应当是毛泽东主动出击罗瑞卿的可能性大得多。
　　罗瑞卿复出后，上海会议、北京会议倒罗瑞卿的关键人物叶剑英、萧华、杨成武、刘志坚（谢富治亡于“九一三”事件前）（此言有误。谢富治死于1972年3月26日，那时已经是“九一三”之后半年了。——老高注）都会回避“倒罗”的背景与真相。1973年12月21日毛泽东接见军委会议人员时说“他是听了林彪的一面之词，错整了贺龙、罗瑞卿和杨、余、傅”，表明毛泽东承认是他整了罗瑞卿，至于是否“听了林彪的一面之词”？可谓死无对证了。


　　高看（每日一图，与文无关。本月图片主题：沧海）

�　　摄于美国长岛最东端、大西洋海滨的Monta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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