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蔣同時代的政治家兼對手的周恩來曾評價說：“蔣介石作為一個戰術家，是一個拙劣的外行，說他是個戰略家也許還湊合”，“他的政治嗅覺比軍事嗅覺敏銳”，“這便是他得以戰勝其他軍閥之所在”。蔣堅持“攘外必先安內”，就是一個證明

　　老高按：前幾天我轉發了樊樹志的文章《崇禎：攘外與安內的兩難選擇》，從明末的兩難，提到上個世紀蔣介石，有網友跟帖斷言：“‘攘外必先安內’只是不過是左派知識分子，士大夫，儒生，為反蔣杜撰出來，栽贓嫁禍，政治宣傳而已。”
　　這個說法讓我詫異。“攘外”還是“安內”孰為優先，是當時真實的重大戰略分歧，是執政各派系、乃至主流集團內部、以及社會各階層爭論不已的焦點話題。事過幾十年之後的今天，我們有條件看到了蔣介石日記以及其它確鑿史料，當然對執政者的心態、意圖有了比較真切的把握，但當時的人們沒有條件像我們這樣當“事後諸葛亮”，在當時，這一切都紛紜喧嚷、並未分明，需要充分地討論。反蔣力量抨擊“攘外必先安內”當然有其盤算；而蔣介石其實也需要用“攘外必先安內”這樣言簡意賅的口號，儘可能地深入人心、抓住人心，最大限度地動員各個階層民眾，使之認同執政者集團的戰略。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羅敏在《中華民國史研究》上發表了一篇文章《蔣介石的“安內”政策》，我轉載於下，或許能更進一步幫助我們理解當時中國的複雜形勢和蔣氏的圖謀。


　　蔣介石的“安內”政策

　　羅敏，愛思想，原載《中華民國史研究》第1輯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攘外必先安內”是九一八事變後蔣介石堅持的基本政策。本文從政治空間的角度，分別考察蔣介石對東北、華北、西北、華中、西南、東南地區的處置策略，以此反映“安內”政策在1930年代的演變。本文原題為《蔣介石的政治空間戰略觀念——以其“安內”政策為中心的探討》，有刪節。原載於《中華民國史研究》第1輯。

　　與蔣同時代的政治家也是對手的周恩來曾評價稱：“蔣介石作為一個戰術家，他是一個拙劣的外行，說他是個戰略家也許還湊合”，“他的政治嗅覺比軍事嗅覺敏銳”，“這便是他得以戰勝其他軍閥之所在”。九一八事變爆發之際，蔣正處於內外交困之中。他在日記中是這樣描述的：“局勢日趨緊急，粵變有蔓延之勢，赤匪有猖獗之象，北方尚未穩定，倭患正在醞釀，加之洪水成災，哀鴻遍野，此誠天災人禍、內憂外患交迫之時，險象環生，大局嚴重，未有如今日之甚者也。”為了應對這一前所未有之危局，蔣所堅持的基本政策是“攘外必先安內”。“安內”是這一政策的前提和中心。
　　蔣之“安內”政策的首要目標為中共，其次則為國內處於割據狀態的地方實力派。從空間分布看，以蔣為首的南京政府的統治根基依然未出長江中下游流域七省之範圍。而中共在其中心勢力範圍內的武漢、南昌、南京等地附近先後建立了中央、湘鄂贛、鄂豫皖、湘鄂西和閩浙贛等幾大根據地，游擊區達到124縣以上，蔣三度“圍剿”均未奏效。當時的地方實力派中，除去東北的張學良與蔣關係密切外，南方的粵桂是反蔣的大本營，西南的川滇黔、西北的晉陝甘青基本都各自為政，不受南京控制。
　　蔣對如何“安內”是有先後緩急之別的，並根據國內外形勢的變化而不斷調整。1932年底，蔣在永綏艦中思索對內的“基本政策”，認為“第一步肅清赤匪，整理政治，以鞏固基本勢力，保全中心區域”，“對西北掌握、西南聯絡，對南部妥協，對北部親善、放任”。1933年熱河失守後，蔣對北方的政策由放任轉為統制，於3月6日北上保定，撤換張學良，以“鎮攝北方為革命基礎”。至1934年中，隨着“剿共”形勢的變化，蔣對南方的粵桂反對勢力由消極“妥協”轉為積極“平定”。自1934年7月10以後，蔣每日都將“平粵計劃”列入日記的“注意欄內”，“以為自檢”。

　　安定北方

　　在1930年代特定的時空背景下，蔣介石作為國家領導人的首要職責，是保衛領土與主權的完整。九一八事變後，蔣獲知日本出兵攻占瀋陽、長春、營口等地的消息後，“心神哀痛，如喪考妣”，在日記中痛下決心寫道：“苟為我祖我宗之子孫，則不收回東省永無人格矣。小子勉之。”事變後第二年，1932年9月13日，蔣又在日記中寫道：“預期十年以內，恢復東三省，同為中華人民血氣之倫，當以此奮勉。而況為我父母之所生者乎？”“預期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中秋節恢復東三省，解放朝鮮，收回台灣，琉球。”
　　作為弱國的領袖，蔣有一個基本觀點，即認為弱國的國防不能像強國那樣“重邊疆”，“取攻勢”，只能“重核心”，“取守勢”。在東北邊疆已失的既定事實面前，蔣主張“東北失地任國聯以政治方法解決，不願以武力反攻收回”。蔣認為，真正攸關存亡的是關內的華北，如果日本“欲在關內再進”，“則必死力抵抗，雖被其全國占領封鎖，亦所不恤”。
　　九一八事變後，作為蔣之政治盟友的張學良，因失土之責而遭受粵方的攻訐。1932年1月錦州失守後，粵方元老鄒魯在四屆一中全會上提出懲辦張學良案，張之地位因此岌岌可危。此時，蔣雖已自身不保，因粵方反對而宣告下野，但依然設法保張。1月8日，蔣致電宋子文，告以：“此時以鞏固漢卿地位為惟一要旨，如漢卿能不辭職，務望勿辭。”在蔣看來，粵方之所以力主懲張是欲“借外侮之名先掃除其所謂蔣派勢力，北方則由馮主持以倒張；南方則由粵桂出兵兩湖，以除蔣也”。
　　1932年1月中旬，蔣介石聯手汪精衛，重返政治舞台，由汪出任行政院長，蔣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形成蔣主軍、汪主政的政治格局。在這一政治格局下，蔣對日堅持“一面交涉、一面抵抗”的外交方針，對內基本政策為“統北緩南”，“對南部妥協，對北部親善、放任”。蔣在力所不及的情況下，對胡漢民、陳濟棠等人割據兩廣，只能暫取妥協、聯絡的態度，而對北方則力主維持現狀，繼續支持張學良。值得注意的是，此時蔣對桂系負責與中央聯絡的政客王季文所述“階段鬥爭急於民族鬥爭，暫失東北，令倭寇為我防範蘇赤，未始非計”的看法，表示讚許之意，認為王“有幾分觀察能力”，“皆中肯之談也”。
　　蔣這一“統北緩南”的戰略部署為汪精衛與張學良之間的衝突所打破。1932年5月，《中日上海停戰及日方撤軍協定》簽署後，日本軍隊對南方的侵擾暫告平息，將目標轉向北方的熱河。6、7月間，行政院長汪精衛因不滿於張學良對日軍侵熱的消極敷衍，力主撤換。此時，蔣正坐鎮漢口部署新一輪的“剿共”攻勢。他對汪、張之間的矛盾感到左右為難，一方面他對張學良的懦弱和無所作為深感遺憾，認為“不能不管”，“如放任則又恐變為東北第二”；但是“如管理則時間不許，實力亦差，而與縮小範圍之旨相反”。在蔣看來，“如能假我三月至半年時間，則事可為也”。
　　隨着熱河危機的加劇，汪、張關係終至破裂。8月6日，汪精衛公開致電張學良，高調宣稱“毋使熱河平津為東北錦州之續”，願辭去行政院長的職務來勸告張同時下野。面對驟然爆發的汪、張衝突，蔣以“在剿匪期間，決不能回京”為由，坐鎮武漢，沉機觀變。蔣力主繼續維持現狀，“中央處理，以汪復行政院為宜，否則只有自任；北方處理，以留張在平為宜，如不能留，則只有以余自任委員長”，“繼持現狀，待剿匪成功之後，再問北方之事也”。為了保持北方的安定，同時因汪之去張背後其實別有用心，蔣對張學良採取了去名存實的處理方法，先令張辭職，撤銷北平綏靖公署，後改設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委員長由蔣自兼，張以私人名義代為主持。
　　蔣雖一再督促張學良出兵入熱，但並非要求其與日本展開大規模的決戰，確保熱河不失，只是希望張能犧牲一部分自己的部隊，使日本人進占熱河時要付出相當之代價，為自己爭得一些面子而已。實際上，蔣對熱河局勢早已“預備其失守”，甚至做好失地後被反動勢力攻擊得體無完膚的心理準備。蔣認為，即使遭受如此侮辱，也要“卓立不動”，“以貫徹余攘外必先安內，抗日必先清匪之主張，先鞏固革命基礎，整頓革命陣容，再與倭寇決戰也”。
　　但事與願違，奉軍毫無鬥志，凌源、承德在毫無抵抗的情況下，相繼失守。蔣實在忍無可忍，認為“此種失地，誠不能為天下後世諒也”，於是決定北上保定。3月6日午夜，蔣由漢口乘車北上，途徑新店、信陽，於7日晚10時到鄭州，8日下午3時到高邑，5時許抵達石家莊，9日下午3時由石家莊出發，於7時到保定。蔣在保定、石家莊之間停留了大約半個月，直至25日才乘機離開。
　　蔣北上保定後，以熱河失守為由，撤換了張學良，對北方政局由“放任”轉為統制，欲“鎮攝北方為革命基礎”。蔣因念及張翊贊中央維護統一之前功，其內心對去張頗為“懸念不定”，甚感“公私之間為難”。蔣既擔心張“不能諒解”，又怕張不願離職，“不能速決其行也”。張離職後，蔣曾動念藉機改編東北軍，但因擔心此舉會引起內爭，甚感不安，“決以大公示之，乃即中止，此或一良知所致也”。
　　張學良去職後，蔣即親自指揮北上的中央軍參加長城一線的保衛戰。3月11日，他在日記中記稱：“連日古北上與喜峰二口戰事激烈。廿五師關師長在古北口受傷四處，不勝悲憤。中央軍犧牲之價值，此為初試也。”3月16日，又記曰：“宋哲元部，在喜峰口激戰七日，擊退倭寇，足以挫寇鋒而張軍譽也。”為確保關內安全，蔣對長城抗戰態度堅定，大有寧為玉碎之勢。3月20日，蔣在日記中寫道：“今日對倭一面交涉之方針，已失其效，惟有抵抗之一面而已。與其坐而待亡，不如抵抗而亡，以留中華民族光榮歷史最後之一頁，況抵抗決無滅亡之理，而且惟有抵抗為圖存之道。”
　　長城抗戰最後雖仍以中方的妥協退讓告終，但中央軍在長城一線誓死抵抗，浴血奮戰，“犧牲之價值”是充分表明了中方抵抗的決心，令日本方面不得不有所戒懼。《塘沽協定》的簽署令日本對關內的侵擾暫告一段落，為蔣贏得了寶貴的“整頓準備”的時機。6月5日，蔣在日記中寫道：“上星期以來，協定發表後，停戰政策得告段落，國民乃得比較安定。國際當有進步，對內對外得此整頓準備之餘豫，復興之基，其立於此。”

　　坐鎮華中

　　九一八事變後，面對內憂外患、南北分崩之局面，蔣堅持“第一步肅清赤匪，整理政治，以鞏固基本勢力，保全中心區域”。1932年6月《上海停戰協定》剛一簽訂，蔣便離京南下，在廬山稍事修整後，於28日啟程前往武漢。蔣常駐武漢辦公達半年之久，直至年底召開四屆三中全會前夕才回到南京。
　　消滅長江流域的中共武裝，是蔣實現其“保全中心區域”戰略目標的第一步。1932年5月，蔣就任鄂豫皖三省“剿匪”總司令，開始積極準備發動新一輪“圍剿”攻勢。蔣吸收了前幾次“剿共”失敗的教訓，不同於以往僅側重於軍事方面的“圍剿”，提出軍事、政治、經濟、社會等方面措施互相配合的總體進剿戰略。6月7日，蔣在日記中寫道：“此次剿匪，先求軍紀嚴明，次求吏治清明，再以團警、土地、賑濟、運轉之方補充之，其要在於多設偵察監督機關。又在於得公正勤勞，有正氣，有血氣之人也。對於土地問題二說，一在恢復原狀，歸還地主；一在設施新法，實行耕者有其地主義。對於耆伸亦有二說，一在利用耆紳，招徠士民；一在注重貧民，輕視耆紳，以博貧民歡心。余意二者可兼用也。”次日，又寫道：“以後剿匪方針，決以開闢道路為首，次以組織民團整頓警察，再次以救濟貧民，施行教育，宣傳主義，平均地權以為根本之圖。”11日，又思考認為：“此次剿匪經費決以半數為修路，築碉、賑濟之用，而治本之道則注重於清廉縣長與組織保甲、訓練民團，分配土地，施放種籽也。決不求其速剿，只望其漸清也。”蔣駐漢指揮“圍剿”可謂不遺餘力，其7月23日日記寫道：“今日為岳母逝世周年，時日如滾，忽忽一年，不能再見此賢母，哀哉。不能上山與妻共同盡禮，以剿匪任務，與倭寇擾熱問題，不敢以私慶公，亦不敢畏暑偷懶耳。”在蔣親自指揮下，國民黨軍隊先後攻占了洪湖、新集、金家寨等地，鄂中“剿匪”略告段落。9月12日，蔣在日記中寫道：“上星期，東克麻埠，西克新集，此剿匪第一期計劃，得有進步也。”14日，又記稱：“英山與商城先後克復，贛南且有一師之眾來降，是乃民族復興、赤匪消滅之一轉機，甚祈天佑中華，俾早日肅清內亂，統一中國，保障東亞，勿使倭奴慘殘人類，欺凌中華也。”21日，蔣又記曰：“第十師，昨午克復金家寨，此心為之一慰，從此江北之匪易清，而抗日之基漸立矣。”
　　江西南昌是蔣常川駐守的另一華中重鎮。1933年1月，面對日本侵逼熱河，蔣決定“先剿赤而後對日”，於1月29日動身前往江西“剿共”。4月3日，蔣北上保定處理完張學良後，因“江西新淦失守，情形緊急”，決定“前往震懾”。蔣抵達南昌第二天便與江西省主席熊式輝急馳撫州，聽取各將領的報告後，決定先“收復”新淦，並肅清永樂間的共產黨軍隊。蔣還“甚思以後剿匪戰術編制與組織有所改正，以期奏效也。戰略應準備三個縱隊，分置南城、宜黃與永豐三點，以待赤匪之弱點而進襲之”。整個1933年，蔣除了曾於3月北上保定處理北方政局外，始終無聲無臭，在江西埋頭“剿共”。
　　與氣候炎熱的武漢、南昌相比，江西廬山是名副其實的避暑勝地。蔣曾在日記中記稱：“山下嶺上氣候實差廿度，不啻有天壤之別矣。”廬山怡人的氣候和清麗的山水成為蔣在內憂外患、萬事繁錯之中放鬆身心、靜心思慮的場所。蔣曾為此而發“政治事業不能脫離，而此心未嘗一日忘於林泉之間”之慨。1932年6月9日，蔣在發動新一輪“剿共”攻勢前，曾偕同家人前往廬山休整，至27日才下山赴漢。蔣身處廬山林泉之間，慨嘆道：“性情雅逸，精神愉爽，故心思專一，對於政治與國防皆能發幽抉微，雖勞不疲，山水之有助於人如此，殊足貴也。古人著作多成於山林間，諒哉。”同年7月24日，蔣因不堪忍受武漢的酷暑，偷得一日之閒，回山一覽，不禁感慨“更覺古人所謂清閒靜幽之福，真不易得而享受也”。五天之後，蔣又重上牯嶺。他站在九十九峰亭眺望漢陽峰與鄱陽湖時，頓覺“心神怡悅，思想開展”，關於如何闡發建國中心理論的計劃醞釀於胸，“擬著中山學社從書，題名‘國防為一切建設之中心’，而以建國大綱為‘政治建設’。又以民族為三民主義之主體，所謂民權與民生皆不能離開民族而獨立也”。
　　廬山對蔣來說不僅僅是純粹地理意義上的休閒空間，更是開展整軍、討論決定黨國大計的重要政治空間。借“剿共”之機整頓基本部隊是蔣對日忍辱負重、臥薪嘗膽背後的用心所在。1933年2月22日，蔣思考出處時，認為：“以剿匪整軍未完，當以不出為原則”。蔣還在日記中多處強調：“整理部隊與地方，以及基本組織，此三者如能按期進行，埋頭做去，必有得濟之時。”第四次“圍剿”失利後，蔣下決心對國民黨軍隊進行全面整編。1933年7、8、9三個月，蔣在廬山舉辦了三期暑期軍官訓練團。他對在廬軍官的訓練不辭辛勞，用心“耕耘”。7月23日，蔣於晨4時半起床，靜坐、早餐後，5時半由觀音橋出發，經白鹿洞至海會寺軍官訓練團駐地後，對軍官團訓話長達一個半小時之久。中午11時，蔣又對軍官團的教官訓話約半小時。經過一上午緊張而忙碌的訓話後，蔣雖自感體力漸強，“不覺其疲勞”，但陪同其前往的戴季陶卻以其“過勞與舌齒音混為慮”。蔣駐廬山三個月期間，共培訓軍官7500餘名，他對訓練的結果充滿信心，在日記中寫道：“三月來，所組織之廬山軍官團，至今日已三期完畢，自信訓練之後，必於剿匪建國有一進步也。”
　　蔣在北方危機不斷的情形下，之所以選擇坐鎮華中，一方面固然是為了“安內”，剿除中共的武裝，同時也是為了避責，避免成為對日妥協政策攻擊的目標。1932年，蔣、汪在“共赴國難”的口號下再次攜手合作，大致形成了蔣專責“剿共”、汪負責對日交涉的分工格局。時任中央黨部秘書的王子壯對汪蔣合作時局的觀察可謂一針見血：“蔣先生的意思是要汪先生在南京為其‘背黑鍋’，且在此時亦無人能在南京勝其任”。汪在南京獨守空城，背了四年的“黑鍋”，曾在家書坦陳其中的艱辛藉以表白自己的“貢獻”道：“數年以來，因剿匪軍事關係，南京實際等於空城。我以赤手空拳，支柱其間，最大責任，在使後方不至淪陷，前方軍事不至因而擾動，其餘皆放在第二著。此是數年以來我對於國家之最大責任，亦即我鞠躬盡瘁之最大貢獻。”

　　巡視西北與華北

　　東北淪陷不久，9月26日，蔣便開始考慮“移首都於西北”。10月3日，蔣與幕僚熊式輝討論備戰計劃時，表示“余意無論此次對日和與戰，而西北實為我政府第二根據地，萬一首都陷落，即當遷於洛陽，將來平時亦以洛陽與西安為備都也”。1932年1月28日午夜，日方以要求中國軍隊撤出閘北為由，挑起衝突，上海告急。蔣於是決定遷都洛陽，並於2月2日凌晨5時抵達洛陽。在洛期間，蔣獲知“自黑石關以東至汜水之間地形複雜，雖有飛機大炮亦無所施其技，更知為遷都西北之必要也”。
　　為了加強西北的經濟建設，將西北建成國防據點，在1934年1月召開的國民黨四屆四中全會上，蔣介石提出要將國民經濟中心逐漸西移。他認為，國家及私人大工業今後避免集中海口；開闢道路、航路，完成西向幹線；建設不受海上敵國封鎖的出入口；於經濟中心區附近不受外國兵力威脅之地區，確立國防軍事中心地；全國大工廠、鐵路及電線等項建設，均應以國防軍事計劃及國民經濟計劃為綱領；等等。
　　是年10月，蔣巡視了洛陽、西安、蘭州等西北要塞，前往“規定陝南修路與經濟方略”。10月10日上午9時，蔣到洛陽參加閱兵國慶典禮後，感覺“氣象更新矣”。11日下午，蔣到孝義視察軍用化學新廠，認為其“規模宏遠”，“願得如期生效也”。12日上午9時，蔣抵達潼關，先登東門，眺望“第一關風陵渡北之中條山與南十二塞。黃雒、渭水由西北會匯於此，直注東流”的雄偉景象，頓生“如此形勝而不圖保存固守，何以對先人耶”之感。遊覽完潼關，蔣乘車向西安行進，華山雄偉奇麗的風光和關中平原“沃野千里、土地膏腴”，令他“注視不倦”，油然而生“大可經營”之慨嘆。
　　10月17日，蔣由西安飛抵蘭州，視察黃河後，其內心澎湃不已，在日記中寫道：“至此更知中國之偉大與可為也。左公規模之大尤為心領。黃河形勢雄壯，西北物產之豐，倭俄雖侵略倍至，如我能自強則無如我何也，極思經營西北以為復興之基地。”19日，蔣由甘肅飛寧夏視察，見到久未謀面的馬鴻逵母子，感到“到此親愛無比”，認為“寧夏政治漸上軌道，或在陝甘之上，可慰也”。親眼見到“賀蘭山之雄巍，與黃河之深長”，他內心“興奮萬千”，立下誓言稱：“見賀蘭山之雄偉而不起漢族復興之念者，非黃帝子孫也。” 21日，蔣結束西北視察前夕，前往咸陽拜謁茂陵和周陵，“敬親追先之念油然勃興”，在日記中寫道：“謁文武周公之陵，而不思發揚光大其先人之基業者，非吾族類矣。”
　　視察完西北，蔣又馬不停蹄，繼續前往華北視察。華北一直處於地方實力派掌控之下，在蔣看來，山西閻錫山、山東韓復榘都有成為“邊藩之第二”的可能，提醒自己“可不慎乎？”為增強華北的向心力，蔣於10月24日由濟南飛抵北平。在北平期間，他先後視察了紫禁城東南角、朝陽門和瀛州白塔等地的工事，認為“以如此形勢與堅城，若棄之不守，誠非黃胄矣”。11月3日，蔣在懷仁堂召集全體軍官訓話後，從西直門乘火車前往居庸關。登臨長城後，他感慨長城之雄偉與精堅，提筆寫下“未登長城不知中華民族之偉大，一入潼關更覺黃漢歷史之光榮”之語。
　　11月8日，蔣由綏遠飛抵太原，他對閻錫山在山西從事的各項建設印象深刻，認為其規模與經營都很遠大，只是惋惜其“奈何不用之於全國與民族之上也”。9日，蔣前往閻的故鄉河邊村，探望其封翁之病。途中，閻向他陳述三點建國主張：“一、對日不主準備武力，免日仇忌，使倭對我無法可施，而後我乃有法對倭，專重黃老之說也。二、對內中央有力，地方有權，注重集中人力，消除階級鬥爭，獎勵科學人才與造產，建設發展物力，而其造產方法，為以物品代幣鈔之信用基金。三、剿匪完成時召開救國會議，使地方軍政長官免除中央救國障礙，中央為地方消除行政困難，如此則地方如不從令一致，是其自外救國之道，必為國人所共棄雲。”蔣聽後，認為其“研究頗深”，但對閻所慮“倭寇擁溥逆入關，對各省地方分地封爵，使各地受爵者有與偽倭存亡榮辱關係，不能不力護偽倭而抗革命”，又慮“倭於倭俄戰前不僅占領華北，而且必占領南京”，不以為然，認為是“杞憂過甚之言，而於內外現狀未甚注意也”。
　　通過親身巡視西北、華北各地，蔣深刻體悟到，由於中國各地差異太大，不適宜照搬西方現成的法規。他在日記中寫道：“中國幅員之大，社會複雜，人情不同，不但自然地理關係，施政應分別彼此，而且時間與程度關係，亦應因時因地與因人而定其法律與制度也。故今日中國之法制應有重新產生自訂，決不能抄襲現在歐美所定之法制，否則未有不謬柱鼓瑟，徒見其治絲益棼而已。”

　　經營西南

　　“西南問題”是1930年代蔣介石在推進統一政策過程中的主要障礙。粵方陳濟棠與桂系李宗仁結成聯盟，援引胡漢民等元老為奧援，成立國民政府西南政務委員會與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西南執行部，與中央分庭抗禮；同時，標舉“西南”招牌，向外號召，力圖拉攏川、滇、黔西南諸省，組成西南反蔣大聯盟。蔣雖“急思統一廣東”，但因日本對北方的侵略毫無緩和跡象，不得已出之“統一北方緩和南方”的政策，對粵桂暫時放任，“西南之事，只可聽之一時，以力所不及，時所未到之事，雖強勉無益，而更不容其忿怒也”。
　　本來，江西中央蘇區的存在客觀上為粵桂與中央之間提供了一個緩衝的空間。粵方對“剿共”依違兩可，甚至借共以自重，陳濟棠曾得意宣揚：“有共產黨攔住”，蔣“因共不能即來”，“我非合力剿共，實則我欲占地盤耳”。然而，1934年下半年，隨着紅軍向西轉移，蔣借“追剿”紅軍之機，整頓川、滇、黔三省政治，開始經營西南根據地。是年6月9日，蔣在日記中寫下“下任不做總統，亦不做院長，專意建設西南”之語。自7月10日起，蔣每日將“平粵計劃”列入日記的注意欄內，“以為自檢”。在蔣看來，“非平定兩廣，不能與倭交涉”，“粵非速征不可也”。蔣的行事風格講求謀定而後動，其對粵方針之思考逐漸明確，認為：“對粵方針，應分大小先後，而重在基本之是否穩定，若問罪與其時間，則尚在其次，然粵不平定，則軍事無從整理也。”
　　蔣轉戰西南的實際經歷遠非預想得那般精準巧妙。一方是動如脫兔、行動敏捷的紅軍，一方是相互防範、反應遲鈍的地方軍隊與手下各部，蔣的西南之行可謂“驚心吊膽，寢食不安”，被其視為“一生用兵莫大之恥辱”。由於“進剿”不利，加之黔軍腐敗無狀，令蔣“性燥心暴”，“打罵惡習”屢犯未改。1935年4月30日，蔣在視察醫院時，看到腐敗情形，“憤恨不能自禁”，“以手杖擊其看護”。5月5日，蔣視察部隊營房時，見到“其內務之腐敗無狀出人意料”，又一時憤激難耐，“手批其官長之頰”。蔣接連“杖擊”“手批”其手下的暴戾舉止，令陪伴左右的宋美齡因驚恐而致病。
　　蔣的西南之行雖然毫無當年敉平閩變時“從容乎疆場之上”的淡定，但其埋頭苦幹、不辭辛勞收穫了堪稱滿意的回報。1935年3、4月間，蔣親自坐鎮貴陽，借王家烈“剿匪”大敗之機，斷然改造黔局。黔局的改造可以說是蔣在經歷了入黔“剿匪”的那些“憂愁忙迫時現於聲色”的日日夜夜後的莫大安慰。蔣在是月的反省錄中記道：“貴州省政府完全改組，廿五軍亦得如期改編，王家烈自動知難退職，從此貴州軍政皆得整理如計，是國家之福利、亦一最大之進步也。”
　　5月，蔣又前往昆明，與龍雲相談融洽。蔣在日記中稱讚龍雲是“明達精幹、深沉識時之人，而非驕矜放肆之流”。蔣在昆明憑弔南明永曆皇帝的骨灰，遊覽了圓通寺和滇池大觀樓公園，還乘飛機由昆明經富明、元謀、金沙江、會理、永定營，前往德昌。蔣對雲南印象頗佳，“沿途土地肥美，到處皆有水田森林，人煙亦不稀少，道路亦甚平坦，實與未見前所想像者完全不同，中華地大物博，何處皆可立國圖強，倭寇必欲急急滅亡於我者，其果能乎，適足自召其亡耳，小子勉旃。”
　　通過雲南之行，蔣“對滇感想實益關切，經濟方面應力謀發展，交通尤為重要”，並自認“此來得民眾信仰倍增，結果對於國家前途之關係實大也”。蔣於是月反省錄中寫道：“滇行完成，實關乎國家之統一、剿匪之完成與個人之歷史，皆有莫大之益也”，“昆明形勢雄偉，氣象清明，秩序整然，雖進步未完，但古風猶存，而其物產豐富，人性樸厚，實增吾復興民族之信念甚大也”。
　　1936年，兩廣六一事變後，蔣又將粵桂收歸中央。8月11日下午1時40分，蔣飛抵廣州，5時往吊黃花崗與朱執信、鄧鏗、胡漢民等之墓。這是蔣自1926年出師北伐後第一次回到廣州，他在日記中寫道：“十年舊地，今日重臨，感慨無限，不覺悲喜交集。”兩廣事變和平解決後，蔣自認為“兩廣收服，統一告成，如此大業，若無大患阻礙，實為歷史鮮有”。中國歷史上鮮有之統一大業經由自己親手締造，蔣內心之自豪感與成就感躍然紙上。他在日記中感慨地寫道：“六月一日以來，兩粵謀叛稱兵，全國動搖，華北冀察以及川湘幾乎皆已響應，其態度與兩粵完全一致，黨國形勢岌岌危殆。時經三月幸得上帝佑我中國，乃至本月廣西李白拜命就範，一場惡潮至已平熄，兩廣乃得統一，革命基礎於此已定。十三年來之惡戰苦鬥，從此內憂果能告一段落，是誠上天不負苦心之人也。”
　　西南局勢之穩定對蔣整體抗日戰略的影響至為關鍵。蔣對華北危機的態度，之所以由置身事外轉變為挺身負責，與西南形勢的好轉密不可分。蔣巡視華北後，1935年10月中旬，負責與華北聯絡的參謀本部次長熊斌明告山西省主席徐永昌稱：“蔣先生看定日本是不戰而屈中國之手段，所以抱定戰而不屈的對策。前時所以避戰，是因為與敵成為南北對抗之形勢，實不足與敵持久。自川黔剿共後，與敵可以東西對抗，自能長期難之，只要上下團結，決可求得獨立生存，戰敗到極點亦不屈服。”一個月後，11月19日，蔣在國民黨五全大會中發表“最後關頭”演說，宣稱：“和平未到完全絕望之時，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後關頭，亦決不輕言犧牲”，“以抱定最後犧牲之決心，而為和平最大之努力，期達奠定國家復興民族之目的”。
　　蔣在成功分化廣東軍事力量後，1936年7月13日在國民黨五屆二中全會上又進一步明確“最後關頭”的“最低限度”是：“保持領土主權之完整，任何國家要來侵擾我們領土主權，我們絕對不能容忍。我們絕對不訂立任何侵害我們領土主權的協定，並絕對不容忍任何侵害我們領土主權的事實。再明白些說，假如有人強迫我們欲訂承認偽國等損害領土主權的時候，就是我們不能容忍的時候，就是我們最後犧牲的時候。”

　　建設東南

　　東南既是國民政府首都的所在地，又有令蔣魂縈夢牽、依依難捨的故土——浙江奉化。富庶的東南諸省既是支撐蔣氏權力基礎的核心區域，又是令蔣之身心得以舒展的精神空間。
　　蔣對國民政府的首都南京情有獨鍾，讚嘆不已：“南京風景之美，甲於全國，亦於此見之，雄壯巍巍，誠不愧為首都也”；“金陵形勢與風景並勝，實世界無雙之首都也。” 1934年7月5日，蔣留下遺囑稱：“余死後，不願國葬，而願與愛妻美齡同葬於紫金山紫霞洞之西側山腹之橫路上。”
　　江浙如此重要，東南地區自然成為整個國防計劃之重心所在。1934年年初，蔣開始考慮“東南國防之政治與軍事計劃”。此後，蔣多次在日記中提醒自己要注意“東南國防計劃”“東南建設步驟”。同年8月，蔣開始計劃東南公路。次年8月，蔣決心“以五百萬元建築首都要塞”。蔣在“剿匪”已“達到七分之成功”後，於1936年將工作中心轉向“抗倭”。是年2月，蔣在南京堅守了整整一個月。這對他來說可能是非常少有的情況，為此，他在日記中特意記道：“本月全月在京，無敢或懈，盡忠職責，無愧於心也。”論者有謂，南京作為中國的政治中心，打破了中國近千年來形成的傳統政治地理格局。民國政治中心的南移，造成國家政治輻射與對外防禦的式微。國民政府將政治與經濟中心置於東南沿海地區，確實令國家的對外防禦功能大受影響。何其鞏在密呈蔣介石的條陳中即指出：“就對日國防形勢而言，北方居於前衛，江浙平時為財賦所從出，戰時立成前衛，與北方同。”考慮東南地區戰時將成為日本從海上入侵的最前沿，蔣自1936年10月起便開始預定各院部遷移計劃，並預備將瓦斯和漢陽藥廠等一批重要企業遷往內地。與此同時，他還親自督建東南地區國防工事，曾先後視察了雨花台、江陰和烏龍山等戰略要塞。3月7日，蔣視察紫金山麓工事後，認為“位置不當”，痛感“軍事幹部只知敷衍與權利，而毫不肯為其任務略加思考，事之痛心，莫甚於此也，如何使之良心復現也”。15日，蔣又登富貴山，視察地下室工程，認為“此乃久大之業也”。17日，他又前往挹江門內與雞鳴寺下視察地下室，看到工程皆未完成，深感部屬之“欺妄可痛”，6月8日下令“再催各區工事，日夜趕築”。
　　為了防禦日軍從空中襲擊東南沿海地區，蔣非常注重保護東南地區的領空權，同時加強整頓中國空軍。1935年10月，當蔣得知外交部方面將上海福岡之間通航問題作為普通交通要求而準備簽字的消息後，“燥急非常”，痛斥何應欽“不惟愚庸，而且卑劣根性必亡國家也”。

　　餘論

　　1930年代，蔣處於內憂外患交相逼迫之中，通過考察其政治空間觀念，蔣應對危機局勢的整體戰略考量概略可見：對於淪陷的東北失地，他希望通過國聯用政治方法解決；面對日軍向關內的咄咄進逼，他以寧為玉碎的姿態，確保平津的安全；堅守“攘外必先安內”的方針，坐鎮華中，一面指揮“剿共”，同時也有避責的考慮；力主建設西北，作為將來政府的第二根據地；對於華北，他通過巡視加以遙制與鎮攝，使其內向；對於西南，他借“剿共”之機，積極加以整頓與改造，使之成為日後民族復興的根據地。
　　巡視是蔣在1930年代加強對地方統制的重要手段。蔣於1932年10月下旬巡視湖南後，認為“頗有所得”，對湖南的教育、行政、軍隊、交通、自治和黨務等方面的實情，“皆得知其大略”，而“精神影響所及，尤為重要”，“以後對各省巡閱，至少每年應有一次也”。此後，蔣又遍歷西北的陝甘寧綏、華北的豫冀魯晉和西南的川滇黔等十餘省。透過蔣在地理空間上巡視的軌跡與範圍，可以看出，其“安內”政策的重心經歷了從“統北緩南”到“北守南進”的轉變，同時出於對日防禦的需要，其戰略重心從“建設東南”逐漸轉為經營西南。
　　從1920年代所奉行的“武力統一”，到1930年代公開標舉“和平統一”，蔣之“安內”政策的轉變當然離不開救亡圖存問題所帶來的巨大外在壓力，同時也不能忽視蔣作為一個政治領袖自身經驗的增長與運籌決策能力的進步。與蔣同時代的政治學家錢端升曾撰文稱讚蔣“近幾年來所得到的進步”，“五六年前的武力統一的政策，他的急於求功的設施，我個人也嘗引為失着，但這幾年來的沉毅堅苦，和平寬厚，已使他成了另一個人，使他能擔負以前所不能擔負的大任”。作為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代表胡適也很贊同錢的說法，認為：“蔣介石先生在今日確有做一國領袖的資格”，這並不是因為“他最有實力”，而是因為“他長進了：氣度變闊大了，態度變和平了”。“在這幾年之中，全國人心目中漸漸感覺到他一個人總在那裡埋頭苦幹，挺起肩膊來挑擔子，不辭勞苦，不避怨謗，並且‘能相當的容納異己者的要求，尊重異己者的看法’。在這一個沒有領袖人才教育的國家裡，這樣一個能跟着經驗長進的人物，當然要逐漸得着國人的承認”。

　　高看（每日一圖，與文無關。本月圖片主題：滄海）

　　墨西哥旅遊勝地坎昆（Cancun）海濱的地名標誌牌，成了供人造型拍照的舞台，人們排着長隊上來留影——全家福，情侶照……不過這天天公不作美，天然背景有點讓人掃興，由於彤雲密布，大海遠處甚至色彩烏灰，好在近處還顯得湛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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