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上個世紀30年代發生“攘外必先安內”“攘外才能安內”這樣兩條路線、兩種政策的激辯，蔣介石一直堅持“先安內後攘外”，遭到無數抨擊。其實，這一爭論早在三百年以前的明朝末期就已經爆發過，並留下處置失當導致滅亡的前車之鑑

　　老高按：十多年來，在通俗史學界（這個詞兒我是借用“通俗文學”），關註明史，頗為時髦——署名為“當年明月”所著《明朝那些事兒》一書好幾大本，一再重印再版，風靡一時，我的內侄才十幾歲，告訴我他看了七遍；馮勝平這樣算得上博覽群書的人，對之也讚不絕口；而類似的細說、戲說明史之書，蜂擁而來，不知凡幾。嚴肅史學界中，明史也是熱門。提出“潛規則”“血酬定律”“官家主義”等原創性概念的吳思就說過，早在1996年，“我的明史筆記已有七、八十萬字了”，還在某些文章中說過自己為何首選明史作為治史突破口的道理，我一時查不到原文，記得他說的有：明朝留存至今的史料宏富（相對於更早期的朝代而言）；明朝相對封閉，社會矛盾脈絡比較明確（相對於史料更宏富、但有數不清的列強、新科技等外界因素介入的清朝而言），更便於通過大量事例來實實在在地剖視中國傳統社會的根本內在規律。他的看法，我深以為然，比一比討論秦朝、隋朝、元朝的書就可知道，那些書可能更多“天馬行空”“六經注我”的色彩。
　　治明史，必定遇到“攘外與安內”關係這個嚴峻課題——當然當時的“外”，是指從後金演化而來的滿清，在當今中國，已經算是“內”了，但對當時的朱家王朝，畢竟還是疆域版圖之外，滿清入關奪得天下，也就意味着朱明王朝亡國。讀到樊樹志一篇《崇禎：攘外與安內的兩難選擇》一文，雖然並非新作（是1996年的文章），對我們理解80年前中國面臨日寇緊逼又赤禍遍地的外患內亂的複雜局面中的對策，很有幫助。
　　談到中國上個世紀30年代“攘外必先安內”還是“攘外才能安內”這樣兩條思路、兩種政策的激烈爭論，我想起十年前我在寫《張學良與汪精衛》《從“不抵抗將軍”到“民族英雄”》等系列文章時，曾寫道：
　　多年來我們習慣了抨擊“安內才能攘外”，主要原因，不外乎因為國內造反的是中共成立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是毛澤東領導的紅軍，是代表進步的力量。
　　“安內才能攘外”的“安內”，其實含義相當廣泛，包括要“安”各地大大小小的割據勢力，當然，主要是指中共領導下的紅軍割據。
　　對於南京政權和當時一般中國人來說，1931年9月18日，日寇占領東三省，然後扶植出來一個“滿洲國”，滿洲國成立於1932年3月1日，首都在遙遠關外的吉林省長春；而在此之前，蘇聯扶植出來一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這個國名，就深深打下蘇聯烙印），成立於1931年11月7日（恰在“九一八事變”後的50天，當時日寇正忙着侵占東北全境，大批東北難民湧進關內，“11月7日”這個“建國日”，也打下蘇聯的烙印），首都為江西省瑞金，這個政權的中央政府頒布了憲法，發行了貨幣，設計了國旗，其控制區域稱為“蘇區”，領導人由蘇聯控制的共產國際指定，軍隊也歸共產國際派來的“毛子”指揮……
　　“滿洲國”和“中華蘇維埃共和國”這兩個政權，難道不都打下了“傀儡政權”的印記？而且，後面一個政權，離南京的距離，比占領東北、進窺華北的日寇要近得多！
　　“安內才能攘外”，這是蔣介石、汪精衛從明朝內有李自成、張獻忠，外有滿清，處置失當導致滅亡引出的教訓。這個方針受到了無數抨擊。但筆者曾請教北京一位中共黨史老專家說：如果今天中國遭到某國（例如俄國或者美國）大軍壓境，國內某地（例如河南）有一支幾萬人的割據武裝，聲稱其目的就是要反上北京奪天下。當局的力量又無法兩面同時作戰，兩者只能取其一，那麼，是先御外侮，還是先平內亂？他不加思索脫口而出：當然先平內亂！對外侮，有外交、經濟等多種手段，有各種國際組織可以申訴、調停和制裁，還可以爭取其它國家從他們自己的利益出發，施壓鉗制侵犯國；而對暴力內亂的處置，沒有多少迴旋餘地，不趕緊平靖，反對運動就會擴展到全國各地。
　　蔣介石“安內才能攘外”正是類似的思路。對耶、錯耶？功歟、罪歟？各位看官來評判吧。
　　樊樹志的文章有詳細注釋，標註了多達一兩千字的出處，但其注釋的標註方式，讓我摸不着頭腦（如：[①a][②c][③b][⑧g]之類），頻繁出現，很影響並非學者的一般人的閱讀興趣。我只好都刪除了，請讀者諒察。


　　崇禎：攘外與安內的兩難選擇

　　樊樹志，《學術月刊》

　　在中國古代，中原王朝的統治者鑑於內憂與外患的同時困擾，幾乎都要面對攘外與安內的兩難選擇。自從齊桓公提出：“尊王攘夷”口號以來，攘外必先安內似乎成了普遍的共識。南宋的著名思想家朱熹，就提出過必內修政事方可外攘夷狄的論點；明代的著名政治家張居正在闡述其治國方略時，針對“固邦本”問題，明確提出“欲攘外者必先安內”。崇禎朝的兵部尚書楊嗣昌，面對中原的農民起義與關外的滿洲鐵騎，向崇禎帝（即明思宗）提出“必安內方可攘外”。這其實是無可非議的。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治明史者無奈地諱莫如深。筆者在撰寫《崇禎傳》時，對此曾作深入的辨析，本着秉筆直書的古訓，略述己見如下。

　　一、“必安內方可攘外”

　　崇禎帝即位以來，時運不濟，內憂與外患始終困擾着他，令他傷透腦筋。崇禎八年十月為鳳陽陵寢遭農民軍焚毀而頒發的罪己詔中，他沉痛地反思這種內外交困的處境，歸結為“倚任非人”，“遂致虜猖寇起”，“虜乃三入，寇則七年”。
　　正當他下令洪承疇督剿西北，盧象升督剿東南之時，崇禎九年六月底北方的滿洲鐵騎突破長城要塞喜峰口，七月初三日京師宣布戒嚴，兵部緊急徵調各路勤王兵入援京師。正在鄖西征戰的盧象升接到調令，以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身份，出任宣大總督，由安內轉向攘外。
　　這次滿洲武裝突破長城關隘直逼京師，着實令崇禎帝吃驚不小，自從己巳之變以後，東北邊防較為平靜，不料竟以如此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出現在京城腳下。京師一戒嚴，各路勤王兵奉調趕來，關寧勁旅又重新回到邊防重鎮。一場虛驚過後，兵部尚書張鳳翼畏罪自殺。崇禎帝環顧廷臣無一人通曉軍事可堪中樞之任，便想起前任宣大總督現正丁憂在家的楊嗣昌。
　　楊嗣昌接到皇上奪情起復的聖旨抵京赴任，侃侃而談，才辯闊達，大異乎前此大臣那種質木卑微者流，崇禎帝視為能臣，每次召對都大大超過規定時間，激動得拍案叫絕，嘆道：“恨用卿晚！”
　　楊嗣昌出任兵部尚書後，接連不斷地向皇上陳述他的治國方略，集中起來便是擺脫內外交困的三大方針：第一，必先安內然後才能攘外；第二，必先足食然後才能足兵；第三，必先保民然後才能蕩寇。這三點可以說是他的一個施政綱領，以後陸續提出的一系列建議，都圍繞着這個綱領而展開。
　　關於“必安內方可攘外”，其實是最為關鍵的決策。這雖然是一個傳統話題，不過在當時卻有着現實意義，崇禎二年與崇禎九年滿洲武裝兩次南下所構成的外患，與正在蔓延的“流寇”馳騁中原的內憂，兩者之間孰先孰後孰輕孰重，是在戰略決策時無法迴避的大事。在當時不少有識之士看來，必須先解決內憂才能排除外患。早在一年之前，吏科都給事中顏繼祖就向皇上提出六大當務之急，其中之一便是“滅奴先滅寇”——“為今之計，必專心剪寇，而後養全力以制奴”。與此相比，楊嗣昌的分析顯得更為深思熟慮而且頗有深度，他從皇上破格起用他為兵部尚書的諭旨中提及“安邊蕩寇”四字談起，表示了不同見解：皇上似乎以安邊第一，蕩寇次之，微臣以為必安內方可攘外。竊以為天下大勢譬如人身，京師是頭腦，宣大薊遼等邊鎮是肩臂，黃河以南長江以北中原大地是腹心。現在的形勢是，邊境烽火出現於肩臂之外，乘之甚急：流寇禍亂於腹心之內，中之甚深。急者固然不可緩圖，而深者更不可忽視。現在腹心流毒，臟腑潰癰，精血日就枯乾，肢骸徒有膚革，形勢危急。所以臣說必安內方可攘外，並非緩言攘外，正因為攘外至急，才不得不先安內。
　　如果人們不帶偏見、成見，設身處地從明王朝的視角觀察時局，那麼楊嗣昌闡述的攘外必先安內實在是當時唯一可取的戰略方針。
　　為此楊嗣昌制訂了“四正六隅十面張網”的方案，要確保這一方案，必須有足夠的兵力與軍餉，因而提議增兵十二萬、增餉（銀）二百八十萬兩。自從萬曆四十六年明朝與後金戰事爆發，開徵“遼餉”二百萬兩以來，萬曆四十七年又加派遼餉四百萬兩，萬曆四十八年加派遼餉五百萬兩，崇禎三年加派遼餉六百六十萬兩，對於遼東戰事仍有杯水車薪之感。隨着內戰的大規模展開，軍餉成為一個棘手的難題，崇禎帝多次專門召對群臣尋求良策，沒有一個大臣敢於提議在遼餉之外加派用於內戰的軍餉，只有楊嗣昌敢於從“安內第一”的高度提出加征軍餉，因為它用於剿滅“流寇”，故而稱為“剿餉”。
　　對於楊嗣昌的剿餉加派，明朝滅亡後不少遺老遺少都予以嚴厲的譴責，斥為導致明亡的罪魁禍首。彭孫貽甚至說“嗣昌憸夫哉，一言而亡國”，顯得過於偏激。其實這是無可奈何的選擇，舍此別無他法，正如鄒漪所說：“至以加派殃民為武陵（指楊嗣昌）罪，則剿寇需兵，用兵需餉，前督師盧象升已建議請行矣，後之君子未嘗設身處地，而苛求不已，恐未可為定論也”。
　　在崇禎帝的大力支持下，楊嗣昌的“必安內方可攘外”方針取得了明顯的成效：由於熊文燦在湖廣大力招撫，洪承疇、孫傳庭在陝西圍追堵截，張獻忠等部陸續受撫，李自成等部遭受重創，“十年不結之局”似乎可以看到結局的盡頭了。
　　崇禎十一年五月初三日，崇禎帝在中極殿召大臣，要他們就“剿兵難撤，敵國生心”這一兩難問題出謀劃策。焦點依然是如何兼顧安內與攘外。
　　其他大臣的對策寫得如何，沒有引起人們的注意，唯獨兵部尚書楊嗣昌的對策引出了一連串的是是非非。素來以才思敏捷著稱的楊嗣昌在五月初七日寫了一篇洋洋灑灑的策論，他順着皇上的思路，從天變破題，然後引經據典，列舉歷史上曾有天變不曾引起政局動盪的事例，這話原本無可厚非。但是他援引的幾則典故，卻引起當時不少人的責難，以為別有所指。

　　其一，楊嗣昌說，（東漢初）建武二十三年三月月食火星，當年無事，次年匈奴八部大人立呼韓邪單于在五原塞求和，朝廷將此事交公卿議論，公卿們都以為天下初定，中國空虛，夷人情偽不可知，不能答應和議。五官中郎將耿國力排眾議，引漢宣帝故事，主張接受和議，以率厲四夷，完復邊郡，被皇上採納。
　　其二，楊嗣昌說，唐憲宗元和七年正月月食熒惑，當年魏博鎮田興來降，李絳請推心撫納，結以大恩，遣知制誥裴度至魏博鎮宣慰，以錢百十萬緡賞軍士。
　　其三，楊嗣昌舉了這兩件以和議平息外患、以招撫平息內憂的事例後，又舉了一個相反事例：宋太平興國三年七月月食熒惑，次年興師滅北漢，征契丹，連年兵敗，宰相張齊賢上疏指出：聖人舉動出於萬全，必先本後末，安內方可攘外。
　　楊嗣昌此論一出，舉朝譁然。明朝君臣以史為鑑，對於宋朝在處理遼、金關係方面的失誤遭後人唾罵，因而對後金（崇禎九年後金改國號為清）的和議十分忌諱、敏感。五月十五日，工科都給事中何楷上疏反駁，指責楊嗣昌縷縷援引歷史典故，別有用心。引光武帝招撫塞外匈奴故事，企圖藉此以伸張與清人互市封賞之說；引元和宣慰魏博鎮故事，企圖藉此以伸張招撫（“流寇”）之說；引太平興國故事，企圖藉此伸張不敢對外用兵之說。
　　奇怪的是，能言善辯的楊嗣昌在答辯奏疏中，隻字不提何楷所指責的“市賞”、“招撫”之事，而在別的問題上大做文章。可見楊嗣昌不僅主張必安內方可攘外，而且主張為了確保安內不妨暫時對清朝方面進行和議。這一點，正中崇禎帝的下懷，不久楊嗣昌被提拔為內閣大學士，便是一個有力的證據。翰林院檢討楊士聰曾說：“嗣昌此疏，論者謂入相之機括”，可謂一語中的。
　　事隔三百多年，今日史家重評此事時，完全可以更加超脫一些。筆者以為，在當時形勢下，楊嗣昌的主張未嘗不是一個可供選擇的較佳方案。

　　二、“攘外”與“和議”

　　其實，和議並非楊嗣昌的創見。自從崇禎帝即位以來，明與後金（清）的和議嘗試始終沒有間斷過。天啟七年十月，崇禎即位不過兩個月，皇太極就委託漠南蒙古敖漢部都令喇嘛捎信給明帝，提議雙方和談。以後皇太極又多次發出這樣的信息，一是寫信給寧遠總兵祖大壽：“欲通兩國之好，共圖太平”，並準備派遣使者前往北京致祭已故皇帝（即天啟帝），祝賀新君即位；二是寫信給總督袁崇煥，因為袁崇煥在天啟六年遼東巡撫任上曾向皇太極試探和議的可能性，皇太極也致書袁崇煥表示兩國通好的願望。所以在袁崇煥以總督身份再次抵達遼東時，皇太極立即派人送信，明確表示“我欲罷兵，共享太平”之意。崇禎五年，皇太極在遠征察哈爾部後，寫信給明朝守邊官員，再次重申：“我今開誠相告，惟願兩國和好，戢兵息戰”；並與宣府巡撫沈啟時訂立盟約：“明與滿洲二國共圖和好，謹以白馬烏牛誓告天地……兩國共遵守誓言，交好勿替，天地眷祐，世世子孫長享太平”。崇禎本來知道此次和議，後因朝中大臣議論紛起，不得不把沈啟時革職，以平息輿論。和議阻力之大於此也可見一斑。
　　楊嗣昌出任兵部尚書後，為了全力對付內亂，傾向於向清朝方面施放和議試探氣球以緩和邊境壓力。於是遼東巡撫方一藻派遣一名“瞽人賣卜者”周元忠到清方透露口風。皇太極以為有詐，大臣中一些明朝降官則以為此人有來頭——“必經奉旨”，應認真對待。事實證明他們的判斷是對的，方一藻透過監軍太監高起潛始終與朝廷保持密切聯繫。周元忠受到使節待遇，清方表示：如有確議，即撤兵東歸。
　　周元忠回到寧遠，帶來皇太極致總監太監高起潛的信，信中說：“仍言講款（議和），若不許，夏秋必有舉動”。方一藻恐怕廷臣有所猜疑，上疏時措詞比較委婉，只是說：“勢危兵弱，邊腹交疲，絕款（拒和）尚宜詳酌”；而在給楊嗣昌的私人信函中說得比較明朗，極力主張和議消禍。楊嗣昌隨後在給皇上的奏疏中對方一藻的建議加以說明：“御邊之策惟有關寧練兵三萬，堪以不時出塞，乃堂堂正正之道。若欲行此，必須撤回近畿稍援之戍守，而後力拼關寧；又必削平中原之草竊，而後可宿儲供億……往年總理盧象升、總兵祖太樂剿賊方有勝算，勢以邊警撤回，遺憾至今。向使有人以計緩彼三年不來，賊已平矣”。楊嗣昌的這番分析是從全局出發的，目的在於抓住時機，集中力量一舉平定內亂。所以崇禎帝內心表示贊同，又不便明講，便批示要方一藻、高起潛細細斟酌。楊嗣昌再次上疏，鑑於言官高談闊論反對議和，無視兵部的艱難處境，對皇上僅批示“細酌”感到不滿足，一定要皇上明確表示“聖鑒允行”，“邊臣乃敢從事”。於是廷議大嘩。
　　崇禎帝沒有明確表態，方一藻、高起潛當然不敢“細酌”，皇太極的和議就此不了了之。他既然有言在先：“若不許，夏秋必有舉動”，果然，到了九月間滿洲兵從長城牆子嶺、青山口南下。不久，京師戒嚴，崇禎帝下令徵調洪承疇、孫傳庭入衛，使中原“安內”，戰場的兵力陷於空虛狀態。
　　崇禎帝在攘外與安內的兩難選擇中，搖擺不定，猶豫不決，崇禎九年把盧象升從中原五省總理調任宣大總督已屬失策，時隔兩年之後，又把威震陝豫的洪承疇、孫傳庭調往北方邊防，使楊嗣昌精心策劃的十面張網戰略功虧一簣。當時楊嗣昌就曾指出：“賊未絕種，承疇、傳庭宜留一人於彼鎮壓”，崇禎帝拒不接受，以致釀成大錯。如果當初按照楊嗣昌的意見，與清議和，爭取時間把中原內亂平定，那麼以後的形勢斷不至於如此之糟。
　　鑄成大錯的關鍵就在於對“安內”形勢判斷失誤，把李自成息馬商雒、張獻忠偽降谷城，看作內亂已經平定，“一時公卿且謂天下無賊”。崇禎帝因京師戒嚴而徵調洪承疇、孫傳庭入衛，待清兵出塞後，仍不將二人及所率精兵遣返原地，也反映了這種情緒。乘中原空虛之機，李自成由商雒挺進河南，張獻忠谷城起兵轉戰楚蜀，崇禎帝從此在“安內”方面喪失了主動權。當他意識到局面的嚴重性，於崇禎十二年八月下令楊嗣昌代替總督熊文燦，前往湖廣督師時，形勢已經難以逆轉。洪承疇駐紮在山海關一線，孫傳庭則因政見分歧而下獄，楊嗣昌孤掌難鳴，終於落得個心力交瘁病死軍中的悲劇性下場。崇禎帝除了嘆息“督師功雖不成，志亦堪憫”之外，束手無策。
　　崇禎十三年五月，薊遼總督洪承疇奉旨率總兵曹變蛟、白廣恩、吳三桂、王廷臣等十三萬精兵出山海關，解錦州之圍，本擬打一場持久戰，無奈兵部企求速戰速決，終於導致全線崩潰。正當洪承疇孤軍困守松山時，清朝方面以和議助攻戰，再次發出和議信息。其起因，據說是崇禎十四年十一月遼東原野下起茫茫大雪，清軍補給斷絕，正欲解圍而歸，又恐明軍尾隨攻擊，便通過蒙古人發出求和意向。遼東寧前道副使石鳳台把這一動向上報朝廷，崇禎帝原本抱着“滅寇雪恥”的願望，對和議毫無思想準備，便以封疆大吏私自與敵方洽和有辱國威，把石鳳台逮捕入獄。到了松山、錦州形勢日益吃緊時，內閣輔臣謝升與其他閣臣商量：“我力竭矣，款建虜以剿寇，鳳台言良是”。於是決定由兵部尚書陳新甲出面提議此事。崇禎十五年正月初一日，元旦朝賀完畢，陳新甲向皇上提出“款建虜”的主張，但又不敢直接提及“款”字，迂迴地說：“（松、錦）兩城久困，兵不足援，非用間不可。”崇禎帝對松、錦兩城的困境一籌莫展，既然“建虜意欲和”，便答道：“城圍且半載，一耗不達，何間之乘？可款則款，不妨便宜行事。”謝升立即應道：“彼果許款，款亦可恃。”與清朝和議和事就這樣定了下來。陳新甲得到皇上的旨意：“可款則款，不妨便宜行事”，立即派馬紹愉以兵部郎中、二品官銜的身份前往寧遠與清方接洽。
　　這是明、清之間歷次和談中最具正式規格的一次，崇禎帝以“諭兵部尚書陳新甲”的形式寫了一份敕書給皇太極，皇太極如法炮製，以“諭英郡王阿濟格”的形式，作為答覆。在瀋陽談判之後，馬紹愉帶了皇太極的國書返回寧遠。清方提出的條件是“每歲貴國饋黃金萬兩，白金百萬兩，我國饋人參千斤、貂皮千張；以寧遠雙樹堡中間土嶺為貴國界，以塔山為我國界，連山適中之地，兩國於此互市”。
　　六月初三日，崇禎帝召見內閣首輔周延儒，徵詢他關於此事的意見，再三追問，老奸巨猾的周延儒始終一言不發。其實周延儒是贊成和議的，當初謝升與陳新甲提及此事時，他並無異議。正如給事中李清所說：“寧錦之潰，北邊精銳幾盡，而中州寇禍正張，上意亦欲以金幣姑緩北兵，專力平寇，謝輔升與陳司馬新甲主之。周輔延儒亦欲安享其成，成則分功，敗不及禍”。
　　此次和談是秘密進行的，“因畏聲氣諸臣阻撓，故深秘之”。當時在瀋陽的朝鮮官員也只是風聞，無法確證。不料馬紹愉與陳新甲書信往還，偶爾疏忽而泄密。一日，陳新甲得到馬紹愉的信，閱畢放在桌上，僕人以為是普通塘報，隨手交給塘報官傳抄，於是流傳於外。馬紹愉在信中寫道：“紹愉見憨（即汗，指皇太極），講好索金三十萬、銀二百萬，已許金一萬、銀一百萬，憨尚不肯，決要金十萬、銀二百萬，不從，即發兵，你家所失豈止此數！”於是言官彈劾陳新甲“主和辱國”，朝廷上下立即沸沸揚揚。
　　崇禎帝原本考慮到中原“寇禍正張”，意欲“以金幣姑緩北兵，專力平寇”，孰料事機泄漏，輿論譁然，內閣首輔周延儒又不肯挺身分擔責任，不得已改變初衷，屈從輿論。他雖貴為天子，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韙，更不肯為臣下承擔責任，把此次和議的責任一股惱兒全推到陳新甲身上，把他逮捕法辦。陳新甲自以為受皇上旨意行事，有恃無恐，不但不引罪，反而自詡其功。終於成了替罪羊。廷臣們以為陳新甲“專擅議款”當斬，崇禎帝卻偏偏說陳新甲任兵部尚書期間使七名藩王被殺，比敵兵薄城罪更重，所以當殺，隻字不提和議之事，可見他並不認為和議足以構成死罪。然而置他於死的恰恰是和議，談遷為他辯護道：“陳司馬甚辯有口，頗諳疆事，羽書狎至，裁答如流，案無留牘，後人莫之及。其禍兆於主款……大臣不深為社稷慮，惟私旨是徇，鮮有不覆者”。
　　平心而論，崇禎帝授權陳新甲秘密與清朝議和，在當時內外交困的形勢下，毋庸置疑不失為一時權宜之計，對內對外都是利大於弊的。到了功敗垂成之際，機密泄漏，引起不明真相的言官們一片反對聲浪，他們搬出《春秋》大義，以傳統政治倫理來否定作為權宜之計的和議，使崇禎這樣有政治主見的人也不敢理直氣壯地力挽狂瀾，使和議中途夭折。經過此次波瀾，他再也不敢與清朝和談，同年十一月，清兵又一次南下，明朝的困境較前更為嚴重。在攘外與安內的兩難選擇中，崇禎已經無牌可打了。

　　三、明亡於內而非亡於外

　　崇禎十七年初，李自成在西安稱王，改國號為大順，改元永昌，正式表明要取明朝而代之的勃勃雄心。並且兵分兩路：一路由李自成、劉宗敏統率，由平陽攻太原、寧武、大同……直逼居庸關；一路由劉芳亮統率，沿黃河北岸攻懷慶、潞安、衛輝、彰德，經大名、保定北上，合擊北京。
　　在這種咄咄逼人的形勢下，崇禎與大臣們不得不集中全力，籌劃了出征、南遷、勤王的對策。
　　崇禎心急如焚，寢食不安，據說他已“數憤憊不食”，上朝時當着大臣的面嘆息：“朕非亡國之君，事事乃亡國之象，祖宗櫛風沐雨之天下，一朝失之，將何面目見於地下？朕願督師，以決一戰，即身死沙場，亦所不顧”。入閣不久的李建泰表示願意代帝出征。崇禎對李建泰的出征寄予厚望，因為他是山西人，為了捍衛家鄉定會殊死拼搏，何況此人又是巨富，軍餉不必擔心。因此崇禎為他親筆書寫了“代朕出征”的敕諭，還在正陽門城樓為他舉行“遣將之禮”，指望他“早盪妖氛”。然而李建泰並非忠勇之輩，他自請督師出征，名義上是為帝分憂，實際上是企圖挽救自己家鄉（山西曲沃縣）和富甲一方的家財。待到他獲悉家鄉曲沃陷落的消息，頓時像泄了氣的皮球，幾天前在皇上面前許下的豪言壯語，一下子拋到九霄雲外。史籍如此描述：“建泰聞家被焚掠，為之奪氣”；“（建泰）聞曲沃已破，家貲盡沒，驚懼且病”，“進退失措”。從此，李建泰無心西進，一直逡巡於畿南觀望。還沒有望到三晉大地的影子，就在真定當了農民軍的俘虜（李建泰派中軍郭中傑出城投降）；入清後，他又與謝升、馮銓等人成為清朝內院大學士。這個身高臉黑長滿鬍髯的山西大漢，其實是個貪生怕死之徒，崇禎要他“代朕出征”的願望完全落空是勢所必然的。
　　南遷之議也成泡影。所謂“南遷”，是把首都從北京遷往南京，徐圖恢復的應急方案。史家們都以為首先提出這一方案的是左中允李明睿，其實不然。首先提出南遷之議的不是別人正是崇禎自己。那是在去年四月周延儒督師“御胡”之前，“上以邊寇交熾，與周延儒議南遷，命無泄”。由於懿安皇后（天啟後張氏）反對，只能作罷。
　　再次提起此事的才是李明睿。崇禎單獨召見他，破例地從早談到深夜，並且表示：“朕有此志久矣，無從贊襄，故遲至今。汝意與朕合，但外邊諸臣不從，奈何！”從他詳細詢問細節這點推測，他是急於要南遷的。他的這一決斷如果在當時立即執行的話，那麼對於大明王朝擺脫行將覆滅的命運，不失為一個行之有效的方案，或許可以說是唯一可供選擇的最佳方案。因為長江中游有左良玉，長江下游北岸有劉澤清、劉良佐、黃得功、高傑，南京比北京要安全得多，況且清朝在山海關外，李自成在陝西、山西，張獻忠在四川。然而內閣、部院大臣中沒有一個人有如此膽識支持南遷之議，即使到了二月二十七日形勢岌岌可危時，左都御史李邦華、少詹事項煜與李明睿再次建議南遷或太子監撫南京時，多數廷臣依然持強烈的反對態度，迫使崇禎本人放棄南遷之議，並且否決了太子監扶南京的方案，他說：“朕經營天下十幾年，尚不能濟，哥兒們孩子家做得甚事？先生（們）早講戰守之策，此外不必再言”。
　　當崇禎在煤山（景山）自縊，以身殉國後，明朝的遺老遺少們提起這段往事無不欷歔泣下，計六奇在回答“南遷得失如何”這個問題時，感慨系之：“當李自成逾秦入晉，勢如破竹，惟南遷一策或可稍延歲月。而光時亨以為邪說，其事遂寢，天下恨之……且先帝身殉社稷，假令時亨罵賊而死，雖不足以贖陷君之罪，尚可稍臼始志之靡他，而竟躬身從賊，雖寸磔亦何以謝帝於地下乎！”
　　與出征、南遷差不多同時提出的勤王之議，也沒有收到什麼效果。關鍵在於崇禎本人在攘外與安內的兩難選擇中舉棋不定，直到北京危在旦夕時才感悟到不安內無以攘外，李自成的威脅遠遠超過了愛新覺羅，於是痛下決心要把駐紮於山海關外寧遠前線的吳三桂所部關寧勁旅調進關內“助剿”。崇禎十七年正月十九日召對大臣時，他首次提出這一意向，閣部大臣們深知此舉意味着放棄寧遠及山海關外大片國土，都虛與委蛇，推諉不決。崇禎對此作了尖銳的批評：“此等重大軍機應行與否，原應先生每主持擔任，未可推諉誤事”。
　　在皇上的逼迫下，內閣輔臣不得不表態，藉口“一寸山河一寸金”，反對調吳三桂入關。兵部尚書張縉彥乾脆說：“三桂之調不調，視寧遠之棄不棄，兩言而決耳”。閣臣們為了答覆“上諭”，寫了一份揭帖：“第關、寧迫切神京，所系尤重。三桂兵五千為奴所畏，不獨寧遠恃之，關門亦恃之。雖緩急未必能相救，而有精兵在彼，人心自壯。倘一旦調去，其餘皆分守各處城堡之兵，未必可用也……萬一差錯，臣等之肉其足食乎？此真安危大機，臣等促膝密商，意皆如此，實未敢輕議也”。崇禎只得在“寧遠之棄不棄”問題上親自作出決斷，向大臣們表示放棄寧遠。然而閣臣們仍舊猶豫不決，崇禎再次發去諭旨：“寧城一事前已經廷議，宜速斷，未可猶豫……收守關之效，成蕩寇之功，雖屬下策，誠亦不得已之思，先生每即擬旨來行”。他們還是繼續推諉，不肯承擔責任。
　　二月初八日，太原陷落，京師為之震動。薊遼總督王永吉與順天巡撫楊鶴商議：“計莫若撤關外四城而守關，召吳帥三桂之兵亟入，以衛京師”，並聯名上疏提出這一建議。二月十日崇禎把這一奏疏出示給閣臣陳演、魏藻德等人，陳、魏相對愕視，不敢開口。退出後，兩人竊竊私語：“上有急，故行其計。即事定，而以棄地殺我輩，且奈何？”於是提出一個緩衝方案：請吳三桂之父吳襄進京擔任中軍都督府提督，由皇上召見他商定戰略大計。
　　如此這般議來議去，議而不決，貽誤了時機，二月二十七日，崇禎下詔征天下兵馬勤王——保衛京師；三月初四日，下詔封遼東總兵吳三桂為平西伯；三月初六日崇禎下旨放棄寧遠，調吳三桂、王永吉率兵入衛，為時已晚。三月上旬，吳三桂徙寧遠五十萬眾啟程，日行數十里，十六日進入山海關，農民軍已過昌平；等吳三桂二十日趕到豐潤時，北京已經陷落了。
　　由此可見，明之亡實亡於內而非亡於外。其中原因很多，最顯而易見的直接原因便是在攘外與安內的兩難選擇中舉棋不定，或者說，崇禎與廷臣對楊嗣昌所提出的方針——“必安內方可攘外”，缺乏足夠清醒的認識。
　　清代著名歷史學家全祖望寫了一篇《明莊烈帝論》，對崇禎作了一個客觀冷靜的評價：“莊烈（即崇禎）之明察濟以憂勤，其不可以謂之亡國之君固也；而性愎而自用，怙前一往，則亦有不能辭亡國之咎者”。他認為崇禎之召禍，除了對內宦官干政，便是對外拒絕議和，“向使當日若東方修睦，得以專力於萑荷，盧象升、洪承疇、孫傳庭三人者，皆平賊之已有成效者也，以之任□□（原文如此，似為東征）則不足，以之西征有餘，再假之數年，而西方晏然，李張之首梟矣”。確實是值得治明史者深長思之的。
　　研究歷史最忌因人廢言，因事廢言，預設禁區，否則必將使揭示歷史本來面目成為一句空話！


　　高看（每日一圖，與文無關。本月圖片主題：滄海）

　　幾乎在每一處面對浩浩滄海的地方，都能見到這樣感動得不能自已的情侶，給“海枯石爛”這樣的成語增添形象的註腳。這是在加拿大溫哥華的海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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