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九屆政治局常委名單即將揭曉，其中至少會有一半以上貼有“共青團派”標籤。但他們都並非作為團派代表進入最高決策層。共青團組織已經淪為“黨棍培養基地”，一定會與黨共進退，但共青團派這個中共官場准派系，不可能繼續存在

　　◆高伐林

　　中共十九大終於結束了。北京居民的生活可望在近期恢復正常，該開業的開業，該買菜刀的買菜刀，該擠地鐵的擠地鐵。完全可以想象的是：“新時代”揭幕，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要做好思想準備，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這一串頗為拗口的符咒，天天如影隨形，你走哪它跟哪，這必將成為“新常態”；也可以想象：這一長達十六字的符咒，很快就會被人們“自發地”簡化為五個字“習近平思想”，或者三個字“習思想”——這個“自然而然”的過程，當然是主政者和概念發明者早就算計好了的。
　　將我對共青團派問題的感想接着寫完，寫完之後，希望我可以永遠置諸腦後，到餘生結束，不會再有人來問我對這怎麼看了！

　　“共青團派”這個詞，最早是八十年代初中國政壇保守派大佬在批評胡耀邦時發明的，說他搞“共青團派”，網羅提拔了一批共青團幹部。胡耀邦對這一批評很不以為然，他說過，胡啟立不是我提拔的，是鄧小平提拔的；王兆國也是鄧小平到湖北二汽視察時發現，而後拔擢到高位的。考察胡耀邦擔任中組部長、後來當黨中央主席和總書記時的用人哲學和實踐，他是相當注意“五湖四海”的，甚至給一大批整過他的人平反、安排職位——最後，好幾個成了整垮他的“白眼狼”。
　　上次我說到，陳小平在“中共十九大”的電視訪談節目中問我：為什麼習近平對共青團派如此仇恨，這麼全方位地打壓共青團派官員？
　　我在回答中，簡要地分析了習近平對共青團派格格不入的幾個原因。
　　第一，精英階層與平民階層的差異乃至矛盾，是一個老話題。習近平作為一個“紅二代”“太子黨”，從眼界、人脈、興趣，到思維模式、行為方式、交往方式、表達方式，與主要從平民階層、從基層上升的團派，都很不相同。
　　第二，共青團派由於黨長期以來賦予它的使命和地位，決定了共青團幹部在這個系統內歷練的幾年、十幾年，在知識結構、業務能力上有突出的長處和突出的缺陷。習近平琢磨着要在“站起來”“富起來”的基礎上“強起來”，團派官員的長處用不上，缺陷很明顯。
　　第三，也可以說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共非常清楚自己奪取政權和鞏固政權的三大法寶中，最重要的就是“黨的領導”——也就是，有賴於一個控制嚴密、紀律嚴明的組織。那麼，中共也最提防任何有組織的力量來從自己手裡奪權。文革時毛澤東允許紅衛兵大串聯、倡導造反派大聯合，卻堅決禁止成立全國性的造反組織，一旦發現，立即取締（我還記得，當初有人成立了一個全國合同工、臨時工的造反組織，馬上被中央命令解散）；江澤民打壓傳銷、打壓法輪功和其它氣功團體、民間慈善團體和所有體制外非政府機構……都是着眼於它們有可能是全國性組織的雛形。對體制外的組織是如此，對體制內的組織，也高度關注，一定要將其置於“黨的絕對領導”之下。所謂“體制內的全國性組織”，首先當然是軍隊，因為掌握槍桿子，就更有風險。所以習近平首先要緊攥——“絕對掌握”——兵符；共青團也是一個體制內的全國性組織，儘管接受中共領導，定位為中共的“助手和後備軍”，但畢竟是一個有組織的力量；其頭面人物在共青團的崗位上有條件彼此結成更私密的關係。在中共對黨內小團體如臨大敵，絕不給予任何生存空間的情況下，共青團派當然不可能有任何成形的組織，更不可能有任何成文的綱領，但是共青團派成員有感情的紐帶，有昔日上下級隸屬關係，有很多工作互相配合的機會……這就是最高執政者絕不能掉以輕心的！他們必然要嚴密注視這些從共青團系統中走出的官員是否可能在黨內自成派系，結成幫派。
　　我回答陳小平的提問時，更具體舉例：
　　在胡錦濤執政時，他信任的一些共青團派官員，都算是所謂“主流派系”，那麼，像兩個書記處書記——中辦主任令計劃與中組部長李源潮——既是官邸緊挨着的鄰居，又是從二十多年前就合作的夥伴，時常聚首在一起商量工作，給胡總書記獻計獻策，這難道不是天經地義的？誰能給他們扣什麼帽子？但是換了習近平上台，共青團派不再是“主流派系”，他們兩人跟以前一樣在一起嘀嘀咕咕，就犯大忌了！這就是“團團伙伙”“非組織的政治活動”了！這就必然引起習近平的警覺、疑忌了！
　　至於陳小平提到：中紀委通報的2016年2月對共青團中央專項巡視反饋報告整改情況中，嚴厲抨擊共青團幹部，辦事不力、人心渙散，存在“四化”問題：“機關化、行政化、貴族化、娛樂化”。我不由得失笑：這個批評當然是正確的，據我有限的了解，共青團機關、系統和幹部隊伍，確乎存在這些問題，最近幾年愈演愈烈。但是，這些問題僅僅是共青團特有的嗎？習近平領導下共產黨的眾多衙門，難道不同樣存在“機關化、行政化、貴族化、娛樂化”的“四化”問題？甚至比共青團更嚴重十倍百倍！

　　但是我並不同意簡單地斷言：習近平是“仇恨”共青團派，“全方位地打壓”共青團派官員。
　　習近平對共青團派肯定是高度警惕，執意要消除隱患，但並非僅僅根據是否在共青團系統工作過這個標籤，就將共青團派官員一律扔進秦城或置之冷宮而後快。他採取了分而治之，力圖“為我所用”的多種策略。
　　上次我分析了陳小平給我看的關於各方預測的十九大政治局常委名單的幾個版本。最近幾天，又有幾個海外中英文媒體列出了更多版本。這裡連同上次的幾個版本，都羅列如下：

　　陳小平在訪談節目中給我看的版本是：
　　最新流行版：習近平、李克強、栗戰書、汪洋、韓正、王滬寧、趙樂際；
　　路透社版本：習近平、李克強、栗戰書、汪洋、韓正、胡春華、陳敏爾；
　　港媒的版本：習近平、李克強、栗戰書、汪洋、韓正、胡春華、趙樂際；
　　郭文貴版本：習近平、李克強、栗戰書、汪洋、韓正、胡春華、陳敏爾；
　　最近增添的三個版本是（這三個版本，人選是一樣的，不同的只是排序的名次）：
　　《南華早報》版：習近平、李克強、栗戰書、汪洋、王滬寧、趙樂際、韓正；
　　香港《明報》版：習近平、李克強、汪洋、王滬寧、趙樂際、韓正、栗戰書；
　　台灣《聯合報》版：習近平、李克強、汪洋、栗戰書、韓正、趙樂際、王滬寧。
　　在所有這七個版本中，共青團派官員，都占一半以上，至少是四位：李克強、栗戰書、汪洋、韓正；有三個版本，多了一個團派：胡春華。
　　這就足以說明，習近平並不是對共青團派官員視如寇讎。他提拔重用的共青團派官員，其他還能數出不少，像巴音朝魯，像王儒林……
　　今天午夜（北京時間明天中午），中共十九屆政治局常委名單就將最後揭曉，到底其中有幾位團派，所有猜測，都將塵埃落定。
　　我對陳小平強調，不管習近平的政治局常委、委員和中央委員會中有多少團派官員，他們都並非作為團派而進入，更不能視之為團派的代表人物。這與胡耀邦、胡錦濤時代很不相同。就拿上述幾個政治局常委版本中被歸為團派的官員來說，只有李克強和胡春華兩人，在共青團系統工作的時間長、人脈廣，受胡錦濤栽培提攜的痕跡重，對共青團的感情深；其他幾位，雖然身上都有“共青團派”這個標籤，但其派系基礎，都不是在一棵樹上吊死，與共青團的關係其實並不大。像栗戰書，就不是因為他的團派背景而被提拔在“三北”（華北的河北、西北的陝西、東北的黑龍江）和貴州一路升遷，更不是因為團派背景被習近平看中連升數級；汪洋的仕途經歷足以證明，他的權力基礎並非共青團；而韓正，與其說他是團派，不如說他是上海幫……

　　陳小平問我對共青團派的未來前景怎麼看，因電視節目的時間限制，我談的不多，在此略作補充，表述如下：
　　文革後共青團組織恢復以來，團的領導人已經換了八九茬，先後進入團中央書記處的有近百人。黨中央對團中央領導人的任命越來越不經意，似乎着眼點只在用團中央第一書記和書記處書記的職位，給這些要提拔的後備官員提供資歷，卻並不在乎他們如何帶領全國數千萬團員、數億青年創業和成長。共青團的影響力與日俱減。
　　共青團派從胡耀邦到胡啟立、再到胡錦濤、李克強的幾個梯隊，理想主義色彩呈現遞減趨勢。而當前的梯隊，理想主義色彩接近於剝落殆盡，意識形態教條在他們頭腦中進一步淡化，或者只是作為一個裝飾、幌子。與此相關的，是整體道德修養不如前代，更為虛偽。他們的心理驅動力，主要是個人建功立業的成就感和權力欲。對於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來說，走上共青團崗位以及隨之而來的黨政崗位，哪裡是投身為人民利益奮鬥、獻身的事業？他們只看作展現能力、政壇攀升的台階，甚至是積累資本、獲取財富的途徑。
　　共青團在中國社會生活中的地位和影響已經急劇下降，當前和今後在共青團崗位上的官員，除非中共政治出現大翻盤，是不可能有上個世紀80年代初和本世紀初共青團官員那樣的施展機會，更不可能有那樣的影響力。“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兵”，未來會有很多人繼續走上、又繼續離開共青團的領導崗位，但這樣的資歷，對其在政壇上晉升、在社會上開拓的意義將更加減輕。共青團派的凝聚力將極大減弱，共青團派作為一個中共黨內的非正式、未成形的“准派系”，將逐漸解體。
　　曾有學者認為，從太子黨與共青團派的爭奪，隱約可以看到中國自魏晉以來的門閥世族與庶族寒門矛盾的延續；而從雙方在價值取向上的分野，我們也依稀可以嗅到類似美國共和黨與民主黨的政策對峙的氣味。那麼，這種爭奪進一步深化和明確化，未來是否可能演變成某種有中國特色的體制化的制衡格局？
　　我認為，在可以預見的未來，這種預言根本是痴人說夢，完全不具有實現的可能性。這種對共青團派與太子黨的評價，是生搬硬套西方模式——在中國的體制下，這二者的區別，並不是基於不同社會利益群體和不同價值取向。共青團派的資格基於工作資歷，太子黨的資格基於血緣，這就決定了：前者是無法滲透到後者中，後者卻可以用任命、選舉等等方式滲透到前者中。像陳昊蘇、何光煒、李源潮、劉延東、栗戰書……不都同時是太子黨嘛！

　　在十九大閉幕之際，有人這麼對我說：習近平的報告強調社會公平、向人民利益尤其是底層傾斜、重政治超過重經濟……是否可能重新發掘共青團的利用價值，使團派能藉機東山再起？
　　海外一本研究共青團的專著中曾這麼說（恕我一時無法查證原話）：共青團組織越來越淪為一個“黨棍培養基地”。這個組織，由於中共有控制青年的需要，是一定會與黨“共進退”的——黨活多久，也就會讓團活多久（不管是否會換別的名稱——共青團歷史上就曾幾次改名）。繼續扶植共青團這樣一支隊伍，習近平是有其需要的，但絕對不會像胡耀邦、胡錦濤時代，賦予其官員以重要的潛在地位。習近平對共青團幹部如秦宜智、楊岳的安排，已經顯露端倪，他也明確地說過，共青團幹部不要想着升遷。他絕不會重新致使共青團發展壯大，尾大不掉。
　　共青團會繼續存在，但是，共青團派，將不再存在。將來的中共最高領導人，有可能曾經當過團支部書記、團總支組織委員、或者團省委書記、團中央書記——但他主要的權力基礎和派系資源，不可能來自共青團派——那個時候，已經不存在共青團派！


　　高看（每日一圖，與文無關。十月圖片主題：秋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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