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對道縣和周邊地區文革屠殺感到毛骨悚然，不僅因為被殺者人數，更因為殺人者人數：直接或間接殺人者高達15,050人。湖南這個地區竟有1萬5千多殺人犯！他們並非在兩派械鬥時殺死對方，多數也不是殺俘虜，而是不分老幼婦孺私刑處決，不折不扣就是屠殺！

　　◆高伐林

　　I
　　昨天法國國際廣播電台在“明鏡書刊”節目採訪我，要我談談明鏡集團旗下國史出版社剛剛出版上市的電子書《湖南道縣及周邊地區文革大屠殺機密檔案》。這次節目的廣播音頻和文字稿，都已經在幾個網站上播發，我轉載於下。
　　道縣文革大屠殺，這不是新聞，早在文革期間和文革結束之後就有流傳。中國大陸作家、文革研究者、原《芙蓉》雜誌編輯譚合成先生，花費近20年、冒着極大風險完成了非虛構作品《血的神話：公元1967年湖南道縣文革大屠殺記實》。這部在2007年（道縣屠殺40周年前夕）完成的50萬字書稿，四年之後，2011年由天行健出版社在香港出版，在我看來，功莫大焉！他翔實地披露了大量駭人聽聞的血腥史實——“駭人聽聞”這個成語，我最近用得何等頻繁！抱歉在一次次突破想象底線的事實面前，我的詞庫顯得實在太貧乏。
　　出人意外，但細想，又在人意中的是：該書出版之後，受到一些人質疑，認為誇大其詞、以偏概全、不足憑信。
　　昨天我在法廣節目中重提這一“舊聞”，要告訴聽眾的是，這一慘案被官方正式的調查和總結，給予了確鑿印證。國史出版社出版的這本《湖南道縣及周邊地區文革大屠殺機密檔案》，收錄的，是中共湖南道縣和零陵地區其它十來個縣、市委，八十年代初期到中期的正式機密文件，基本上每個縣市都是兩份材料（看來是上級下達的統一要求）：一份，是關於文革期間本縣市大屠殺情況的調查報告；一份，是本縣市處理文革遺留問題工作的全面總結匯報。個別縣市，還有附件。這些來源可靠性無可懷疑的文檔，不僅印證了譚合成所寫紀實作品的真實性，從官方的角度證實了文革屠殺真的是“駭人聽聞”，而且讓我們看到了官方在文革過後、胡耀邦主政時期對這個問題的認識、處置原則和方式。

　　II
　　在讀道縣屠殺的材料（譚合成的書和這本道縣機密檔案）時，我多次感到毛骨悚然。回答法廣詢問，我說到“最讓我觸目驚心的，是殺人之瘋狂”，因為時間有限，對這“瘋狂”，只說到死者占人口總數的比例之高。其實我感到毛骨悚然，不僅是因為全地區被殺者的人數，更因為全地區殺人者的人數：直接或間接殺人者高達15050人——也就是說，湖南的一個地區，竟有1萬5千多殺人犯！他們並不是在兩派械鬥時殺死對方，甚至多數也不是殺俘虜，而是強抓來私刑處決，不折不扣就是屠殺！殺人手段至少有10種：槍殺、刀殺、沉水、炸死、丟岩洞、活埋、棍棒打死、繩勒、火燒、摔死（主要用於未成年的孩子）。而且，更多人的表現更讓人心寒：受害人緘默不語，見證者也幾乎全部選擇忽視或者不說出真相——這讓他們成為罪行的共犯。
　　看看譚合成書中所寫到的這個實例吧：
　　道縣大坪鋪農場在周圍地區都殺得風生水起的時候，還沒有發生一樁殺人，所有人都在等待着大開殺戒的指令。直到有一天，稻草終於等到了燃着的木柴。農場廁所里發現了一塊毛主席語錄牌，這可是“反革命惡攻”的大罪，調查最後把“罪犯”鎖定在農場醫生謝志向的11歲兒子身上，革命群眾推理一定是“反革命”謝志向教唆了自己的兒子。簡單潦草的“審判”之後，群眾決定把謝志向一家五口處死。
　　在強姦了謝志向美貌的女兒之後，他們一家五口被捆綁到山上，背靠背綁在一起，中間放了一個炸藥包。轟然一聲響，五個人全部被炸飛。革命群眾把這個叫做：“天女散花”。
　　蔣方舟為《紐約時報》中文網所寫的對這本書的評介中也引用了這個令人心碎又血脈賁張的事例，還說：書中這樣的故事比比皆是，讓人覺得既突破了對人性想象力的極限，又覺得他們依稀仍在我們的日常生活里吞吐呼吸。

　　III
　　蔣方舟在文章中寫道：“對於屠殺，我最大的困惑莫過於：人是怎樣克服動物性的同情心的？如何看到同類被殘殺而不心生惻隱？”他轉引了哈佛大學社會倫理學教授赫伯特·C·凱爾曼（Herbert C. Kelman）的結論，從普通人變成集體罪行的罪犯，有三個條件：暴力被賦予了權威、行動被例行化了、暴力受害者被剝奪了人性。《血的神話》中敘述，一個殺人兇手在接受調查，回答為什麼要殺人的時候，對工作組的負責人說：“上頭叫我殺，我就殺。現在，上頭叫我殺你，我也會殺。”
　　對普通人變成集體罪行的罪犯的這三個條件，我沒有異議，我用過幾個等式，說明文革罪行的心理來源（這種心理，當然是中共長期灌輸而積澱而成）：論敵＝敵人，敵人＝壞人，壞人＝非人。非人，不是人，是禽獸、是草木、是蟲豸、是垃圾，甚至比禽獸草木蟲豸垃圾更壞，自然怎麼處置、怎麼虐待、怎麼殺戮，都視作天經地義！
　　蔣方舟的文章最後寫道：“關於屠殺的一切，讓我不知所措，直接經驗和想象力的匱乏使我對其懷疑，不敢相信文明之下仍有如此野蠻行為，而這種懷疑，是危險的。只有直視人性異化的可能性，才能讓我對自己保持警覺。”

　　IV
　　關於道縣周邊地區屠殺，還涉及一個問題，就是犯下這些令人髮指的罪行的屠殺者中，造反派也有份。
　　文革過後，在當局和媒體的宣傳中，“造反派”這三個字簡直等同於殺人不眨眼的惡魔，文革中所有的壞事，上歸罪於林彪“四人幫”，下歸罪於造反派——所謂“三種人”（造反起家的人，幫派思想嚴重的人，打砸搶分子）。
　　經過一段時間的辨析，經歷過文革的人們，聯繫自己在十年浩劫中的所見所聞，總算多少搞明白了：林彪集團，成型在1969年中共九大之前；“四人幫”成型則更晚；而興起於1966年年底的造反派，與1966年夏天風雲一時的紅衛兵，根本就是不同的群體（雖然有相當一部分學校中的造反派學生組織，也冠以“紅衛兵”之名）；所以許多壞事，根本扯不到他們頭上，只不過他們已被當局打翻在地、惡名昭彰，多潑幾盆髒水又有何妨？
　　就拿文革中殘酷迫害、死人最多的兩個高潮來說，一個是1966年“紅八月”，一個是1968年“清理階級隊伍”，這兩個高潮都與造反派沒有多大關係，卻都將罪責推到造反派頭上，實在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放過了真正應該承擔罪責者。
　　但是，我也發現，另一種傾向也值得注意：有一些前造反派骨幹和成員，雖然文革後受到不公正待遇甚至冤屈，紛紛控訴辯誣——這是完全必要的、正當的、合理的，但他們卻沒有反省：造反派手上也是沾了血的！他們中的許多組織許多人，也犯下許多迫害人的罪行。
　　十年前，我曾採訪過武漢一位文革中行刑式處決兩人的殺人犯李乾，寫下長篇深度報導《多少文革殺人犯，他是懺悔第一人》，他當年就是以造反派身份“替天行道”，坐了18年牢。李乾退休後前年來過美國，我請他吃飯，談起他最近的許多思考，他雖然沒有受過高等教育，但對文革和對中國前途的反思，令人肅然起敬。
　　前幾天我在“歷史明鏡”節目中採訪中共一大代表陳潭秋的兒子陳楚三先生，他在文革中是清華造反派組織四一四的核心領導成員，他也坦承造反派在文革中綁架、刑訊甚至槍殺的罪行。四一四是與蒯大富領導的清華“井岡山兵團”對立的造反組織，也曾綁架和刑訊過對立派別的教員、幹部和學生；而蒯大富領導的“井岡山兵團”，此類罪行犯下更多，陳楚三本人雖蒙蒯大富下令開恩，也曾被劫持囚禁和遭受酷刑。“井岡山兵團”發展到1968年7月27日暴力對抗前來制止武鬥的工人解放軍宣傳隊。據稱蒯大富看見其中女工有穿着裙子的，也看到有支持自己一派的工人造反派成員，應該明白他們並不是來攻打自己據點的，但他仍然發令武力對抗，當場打死五名工人，731位工人受傷。
　　說遠了，回到道縣。道縣大屠殺中的施害者，有不少是造反組織成員。如果我們站在人民的立場、而不是派性的立場，就必須正視：他們犯下的罪行，同樣令人髮指，同樣駭人聽聞！
　　當然，造反派犯下罪行，必然也有其各種原因：毛澤東蠱惑、中央文革煽動、本地當權者慫恿、多年受壓積攢仇恨……等等各種客觀原因。我希望從此能更進一步地深思據說是鄧小平說的那句話：沒有好的制度，好人也會做壞事；有了好的制度，壞人也難做壞事（大意，原話待查）。
　　幾天之後，11月10日下午，我將在“歷史明鏡”節目中採訪道縣文革屠殺檔案這本書的主編宋永毅教授，其中我也會問到關於造反派所犯罪行的問題，他會做更精彩的闡發，敬請各位關注。


　　附：湖南文革大屠殺機密檔案

　　索菲，法廣 2017年11月5日

　　一提到文革屠殺，人們就會想到湖南省的道縣。整整半個世紀之前的1967年，道縣及周邊地區的大屠殺，是中國在文革期間最駭人聽聞的重大慘案之一。國史出版社最近出版了中共官方上個世紀八十年代關於這次慘案的內部調查報告和結論等等文件，為徹底揭開這一慘案的真相提供了翔實可信的資料。這次節目，我們就請這本書的責任編輯高伐林來做一個介紹。

　　《湖南道縣及周邊地區文革大屠殺機密檔案》（國史出版社）。

　　法廣：高伐林先生，國史出版社最近幾年來，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檔案”這個系列之下，出版了大量電子書。《湖南道縣及周邊地區文革大屠殺機密檔案》這本書，也是其中的一本嗎？
　　高伐林：是的。國史出版社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檔案”，已經出版近70種了。去年出版了36卷《廣西文革機密檔案資料》，今年夏天又出版了廣西文革機密檔案的10卷“續編”。這次我們出版的關於湖南道縣及周邊地區文革屠殺的書，是最新的一本。這本書，由程鶴主編、宋永毅協編，全書近二十萬字。

　　法廣：關於道縣文革屠殺，我們知道文革研究者譚合成寫出了《血的神話》，你們為什麼還要出版這本書呢？
　　高伐林：兩種體裁，各有各的作用。您說的譚合成那本書很重要，美國著名翻譯家毛雪萍女士和郭建教授把它譯成英文出版，在中文世界和西方世界都起了重大作用。國史出版社的這本書，匯集了大量中共的機密檔案，更具有無可辯駁的史料價值。正如協編本書的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圖書館宋永毅教授所歸納的三點意義：其一，它們以中共自己出版的調查報告和處理文革遺留問題結論的形式，有力地印證了譚合成紀實作品的真實性；其二，這些機密文件披露的大屠殺，並不限於道縣一個縣，還涉及周邊零陵地區其它十個縣市，如祁陽縣、江永縣、江華瑤族自治縣、冷水灘市和永州市；其三，我們從中共文革後處理這些慘案的政策、方法，還可以進一步探討一些非常具有當代意義的問題，比如，文革中頻發道縣這樣的慘劇，為什麼中國還有那麼多的毛粉還要懷念文革？

　　法廣：道縣及周邊地區大屠殺有什麼特點呢？
　　高伐林：最讓我觸目驚心的，是殺人之瘋狂。在中國文革中眾多大屠殺中， 道縣大屠殺不是規模最大、死人最多。受害者人數，比不上廣西死9～15萬人，也比不上內蒙死1.7～4萬人，但相對所占整個人口的百分比卻非常高。這本書中的機密文件《道縣縣委關於處理“文革”殺人問題的總結報告》，對受害者總數披露說：全縣十個區、一個鎮和36個公社，都出現了殺人問題。……從8月13日至10月17日的66天中，全縣共死亡4509人，其中被殺4070人，被迫自殺439人。死亡人數占當時全縣人口總數的1.18％。其中全家慘遭殺絕的207戶。
　　這個百分比——被殺者人數竟達到總人口的1.18％，是廣西和內蒙的2～6倍，在全中國文革中的非正常死亡密度上，首屈一指。

　　法廣：道縣周邊地區呢？
　　高伐林：道縣的大屠殺具有極大、極快的傳染性。道縣的事件爆發的時間較早，是在1967年8月，廣西、內蒙等地的大屠殺一般要到1968年中才大規模地發生。道縣屠殺很快地影響了附近的十多個縣市，全地區文革期間非正常死亡9093人；還傳染到毗鄰的廣西自治區。
　　不過應該指出，與廣西大屠殺相比，道縣的民眾至少有一點還是幸運的。那就是駐湖南的47軍在發現大屠殺後，立即制止。道縣的大屠殺在8月26-29日到達高潮，8月28日47軍和湖南省革籌發現後，立刻電告零陵軍分區、道縣武裝部要求制止，隨後聯合發出緊急通告；8月29日47軍派部隊進駐道縣，還動用了飛機散發傳單，嚴禁殺人。到9月底基本上就沒有人被殺了。這說明即便在中國處於“全面內戰”的混亂狀態時，中共政權對局面的掌控還是有效的，只要想制止就能制止；廣西之所以不能平息，從殺人發展到吃人，在於其黨政軍領導韋國清本人就是亂殺人的實際策劃者和指揮者。

　　法廣：道縣和周邊地區文革中屠殺的對象是什麼人？
　　高伐林：死亡人員9千人，按當時的階級成份劃分：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和壞分子這所謂“四類分子”加上“右派分子”，3576人，他們的子女4057人，這就占了死者絕大多數；貧下中農1049人，其中部分人有不同程度的“歷史問題”，部分人因報復殺人而遇害；其它成分411人。值得指出的是，被殺者中，未成年人826人，最小的才10天。道縣和周邊地區的屠殺，呈現出殺人者是高度組織化，受害者“被高度組織化”的特點——這也是文革屠殺的共同性。

　　法廣：“殺人者是高度組織化”，這好理解；受害者“被高度組織化”是怎麼回事？
　　高伐林：用一句中國古話來講，就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殺人者要殺人，就給要除掉的目標加上各種“操控群眾組織搞反革命暴亂”“暗中串聯要搞階級報復”的罪名。本書的機密檔案告訴我們：黑五類作為飽受歧視的賤民階層，非但從來沒有過任何“亂說亂動”，甚至被長期的無產階級專政馴化到在臨死前都不敢問一句：“為什麼要殺我？”他們被說成是組織和參加什麼“黑風暗殺團”、“反共救國軍”，其實都是子虛烏有，這些組織根本不存在，都是殺人者為血腥屠殺製造出來的藉口。

　　法廣：是什麼人製造了大屠殺呢？
　　高伐林：這些調查報告顯示，道縣等很多地方是當地屬於保守派的群眾組織和各級武裝部軍人、基層黨組織和基幹民兵，製造了對階級敵人的大屠殺。他們認為“四類分子”是造反派的社會基礎，大屠殺的目的之一，就是想把“四類分子”和造反派綁在一起，借“四類分子”來抹黑造反派、整垮造反派。
　　四類分子和造反派兩者之間並沒有什麼瓜葛。但是造反派是不是與四類分子一樣，也都純粹只是大屠殺的受害者呢？本書所收集的一些機密檔案告訴我們，也並非如此。中共祁陽縣委的一份總結就記載：該縣對“階級敵人”的屠殺是由掌權的“湘江風雷”造反派發動的；寧遠縣委、新田縣委在調查報告中也有翔實具體的事例：造反派在文革對所謂階級敵人斬草除根的屠殺中手上也沾了血。
　　值得注意的是，書中收錄了這樣的檔案材料：在毛澤東逝世多年以後，工作組到道縣調查這一震驚中外的血案，被包圍在一片反對聲中，有人說：“毛主席死了，還鄉團來了！”“你們到底是來幹什麼的，為什麼盡幫着地富說話？”甚至喝農藥、上吊以示抗議。這說明：如果中國不徹底揭開文革真相，不解構毛澤東熱的理論和社會基礎，再來第二次文革、重演道縣慘案，決不是危言聳聽。


　　高看（每日一圖，與文無關。十一月圖片主題：集市）

　　這是在與泰國一江之隔的老撾渡口。許多好奇的外國遊客，從泰國渡河過來，要見識一下有“世上最窮的國家”之稱的老撾。從這個集市倒看不出來“最窮”，但是從營業員姑娘酣然入夢，不難看到“窮”的原因之一：“大鍋飯”體制的遺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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