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道县和周边地区文革屠杀感到毛骨悚然，不仅因为被杀者人数，更因为杀人者人数：直接或间接杀人者高达15,050人。湖南这个地区竟有1万5千多杀人犯！他们并非在两派械斗时杀死对方，多数也不是杀俘虏，而是不分老幼妇孺私刑处决，不折不扣就是屠杀！

　　◆高伐林

　　I
　　昨天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在“明镜书刊”节目采访我，要我谈谈明镜集团旗下国史出版社刚刚出版上市的电子书《湖南道县及周边地区文革大屠杀机密档案》。这次节目的广播音频和文字稿，都已经在几个网站上播发，我转载于下。
　　道县文革大屠杀，这不是新闻，早在文革期间和文革结束之后就有流传。中国大陆作家、文革研究者、原《芙蓉》杂志编辑谭合成先生，花费近20年、冒着极大风险完成了非虚构作品《血的神话：公元1967年湖南道县文革大屠杀记实》。这部在2007年（道县屠杀40周年前夕）完成的50万字书稿，四年之后，2011年由天行健出版社在香港出版，在我看来，功莫大焉！他翔实地披露了大量骇人听闻的血腥史实——“骇人听闻”这个成语，我最近用得何等频繁！抱歉在一次次突破想象底线的事实面前，我的词库显得实在太贫乏。
　　出人意外，但细想，又在人意中的是：该书出版之后，受到一些人质疑，认为夸大其词、以偏概全、不足凭信。
　　昨天我在法广节目中重提这一“旧闻”，要告诉听众的是，这一惨案被官方正式的调查和总结，给予了确凿印证。国史出版社出版的这本《湖南道县及周边地区文革大屠杀机密档案》，收录的，是中共湖南道县和零陵地区其它十来个县、市委，八十年代初期到中期的正式机密文件，基本上每个县市都是两份材料（看来是上级下达的统一要求）：一份，是关于文革期间本县市大屠杀情况的调查报告；一份，是本县市处理文革遗留问题工作的全面总结汇报。个别县市，还有附件。这些来源可靠性无可怀疑的文档，不仅印证了谭合成所写纪实作品的真实性，从官方的角度证实了文革屠杀真的是“骇人听闻”，而且让我们看到了官方在文革过后、胡耀邦主政时期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处置原则和方式。

　　II
　　在读道县屠杀的材料（谭合成的书和这本道县机密档案）时，我多次感到毛骨悚然。回答法广询问，我说到“最让我触目惊心的，是杀人之疯狂”，因为时间有限，对这“疯狂”，只说到死者占人口总数的比例之高。其实我感到毛骨悚然，不仅是因为全地区被杀者的人数，更因为全地区杀人者的人数：直接或间接杀人者高达15050人——也就是说，湖南的一个地区，竟有1万5千多杀人犯！他们并不是在两派械斗时杀死对方，甚至多数也不是杀俘虏，而是强抓来私刑处决，不折不扣就是屠杀！杀人手段至少有10种：枪杀、刀杀、沉水、炸死、丢岩洞、活埋、棍棒打死、绳勒、火烧、摔死（主要用于未成年的孩子）。而且，更多人的表现更让人心寒：受害人缄默不语，见证者也几乎全部选择忽视或者不说出真相——这让他们成为罪行的共犯。
　　看看谭合成书中所写到的这个实例吧：
　　道县大坪铺农场在周围地区都杀得风生水起的时候，还没有发生一桩杀人，所有人都在等待着大开杀戒的指令。直到有一天，稻草终于等到了燃着的木柴。农场厕所里发现了一块毛主席语录牌，这可是“反革命恶攻”的大罪，调查最后把“罪犯”锁定在农场医生谢志向的11岁儿子身上，革命群众推理一定是“反革命”谢志向教唆了自己的儿子。简单潦草的“审判”之后，群众决定把谢志向一家五口处死。
　　在强奸了谢志向美貌的女儿之后，他们一家五口被捆绑到山上，背靠背绑在一起，中间放了一个炸药包。轰然一声响，五个人全部被炸飞。革命群众把这个叫做：“天女散花”。
　　蒋方舟为《纽约时报》中文网所写的对这本书的评介中也引用了这个令人心碎又血脉贲张的事例，还说：书中这样的故事比比皆是，让人觉得既突破了对人性想象力的极限，又觉得他们依稀仍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吞吐呼吸。

　　III
　　蒋方舟在文章中写道：“对于屠杀，我最大的困惑莫过于：人是怎样克服动物性的同情心的？如何看到同类被残杀而不心生恻隐？”他转引了哈佛大学社会伦理学教授赫伯特·C·凯尔曼（Herbert C. Kelman）的结论，从普通人变成集体罪行的罪犯，有三个条件：暴力被赋予了权威、行动被例行化了、暴力受害者被剥夺了人性。《血的神话》中叙述，一个杀人凶手在接受调查，回答为什么要杀人的时候，对工作组的负责人说：“上头叫我杀，我就杀。现在，上头叫我杀你，我也会杀。”
　　对普通人变成集体罪行的罪犯的这三个条件，我没有异议，我用过几个等式，说明文革罪行的心理来源（这种心理，当然是中共长期灌输而积淀而成）：论敌＝敌人，敌人＝坏人，坏人＝非人。非人，不是人，是禽兽、是草木、是虫豸、是垃圾，甚至比禽兽草木虫豸垃圾更坏，自然怎么处置、怎么虐待、怎么杀戮，都视作天经地义！
　　蒋方舟的文章最后写道：“关于屠杀的一切，让我不知所措，直接经验和想象力的匮乏使我对其怀疑，不敢相信文明之下仍有如此野蛮行为，而这种怀疑，是危险的。只有直视人性异化的可能性，才能让我对自己保持警觉。”

　　IV
　　关于道县周边地区屠杀，还涉及一个问题，就是犯下这些令人发指的罪行的屠杀者中，造反派也有份。
　　文革过后，在当局和媒体的宣传中，“造反派”这三个字简直等同于杀人不眨眼的恶魔，文革中所有的坏事，上归罪于林彪“四人帮”，下归罪于造反派——所谓“三种人”（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
　　经过一段时间的辨析，经历过文革的人们，联系自己在十年浩劫中的所见所闻，总算多少搞明白了：林彪集团，成型在1969年中共九大之前；“四人帮”成型则更晚；而兴起于1966年年底的造反派，与1966年夏天风云一时的红卫兵，根本就是不同的群体（虽然有相当一部分学校中的造反派学生组织，也冠以“红卫兵”之名）；所以许多坏事，根本扯不到他们头上，只不过他们已被当局打翻在地、恶名昭彰，多泼几盆脏水又有何妨？
　　就拿文革中残酷迫害、死人最多的两个高潮来说，一个是1966年“红八月”，一个是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这两个高潮都与造反派没有多大关系，却都将罪责推到造反派头上，实在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放过了真正应该承担罪责者。
　　但是，我也发现，另一种倾向也值得注意：有一些前造反派骨干和成员，虽然文革后受到不公正待遇甚至冤屈，纷纷控诉辩诬——这是完全必要的、正当的、合理的，但他们却没有反省：造反派手上也是沾了血的！他们中的许多组织许多人，也犯下许多迫害人的罪行。
　　十年前，我曾采访过武汉一位文革中行刑式处决两人的杀人犯李乾，写下长篇深度报导《多少文革杀人犯，他是忏悔第一人》，他当年就是以造反派身份“替天行道”，坐了18年牢。李乾退休后前年来过美国，我请他吃饭，谈起他最近的许多思考，他虽然没有受过高等教育，但对文革和对中国前途的反思，令人肃然起敬。
　　前几天我在“历史明镜”节目中采访中共一大代表陈潭秋的儿子陳楚三先生，他在文革中是清华造反派组织四一四的核心领导成员，他也坦承造反派在文革中绑架、刑讯甚至枪杀的罪行。四一四是与蒯大富领导的清华“井冈山兵团”对立的造反组织，也曾绑架和刑讯过对立派别的教员、干部和学生；而蒯大富领导的“井冈山兵团”，此类罪行犯下更多，陳楚三本人虽蒙蒯大富下令开恩，也曾被劫持囚禁和遭受酷刑。“井冈山兵团”发展到1968年7月27日暴力对抗前来制止武斗的工人解放军宣传队。据称蒯大富看见其中女工有穿着裙子的，也看到有支持自己一派的工人造反派成员，应该明白他们并不是来攻打自己据点的，但他仍然发令武力对抗，当场打死五名工人，731位工人受伤。
　　说远了，回到道县。道县大屠杀中的施害者，有不少是造反组织成员。如果我们站在人民的立场、而不是派性的立场，就必须正视：他们犯下的罪行，同样令人发指，同样骇人听闻！
　　当然，造反派犯下罪行，必然也有其各种原因：毛泽东蛊惑、中央文革煽动、本地当权者怂恿、多年受压积攒仇恨……等等各种客观原因。我希望从此能更进一步地深思据说是邓小平说的那句话：没有好的制度，好人也会做坏事；有了好的制度，坏人也难做坏事（大意，原话待查）。
　　几天之后，11月10日下午，我将在“历史明镜”节目中采访道县文革屠杀档案这本书的主编宋永毅教授，其中我也会问到关于造反派所犯罪行的问题，他会做更精彩的阐发，敬请各位关注。


　　附：湖南文革大屠杀机密档案

　　索菲，法广 2017年11月5日

　　一提到文革屠杀，人们就会想到湖南省的道县。整整半个世纪之前的1967年，道县及周边地区的大屠杀，是中国在文革期间最骇人听闻的重大惨案之一。国史出版社最近出版了中共官方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关于这次惨案的内部调查报告和结论等等文件，为彻底揭开这一惨案的真相提供了翔实可信的资料。这次节目，我们就请这本书的责任编辑高伐林来做一个介绍。

　　《湖南道县及周边地区文革大屠杀机密档案》（国史出版社）。

　　法广：高伐林先生，国史出版社最近几年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这个系列之下，出版了大量电子书。《湖南道县及周边地区文革大屠杀机密档案》这本书，也是其中的一本吗？
　　高伐林：是的。国史出版社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已经出版近70种了。去年出版了36卷《广西文革机密档案资料》，今年夏天又出版了广西文革机密档案的10卷“续编”。这次我们出版的关于湖南道县及周边地区文革屠杀的书，是最新的一本。这本书，由程鹤主编、宋永毅协编，全书近二十万字。

　　法广：关于道县文革屠杀，我们知道文革研究者谭合成写出了《血的神话》，你们为什么还要出版这本书呢？
　　高伐林：两种体裁，各有各的作用。您说的谭合成那本书很重要，美国著名翻译家毛雪萍女士和郭建教授把它译成英文出版，在中文世界和西方世界都起了重大作用。国史出版社的这本书，汇集了大量中共的机密档案，更具有无可辩驳的史料价值。正如协编本书的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图书馆宋永毅教授所归纳的三点意义：其一，它们以中共自己出版的调查报告和处理文革遗留问题结论的形式，有力地印证了谭合成纪实作品的真实性；其二，这些机密文件披露的大屠杀，并不限于道县一个县，还涉及周边零陵地区其它十个县市，如祁阳县、江永县、江华瑶族自治县、冷水滩市和永州市；其三，我们从中共文革后处理这些惨案的政策、方法，还可以进一步探讨一些非常具有当代意义的问题，比如，文革中频发道县这样的惨剧，为什么中国还有那么多的毛粉还要怀念文革？

　　法广：道县及周边地区大屠杀有什么特点呢？
　　高伐林：最让我触目惊心的，是杀人之疯狂。在中国文革中众多大屠杀中， 道县大屠杀不是规模最大、死人最多。受害者人数，比不上广西死9～15万人，也比不上内蒙死1.7～4万人，但相对所占整个人口的百分比却非常高。这本书中的机密文件《道县县委关于处理“文革”杀人问题的总结报告》，对受害者总数披露说：全县十个区、一个镇和36个公社，都出现了杀人问题。……从8月13日至10月17日的66天中，全县共死亡4509人，其中被杀4070人，被迫自杀439人。死亡人数占当时全县人口总数的1.18％。其中全家惨遭杀绝的207户。
　　这个百分比——被杀者人数竟达到总人口的1.18％，是广西和内蒙的2～6倍，在全中国文革中的非正常死亡密度上，首屈一指。

　　法广：道县周边地区呢？
　　高伐林：道县的大屠杀具有极大、极快的传染性。道县的事件爆发的时间较早，是在1967年8月，广西、内蒙等地的大屠杀一般要到1968年中才大规模地发生。道县屠杀很快地影响了附近的十多个县市，全地区文革期间非正常死亡9093人；还传染到毗邻的广西自治区。
　　不过应该指出，与广西大屠杀相比，道县的民众至少有一点还是幸运的。那就是驻湖南的47军在发现大屠杀后，立即制止。道县的大屠杀在8月26-29日到达高潮，8月28日47军和湖南省革筹发现后，立刻电告零陵军分区、道县武装部要求制止，随后联合发出紧急通告；8月29日47军派部队进驻道县，还动用了飞机散发传单，严禁杀人。到9月底基本上就没有人被杀了。这说明即便在中国处于“全面内战”的混乱状态时，中共政权对局面的掌控还是有效的，只要想制止就能制止；广西之所以不能平息，从杀人发展到吃人，在于其党政军领导韦国清本人就是乱杀人的实际策划者和指挥者。

　　法广：道县和周边地区文革中屠杀的对象是什么人？
　　高伐林：死亡人员9千人，按当时的阶级成份划分：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这所谓“四类分子”加上“右派分子”，3576人，他们的子女4057人，这就占了死者绝大多数；贫下中农1049人，其中部分人有不同程度的“历史问题”，部分人因报复杀人而遇害；其它成分411人。值得指出的是，被杀者中，未成年人826人，最小的才10天。道县和周边地区的屠杀，呈现出杀人者是高度组织化，受害者“被高度组织化”的特点——这也是文革屠杀的共同性。

　　法广：“杀人者是高度组织化”，这好理解；受害者“被高度组织化”是怎么回事？
　　高伐林：用一句中国古话来讲，就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杀人者要杀人，就给要除掉的目标加上各种“操控群众组织搞反革命暴乱”“暗中串联要搞阶级报复”的罪名。本书的机密档案告诉我们：黑五类作为饱受歧视的贱民阶层，非但从来没有过任何“乱说乱动”，甚至被长期的无产阶级专政驯化到在临死前都不敢问一句：“为什么要杀我？”他们被说成是组织和参加什么“黑风暗杀团”、“反共救国军”，其实都是子虚乌有，这些组织根本不存在，都是杀人者为血腥屠杀制造出来的借口。

　　法广：是什么人制造了大屠杀呢？
　　高伐林：这些调查报告显示，道县等很多地方是当地属于保守派的群众组织和各级武装部军人、基层党组织和基干民兵，制造了对阶级敌人的大屠杀。他们认为“四类分子”是造反派的社会基础，大屠杀的目的之一，就是想把“四类分子”和造反派绑在一起，借“四类分子”来抹黑造反派、整垮造反派。
　　四类分子和造反派两者之间并没有什么瓜葛。但是造反派是不是与四类分子一样，也都纯粹只是大屠杀的受害者呢？本书所收集的一些机密档案告诉我们，也并非如此。中共祁阳县委的一份总结就记载：该县对“阶级敌人”的屠杀是由掌权的“湘江风雷”造反派发动的；宁远县委、新田县委在调查报告中也有翔实具体的事例：造反派在文革对所谓阶级敌人斩草除根的屠杀中手上也沾了血。
　　值得注意的是，书中收录了这样的档案材料：在毛泽东逝世多年以后，工作组到道县调查这一震惊中外的血案，被包围在一片反对声中，有人说：“毛主席死了，还乡团来了！”“你们到底是来干什么的，为什么尽帮着地富说话？”甚至喝农药、上吊以示抗议。这说明：如果中国不彻底揭开文革真相，不解构毛泽东热的理论和社会基础，再来第二次文革、重演道县惨案，决不是危言耸听。


　　高看（每日一图，与文无关。十一月图片主题：集市）

　　这是在与泰国一江之隔的老挝渡口。许多好奇的外国游客，从泰国渡河过来，要见识一下有“世上最穷的国家”之称的老挝。从这个集市倒看不出来“最穷”，但是从营业员姑娘酣然入梦，不难看到“穷”的原因之一：“大锅饭”体制的遗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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