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創始人之一陳潭秋幼子陳楚三，超越“紅二代”身份限制，站在人民立場獨立思考。他告訴我陳雲嚴厲批示：“像陳楚三這樣的人要特別警惕，絕不能讓他們混進第三梯隊”；但第二年陳雲又埋怨秘書：“早告訴我這是潭秋同志的兒子，我就不會那樣批示了”
老高按：昨天下午對陳楚三先生做了一次採訪直播，今天還將對他繼續採訪，但不是直播。陳楚三是陳潭秋烈士的小兒子，陳潭秋是中共一大的十三名代表之一，也是一位中共創始人。陳楚三1942年出生在新疆迪化（今烏魯木齊）監獄，不到十個月時，父親就與毛澤東的弟弟毛澤民、林基路等人一同被殺害。
陳楚三在監獄裡過了四年，才隨大人和其他兒童（其中包括毛遠新）被營救到陝北。後來他以“鄭延生”的名字，被薄一波的前妻撫養了九年多。直到14歲，才得知自己的生父是烈士，其本來的名字叫“楚三”，是監獄中黨組織負責人張子意所取，出自司馬遷《史記》“楚雖三戶，亡秦必楚”。
陳楚三是如假包換的“紅二代”，但他與羅宇、閻淮、李南央等許多高乾子弟一樣，勤於思考，對毛澤東、對康生、對文革、對“六四”……都有基於自己親眼所見、親身所歷的獨立見解。他的許多看法，我未必都認同，但對他超越“紅二代”身份的限制，站在人民的立場、重視實證、獨立思考的探索精神，我由衷地欽佩和敬重！
陳楚三寫了一本回憶錄《人間重晚晴：一個所謂“紅二代”的人生軌跡》，42萬字，即將由明鏡出版社出版，我有幸受委託擔任責任編輯。下面是封面：
昨天的專訪中，他重點講述了一段故事：時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陳雲，在1984年2月在對孔丹（父親是前中共中央調查部部長孔原，母親許明是周恩來的秘書，文革初期自殺）一封信上批示時，明確地指示：孔丹這些老紅衛兵不屬於要清理的文革“三種人”，卻捎帶說：“像陳楚三這樣的人要特別警惕，絕不能讓他們混進第三梯隊”；但1985年，陳雲又埋怨其秘書朱佳木：“你要早告訴我這是潭秋同志的兒子，我就不會那樣批示了。”
我特地問陳楚三老人：得知陳雲表示後悔對您那麼批示之後，您怎麼想？他不疾不徐的回答，讓我更加尊敬這位襟懷坦蕩的老人。
陳云為什麼在批示中對陳楚三如此嚴峻？故事相當曲折，牽涉到中組部李銳、劉澤彭（也是“紅二代”，清華校友、宋任窮前秘書，中組部青干局時任副處長）、羅徵啟（深圳大學校長）、陳元、蒯大富（清華文革造反派領袖）……他昨天並未講完，今天將繼續娓娓而談，擇時播出。我將找機會再來細講這段公案。
順便說一句，陳雲的秘書朱佳木也來歷不尋常，其父親朱理治三十年代被派到陝北主持“肅反”，將劉志丹、高崗、習仲勛都抓起來，險險乎都活埋。陳雲的另一個秘書許永躍，後來歷任河北政法委書記、省委副書記、國安部長。我得知的消息是，他在21世紀初那位鼎鼎大名的“公共情婦”李薇案上栽了大跟斗。
中共元老選用秘書，多半選用“紅二代”，例如習近平就當過耿飈的秘書。這方面的詳細情況，前中組部官員閻淮知道得相當多，我跟他約定，請他專門講一講，一定很好玩。
扯遠了。回到陳楚三。因其特殊經歷，他與康生、毛遠新等人都有許多故事可講。我很感謝這些老人，他們讓我們知曉了許多過去蒙在鼓裡的史實。
早上瀏覽《紐約時報》中文網，有幾篇文章有可取之處，雖然彼此風馬牛不相及，好在都不長，捆成一束，轉載於此。這些文章與上面所談的陳楚三，沒有什麼聯繫。不過，博客就是網絡日誌，我記下每天的活動，也可以記下每天的閱讀。再說，這幾篇文章真的與陳楚三的故事毫無聯繫嗎？未必。世上萬物無不有聯繫——或隱或顯、或遠或近、或疏或密，而已！
不要對共產主義心存幻想
Bret Stephens，紐約時報中文網2017年10月31日，翻譯：紐約時報中文網
“1932年春天，官員們意識到一場新的饑荒可能即將發生，擔心自己會失去工作甚至生命，他們鋌而走險，開始在所有的地方、用所有的方式收集糧食。全蘇聯各地都發生了大規模的充公事件。在烏克蘭，這種情況發展到了幾乎狂熱的強度。”
上面是我從安妮·艾波鮑姆(Anne Applebaum)所著的《紅色饑荒》(Red Famine)一書中引的幾句話，這是一本很棒的歷史新書，內容是關於1930年代初，約瑟夫·斯大林(Joseph Stalin)在烏克蘭引發大規模饑荒的政策。估計有500萬或更多的人在短短幾年中死亡。《紐約時報》當時駐蘇聯的記者沃爾特·杜蘭蒂(Walter Duranty)卻堅稱，饑荒的故事是假的。他的報道還獲得了1932年的普利策獎，時報後來稱那些報道為“徹底誤導”。
我想知道，除了只知道個大概，有多少讀者熟悉這段暴行和否認事實的歷史？有多少人知道拉扎爾·卡加諾維奇（Lazar Kaganovich，我們年輕的時候，這個名字中譯為“卡岡諾維奇”。——老高注）的名字？他是斯大林在饑荒時期的主要親信之一。又有多少人知道共產主義恐怖史上其他大大小小的篇章呢？從克里米亞韃靼人被驅逐、到秘魯“光輝道路”的掠奪，到勃列日涅夫時代用來折磨和監禁持不同政見者的精神病院。
為什麼熟知南非臭名昭著的羅本島監獄的人，從未聽說過古巴的松樹島監獄？為什麼馬克思主義在大學校園裡和進步媒體上仍被認真對待？那些提出拆除美國內戰時期南方邦聯人物塑像這一合理要求的人，對穿着印有列寧或毛澤東像的T恤衫的“潮人”（hipsters）有一丁點的內心反感嗎？
這些都不是首次提出的問題。但都是值得提出的問題，因為在共產主義在俄羅斯誕生100年後，如今的進步人士中仍有不少人對共產主義遺產保持着一種永久且危險的半否認態度。
不，他們不是真正的共產主義者。不，他們不是不知道大躍進或殺戮場的死亡人數。不，他們不是在試圖削弱民主制度。
但他們堅持認為，納粹主義和共產主義之間存在本質上的區別——種族仇恨與階級仇恨的區別，布痕瓦爾德與古拉格的區別，從而在道德上支持共產主義。他們試圖將共產主義理論與實踐區別對待，從而宣判理論無罪。他們在承認共產主義製造鎮壓和大屠殺的同時，用共產主義“真實進步和成就”的文獻來抵消那些惡行。他們會說，還從來沒有嘗試過真正的共產主義。他們會用大量同情和理解的文筆描寫斯大林主義劇作家莉莉安·海爾曼（Lillian Hellman），但從來不把這些理解和同情施予電影導演伊利亞·卡贊（Elia Kazan）。
進步的知識分子“是反對世界上一半人的道德說教者，但他們對革命運動的縱容是極端現實的，”法國學者雷蒙德·阿隆（Raymond Aron）1955年在《知識分子的鴉片》中寫道。“有多少知識分子出於道德義憤走上了革命道路，卻最終縱容了恐怖和獨裁？”
我在周四指出，知識分子用自己的政治奉獻糊弄自己，這已有很長的歷史了，而且這種現象完全沒有黨派之分。
但是，左派與共產主義同行、為其製造藉口的後果更危險。委內瑞拉目前正處於社會主義獨裁和人道主義災難的劇痛中，而那些通常的進步嫌疑分子一直在為這種可預見的後果和通向這個結局的不愉快過程歡呼雀躍。
其中一名嫌疑人傑里米·科爾賓(Jeremy Corbyn)可能會成為英國的下任首相，部分原因是由於英國的一代人在成年時期不知道從“進步的社會承諾”走向災難性經濟結果的道路短暫且筆直。
去年，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在民主黨中贏得了頗多的民心，如果說他還沒有贏得該黨大腦的話，他的做法是把“民主社會主義”描繪為只不過是新自由主義的延伸。但這位佛蒙特州參議員也堅稱，“華爾街的商業模式是欺詐。”把資本主義和金融服務當做犯罪對待的努力也有可預見的結果。
這是一個嚴酷的事實，在過去的一個世紀裡，西方最驚人的戰略勝利是我們從未認真學習過、更不用說接受的教訓。一種曾經奴役世界上約三分之一的人口、讓他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的意識形態，在沒有經過一場戰爭的情況下崩潰了，所有的人都看到了這種意識形態的惡行。然而，我們在譴責這種意識形態上仍有困難，不像我們譴責同等的邪惡那樣。我們把同情者這種意識形態的人視為浪漫主義者和理想主義者，而不把他們當做傻瓜、狂熱分子或憤世嫉俗者。
溫斯頓·丘吉爾（Winston Churchill）曾寫道，1917年，德國人允許一名布爾什維克領導人從瑞士前往聖彼得堡，“他們把所有武器中最恐怖的那種用在了俄羅斯。他們把列寧像鼠疫桿菌那樣裝在一輛密封卡車裡運了回去。”
一個世紀過去了，這個桿菌還未被根除，我們對它的免疫力仍不確定。
幸福感源自內心？其實不然
Ruth Whippman，紐約時報中文網2017年10月31日，翻譯：李瓊
Ruth Whippman是《焦慮的美國人：追求幸福如何讓整個國家被焦慮壓垮》(America the Anxious: How Our Pursuit of Happiness Is Creating a Nation of Nervous Wrecks)一書的作者。
（《紐約時報》英文版上這篇文章的標題是：Happiness Is Other People——老高注）
幾年前，孤身一人從英國搬到美國後，無依無靠的我在某個情緒極為低落的時刻往手機上下載了一個“幸福應用”（happiness app）。選出這樣一個應用（app）的困難程度高到超乎想象。應用商店裡有上千個承諾給人帶來幸福的選項——它們會教你如何冥想或心懷感恩，會給你發送日落和小狗的照片集錦，或者被美化到不可思議的親人的照片（讓你暫時忘卻現實中沒那麼高的顏值的親人。）
我最終選擇的應用每隔一小時左右就會發來信息，對我進行積極的肯定，都是我該反覆對自己說的話。“我很美”，或者“我很滿足”。問題是，每當手機在收到新信息的時候嗡嗡作響，我就會條件反射般地激動一下，以為有一個真實的人試圖聯繫我。弄清真相後，我會很不是滋味地嘟噥出“我很滿足”，卻無法揮去這樣一種感覺：沒有朋友和社群，我真的並不滿足。
“幸福感源自內心，”幾天后，出現在我的Facebook信息流中的一張勵志圖片卡如此說。那白色的米姆字體有點兒呆，背景是一個女人拗出瑜伽姿勢的圖片，其肢體扭曲得極為厲害，看上去就好像她其實是在探查自己的五臟六腑，竭力找出幸福所在之處。
過去幾年間，我在美國致力於研究與幸福和焦慮有關的問題，並就此寫了一本書。我注意到，這種特別的關於幸福的建議——把追尋滿足感定位為一種向內的、個人化的探求，與其他人無關——已經變得越來越隨處可見。與其大同小異的包括：“幸福並非取決於你周圍發生了什麼，而是取決於你的內心發生了什麼”；“你的幸福不該由他人決定”；還有那句頗為神氣、很容易在社會上流傳開去的“幸福是內心的感受”。來自某自勵自助郵件列表的一封電郵，甚至以強悍的合成詞“withinwards”（內部深處）來着重強調該理念（不過，當我看到郵件主題“Go Withinwards”［探尋內部深處］的時候，一度以為這是在給一家徹頭徹尾的內臟類餐廳打廣告。）
在以自我實現為動力的個人主義文化中，幸福感應該自內而外而非自外而內地產生的理念，正慢慢變成世人默認的真理。這種幸福被設定為自我發現之旅，而不是與外界打交道的天然副產品；這種幸福強調情感上的獨立，而非相互依賴；其所基於的理念是，要獲得有意義的滿足，只能全力探索自己的內心，深入靈魂深處，認清我們個性當中的複雜和敏感。第一步：發現自己。第二步：做自己。
這種孤立主義哲學不僅顯現在很多美國人談論幸福的方式中，還通過他們如何打發時間彰顯出來。研究此類問題的人發現，獨自“追尋幸福”的情況明顯增加——行動時要麼是孤身一人，要麼是身處沒有互動的群體中——顯然旨在把每個人圈定在自己的私人情感體驗里。
靈修和宗教實踐正慢慢從一種以社群為基礎的活動，變成一種私人活動，靜謐的冥想靜修院、正念應用程序和瑜伽課堂，取代了教堂里的社交聚會和集體禮拜。自勵自助產業蓬勃發展，其指導思想為：追尋幸福應該是一項私人的、專注於自我的事業。美國人每年會花超過10億美元購買自勵自助類書籍，讓其為自己的內心之旅提供指引。與此同時，“自我照護”(self-care)成為了新形態的走出去。
但在越來越強調進入內心深處追尋幸福的時候，美國人用於與他人真正交往的時間越來越少。目前，這個國家將近半數的餐桌前只有一個用餐者。少年人和年輕的千禧一代用來和朋友“閒蕩”的時間比不久前的任何一代人都少，智能手機取代了真實世界中的互動。
不只是年輕人。美國勞工統計局（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開展的時間利用調查顯示，普通美國人現在平均每天花不到四分鐘“主持或參與社交活動”，這裡的“社交活動”涵蓋了所有類型的派對，以及其他有組織的社交場合。算下來一年是24小時，幾乎不足以覆蓋感恩節晚餐和自家孩子的生日派對。
同樣的時間利用數據，還對“交際和溝通”做了另一種更寬泛的界定，其中不只包括讓人愉悅的事情——與熱情的配偶進行心與心的交流，或者與好友邊品葡萄酒邊高談闊論——還包括兩個成人之間任何類型的交際和溝通，這被視為他們之間的主要活動，而非工作等其他任何活動可有可無的組成部分。算上所有這些——包括日常的嘮叨、爭論和抱怨——普通美國人每天僅僅花半個多小時進行社會交往。不妨將其與每天看電視的時間（3小時）甚至是“梳洗打扮”的時間（女士為1小時，男士只有44分鐘多一點）比較一下。
反省、內觀和一定程度的孤獨，是健康的精神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但到了某個點以後，我們似乎會打破平衡。因為大量研究非但沒有證實我們秉持的“幸福感源自內心”的理念，還透露出幾乎完全相反的信息。
關於幸福的學術研究充斥着不合情理和矛盾之處，更多地揭示了開展研究的那些人的日程和價值觀，而非人類情緒的真實狀況。但如果有一種觀點幾乎得到了關於人類幸福感本質和源頭的所有研究的一致認可，那一定是：我們的幸福有賴於他人。
一項又一項研究都表明，良好的社會關係是幸福生活的最強大最可靠的預示物，它們甚至更進一步，稱之為“幸福的必要條件”，這意味着沒有良好的社會關係，一個人就無法真正感到幸福。這一結論適用於有着任何種族、年齡、收入和社會階層的人，令其它影響因素相形見絀。
研究顯示，如果想要幸福，我們就應該切實致力於減少獨處的時間。儘管回答抽象的問題時，人們聲稱喜歡孤獨，但實時抽樣結果表明，所有受訪者一致表示，他們和其他人待在一起時比獨處時更幸福。出乎意料的是，這種效應不僅適用於認為自己外向的人，它同樣適用於認為自己內向的人。
另外，忽視社會關係真的會嚴重危及我們的健康。研究顯示，缺少社會交往引發的過早死亡風險可與吸煙比肩，給健康帶來的風險約為肥胖的兩倍。我們為自身的健康能做的最重要的事，不是“發現自我”或“探尋內心”。而是在生活中儘可能多地投入時間和精力，培育我們和其他人的關係。
有鑑於此，下一次面對冥想抑或和朋友坐在酒吧里吐槽冥想課這兩個選項時，你或許應該認真考慮去酒吧，不管你的“幸福應用”怎麼說。
“萬能主席”習近平：比CEO還厲害的“COE”
每日一詞：Chairman of Everything，紐約時報中文網2017年10月31日
十九大後，習近平已將自己塑造成了鄧小平之後最有權勢的統治者。“習近平思想”被寫入黨章，意味着習被提到了與毛澤東一樣高的地位。
在《紐約時報》一篇名為《“萬能主席”習近平，諸多頭銜背後的權力加冕》中，我們的駐京記者赫海威(Javier C. Hernandez)細數了這五年來加諸習近平身上的種種頭銜——黨的“領導核心”、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中央軍民融合發展委員會主任、中央軍委聯合作戰指揮中心總司令、中央軍委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領導小組組長、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領導小組組長、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組長、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組長、中央對台工作領導小組組長、中央外事工作領導小組組長……
“在中國龐大的官僚機構中，習近平的身影無處不在”，記者在文章中這樣說。正因為習近平的頭銜如此之多，人們開始稱他為“the chairman of everything” (萬能主席)。
“The chairman of everything”這個概念是由澳大利亞國立大學中華全球研究中心在2014年首次提出的。在2015年11月《紐約時報》駐京記者Jane Perlez對該中心負責人白傑明(Geremie R. Barmé)的一次採訪中，白傑明將這一概念簡稱為COE，與公司首席執行官的簡稱CEO只有一字之差。
“Under Xi Jinping, the man I like to call China’s C.O.E., or Chairman of Everything, these traditions are being drawn on to build a China for the 21st century. ” （“我喜歡把習近平稱為中國的‘COE’——全抓全管的老總[Chairman of Everything]。習近平執政期間，為構築一個面向21世紀的中國，運用了以上的傳統。）
借用了公司CEO的概念，中文網對這一頭銜最開始的翻譯是“全抓全管的老總”。在《四個問題，看懂“習核心”意味着什麼》一文中，“chairman of everything”這一概念被再次提及。
“That power doesn’t mean that Mr. Xi is always effective, and the new title will worry critics who say he is trying to control too much, leading to poor policy… Being the‘chairman of everything’，as Mr. Xi has been called, could backfire.” （“擁有這種權力並不意味着習近平一直都會是一位有效的領導人，該頭銜會讓批評人士感到擔憂——他們認為他正試圖掌握太多的東西，而這會導致糟糕的政策出爐……充當‘全抓全管的老總’[chairman of everything]——這是外界對習近平的稱呼——可能會適得其反。”）
就在昨天，習近平這位“COE”在人民大會堂會見了一批來自中美兩國的CEO和商業領袖，其中包括蘋果(Apple)的CEO蒂姆·庫克(Tim Cook)、黑石集團(Blackstone Group)CEO蘇世民(Stephen Schwarzman)和Facebook的CEO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會上，這位“COE”對CEO們說：“中國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決心和力度推進全面深化改革”，“中國已經並將繼續出台一系列進一步擴大開放的舉措”。
在翻譯最近這篇闡釋習近平諸多頭銜的文章時，駐京記者儲百亮(Chirs Buckley)建議將“chairman of everything”翻譯為“萬能主席”。而在BBC中文網去年的一篇文章中，這一頭銜則被翻譯成了“全面主席”。
對於“chairman of everything”，你有什麼看法？中文裡有與之對應的詞語嗎？這幾種譯法你更喜歡哪一種？你對這一稱呼作何評價？歡迎來信至cn.letters@nytimes.com與我們分享你的看法。
高看（每日一圖，與文無關。十月圖片主題：秋韻）
很有幾次，千里迢迢慕名尋訪素有口碑的觀賞秋葉勝地，像新罕布什爾州的白山、佛蒙特州的綠山、賓州的波可諾、紐約州的七星湖、田納西州的大煙山……未必每次都能大飽眼福，返程回家，卻發現“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或者說“眾里尋他千百度，暮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最紅最亮的秋葉，就在自己家門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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