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有文化到底是福還是禍？其實並沒有確定答案。傳說蒼頡造字，天雨粟，鬼夜哭。天上往下掉小米，是好事，知識帶來財富；但是鬼夜哭則不是什麼好事，八成禍事來了。知識既可帶來財富，也可帶來災禍，就人類整體而言如此，個體的人也如此


　　老高按：中共十九大勝利閉幕，十九屆班子新鮮出爐。這次新中央委員名單揭曉後，網絡上、微信上立即出現許多統計、盤點、排行：中央委員的省籍、出自哪所大學，出自本省、本校的有誰誰誰……十分有趣，也十分無聊。其中有個統計，卻讓我若有所思。這個統計是說，新的政治局常委中，曾經是工農兵學員和夜大學學生的比例很高，有人甚至貶之為“夜大學工農兵學員常委會”。
　　“工農兵學員”這個概念，經歷過文革的人都知道，說的是毛澤東在發出“大學還是要辦的”最高指示之後，大學逐步恢復招生，但是廢除過去的高考招生制度，改用從工農兵中選拔、推薦學生的方式。據統計，從這時到1977年恢復高考的10年間，全國高等院校共招收了94萬基於推薦制的大學生，統稱為“工農兵大學生”或“工農兵學員”。
　　所謂“夜大學”，是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為適應廣大青年求學的需求，各大學挖掘師資、設備的潛力，經教育部門審批而開辦的，得以讓許多沒有考上正規大學的青年，進入夜大學學習。
　　新一屆政治局常委的學歷、受教育背景如下：
　　習近平博士：1975年，獲得推薦進入清華大學化工系。1998－2002年，在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馬克思主義理論與思想政治教育專業在職研究生班學習，獲法學博士學位。
　　李克強博士：1978年，考入北京大學法律系，1988－1994年，在北京大學經濟學院經濟學專業在職研究生學習，獲經濟學碩士、博士學位。
　　栗戰書碩士：河北師範大學夜大政教系畢業，中國社會科學院在職研究生學歷，哈爾濱工業大學高級工商管理碩士。
　　汪洋碩士：1979－1980年，在中央黨校理論宣傳幹部班政治經濟學專業學習，1989－1992年，在中央黨校函授學院本科班黨政管理專業在職學習；1993－1995年，在擔任安徽省委常委、副省長期間，在位於合肥的中國科技大學管理科學系研究生課程班在職學習，獲工學碩士學位。
　　王滬寧碩士：1972年被選送到上海師範大學（今華東師範大學）外語系學習法語。1978年考取復旦大學國際政治系碩士研究生，1981年獲法學碩士學位。
　　趙樂際碩士：1977年2月進入北京大學哲學系，是最後一屆工農兵大學生。中共中央黨校研究生畢業。
　　韓正碩士：1983－1985年，在復旦大學大專班在職學習；1985－1987年，在華東師範大學夜大學政教系學習；1991－1994年，在華東師範大學國際問題研究所在職學習，獲經濟學碩士學位。
　　小計一下，七位政治局常委，有兩個博士，五位碩士，相當亮眼！
　　細看一下，其中習近平、王滬寧、趙樂際三位當過工農兵學員，栗戰書、汪洋、韓正是夜大學和在職學習——他們當時都身居官場高位，這種學習的知識含金量，人們心照不宣，如果說也相當於“工農兵學員”，恐怕八九不離十。
　　比較一下前兩屆政治局常委：
　　中共十七屆政治局常委九人，多數（胡錦濤、吳邦國、溫家寶、賈慶林、賀國強、周永康等）是文革前上大學（有的未讀完就遭遇文革）；只有習近平是工農兵學員出身；李克強在文革後考入大學。
　　中共十八屆政治局常委七人，習近平、李克強的情況如上；其他人，王岐山、張德江是工農兵學員（張被公派去金日成大學留學），劉雲山是1964－1968年在內蒙古自治區集寧師範學校學習；俞正聲和張高麗是文革前考入大學，但都是學到一半，就遭遇文革停課。
　　文革中我們都知道毛澤東有一句話：“老九不能走。”——“老九”指的是知識分子。知識分子為何被稱為“老九”，老毛為何這麼說？原來，當時有“黑五類”的說法，指的是“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右（派分子）”，這是明文確定的“革命對象”“專政對象”，文革中，又增添了三類：叛徒、特務、走資派，於是革命對象被稱為“黑八類”。有人將知識分子也當成打擊對象的第九類，非正式地斥為“臭老九”。當時革命樣板戲中《智取威虎山》中的英雄楊子榮打入匪巢，被委任為“八大金剛”之後的“第九大金剛”，劇中有句台詞說“老九不能走”，於是毛澤東就以此來表達：知識分子也還是我黨需要的，不能一概斥之為“臭老九”而貶抑、驅逐、打擊。
　　很少有人知道，“臭老九”這個概念還有更深遠的來歷：大元帝國，等級森嚴，其社會等級的排序是：“元制，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醫，六工，七匠，八娼，九儒，十丐”（趙翼《陔余叢考》）；榭枋得在其《疊山集》中也排序為：“大元制典，人有十等，一官，二吏……八娼，九儒，十丐；介乎娼之下，丐之上者，今之儒也”。
　　儘管毛澤東說了“老九不能走”，但是，這種說法本身就有恩賜意味，而且同時仍帶有很大的貶義——“老九”還是“老九”，只是開恩允許“不走”而已。

　　文革結束，中共宣布了“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一部分”。但從毛澤東開始，中共領導層並未真正形成尊重知識的傳統。這一屆政治局常委的文化知識基礎，相對來說，是最差的。這當然有時代的原因，我們不能苛求：五十年代出生者，求學階段遇到文革，其中佼佼者只能是這樣一個結果。我也注意到，這些人都在領導崗位上在職學習，說明他們知道時代的逼迫和呼喚；而且我更清醒地知道：學歷與政治才能根本不能畫等號。但是，我不能不憂慮：這樣一批“前工農兵學員”，是否能真正理解知識和知識分子的重要性？是否會從其多年形成的觀念出發，制訂他們自認為最好的政策？
　　讀到中國大陸學者張鳴教授的一篇文章，與我們這裡談到的話題有點關聯，轉載於下。


　　不識字的好處

　　張鳴，博客

　　人能用符號表達意思，到底是福還是禍？其實並不是一個有確定答案的問題。傳說蒼頡造字，天雨粟，鬼夜哭。天上往下掉小米，是好事，知識可以帶來財富，殷墟甲骨文，多為巫師的手筆，“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纏兮？”人家識字。但是鬼夜哭則不是什麼好事，小時候聽大人講鬼故事，聽到鬼夜哭，八成禍事來了。知識既可以帶來財富，也可以帶來災禍，就人類整體而言如此，個體的人，也如此。
　　閒來無事，翻了一本老紅軍的私人回憶錄。此人雖然級別不高，但在延安期間，由於學過廚師，長期在後勤部門工作，因此見過的事多，見過的大人物也多，由於級別不夠，沒有組織上給他配人撰寫，只是由他個人口授，兒子記錄下來的。因此就沒有那麼多顧忌，讀起來，可以了解延安生活的諸多細節，值得一說的事很多，但是我最想說的，卻是老人有關識字的經歷。
　　老人是個紅小鬼，12、3歲，就跟上紅軍，他所在的川陝紅軍，在張國燾領導下，肅反肅得凶，紅軍里凡是出身差一點，就有危險，而檢驗出身的標準之一，就是看這個人識字多少。當然，北大畢業生張國燾是不在其內的，因為他是最高領導。雖然識字多了有危險，但軍中卻辦識字班，教那些文盲戰士識字，我們這個紅小鬼學習很賣力，成績突出，但是識字教員偷偷跟他講，不要這麼賣力，識字多了，當心被當反革命抓進去，他正在疑惑，識字教員就被肅掉了，識字班無疾而終。從此而後，紅小鬼再也不敢識字，到了延安，給首長當公務員，首長教他識字，不干，送他去學校學習，不干，最後，只學了一手廚藝。結果，到了延安整風期間，不識字的好處顯出來了。他回憶道：“我沒有文化學歷，歷史清白，審幹審不到我的頭上，整個楊家嶺的幹部就屬我吃得飽，睡得香，既不考慮如何去整人，也不擔心被人整，悠閒自得。整風審幹負責人之一的鄧潔在大會上宣布：‘從今天起，辦公廳、中組部、中宣部的同志一律不准走出楊家嶺的大門，誰有什麼事情要辦，去找李耀宇同志（回憶錄作者），讓他替你們去外面辦去，大家儘量克服一下，全力整風，清查特務。’”（李耀宇口述《一個中國革命親歷者的私人記錄》，第145頁，當代中國出版社，2006）
　　這是何等的幸福，眾人皆囚，我獨逍遙。不許外出的人，不是挨整，就是整人，整人者復被整，被整者再整人，自殺的，跳井的，鬼哭狼嚎，獨獨自家可以置身事外，如果優越本身就意味着幸福的話，那麼這種鶴立雞群，獨獲自由的感覺，大概人世間沒有多少人能得到。弔詭的是，得到這一切，僅僅因為這個人是個大字不識幾個的大老粗！
　　出身寒苦＋大字不識＝忠誠，這樣的等式什麼時候建立的？大概很早，唐明皇信任安祿山，原因之一就是他出身苦，不識字，不懂禮儀，連飯桶裙帶宰相楊國忠都看出安祿山要反，唐明皇還是信任如舊。安史亂後，唐朝藩鎮割據，節度使們卻犯唐明皇一樣的毛病，所用的牙兵，即宿衛，都是粗豪而不識字的精壯漢子，時間一長，儘管好吃好喝好招待，牙兵卻大有不穩之勢，逢年過節，節度使要打着牙板，給牙兵們唱小曲解悶，這也不行，牙兵說反就反，換領導，就像換自己的破靴子。
　　唐明皇不傻，在唐朝皇帝裡面，老人家要算聰明人，各個藩鎮也不傻，相信老粗忠誠，易於操縱，也不全錯，在老粗被任用之初，甚至可以說相當對頭，老粗樸實，忠厚，少假恩義，人家可以忠誠得像狗一樣，一副死心塌地的模樣，有哪個統治者不為之心曠神怡？糟就糟在，人是會變的，樸實的老粗，一旦發達之後，很容易發生變化。民國的軍閥中，馮玉祥最喜歡用老粗，不喜歡用軍校學生，招兵的時候，一看腦後有沒有小辮，二看手上有沒有老趼，選軍官，更是如此挑選，平時狗子，厚兒地叫着，想罵就罵，說打便打，親昵得如自己家的兒子孫子。馮系的軍隊沒有坐大之前，軍隊的凝聚力大得了不得，北京政府撤掉馮玉祥這個混成旅長，全旅官兵一致反對，新旅長就是沒辦法履任。可是，到了這些狗子，厚兒都混出模樣來了，他的話就不靈了，在蔣介石金錢美女、銀彈肉彈的攻勢下，一個又一個離他而去，害得他感慨道：西北軍樸實能打，但是，就有兩樣不好，一是見不得錢，二是見不得女人。
　　不過，固然有兩個見不得的毛病，聰明的統治者依舊喜歡老粗，只是要提醒一下他們注意資產階級的糖衣炮彈，讓某文人寫本甲申三百年祭，留神別做李自成和劉宗敏。當然，即使這些老粗真的做了李自成和劉宗敏，也不打緊，殺威棒高高舉起，多少會管點事。怎麼感覺，還是靠着他們踏實——道理很簡單，這些人對上面，不會有思想的歧意，不會懷疑領導的正確與英明，讚美起皇帝的新衣來，顯得那麼誠心誠意。
　　所以，識字的，必須整，思想改造，多少次都沒有夠，活到老，改造到老，有些倒霉的，到不了老，就見了馬克思，那也沒辦法。但是老粗就沒事，基本上用不着改造，就是犯了錯誤，也多半賴別人——被資產階級拉攏或者資產階級思想腐蝕。正因為如此，在社會主義陣營中，中國是唯一一個長時間完不成幹部知識化的國家，其幹部隊伍，所謂的知識分子幹部和工農幹部長期共存，後者領導前者，後者改造前者，後者具有充分的合法性和自豪感，有事沒事，胸脯一拍，老子是大老粗，斗大的字不識一筐，怎麼樣？
　　任何國家機器，都存在忠誠和效能的矛盾，造反的時候，忠誠優先，可以理解。輪到自己當家作主了，依舊忠誠優先，不顧效能，多少有點令人不解。唯一的解釋是，國家在某些人眼裡，其實不算個什麼東西。


　　高看（每日一圖，與文無關。十月圖片主題：秋韻）

　　近期文章：

　　十月革命百年祭來臨，中國人理應關注　　
　　中國詩歌史就是一部中國知識分子夾縫史　　
　　十九大開幕之際略談共青團派的興衰　　
　　中共政壇上的共青團派已經進入殘局　　
　　共青團會存在下去，但共青團派畫了句號　　
　　自由民主人士對習近平這次該死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