殘酷的戰亂和屠殺中，女性作為弱勢群體，常常受到完全違背自己意志的精神和肉體的多重蹂躪。廣西文革機密檔案披露：在1967至1968年的大屠殺和政治剿匪中，“以文革的名義”的性暴力，是一種遍及全省的現象，給受害女性造成長期精神創傷


　　老高按：昨天介紹了文革研究專家、加州大學圖書館宋永毅教授演講中關於廣西文革的大屠殺部分，今天接着介紹他演講中關於性暴力的部分。
　　有的讀者可能沒看到昨天我的有關說明，這裡再次簡介如下：
　　國史出版社去年和今年先後出版了《廣西文革機密檔案資料》36卷和“續編”10卷。這46卷電子書，由宋永毅任主編的一個編委會編輯，我受委託擔任這兩套書的責任編輯。這兩套（實則可以看作一套）的來源，都是中共內部印行的調查報告。
　　中共中央自1979年起向廣西派出多個工作組進行調查，根據他們的調查和建議，原廣西自治區區黨委被中央徹底改組。新的區黨委動員了十萬幹部，深入到每一個縣做最仔細的調查，以揭示歷史真相。為了將調查工作做的細緻紮實，這些幹部用了五年的時間、深入到廣西的每一個縣去按文革十年的年、月、日來編纂“大事記”、“大事件”，並在內部印行有關廣西文革的中共機密和絕密的檔案資料，這就是國史出版社這46卷機密檔案資料的來源。中共通過自己的幹部五年調查核實，在絕密文件中自己披露出來的，我想總不至於遭到“造謠”“誹謗”“偏見”之類指責和誤解吧。這是內部文件，中共對外當然是諱莫如深、絕口不提的。
　　我作為責任編輯，不得不閱讀這些文字——慘不忍睹！令人髮指！但我必須遵守職業規範，不能擅自在網上發布、擴散這些資料的內容，請有興趣關注、了解的讀者，去購買、借閱國史出版社出版的書籍（據說若干西方的大學已經購置）。
　　下面刊登的宋教授演講的這一部分，與昨天那一部分一樣，滿篇都是慘絕人寰的陳述，所以我要重覆昨天的警告：神經衰弱、見血暈倒的讀者，您就不必往下看了。但我希望，每個讀者，都能重溫魯迅的告誡：真的猛士，敢於直面慘澹的人生，敢於正視淋漓的鮮血！
　　宋永毅教授的演講中，常常出現“處遺”這個詞，這是“處理文革遺留問題”的簡稱，是當時中共文件的習用說法。宋教授的演講中還常常出現“七·三布告”這個概念。“七·三布告”，是指1968年7月3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針對廣西地區發生打砸搶事件頒布的布告。其中提出六條指令：
　　一、立即停止武鬥，拆除工事，撤離據點。首先撤離鐵路交通線上的各據點。
　　二、無條件地迅速恢復柳州鐵路局全線的鐵路交通運輸，停止一切干擾和串聯，保證運輸暢通。
　　三、無條件地交回搶去的援越物資。
　　四、無條件地交回搶去的解放軍武器裝備。
　　五、一切外地人員和倒流城市的上山下鄉青年，應立即返回本地區、本單位。
　　六、對於確有證據的殺人放火、破壞交通運輸、衝擊監獄、盜竊國家機密、私設電台等現行反革命分子，必須依法懲辦。
　　關於“七·三布告”的是非功罪，我先不加褒貶。但正如宋教授演講中所指出的：“七·三布告”發表之後，廣西開始大肆搜捕和屠殺，死者成千上萬！嗚呼哀哉！
　　關於“搶奪援越物資”云云，宋教授在正在撰寫、即將完成的論文中有專門的考察。未經本人同意，我不能搶先泄露。但我已經與宋教授約定，下星期一美東時間下午4點，將對宋教授就“文革中廣西解放軍屠殺平民”這一專題進行訪談，其中也將澄清這一所謂“搶奪援越物資”罪名的真相。在此敬請各位期待。


　　廣西文革絕密檔案中的大屠殺和性暴力（節選二）

　　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圖書館宋永毅教授

　　三、性暴力：有組織的大屠殺中的非組織的衍生物

　　在人類歷史上，殘酷的戰亂和屠殺常常使社會秩序嚴重失控，而置身其中的女性作為弱勢群體常常受到完全違背自己意志的精神和肉體的多重蹂躪。在中國，大規模的性暴力現象，一般發生在改朝換代或異族入侵的極度的內亂外患中。但據廣西文革的機密檔案披露：在1967至1968年的大屠殺和政治剿匪中，性暴力是一種遍及全省的現象。不僅在各區、縣、市的大事記被頻頻提及，在整套檔案里，完整的強姦、輪姦、性虐待、乃至以性暴力辱屍、毀屍的記載便有225個案例之多，女性受害者的人數應當在千人以上。
　　在當時的中國，這還是一種異乎尋常的惡：
　　其一，在我們迄今所知道的其他省市文革兩派衝突的史料中，還沒有一個省市有如廣西那樣殺父奸女、殺夫奸妻或為奸人妻（女）而殺人的現象泛濫成災的現象；
　　其二，它如此大範圍出現還直接違背了當時中國社會普遍的性禁忌。文革前和文革中的中國，在性關係上基本上是一個上層縱慾和下層禁慾成反比的極權社會。儘管中共的高級幹部乃至最高領袖犬馬聲色和腐化墮落已經到了相當驚人的程度，但這些都是遭到嚴密封鎖的國家機密。而在底層社會，不要說奪妻霸女，就是男女間正常的戀愛關係都可能被扣上“亂搞男女關係”的帽子，遭牢獄之災甚至掉了腦袋；
　　最後，儘管對四類分子和“四·二二”群眾的屠殺來自韋國清和廣西軍區領導直接和間接的指使，但他們卻沒有下達過淫人妻女的指令。換句話說，這是一種有組織的大屠殺中的非組織的特殊暴力行為，是廣西大屠殺自然衍生出來的極度惡的伴生物。

　　這些惡性的性暴力案件有如下這些特點：其一，戕害的多重性；其二，前設性和預謀性；其三，殘虐性和變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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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廣西的整個“處遺”工作中，因為中共不想向世人多暴露廣西文革慘絕人寰的醜聞和罪行，對施害者的審判和處理基本上是“寬大無邊”的。在數萬名和殺人有關的罪犯里，只正式槍決了10人。但就是在這僅有的10名死刑犯里，有3名是因強姦殺人罪被起訴的。他們是：（1）李超文，原廣西容縣六美鄉（大隊）民兵營長；（2）徐善富，貴縣大岑公社柳江大隊民兵營長；（3）王德堂，原廣西凌雲縣武裝政委，現役軍人，後任凌雲縣革命委員會主任。
　　對李超文和徐善富來講，共同點是在陷害和批鬥所謂的“階級敵人”時，強姦被害者的遺屬數十人。而為了防止“階級敵人”告發，他們都還進一步策劃殺人滅口甚至滅門絕戶。有時，甚至直接走向女性受害者，以“交給群眾暴力批鬥”為威脅，在女性受害者的極度驚恐之際達到肆意姦淫的目的。以李超文案為例，他先是誣陷歸國華僑周恆志“藏有炸藥”，將其打成重傷。又在持槍周恆志回家時，以搜查為名，強姦了年僅十六歲周的妹妹周惠炎。為了防止周恆志和家人告發，他又策劃殺害了周和其父親周德兩人。接着，周恆志的母親也被迫自殺，其妻也被迫至神經失常。這樣李超文就達到了霸占周惠炎的目的。與上述兩案相比，王德堂案則更具有在權力鬥爭勝利後占有失敗者的妻女的色彩。在所謂的“一月奪權”中，王德堂以武裝部政委的名義動用軍隊和武裝民兵奪了原縣委書記趙永禧的權。但因為趙其實剛到凌雲縣才工作了一年，又為烈士之後，民間要結合他取代王德堂的呼聲極高。這樣，趙永禧和支持他的幹部群眾便成了王德堂的頭號政敵。為了保持自己的奪權成果，王非但策劃謀殺了趙永禧，還殘酷迫害那些反對他的幹部群眾。在戰勝政敵的過程中，如他的死刑判決書所述，他“利用職權，乘人之危，採取威脅等手段，先後多次強姦被害家屬及受批鬥的女學生，其中被殺害者之妻4人，被批鬥者之妻2人，凌中女生2人（“四·二二”派），病人家屬1人，還調戲猥褻婦女5人，情節特別惡劣，手段殘忍，後果極其嚴重，民憤極大”。這裡值得注意的是：這三個死刑犯在犯罪的當時都是國家機器的代表。雖然他們並不是得到上級的指令實施的性暴力，但性暴力是有組織的大屠殺的伴生物，而他們的身份又實實在在地展示了國家機器施暴的無法分割的責任。
　　一般說來，在農村的大屠殺結束後，四類分子或“階級敵人”的妻女常常被強行分配給兇手們為妻。這更給受害的女性帶來了長期的精神創傷和無窮盡的靈魂折磨。她們常常輕則外逃重新嫁人，重則精神失常或自殺身亡。如1968年6月24日，金秀縣金秀區長二公社由黨支書、“文革”主任莫志光，為了達到姦淫和霸占青年婦女莫秀雲的目的，召開群眾對敵鬥爭大會，當場打死陶明榮（莫秀雲丈夫），又逼死了莫的父親，還活埋了莫的母親莫女嬌。然後，莫志光又以莫秀雲的孩子為威脅，如願以償地姦污了莫。最後，莫秀云為了不甘長期當莫志光的性奴，只好離鄉背井，逃落他鄉。再如，在天等縣1968年3月的“祥元大屠殺”後，殺人兇手黃正建等人把被他們害死的農會沖女兒先進行輪姦，後強迫她給兇手農朝豐為妻，還將被他們害死了的農良權、農良寧兩人的妻子分別嫁給兇手黃正建、蒙加豐為妻。但不久這些女性無法忍受和殺父殺夫的兇手一起生活而出逃改嫁了。
　　因受辱而自殺的女性也不在少數。如扶綏縣城廂公社在1968年8月初的挖掘所謂的“反共救國團”中，把婦女梁美霞誣為“反團”成員，鬥打她之後又姦污了她。梁美霞性格剛烈，便於8月20日含恨投河自殺。幾乎是同時，扶綏縣山墟區“革委會”在宣布破獲所謂“反共救國團”時，殺害了被冤枉的鄧太梅和鄧安德，兇手們又“結夥輪姦死者鄧安德之女鄧美蘭（16歲）、鄧太梅的兒媳何連（32歲）以及本村被管制的鄧太良之女鄧娥嫦（17歲）等3人，少女鄧美蘭不堪羞辱欲上吊自盡幸虧繩索拉斷而不死。”
　　時光的流逝並沒有沖淡這些精神上的創傷，以致在文革結束後還造成了作孽深重的多重悲劇。如上思縣思陽公社一個婦女，丈夫被殺後，她在不知情的情況下被兇手占有為妻，還共同生下兩個孩子。至1983年全面處理“文化大革命”遺留問題時，她終於得知現夫是殺害前夫的兇手，便悔恨交加，想到不能為仇人留下後代而將兩個孩子砍死，自己也瘋了。
　　對於不願意嫁給兇手的女性，施害者一方面逼迫她們改嫁出門，以便沒收她們家的全部財產；另一方面，還向她們徵收匪夷所思的“改嫁費”，以榨取最後的“剩餘價值”。1968年5-6月，浦北縣北通公社旱田大隊的大隊“文革”主任黎亦堂在指揮民兵在殺光了當地的地富分子以後，便規定凡被殺害了的地富分子的老婆要改嫁、女兒要結婚的，必須經過他批准，併到大隊民兵隊交所謂“證明”款後，才辦理結婚手續。據有賬可查，該大隊有6名婦女出嫁，被大隊民兵隊、生產隊勒索所謂“證明”費共894元—這在當時的中國農村是相當的一筆巨款！但這還遠不是全部，檔案記載：“除此之外，該大隊民兵隊還抄沒地富家庭的現省1358.40元，沒收地富物資折款165.60元，沒收外地在該大隊搞副業人員的物資折款853.30元。據統計，黎亦堂等在殺人前後，指揮民兵抄沒、勒索地富物資折款和現金共3271.30元，這大批錢物均被這伙殺人兇手分贓吃光。”
　　如果我們對那些案例稍作挖掘，便不難發現它們常常帶有一定的前設性和預謀性。施害者或在大屠殺發生以前就對被害的性對象有着非常強烈的性幻想或占有欲，或因性關係和被害者及其家人有過嫌隙和衝突。而大屠殺則給了他們不可多得的宣泄和報復的機會。例如，合浦縣白沙公社發生殘忍的殺人事件。指揮殺人者之一的宏德大隊治保主任沈春先一直對地主朱有蓮的漂亮的大媳婦垂涎欲滴，揚言：“我們貧下中農老婆都沒有一個，地主仔竟娶到這麼靚的老婆”。於是他在大屠殺中指派民兵把朱有蓮的大兒子抓去大隊部後院，以其“調皮搗蛋”為罪名，用木棍把他活活打死。爾後又傳其媳婦到大隊進行調戲騷擾，要她嫁給他。因朱有蓮的媳婦不答應，他又連續殺了她丈夫的四個兄弟，滅了他們家的門。為此，朱有蓮的媳婦趕緊逃回她原籍馬山縣。沈還不放過，跨縣去威脅朱的媳婦。為了擺脫色狼的糾纏，朱的媳婦只得遠嫁草江大隊和一位看水磨的老人。儘管命運如此多蹇，朱的媳婦還算是幸運的。有的婦女則因此而被滅口殘殺。例如，天等縣都康區多信鄉民兵黃全瑤曾於1962年向黃全秀求婚被拒絕，1968年3月，黃又竄入黃全秀臥房實施強姦，被黃全秀反抗未遂。此後，黃全瑤存心報復，於1968年4月2日與民兵營長黃全通通謀將已懷孕8個多月的黃全秀推下事先已挖好的土坑裡去活埋，“使黃全秀在坑下掙扎慘叫一個多鐘頭才死去”。

　　最後，這些性暴力事件還充分顯示了施暴者的性虐狂和性變態。
　　其一，機密檔案揭示了相當數量未成年幼女和少女被強姦或輪姦。如1968年5月20日晚，武宣縣祿新區大榕鄉黨支部書記石朝寶在指揮兇手覃錦必在批鬥會上亂棍打死了農民王德歡後，覃錦必、覃世松立刻趕等四五人到王德歡家，輪姦了正處豆蔻年華之次女王凡珍。在天等縣“巴覽屯殺害紅軍遺屬及姦污孫女事件”中，被兇手輪姦的老紅軍趙維奇烈士的孫女趙笑浪僅12歲！另一個少女，融水苗族自治縣永樂公社東陽大隊孤女李兆仙被兇手的強姦也只有13歲。因為她們尚沒成年，這些少女的命運常常更為悲慘。浦北縣北通公社的兇手們在殺害了劉政堅父子後，9人對年僅17歲的少女劉秀蘭輪姦了19次。事後又勒死了劉秀蘭滅口，還剖腹取肝，割去她的乳房和陰部食用。
　　即便是未直接受害的少女，也有的因過度驚嚇而發瘋，有的甚至被迫走上性犯罪的道路。1968年7月30日，賓陽縣甘棠公社公社“抓促”領導小組成員姚尚強帶領民兵幹部關有志等殺害了王宗博、王宗升兄弟。8月3日晚，姚尚強借抄家為名，對王宗博妻顏秀清進行威脅並將強姦了她。兩晚後，關有志又闖入屋內，企圖強姦顏秀清，後因顏哭喊強姦未得逞。極度的恐懼逼得顏秀清帶着小女兒王麗竹改嫁到鄧村大隊。但因為未成年的王麗竹精神上受到極大驚嚇，結果神經失常了。說到變相地逼良為娼，文革後中央紀委、中央組織部落實政策廣西調查組的一份絕密文件里對大屠殺後的廣西有這樣的記載：
　　有不少人財產被洗劫一空，生活非常困難，有的家中男子被殺盡，剩下孤寡老人，生活無着，十分可憐。臨桂縣法院院長劉錫臣夫婦和大兒子3人被殺後，留下3個子女，被掃地出門，無家可歸。由於生活所迫，當時年僅15歲的大女兒曾一度賣淫來養活2個弟妹。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出現這等慘事，實令人不忍卒聞。而區黨委某些人至今還認為這個女孩子“作風不好”。

　　其二，機密檔案還揭示了相當多的孕婦或被姦污，或被蓄意拷打殺害，以致造成一女兩命的悲劇。1968年7月18日晚，玉洪公社合祥大隊革委主任牙永庭召開的殺人現場會議，農民班龍顯因參加“四二二”被挖坑活埋。“班龍顯死後，其妻韋氏平已懷孕3個月，但牙永庭色狼成性，於同年9月間兩次闖入韋氏平房間強行姦污。”賀縣信都公社信聯大隊在“刮颱風”時，，決定召開群眾大會批鬥羅亞銀夫婦。因羅的丈夫在水利工地被管制勞動未回來，當天只好批鬥羅亞銀1人，並要其女陳冬蘭陪斗。在群眾批鬥會上羅亞銀被亂棍活活打死。跪在屍體旁邊的已經懷孕8個月的陳冬蘭被兇手打死後，見陳冬蘭腹部在動，又向其腹部猛打，使陳冬蘭一人二命被活活打死。
　　其三，機密檔案還記錄了：施害者們即便無法姦淫，也不放過受害的女性。他們在刑訊中有意着力於故意傷殘女性的乳房和陰戶，有時直接導致被害者慘死。而被害女性死後，他們還想方設法地以性暴力來侮辱她們的屍體。如1968年秋，南丹縣車河公社龍藏大隊在製造駭人聽聞的“反共救國團”的假案時，大隊革委副主任、大隊鬥批改領導小組副組長容盛強親自拷打15歲的少女容秀梅：“把她的衣褲脫光，用燈去照和用火去燒她的大腿和陰部，容秀梅喊爹叫娘，呼天喚地，那悽慘的叫聲，那悲痛的哭聲，使大地抽泣，使高山落淚。但人面獸心的容盛強還厚顏無恥地威脅容秀梅：‘你給我搞，保險你沒問題；你若不同意，就叫你死！’”另一個案例是1968年3月5日，合浦縣石康公社在許平志（公社代理書記）、莫家俊（公社武裝部長）等人的策劃和主謀下，召開了全社萬人批鬥大會，屠殺四類分子。其中圩鎮大隊陳國蓮，丈夫勞改後，她撫養一子一女，被誣作風不正，大隊“文革”組織1000多婦女開展批鬥，迫其承認亂搞男女關係，她衣服被剝光，被兇手用棍捅其陰部致死。無獨有偶，馬山縣被稱為“一場驚心動魄的殺人案件——加方公社‘3·2’事件”中，蘭普吉（加方公社營業所副主任）只因是“四·二二”負責人被武裝民兵打得死去活來，他太太蘭盧美金見到此種情況就跑來向民兵求情。不料非但被兇手都打，還被用人一條尖木棍捅進她的陰部去，致使她流血而死。
　　以性暴力辱屍的案例也不勝枚舉，如靈山縣陸屋公社廣江小學女教師黃少萍，年方23歲，因出身地主，被殺死後，兇手把她的衣服剝光，並用木棍捅入陰道，陳屍路邊。再如，1968年9月下旬的一天，上思縣思陽公社主任陸巨吉布置殘殺南寧展覽館押送回來的“四·二二”的本地俘虜。從南寧押送回來的女青年陸玉江和4個男社員活活打死。陸玉江死後被裸體陳屍路旁，並把竹木插入陰部示眾。欽州縣城武鬥，少數派的廣播員陸潔珍被抓獲刺死後，因為她長得漂亮，兇手就還把她的褲子扯掉，把大號電光鞭炮塞入陰道，點燃爆炸，慘況難以言狀。被害者死得慘，死後更慘。　　
　　閱讀這些獸性畢露，令人毛骨悚然的案例時，恐怕讀者會問：施害者們還是人嗎？他們為什麼要這麼做？……
　　……在中共建國以來（包括建國前在所謂的“解放區”內），中國農村大規模地對“四類分子”及其家庭施暴，尤其是大規模地性占有和性侵犯他們的妻女的“普遍的暴力譜系”。廣西文革大屠殺中的性暴力並不是第一次，最早的“特別的性暴力譜系”原型可以追溯到所謂的暴力土改中。晚近中國社科院研究員智效民研究中共早期晉綏土改的著作，就揭露了中共早期土改中“分房、分地、分老婆”的固有模式：“不僅地富和鬥爭對象的女人被分配掉，就是富裕中農也不例外。富裕中農馮萬里的閨女就分給了貧僱農。……土改時，任有蓮和母親被關押起來，要硬性分配給貧僱農。母女倆堅決不從，便遭受繩子抽、棒子打、烙鐵燙等酷刑”。
　　重慶獨立學者譚松在他對四川東部暴力土改的調查中，更向我們描述了廣西文革中似曾相識的性暴力的場面：
　　土改積極分子民兵多是地痞流氓，暴力被合法化，使他們得以公開對地主女子施行殘忍的性虐待。他們強迫未婚女子脫褲分開兩腿被人摸下身，將木塊、鐵條和脫粒後的玉米棒插進女人下體反覆朝里捅。一位叫黎明書的男子回憶說，他的姐姐黎瓊瑤當年二十出頭的未婚女子，被逼交出洋錢，交不出先被暴打灌辣椒水，然後被扒光衣服用豬鬃毛扎乳頭，無法忍受當天跳堰塘自殺。一位土改民兵連長李朝庚接受譚松採訪說，土改時忠縣有個未婚女子梁文華還未結婚，本身不是地主，因為是全縣著名美女，就被十多個土改民兵抓去輪姦致死。

　　由此可見，從土改開始，四類分子的妻女便和他們的土地一起，作為一種被合法剝奪的“財產”分配給所謂的農村革命階級——“貧下中農”。從土改到文革的十多年裡，地富及“四類分子”早已淪為政治賤民。具有諷刺意義的是：“貧下中農們”和他們一起在所謂的合作化運動里被中共剝奪了土地，斷絕了在這方面的分配欲望。但是，四類分子們辛勤勞動，還是有一些可憐的雞鴨餘糧德積蓄的。尤其是他們的兒子或娶上了漂亮的媳婦，他們的女兒或出落成豆蔻年華的少女，這便激發了那些“土改積極分子民兵”壓抑在心底的最齷齪的性慾望：既然第一次暴力——土改時分配地富的妻女是合法的，為什麼文革中不來第二次再分配呢？事實上，廣西文革中不少性暴力的發生，是和模仿土改息息相關的。如上面例舉的金秀縣金秀區長二公社黨支書、“文革”主任莫志光，為了達到姦淫和霸占青年婦女莫秀雲的目的，逼死了莫的父親，還活埋了莫的母親莫女嬌的惡性事件，就是在搜查土改時沒有能發現的“銀元”的藉口下發生的。如同這一理論所預測的，惡性的暴力從土改到文革大屠殺的重複發生，性暴力和性殘虐只會愈演愈烈。在土改時還留下一條性命的地主莫女嬌夫婦，竟因為有了一個長的不錯的女兒莫秀雲，被色狼莫志光看上，文革中反而被活埋了。
　　……施害者之所以能在大屠殺中犯下這些常人難以理解的獸行，還和和平時期被害者被統治者的意識形態長期非人化有關。當敵人被描繪成“罪有應得”時，暴力的責任就“被轉移給了敵人”。而對他們的任何暴力都在道德上被合法化了。這種“責任的轉移”所產生的強大的“道德疏離”，會使暴力行使方式增多，暴力的目標拓寬，性暴力常常應運而生。對中國大陸數千萬四類分子來說，文革前的十七年他們被非人化、公開被稱為是”應當消滅的階級”的宣傳和政策難道還不多不夠嗎？因而文革中出現如此規模的大屠殺和性暴力也就不足為奇了。

　　如果我們更進一步追溯一下那些在“非武鬥的情況下”、被“有計劃地”“個別或集體加以殺害的”的受害者的社會-階級成分的構成，還會發現：在這一居全國之冠的所謂的“非正常死亡”的數字後面，是一場由廣西最高領導授意的，由各級政權組織的，由軍人、武裝民兵和眾多的黨團積極份子執行的對所謂的“階級敵人”的血腥大屠殺。中共的國家機器在這一屠殺的過程中，採用傳播種種受害者要暗殺、要叛亂的謠言，組織“貧下中農最高法庭”等法外的行兇機構，並在蓄意製造的“無政府”狀態中進行的。高達5-8萬名“四類分子”及其子女是被害者群體的主要人口構成，約占所有“非正常死亡”總數的56％。他們或在數百種的酷刑中滿足了施害者的獸性的快感後被折磨而死，或直接被滅門絕戶、人財雙亡。由此，我們不難得出這是一種有計劃的“階級滅絕”的大屠殺的結論。
　　在廣西高度組織化的大屠殺里，還有一些非組織化的極度惡的衍生物。一是竟然出現了人吃人的風潮……（下略）

　　高看（每日一圖，與文無關。九月圖片主題：古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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