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毛澤東和鄧小平功罪的比較，是個越來越熱的話題，據說何頻放言：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比毛澤東的文革，罪過更大，引起極大爭議。今後下一步我閱讀和關注鄧小平將更多，但這裡我想將毛澤東時代的歷歷確鑿的罪行，再次廣而告之


　　老高按：我在微信和博客上談了幾次廣西文革“殘酷”“血腥”，但都語焉不詳，有朋友和讀者看了不耐，也不信，說我“危言聳聽”，要我拿出“乾貨”。我也有苦衷，因《廣西文革機密檔案資料》36卷和“續編”10卷電子書，總篇幅至少在八、九百萬字之多，都在陸續發行中——據我得到的消息，美國、日本和西方不少大學圖書館購買——我作為該書的責任編輯，不便擅自先行發布，只好沉默。
　　今天我突然想到，這兩套書的主編、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圖書館宋永毅教授，有一篇2016年10月16日在日本明治大學紀念文革50周年大會的演講，作為續編10卷的序言。這一篇幅相當長、高達幾萬字的演講稿，在網上已經流傳，明鏡旗下雜誌已經全文刊登。其中對廣西文革殘酷、血腥，多有披露。我不妨節選其中部分段落，以饗讀者。因其篇幅太長，我分成兩部分選刊，第一部分講“大屠殺”，第二部分講“性暴力”。原作都按照現代學術規範，對出處有翔實註明，但這裡我為了讀者閱讀方便，就都刪除了。若有興趣了解，請看原文吧。
　　這兩套書的來源，是這樣的：
　　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在中共“徹底否定文革”的指導思想和處理文革遺留問題的高潮中，北京的中央接待站一直為成千上萬的來自廣西的上訪人流所震撼。尤其是上訪者們反映揭露的廣西文革中發生的“大屠殺”、“人吃人”等罪行之駭人聽聞和文革中成立的廣西自治區區黨委異乎尋常的一概否認，更使人疑惑萬千。最後，中共中央自1979年起向廣西派出多個工作組進行調查。不久，根據他們的調查和建議，原廣西自治區區黨委被中央徹底改組。新的區黨委動員了十萬幹部，深入到每一個縣做最仔細的調查，以揭示歷史真相。為了將調查工作做的細緻紮實，這些幹部用了五年的時間、深入到廣西的每一個縣去按文革十年的年、月、日來編纂“大事記”、“大事件”，並在內部印行了近千萬字有關廣西文革的中共機密和絕密的檔案資料。也就是說，以下所舉事例，都是中共通過自己的幹部五年調查核實，在絕密文件中自己披露出來的，大概不會遭到“造謠”“誹謗”之類攻擊吧。
　　作為這兩套書的編輯，閱讀這八、九百萬字的過程，絕對是受刑：除了無數次下意識地脫口而出：慘絕人寰！駭人聽聞！我發不出什麼別的感嘆。所以在此也警告：神經衰弱、見血暈倒的讀者，您就不必往下看了。
　　關於廣西文革和這兩套書，我對宋永毅教授做過四次電視訪談，正在安排第五次，話題是：解放軍在廣西文革中如何大規模地屠殺平民——相比之下，“六四”開槍殺人算什麼？！只是因“六四”發生在北京，眾目睽睽，舉世震驚；而廣西屠殺是在邊陲山區，“殺人如草不聞聲”（明朝沈明臣詩句）啊！解放軍殺平民，是有傳統的，我在文革中就知道1967年青海趙永夫下令向民眾開槍；1975年沙甸事件解放軍血腥鎮壓，官方後來報道擊斃“叛亂分子”900多人，1979年2月，中共宣布為沙甸事件平反。悲夫！
　　關於毛澤東和鄧小平功罪的比較，是個越來越熱的話題，畢竟毛、鄧兩人都各自有了多年的歷史實踐以及後果，可供比較。據說何頻先生放言：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比毛澤東的文革罪過更大，其觀點引起極大爭議，也讓我高度關注。今年是鄧小平辭世20年，我開始對寫過《鄧小平帝國》《鄧小平帝國30年》等專著的阮銘先生進行採訪，他對鄧小平主政時期的得失，有全面反思總結。下一步我可能閱讀和關注鄧小平更多，但這裡，我想將毛澤東時代的確鑿罪行再次告知讀者（這裡只是節選一，後續的隨後刊出，有節選二、三等更多）。我想問：諸位懷念毛澤東時代的網友，您真想回到這樣的日子嗎？


　　廣西文革絕密檔案中的大屠殺和性暴力（節選一）

　　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圖書館宋永毅教授

　　一、廣西文革的五大特點

　　廣西是毛澤東發動和領導的文化大革命內亂的重災區，全區冤假錯案近23萬件，據檔案記錄：有名有姓有地址的被打死和迫害致死者就至少有89,700多人，加上無名死者和所謂的“失蹤者”，非正常死亡者實際上高達12-15萬人之多，民間調查則為20萬以上，一直居全國之冠。文革結束後，因為絡繹不絕的人潮赴京告狀，中共中央的改革派領導，如胡耀邦、習仲勛等人曾前後派出三個工作組，由李銳、周一鋒等中紀委、中組部、公安部的開明派幹部或負責或直接掛帥去廣西調查。此外，改組後的廣西省委也組織了10萬人，在全區開展處理文革遺留問題（簡稱“處遺”）工作，歷時4年多。1986年到1988年，廣西區黨委整黨領導小組辦公室把各地、市、縣黨委審定上報的“文革大事記、大事件”的材料，以及該辦公室編寫的《廣西文革大事件》、《廣西文革大事記》編成一套共十八冊的《廣西“文革”檔案資料》，它堪稱一份最翔實、最完整的一個省的十年浩劫的史料長卷，而其“官方身分”，更使其擁有了無可置疑的權威性。加上中央工作組三次調查中的一些絕密文件和報告，至少向世人展現了相當一部分的廣西文革血雨腥風的真相。
　　正是基於保存和揭示歷史真相的原因，我和美國其他五個大學的郭建、丁抒、周原、周澤浩和沈志佳等華裔學者們一起，在1998年組織了《中國當代政治運動數據庫》編輯部，出版了文革、反右、大躍進-大饑荒和五十年代初期政治四個大型數據庫（先後由香港中文大學和哈佛大學出版）。用先進的電子技術保存了四萬多份歷史文件檔案，記載毛時代政治運動和人道災難的歷史。今年，在文革五十周年之際，我們又在美國圖書館界同行的幫助下，在上述《廣西“文革”檔案資料》的基礎上，加上其他絕密文件，出版了36卷、700萬字的《廣西文革機密檔案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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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格中相差懸殊的統計，顯示公開而無恥的掩蓋，在個別案例中到達了令人震驚的地步，如靈山縣，明明機密檔案里受難者人數為3220人，在公開出版的縣誌里，卻只記載了8人！

　　700萬字的《廣西文革機密檔案資料》中，讀者不難發現廣西文革有如下五個特點：
　　1）在全國所有省市的第一書記或被打倒、或被調任的十年裡，它的自治區第一書記、自治區政府主席、廣西軍區第一政委、號稱“廣西王”的韋國清始終不倒，並得到廣西軍區、各縣武裝部和基幹民兵的極力支持；
　　2）發生過一場旨在消滅“四類分子”（及其子弟）的遍及全省的大屠殺；
　　3）出現了相當規模的人吃人、即革命群眾對“階級敵人”剜心剖肝吃肉的風潮；
　　4）軍隊動用了數個師的兵力，直接策劃、指揮、攻打和殲滅一派群眾組織，由此導致大規模的殺俘虜的現象；
　　5）作為大屠殺的自然衍生物，對女性的性暴力和性侵犯出現了中國大陸和平時期從來沒有過的集中迸發，殺人奸妻、殺父奸女竟成為相當一段時間內的某些農村地區的社會常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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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階級滅絕：廣西大屠殺的中國特色

　　如同全國各地的群眾在文革中普遍地分為兩大派一樣，廣西文革中圍繞着是否打倒第一把手韋國清也形成了對立的兩大派。倒韋的一派為“四·二二”（廣西四·二二革命行動指揮部），是平民造反派，基本成員由青年學生、市民、產業工人、下層知識分子及少數幹部組成。他們的成分較複雜，在人數上為小派，得不到軍隊的支持。保韋的一派為“聯指”（無產階級造反派聯合指揮部），在人數上為大派。其基本成員為黨團骨幹、武裝民兵，並以軍隊、即廣西軍區和各地武裝部的支持為後盾。兩派在1967年4月形成之後小規模的武鬥衝突不斷，造成一些人員傷亡。但大規模的非正常死亡則發生在1967年底到1968年7月以後，主要地區為農村。如果按常理推測：死亡者應當是這些兩派武鬥的積極參與者。但是，那套機密檔案資料卻以令人跌破眼鏡的真相糾正了種種歷史的錯覺：
　　“文革”期間，廣西死亡84,000多人（1984年統計數），其中《七·三布告》後死亡49,272人，占總數58.3％。如按革委會成立之日為分水嶺，則在革委成立前死亡12,457人，占總數14.7％，成立後死71,816人，占總數85.3％。在死亡84,000多人中，武鬥死的僅3312人，非武鬥情況下，被亂打死、迫死或失蹤的80,810人，占96％。從以上統計數字中我們可以看出：在“文革”十年期間（1）廣西殺人多是有領導有計劃地進行的；（2）殺人多是在非武鬥情況下，被個別或集體加以殺害的。
　　如果我們更近一步追溯一下那些在“非武鬥的情況下”、被“有計劃地”“個別或集體加以殺害的”的受害者的社會-階級成分的構成，還會有更驚人的發現。以下是幾份機密和絕密文件中的統計數字：
　　•1974年：據廣西自治區民政局的統計，全區農村和圩鎮居民（不包四市、區直和廠礦）在1968年一年中被殺死、打死的共75,761人。其中農村社員和圩鎮居民26,040人；四類分子（“地主”、“富農”、“反革命”及“壞分子”）及其子女49,721人，占65.62％。
　　•1981年：據改組前的廣西壯族自治區區委處理文革期間非正常死亡領導小組辦公室1981年統計：在1967和1968年年間的非正常死亡數為44,000。其中幹部群眾為17,000左右（不包括自殺人數），而四類分子及子女為27,000。換句話說：被殺者中61.36％為四類分子，即傳統的階級敵人。當時進行複查的中央中紀委和中組部的赴廣西工作組認為：這還是一個縮小了的數字。
　　•1985年：廣西壯族自治區委員會整黨領導小組辦公室在那一套《廣西“文革”檔案資料》中披露的14個縣的統計材料顯示：被害者構成中“四類分子”占據的比例高達34％。不僅如此，不少“四類分子”的子女也被株連，占7％。兩者相加為41％。
　　如果我們取這三次調查中的平均值作為廣西文革受害者社會-階級成分的人口構成，便不難發現超過一半的受害者(56％）其實是四類分子及其子女，這一群體的總受害人數高達5-8萬。搞清楚了這一點便不難推定：他們步入“非正常死亡者”的行列，絕非“武鬥”而純屬“被殺”。四類分子是共產中國建國以來的階級敵人，長期處於被各級國家機器嚴格專政和管制狀態。文革初期（196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又頒布了《關於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加強公安工作的若干規定》（簡稱為“公安六條”)，嚴格規定：“地、富、反、壞、右分子……堅持反動立場的家屬，一律不准外出串連，不許改換姓名，偽造歷史，混入革命群眾組織，不准背後操縱煽動，更不准他們自己建立組織。這些分子，如有破壞行為，要依法嚴辦。”這數萬黑五類不可能參與任何派性活動，絕無鋌而走險的拿槍武鬥的可能。他們只可能是完全因政治身份的無辜被虐殺者……為此，他們被稱為“中國的猶太人群體”，因為“他們有別於其他受迫害者，其原因是他們基本上是歷史的身份罪，和種族一樣，已經無可改變。……迫害模式因這個群體的存在而建立：以身份加以標識，即使沒有刑事罪行，也同樣可以失去一切公民權利，成為‘群眾專政’即民眾暴力的目標，沒有生命保障；罪行可以任意編造，無需經過法律程式認證；你是否存活，完全依賴於‘形勢’――生存環境的暴力程度”。在西方學界，這一類大屠殺被稱為“democide”，即廣泛的國家製造的屠殺。它包括了種族滅絕、政治滅絕式的屠殺。它也被稱之為“階級滅絕”，以表示政府“旨在對整個社會階級的大屠殺”的意思。
　　在這套機密檔案里，大約記載了一百多起這類階級滅絕式的大屠殺的事件，它們遍及整個廣西。如果我們再仔細地閱讀一下那些記載，還會發覺它們都有以下的鮮明特點。

　　第一，這是一種完全由政府所蓄意製造出來的無政府狀態。
　　一般的人很可能認為大屠殺的發生是因為造反運動使政府機構運行癱瘓，使壞人趁機作亂。事實情況完全相反。韋國清在文革中是全國唯一沒有被打倒或調職的省委第一書記和軍區第一政委，堅決保他的“聯指”主要是他代表的國家政權的基本組成部分：軍隊、警察（被軍管）、民兵、基層掌權者、尤其是農村的幹部。而廣西的造反派即便在1966年年底到1967年年初的全盛時期也從來沒有掌過權。而隨着軍隊要“三支兩軍”的最高指示的發布，1967年2月至4月間廣西軍區和各縣武裝部不僅軍管了公檢法，還在省、市、縣三級都成立了以現役軍人為第一把手的“抓革命促生產指揮部”，成為革委會成立以前的實際權力機構。也就是說，廣西在文革中從來就沒有出現過權力真空，也就不存在由此激發無政府的大屠殺的酵因。廣西對四類分子及其他平民的大屠殺主要有三個階段或高潮：1967年秋到1968年春是第一階段。1968年3-7月是第二階段。而第三個高潮則在1968年中共中央頒發的“七·三布告”以後的幾個月。而每一個階段我們都可以看到是各級政府蓄意製造了這類紅色恐怖的無政府混亂。
　　據檔案記載：大屠殺的“第一滴血”灑在桂林地區的全州、灌陽、平樂縣和玉林地區的容縣、平南、博白等縣。因為受湖南道縣等地屠殺四類分子的影響，那裡出現了所謂“貧下中農最高法庭”和“貧下中農鎮反委員會”等“非法組織”，亂殺四類分子及其子女，從9至12月，共殺死地、富及其子女440人。在這一階段，製造血案的還只是大隊的民兵營長、公社和區的武裝部長等基層的政權代表，當時各地軍隊、武裝部、軍管會和“抓革命促生產指揮部”都沒有及時制止，相反加以提倡。
　　如1967年9月，灌陽縣人武部政委原紹文公開支持剛冒頭的所謂的“貧下中農最高人民法庭”，幾天內就殺害了158人。他還給上級寫報告把亂殺人罪行說成是什麼“就地處決、先發制敵革命行動”，“大長了貧下中農志氣，大滅了階級敵人威風，群眾拍手稱快”等等”。
　　有的軍管會甚至還落石下井。比如，富川縣公檢法軍管會就還把大屠殺中僥倖逃出，受傷後到那裡尋求保護的13歲地主子弟的唐吉全送回虎口處死。到1968年3-7月，廣西各地縣的革命委員會相繼成立、以韋國清為首的廣西省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建立後以後，各地區、縣的武裝部長、革命委員會的負責人也紛紛以“保衛紅色政權”的名義，直接策劃參與了屠殺。而受害者的主體構成也擴展到了“四·二二”派的幹部群眾頭上。以上思縣為例，文革後的處遺中就“逮捕法辦了縣人武部部長段振邦等48人。其中有公社書記4名，公社人武部長5名，段振邦和王昭騰（思陽公社武裝部部長，組織民兵吃人—作者注）被判死緩，其餘判有期徒刑，一人緩刑”。這就很能說明國家機器的代表者們帶頭殺人吃人的可怕的規模。簡言之，文革中的屠殺和暴力大都是一種國家機器行為，即政權對公民的直接殺戮。所謂的“暴民政治”只不過是國家機器行為的一種結果和延伸，甚至是為國家機器直接利用的形式而已。
　　但大屠殺的黑幕絕不僅止於區縣一級的執政者，有絕密文件中確鑿的證據表明：作為廣西第一把手的韋國清直接授意了大屠殺。武鳴縣是韋國清四清蹲點的樣板縣，1968年6月下旬，韋在四清蹲點的梁同大隊支部書記梁家俊，副支書黃錫基（韋國清蹲點住在他家）、前任支書梁其均等3人到南寧找韋國清請示匯報。當晚9時，大隊黨支書梁家俊對韋說：“我們要把那些反對你的，想打倒你的‘4.22’反革命牛鬼蛇神統統都幹掉”。韋國清笑眯眯，不正面回答，卻興高采烈和大隊3個幹部暢談到下半夜1點鐘才走。已經向韋國清摸清了底的3個幹部回去後馬上策劃屠殺，當晚就殺了包括四類分子在內的54人。在武鳴，梁同大隊是最先動手殺人的。接着，全縣推廣了梁同大隊經驗，共殺死、打死、害死2100多人，其中幹部74人，工人11人，貧下中農和學生1278人，四類分子及其子女802人。梁同大隊副支書黃錫基因殺人立功，直升武鳴縣委副書記兼城廂公社書記。
　　為什麼政府要製造本來它的職能應制止的無政府狀態呢？看了上面韋國清的親信黃錫基因殺人升官的例子會或許使人豁然開朗。施害者在他們一手製造的紅色恐怖中不僅表現出堅定的階級立場，更可以得到種種實際利益。據機密檔案披露：廣西文革中直接動手和參與殺人的主要是共產黨員！據文革後“處遺”核查組統計資料，廣西全省有近五萬共產黨員是殺人兇手，其中“有20,875人是入黨後殺人的，有9956人是殺人後被吸收入黨的。與殺人有牽連的黨員達17,970人。”在1984年後“處遺”工作中，全省共有兩萬五千名黨員被開除黨籍。

　　第二、大屠殺中施害者隊伍的高度組織化和受害者群體的“被高度組織化”。而這些“組織”和殺戮的手法，在文革前十七年的政治運動中都有跡可循、有法可依。
　　在大屠殺發生前夕，體制內的策劃者都非常熱心於在體制外成立了許多施害者的組織，如所謂的“貧下中農最高法庭”、“貧下中農鎮反委員會”、“貧下中農聯合指揮部”、“社隊聯合橫掃牛鬼蛇神指揮部”、“衛革指揮部”、“保衛紅色政權指揮部”等等,來充當直接的兇手角色。在至今為止的中共機密檔案都把它們稱之為“非法組織”。在德國納粹對猶太人的屠殺和斯大林的大清洗中，並沒有這種形式。然而，在中共一貫倡導的“群眾專政”中，這些組織耳熟能詳，在建國以來的政治運動中都是合法組織。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初的大規模“暴力土改”和“鎮壓反革命運動”里，中國農村至少有數百萬地主富農或歷史反革命分子被虐殺。而直接充當殺戮者的，也都是這些林林總總的“人民法庭”“貧下中農委員會”。而而施害者所採用的對受害者們先開“殺人現場會”或“宣判大會”鬥爭、再宣判，後用野蠻的私刑處死，也完全是土改殺地主的全套流程。這樣的貌似法制外的組織，在文革前四清運動中還作為一種重要的重新組織階級隊伍的手段寫入中共中央文件“二十三條”、即著名的“貧農下中農協會”。其實，文革初期的紅衛兵又何尚不是一種為體制內的最高領袖直接支持的“體制外”打手組織？今天揭露出來的種種史實表明：這些狂熱的年輕人所做的“抄家”、“驅趕黑五類出北京”等“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行動不過是中共中央最高層的“首都工作組”在文革前夕就擬定好了的目標，而紅衛兵運動只不過是他們審時度勢地利用的打頭陣的法西斯“衝鋒隊”而已。
　　對這些組織是“非法”的錯覺，產生於對中共公開發布的書面的法令和它發動的眾多的政治運動中的潛規則的混淆。毛和中共從來是依靠暴虐的政治運動而不是文縐縐的書面法令治國的。此外，成立這些法制外的組織還可以給他們帶來不必為自己犯下的任何反人道的罪行負責的好處。一旦這些體制外的殺戮過火，他們又可以以體制內的面目出面來糾正以示公正。可謂收放自如、左右逢源。
　　更值得注意的還有事情的另一方面：成千上萬無辜的四類分子或“四·二二”的幹部群眾還被莫名其妙地高度組織化，即被打成林林種種莫須有的反革命組織成員。在檔案中我們可以看到這類組織有一百多種，如四類分子對貧下中農的“暗殺團”、“暗殺隊”、“殺貧留中保地富反動組”。還有遍布“四·二二”中的“廣西反共救國團”“反共救國軍”、“農民黨”、“平民黨”、“6955部隊賀龍同盟軍”等。以樂業縣為例，1987年3月的處遺檔案中統計，全縣搞出了19個大型的反革命集團，計有各區報來的所謂板洪“反共聯蘇聯美戰鬥隊”、幼平“反共救國軍一○七一團”、山洲“反共聯蘇聯美”、幼平“國民黨先遣軍”、福樂“反共救國團”、中學“反共救國團67125樂業縱隊”、平茂“反共救國軍”、山洲“九九聯蘇反共戰鬥隊”、幼平“反共救國團飛虎軍暗殺戰鬥隊”、平足“中蘇聯絡站”、雅長“中華民族反共救國團廣西分團樂業縱隊雅長六中隊”、達福“除暴安民”、縣城“中國青年黨”、“青年近衛軍”、“地下運輸隊”、“地下軍”、“山區紅師游擊隊”等。清查這些“反革命組織”致使“使300多名幹部群眾……被打、被關、被公判。其中就有12人被鬥打死或開槍打死，有40多人被捕關押，有37人被打致傷殘”。這些所謂的“反革命集團”，在文革後當然全部被作為假案、冤案平了反。
　　由此看來，對大屠殺的發生而言，最重要的並不在於受害者是否真是“黑五類”，而在於他們是否是“紅色政權”的反對派。“階級敵人”是可以根據需要隨意製造的。即便你歷史清白，施害者也可以羅織罪名、把你隨意地“組織”到某個“反革命組織”里去。之所以要煞費苦心地先把清白的群眾貼上“四類分子”的標籤後再殺，背後是蘊含着這樣一個文革前的政治運動中的簡單的法統邏輯：四類分子是階級敵人，是革命要消滅的對象。既然這些人已經被“組織”入這一行列，殺他們也就合理合法了。因此，文革中的大屠殺不過是文革前十七年的政治運動中的殺戮的一種延續。按以往政治運動的慣例，它不僅是合法的，還是合理的。只不過它的表現形式稍稍集中和誇張了而已。

　　第三，屠殺並不是為了結束生命，而是為了享受殺戮中的感官和心理快感。
　　為突出其非人道、非正義性，《廣西文革機密檔案資料》非常詳細地記載了施害者驚心動魄的殘暴。如有敲死、溺死、槍死、捅死、砍死、拖死、活割、砸死、逼人上吊、圍捕殺害、破腹割肝等數十種之多。政治迫害中的刑訊逼供的手段，還有拔河、假槍斃、假活埋、刲豬、泡水、灌狗屎、脫褲遊街、踩足跟、坐坦克、坐老虎凳、游斗、打活靶、罰跪、手銬、腳鐐、木枷鎖腳、跪碎石、罰跑步、化妝遊街等上百種之多。顯然，施害者並不想儘快地結束被害者的生命，而是要充分地享受一種在拷打和處死人中的過程所得到的獸性的快感。要知道這種種刑訊殘忍歹毒到了何種震怵人性的地步，環江縣中學黨支部書記龍孟莊經歷的“慈母飲淚勸子服毒”的小故事很能說明問題。1968年3月，龍的母親目睹她兒子遭受的種種非人折磨後，竟借送飯之際，給他帶來毒藥，“聲淚俱下地勸子服毒自盡，以免再受煎熬”……
　　這種施害者感官和心理快感的產生，無疑和長期以來中共官方意識形態中把階級敵人的“非人化”有關，即他們不是人，而是必須予以清除的“臭狗屎”、“臭蟲”，因此，殺掉階級敵人不是殺人而是為人類除害。在這些檔案里，被殺的四類分子常常被稱為“豬”，而預謀殺戮被稱為“完成生豬上調任務”。尤其在成立省革命委員會前，縣裡都要發出通知要下面“殺‘豬’向自治區革委成立獻禮”。這樣，對四類分子妖魔化和非人化符號操作非但能夠起到重要的減輕施虐者心理緊張或心理負擔的作用，還可以給他們虛假的正義感。
　　上述的殺人手法雖然殘酷，還不算是最喪盡天良的。以韋國清為代表的“紅色政權”對黑五類和反對派群眾的迫害和殺戮，還大大超越作為人類一員的起碼倫常底線。例如，兇手們強迫兒子當着他們的面親手殺害父親：1968年6月2日，“在亂打、亂殺成風的情況下，永福縣堡里大隊革委會召開的群眾批鬥大會上，打死黃廣榮後，又逼其子黃明新用菜刀將其父的頭割下祭墓，然後又將黃明新打死的慘劇。”
　　再如，施害者常常以“活命”為誘惑，先強迫一部分四類分子充當兇手殺害另一部分同類，然後又立刻食言把這些人也殺死。如橫縣巒城區在1968年9月的斗所謂“反共救國團”的會上，施害者們把事先預謀殺害的何正督等7人（包括何的3個兒子）捉到大會進行鬥爭之後，首先打死何正督，令李錫亮（地主）等和被害者的3個兒子（何斌、何武、何威）把死者抬往那督山挖坑埋葬。當何斌、何武把父親放下坑之後，兇手即開槍將兄弟倆殺死於坑內。三子何威（年僅13歲）見此慘景，轉身邊走邊哭，也被槍殺於山腰上。地主李錫亮本人也不能倖免，又被勒死。
　　類似的情況還有，宜山縣北牙公社的保良大隊農民覃瑞年被槍殺後，頭顱被砍下，施害者還強迫妻子其妻拎着丈夫的頭顱遊街示眾……

　　第四，屠殺還常常是“斬草除根”、滅門絕戶式的，而蘊藏在這一殘忍背後的常常是骯髒卑下的謀財害命的動因。
　　在廣西階級滅絕式的大屠殺中，不少地方還提出“殺哥必殺弟，殺父必殺子”等“斬草除根”式的做法。在1967年9月這股殺人風剛剛興起時，全州縣有一個臭名昭著的“東山黃瓜沖坑殺慘案”。由民兵營長黃天輝等策劃殺害了地富分子及無辜群眾、小孩76人，其中1950年以後出生的少年兒童和女孩31人。在坑殺到大宅村地主唐老金時，唐抱着一個3歲的孫子和一個1歲的孫女向施害者哀求：“你留下我這個孫仔給我的媳婦（媳婦系貧農出身），他沒犯法。”黃天輝等兇手堅決不同意，逼着唐抱着孫仔和孫女一起跳下無底的岩洞。在這一血案里，有7戶共29人被全部殺絕。再如，在“七·三布告”後，賓陽縣曾大開殺戒，“蘆墟區南山公社六炭村吳日生一戶五口，當吳日生被拉去臨打死前，其已懷孕7個多月的妻子帶着三個小孩到現場哀求，不要打死她的丈夫，結果連她和兩個孩子也被打死，只剩下一個4歲的女孩被打致傷倖存。”
　　屠殺對被害者來說，無疑是最大的悲劇。但對施害者來說，卻是一個令他們手舞足蹈的大喜劇的開始。這些檔案記載了這樣一個循環不已的模式：在滅門絕戶式的血跡未乾之際，施害者們即刻進入了瓜分被害者財產的高潮，而原被害者家庭所有的雞鴨豬羊和有限的糧食，在大吃大喝的盛筵中被揮霍一空。
　　例如，1968年8月18日，大新縣桃城區松洞公社黨支書趙福和打手趙健強等在殘殺了殘殺了梁超文、梁超武、梁超廷一家三兄弟和父親梁基安後，“糾集多人抄搶梁家的雞6隻、鴨5隻、鵝2隻，當晚會餐。還罰沒梁家的稻穀180斤，人民幣26元，中豬1頭（毛重80斤）布12尺，木板4塊。把梁基安一家弄得人財兩空”。
　　再如，在賓陽縣的大屠殺中，武陵區上施公社的兇手在殺害了黃澤先全家以後，“打死人後，已經是次日凌晨4點多鐘了。這幫人回家後接着黃樹松又帶隊抄了黃澤先家，將所抄得的財物搬到本村小學，當晚全部瓜分乾淨。”
　　正因為有這些實實在在的物質利益，廣西各地才爭相把四類分子全家“斬草除根”，以便瓜分他們的財物。1967年11月29日，鐘山縣石龍區松桂小鄉寨義頭生產隊女社員鄒清華與兒子潘惠興因家庭所謂出身不好，親屬中有的去了台灣等，被誣陷為“裡通外國”、參加“暗殺團”等莫須有的罪名，最後慘遭同坑活埋致死。在策劃這一屠殺事件時，貧協主任潘煥益就一再以受害者的財產為誘餌，催促兩撥兇手競爭。以下則是檔案里對“第二天”發生的事件的描述：

　　活埋鄒清華母子的第二天，潘連照、潘義信帶民兵潘義洪、潘火興、潘培興、潘聚興等人又到潘惠興家中進行抄家，當場挑走穀子一千多斤，抄走起房用的杉木25根、現金70元、20多隻雞、新蚊帳一床、棉衣一件、新棉被一床……抄來的東西除雞以外，其他東西馬上折價拍賣，把拍賣東西得來的錢，買來一條大豬殺了，在學校平地大擺酒席十多桌，除全村群眾外，還邀請小鄉幹部潘官榮、潘進興、潘瑞喜和相鄰的羅卜江、大岩口、獅子頭、松桂、老虎尾5個自然村的代表，共110多人會餐，吃所謂的殺人“慶功酒”。

　　行文至此，“謀財害命”一詞應當會自然而然地浮上讀者的腦際。人們可能還會聯想到五十年代初的暴力土改中，死人最多的也是在所謂的向地主“追逼浮財”的運動中。確實，在中國農村的這些暴力中，施害者大都為中國農村的“農民”或痞子，其文化程度往往處於文盲或半文盲狀態。要他們完全理解中共的階級鬥爭的理論是很難的，要他們搞懂毛澤東所謂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更是一種奢想。和納粹大屠殺和斯大林大清洗中種族和階級的理論作為主要動機的情況不同，對這些中國鄉村的痞子來說，意識形態只是一種可以利用的幌子和藉口而已。在振振有詞的革命口號下，掩蓋着非常實際的“謀財害命”或“害命為了謀財”的殺人動機。

　　高看（每日一圖，與文無關。九月圖片主題：古鎮）

　　克羅地亞的杜布羅夫尼克（Dubrovnik）是已有上千年歷史的古城。完整的城牆環繞城市，我曾用兩個半天在城牆上繞行一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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