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者有其田”是一个美好的理想。但为什么采用如此血腥、残酷的手段？地主，作为一个阶级的存在，它是历史的产物，退一万步说，即算是有罪，那也罪不当诛，是否非得把这个阶级的所有成员乃至子女亲属从肉体上摧残、消灭不可？


　　老高按：今天是一位名叫郭永凡的老人（1919年11月7日～2015年10月2日）去世两周年忌日，特刊发一篇老人家的遗作《天问》，以寄托我的缅怀，同时也协助老人讲出他健在时没有来得及讲出的话。
　　郭永凡，1919年11月7日出生于成都天回镇一个破落士大夫家庭。早年丧父，中途辍学，18岁参加川军出川抗日，后考入欧亚航空公司电台任报务员。二战爆发后公司停飞，转入国民党空军空运大队任随机报务员，1945年自动脱离。1948年回到中央航空公司（即原欧亚公司）。解放后任武汉民航局报务员、工会副主席，后到广州民航局任调度员。1961年调湖北省汽车配件公司搞营销，编写技术资料……
　　以上这一段，平铺直叙，摘自郭永凡老人晚年回忆录《雪泥鸿爪》的作者简介。老人的独子在他去世一周年祭的文章中则说：
　　父亲活了九十六个年头，也算是高寿之人，他这一生经历了国难当头的日本侵华时期并积极投身到抗日救国的斗争行列，国共内战开场，毅然退出国民党空军，枪口绝不对准自己的同胞。在国民党退败台湾时他参加两航起义的护产活动，为新中国的航空事业作过贡献，建国后他积极要求进步并刻苦钻研业务，在不同的岗位上都取得了卓越的成绩。他经历了三反五反反右文化大革命等一个又一个的政治运动，饱经坎坷但终不气馁，仍然勤奋工作而绝不消沉。他这一生活得坦然活得硬气活得无愧活得精彩。
　　这番话，虽然带有在中共治下生活大半辈子的大陆人士很难避免的官方话语体系痕迹，但是从“饱经坎坷”“终不气馁”“绝不消沉”“一生活得坦然活得硬气活得无愧活得精彩”这些话的字里行间，我们能品出酸甜苦辣五味杂陈。
　　郭永凡老人是一位可敬的抗日壮士，他的经历中绝无对中共的任何不恭。但他在抗战中隶属于国军空军，这就是中共眼中的“历史问题”！虽然他还算幸运没有遭受严酷迫害，但也时受冲击，毛泽东时代27年，他的黄金年华生活在压抑之中，他的子女的政治前途都笼罩阴影。

　　郭永凡老人这篇遗作，涉及中共土改暴行。
　　中共土改之血腥，此前我在博客中已有涉及。尤其是在女作家方方的长篇小说《软埋》问世引起一场风波之后，我对加拿大华人作家、长篇小说《玫瑰坝》一书的作者谢宝瑜做过电视专访。谢宝瑜的这部多年前在海外出版的长篇处女作《玫瑰坝》，首次揭露了土改工作队和积极分子草菅人命、滥杀无辜的暴行，虽然土改只是书中的一段，他却点出了，土改就是中国农村民众——所有的民众，包括地主、富农、中农和贫雇农——漫长苦难的开始。我还介绍过时任重庆师范大学涉外商贸学院副教授谭松对土改暴行的控诉。上述三人：方方、谢宝瑜和谭松，不约而同地都是以川东为主要观照区域，前两人的小说情节设置在川东，谭松在香港中文大学做报告，题目就是《川东地区的土地改革运动》，这恐怕不是偶然的。现在我们又读到了郭永凡老人的这篇遗作，文中写到的土改暴行，发生在涪陵——现在属重庆市，当时也属川东。
　　我认识郭永凡老人至少45年了。他的性格是典型的“外圆内方”，从来少言寡语（但谈到他感兴趣的作品、人物和往事，他也打开话匣子滔滔不绝），性情温雅冲和；但内心极有执着坚持：求真、求实、求善和求美——晚年他醉心书画，颇有造诣，参加过书画展；他写下许多怀念抗战中上司和烈士战友的文章，晚年更是争分夺秒笔耕不辍，有许多已在网络和社交媒体流传，读来荡气回肠。他的这种脾性也深深地感染了我。这么温和的人，这篇文章一开篇，却借鲁迅的话说：“我总要上下四方寻求，得到一种最黑、最黑、最黑的咒文”，“来诅咒那一切‘封狼、瘈狗’和那些像封狼、瘈狗一样披着人皮的野兽”！字里行间，能感觉到他达于目眦尽裂的极点，内心的岩浆喷薄欲出！
　　老人所讲述的往事，我自然无缘亲历亲见，但对他所写的，包括细节，我一个字也不怀疑，几度热泪盈眶。因为我深知老人的记忆力惊人，更深知他从来言必有据，从来不打诳语，更从来不屑于与那些“语不惊人死不休”之辈为伍。
　　屈原的《天问》流传两千多年，郭永凡老人在文章的末尾说：“我在这里把它提出来，就作为‘天问’中的最后一问吧。”我们也正该像屈原《天问》中所描绘的那样，寻找答案：“何由考之？”“谁能极之？”“何以识之？”“何本何化？”……

　　天问

　　郭永凡 遗作

　　我总要上下四方寻求，得到一种最黑、最黑、最黑的咒文，先来诅咒一切反对白话者。即使人死后真有灵魂，因这最恶的心，应该坠入地狱，也将绝不改悔。
　　——鲁迅：《朝花夕拾》

　　此辈封狼从瘈狗，生平猎人如猎兽，万人一怒不可回，会看太白悬其首。
　　——《双照楼诗词》37页

　　我也想找寻这样一种咒文，来诅咒那一切“封狼、瘈狗”和那些像封狼、瘈狗一样披着人皮的野兽。
　　我这里要说的是一个女友的遭遇。
　　樊永惠和樊永正是姐妹俩，永惠是姐姐，永正是妹妹，两人都是金大的同学，姐姐读哲学系，妹妹读经济系。（金大，指金陵大学，1888年在南京建校，1937年日寇侵华逼近南京，金陵大学仓促迁至四川成都华西坝。——老高注）
　　1942年春天，我在工作之余，经常和空军地面电台一位友人高建飞一道去华西坝玩，他当时在金大哲学系旁听，和樊永惠是一个系。
　　永惠和永正虽是亲姐妹，两人在外貌和气质上却大不相同。姐姐颀长苗条、瓜子脸，妹妹健壮丰硕、圆脸，相形之下，妹妹比姐姐更漂亮，特别是笑起来很甜，有点像邓丽君。姐姐性格活泼开朗、外向，总有说不完的话，妹妹则有点内向、沉默寡言，喜怒不形于色。
　　姐姐那时正和哲学系一位高材生王维明恋爱，建飞则在追妹妹永正，追得很执着。但永正对他却始终若即若离。后来，永正逐渐把注意力转向我，经常打电话找我。为了避嫌，我只好尽量回避，甚至连华西坝也很少去了。我当时是这样想的，永正是建飞追逐的对象，建飞又是我的好友，是建飞把我带到华西坝来的，我一来就把他的女友给trump了，像什么话呢，这于理于情都说不过去。有时实在推脱不掉，我只得陪她看几场电影，或到Tip-Top坐下来喝咖啡。Tip-Top是华西坝小天竺一家咖啡茶座，大学生们经常在这里聚会，是华西坝的文艺沙龙。
　　有一天，建飞突然找到我，开门见山地表示退出这场角逐。他说：“永正喜欢的是你而不是我，我早就看出来了，你不要再躲她了。永正是个好姑娘，就是太老实，女孩子太老实了将来会吃亏的。”他这句话不幸而言中，竟成谶语。他最后说：“她很寂寞，你有时间多陪他玩玩。”建飞这一席话使我一时语塞，最后，我只说了句：“想不到竟弄成这样，实在是很抱歉。”他说：“感情上的事不能勉强，这不怪你，也没有什么可抱歉的，我们以后还是好朋友，千万不要把这点事放在心上。”
　　最后，我还是退出这场角逐。
　　1945年，建飞和惠妹结婚，成了我的妹夫。樊氏姐妹这时也已经大学毕业。毕业之后，姐姐和王维明结婚，去了哈尔滨，妹妹则回到涪陵老家。她老家在涪陵县蔺市镇乡下，永正回乡之后，做了一名乡村小学教师。按理一个大学经济系的毕业生，完全可以在成都重庆这样的大城市找一个很不错的工作，但那时正值抗战时期，百业凋敝不像今天有广大的人才市场供你选择。
　　日子过得还算平静，但是好景不长，转瞬到了1951年，碰上了那场“土改”的大风暴。
　　樊家是当地有名的大地主。她的父母早已去世，唯一的姐姐远在东北，一场大灾难终于降临在她头上。
　　1951年学校刚刚放暑假，一天，几个凶神恶煞的民兵突然闯入她家，不由分说，三下五除二，把她全身衣服剥得精光，五花大绑，押着她在小镇上一丝不挂地裸体游街。然后又押到镇外戏台上，吊她的“鸭儿凫水”，就是把她手和脚从背后捆起来，面朝下悬空吊起，同时在她的乳房上挂两个秤砣，最后，这些灭绝人性的家伙还找来一个苞谷芯子塞进她的阴道。
　　斗争会开了两三个钟头，斗完之后，她已经不能行走，几个民兵把她拖回家。为了防止她逃跑，把她的衣服全部没收，裸体关押，几个民兵昼夜轮流看守。
　　就这样的斗争会，前后开了三次，她已经被折磨得不成人形，奄奄一息。
　　出于求生本能的驱使，她决定冒险逃走。她知道，如果继续这样下去，只有被折磨致死。在那个年代，整死一个“地主婆”，就像踩死一只蚂蚁，没有人会怜惜她，她还这么年轻，不甘心这样无声无息地死去。
　　终于在一天深夜，她趁着民兵熟睡之际，撬开窗户（房门已锁），跳窗逃到附近一个农家，这是一个学生的家长，平时和她关系还不错。当然不敢收留她，拿出衣服鞋袜给她穿上，叫她连夜逃命。
　　她逃到了重庆。
　　在重庆，她找了几个同学，想找工作，但这些同学一点也帮不上她的忙。像她这样的人既无档案，又无身份证明，就是做保姆也没人敢要。经过多次碰壁，走投无路，最后沦落街头，成为乞丐，白天沿门乞讨，晚上就在废弃防空洞里栖身。她的下身在残酷斗争中受了重创，得不到及时治疗，感染溃烂，脓血淋漓，到后来竟穿不了内裤，全身只能罩上一件破烂不堪的空心旗袍，旗袍后襟糊满脓血，腥臭不堪，令人掩鼻。
　　就在这时，她遇见了高建飞。
　　那天，建飞正走在街上，听见有人叫他的名字，回头一看，是一个蓬头赤脚、污秽不堪的女乞丐。仔细辨认，才看出是樊永正，当初那个如花似玉的少女，现在变成三分像人，七分像鬼。建飞大吃一惊，把她带回去，带她去洗了澡、理了发、换了衣服，然后送进医院，治好了伤。
　　她向建飞详细叙述了她所受的磨难，甚至那些很难启齿的细节，都原原本本地告诉了他。她的血泪控诉使建飞大为震撼。若干年后，建飞把这一切转述给我时，他眼中仍然含满泪水，我听完之后也受到很大的震撼。回首往事，历历在目，想当初那个有着邓丽君一样甜美笑靥的姑娘，竟遭受如此非人的摧残，心酸之余，只有切齿。
　　建飞的援助，也只能到此为止。当然，最好是能帮她找到工作，但是这点任何人也无能为力。最后，只能给了她够买车票的钱，叫她到东北去找她的姐姐。之后建飞离开重庆回到成都，就再也没有她的消息。
　　在土改中，像樊永正这样的遭遇，并非个案。周小舟夫人谈到她在湖南农村土改中所见到的一个农村妇女，丈夫死了，家中没有劳动力，雇了一个长工帮忙做些农活，便把她当做地主来斗，把她的衣服剥光倒吊起来。她有个吃奶的小孩，奶水滴下来，小孩在地上哭着爬着舔奶吃，人们都把头低下来不敢看……（见《庐山会议实录》）
　　我还有个民航局的同事徐贻宗，他是原欧亚航空公司的柴油机修理工，他的夫人也是纱厂女工出身，夫妇两人都应属于工人成分。1951年，他夫人回到浙江硖石老家（徐贻宗的家），正碰上土改，徐家是硖石的大地主家族，于是便把她当做地主来斗，剃她的阴阳头，开她的斗争会……苦不堪言。
　　上面这些无法无天的暴行，在土改中并不是孤立事件，1948年，习仲勋在陕北子洲县调查土改，他在调查报告中提到：“对地主富农不加区别一律斗争拷打，用刑很惨，把马刀烧红放在拷打者嘴上，甚至用香燃油去烧，凡定为地主富农者，个个必斗，斗必打，打必拷，许多群众斗争会上，总是有几名打手，专门捆、打、吊、拷……”（见《炎黄春秋》2007年第十期《习仲勋在土改中》）
　　1951年底，我终于亲身参加了土改。地点就在武昌纸坊龚家桥乡王家大湾（现属江夏区），带队的是当时南湖机场的政委田吉攷。
　　这次参加土改的时间不到一个月，其主要的内容就是斗地主。几乎是天天开斗争会，斗完之后立即枪决。二十来天就杀了十多名地主，真算得是“杀人如草不闻声”。我亲眼看到一个地主被枪杀后，他的儿媳妇去收尸，跪在尸体旁边痛哭，眼睛都哭得红肿，从伤口淌出的血染红了草地……这只是我在湖北的一个湾子（湖北把村庄叫做湾子）中二十来天所见到的，全省有多少这样的湾子，全国又有多少？在土改这场大风暴中，究竟杀了多少地主，这个数字至今没人知道。至少，它不会在大跃进、反右和文革之下。还有那些无辜被牵连者，像樊永正这样的少女、那个哺乳的农妇、以及那个纱厂女工……她们虽然没有被杀，但都或多或少在肉体上和精神上受到无端的摧残、折磨、侮辱和损害，他们应当找谁控诉？
　　这中间最令我吃惊的，是土改工作干部那种至高无上的权力。他们几乎集党、政、军、公、检、法于一身，他们的一句话、一点头、一个手势，就能够决定一个人的生死。他们杀人可以不经过审讯，不容辩护，更不须通过任何法律程序。是谁赋予他们这样大的权力？
　　“耕者有其田”，是孙中山提出来的，这是一个美好的理想。但是为了实现这个理想，是否非得采用这种血腥的、残酷的手段？
　　地主，作为一个阶级的存在，它是历史的产物，并不是它本身的罪，退一万步说，即算是有罪，那也只是像基督教中所说的“原罪”，罪不当诛，是否非得把这个阶级的所有成员乃至子女亲属从肉体上摧残消灭不可？
　　我在这里把它提出来，就作为“天问”中的最后一问吧。
　　（本文写作时间不详，应该是2014年初。郭永凡老人时年95岁。）

　　高看（每日一图，与文无关。九月图片主题：秋韵）

　　又到了观赏红叶——不，彩叶——时节。本月图片主题，就以“秋韵”为题。所摄照片，全在自家周围，一英里半径之内。这里当然不是名山大川，绝对上不了美国各种媒体、网站铺天盖地推荐的“观叶名胜一览”。这里不过就是一个村、一个镇而已，类似的普通社区，在美国成千盈万。但古话不是说么：“一叶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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