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今科技、社會環境下，算法宣稱自己的高效與自動化，摒棄了傳統新聞業把關人的偏見。但是這個難題真的解決了嗎？算法決定給我們什麼的同時，也決定了不給我們什麼。算法是一個稱職的篩選者麼？會有理想的甚至完美的篩選者嗎？
老高按：臨近年底，各家媒體都在進行年終盤點，各種各樣的“十件大事”、“年度報告”紛紛出爐。這裡選出英國《金融時報》（FT）中文網的“2017年度報告”系列中的一篇，推薦供大家參考。
之所以選這一篇，不是因為它寫得特別出色，而是因為它提出的問題，與我早前的若干思考相通，讓我進一步困惑。
近20年前，我與大陸的朋友通信——那時，雖然我在美國已有電子郵箱，但中國大陸許多朋友，尤其是“北上廣深”之外的朋友，不熟悉電腦和網絡，所以那時通信，還得靠郵局。我寫了幾千字的信，歡呼電腦和網絡帶來的信息革命——技術飛速更新和普及，人人都可掌握信息傳播新手段，投諸實踐，這就極大地逼近了我們憧憬和追求了多少年的信息自由、信息平等的目標；但同時我也表露了對信息爆炸的擔心：信息之多之雜，超過任何個人的信息處理能力，將帶來什麼負面影響？我舉了中國大陸搞寫作的朋友很熟悉的一種現象：人人當作家、個個是歌手，只要管制放開，作品定將鋪天蓋地而來！但人人是作家歌手之際，就是讀者聽眾無所適從之時。理論上說，市場競爭最終會優勝劣汰，但是從現實來講，在達到理想境界之前，一定是“哀鴻遍野”，怨聲載道！
我這個想法，當時身在大陸、信息極端匱乏的朋友聽來顯然過於超前。正在爭取言論自由的他們回信反駁我，說我過於悲觀。我回信舉例解釋：例如，您有100元余錢想買書刊或者買碟，面對浩如煙海的書籍或唱片，您怎麼選？顯然，您要麼，就挑市場上推銷聲音最大的作品（所謂“推銷聲音最大”，當然不是像江澤民在哈佛演講時說的那句蠢話：我要放大音量壓倒那些抗議者的聲音！而是有很多炒作手段：某某名人、權威吐血推薦呀、在某國或世界銷量爆棚呀，等等）；要麼，就挑那些選本——這就是為什麼《讀者文摘》《青年文摘》《小說選刊》《中篇小說選刊》《年度詩選》《海外文萃》之類書刊發行量一度達到驚人數字的原因。而這，也就意味着，您將選擇信息的自主權，拱手讓給了這些選本選刊的編者。
比起由官方權力者壟斷、強制代你取捨你該看什麼不能看什麼，這當然是巨大的進步。但這仍然給出一個令我們沮喪的結論：大眾對信息的選擇和接收，畢竟還是由少數精英掌控。記得我曾經在我的博客上介紹過與下一代的一次爭辯。她指出，如果一個人頭腦在一段時間（比如5分鐘）只能處理（接受、理解並反應）十條信息，那麼如何搶占這前十條位置，就是政界、商家和所有媒體等信息發出者殫精竭慮的頭號問題，而且，不論你樂意看到還是不樂意看到，只能得出一個結論：由精英來決定取捨，比起沒有任何精英來決定取捨，社會投入的成本，大多數個人投入的成本，都更低；效率，則更高。
我一直想不出推翻這個結論的思路和有效方案。
近二十年來，不論是互聯網、移動媒體，以及臉書、博客、微博、推特、微信等等社交工具，新的信息傳播技術手段如雨後春筍層出不窮，但都一遍又一遍地重覆上面所說的趨勢。看看現在網絡上多少人在忙碌着篩選信息，再重新推出吧！這些信息不是原創了，但受眾更廣。專業精英（當然不是全部）並不是像有些人所預言的再也沒飯吃，而是大顯身手！
FT中文網董晨宇的文章，說的就是在當今的科技、社會環境下這個難題：算法決定給我們什麼的同時，也決定了不給我們什麼。算法“是一個稱職的篩選者麼”？“那個稱職的、理想的，甚至完美的篩選者，可曾出現在人類的歷史中嗎”？
圍觀改變中國，算法改變圍觀
董晨宇，FT中文網
讓我們先回到2010年。7年前，《新周刊》將年度傳媒網站的榮譽頒發給了“新浪微博”。一時間，“圍觀改變中國”成為了廟堂之中的熱議話題。學者們宣稱，微博彌補了傳統媒介在信息發布方面的缺陷。網絡世界因此充滿了欣喜若狂、奔走歡呼的身影。似乎所有人都篤信，“互聯網賦權”真正讓每個人都擁有了觀看和表達的機會。一路走下來，從博客到微博，再到微信，公共信息的傳輸效率和透明度在互聯網高速公路的黎明下一路奔跑。
自那一年起，那些微弱的聲音，在網絡空間中被放大成震耳欲聾的公共話語。可曾記得，2010年，甘肅泥石流災害中，一位19歲的男孩王凱，他用一部老式手機，在微博上獨自直播災情，幾小時後，便有近萬人轉發；河北大學內，一位自稱“我爸是李剛”的肇事司機觸動了微博網友的神經，成為了公共討論的熱點話題；同樣是2010年，上海市靜安區突發大火，近60人遇難，微博上點燃了數不盡的蠟燭。圍觀讓人們站在一起，讓弱小變強大、讓立場被傾聽、讓尊嚴被捍衛。
如今，在2017年，在我們重新回顧這句塵封已久的口號時，其中那些衝動的歡愉已經逐漸淡去，留下來的，更多是壯志未酬的莽撞，或許還有更多深藏的韻味。社交媒體上的圍觀，遠比我們想象的複雜。圍觀只是一個簡單的動作，激情沉澱後，我們才騰出時間，仔細考察我們究竟在圍觀什麼。
人們觀看新聞的方式，在2010年之後，經歷了天翻地覆的改變。記者作為傳統媒體的把關人，權力不斷式微，逐漸讓位於風頭正勁的“算法”。如果我們稍微留意一下這兩年的暢銷書，不論是“大數據時代”還是“算法革命”，我們都不得不去相信，這是一個從不缺少黎明的年代。不過，另一方面，這一切似乎也都印證着馬克思的預言——人被自己發明的機器所取代。
當然，算法對人的取代往往是悄然進行的，我們在屏幕上看到的，只是一個簡單的結果——不論是推特上的“trending”、微博上的“熱門話題”、今日頭條中推送的新聞。對此，美國學者塔爾頓•吉萊斯皮提出了一個有趣的問題：當推特為我們介紹“trending”時，它究竟是什麼意思？同樣道理，換成當今中國，我們似乎也應該回答這樣一個問題：當微博向我們展示“熱門話題”時，它在展示什麼？它展示的是熱門麼？這顯然是一個同義反覆的答案，很難讓我們滿意。
具體的細節只有算法的製作者才知道，作為一項商業機密，我們自然無從知曉。算法宣稱自己的高效與自動化，宣稱自己摒棄了傳統新聞業把關人的偏見。甚至稍有不慎，我們的邏輯便會從“自動化”一路滑向“中立性”。果真如此麼？在這樣一個時代，我們見證的，分明是另一種技術的偏見。
這樣的案例在美國已經很多了。
算法中有性別歧視：2007年，研究者發現當她在谷歌中搜索“她發明了”這個短句時，谷歌會提醒她說：你的意思是“他發明了”麼？
算法中有性取向歧視：2009年，超過5萬本對同性戀友好的書籍從亞馬遜的銷售清單中消失，因為這些書籍被算法自動歸類為“成人”商品。
算法中更有哭笑不得的錯誤：2016年，挪威作家湯姆•伊格蘭德為了紀念越戰，發布了著名攝影作品《燃燒彈女孩》，這張曾榮獲普利策新聞獎的作品被判定為色情圖片，遭到刪除。
一言以蔽之：算法的自動化，並不意味着，它天生就能確保自己的中立與公正。它帶給我們的不僅是高效的便捷，或許還有更多意外的麻煩。借用美國記者盧克•多梅爾那本《算法時代》的副標題來說，便是“算法解決了我們的所有問題……然後又創造出更多問題”。不過，對技術的質疑似乎並不是這個時代的主旋律，當這本書被翻譯成中文版時，副標題已經被悄悄改成了“新經濟的新引擎”。
當然，如同一切新生事物一樣，我們需要對算法保持一種更加寬容的態度。算法不斷在科學前沿的陣地上進取，我們當然有理由期待它的不斷完善。但社會學家似乎對這個問題抱有謹慎的樂觀：在他們看來，算法與其說是人類進取的陣地，不如說是權力糾葛的戰場，裡面聚集着各種商業利益、政治考量、文化偏見。
2017年，算法的樂觀派們遭受了不少來自官方媒體的打擊。今日頭條作為其中的代表，站在了聚光燈下接受拷問，官方媒體將“個性推薦”視為“偽個性化”的低俗詭計，讓人們沉迷在“自己想看的世界中”。7月，《人民日報》發表評論《新聞莫被算法“綁架”》；9月，人民網再次連發文章，“三評算法推薦”。這四篇文章表達了官方媒體對“算法”新聞足夠的警惕與質疑。總結起來，這些質疑無非是三個方面：第一，算法推送中的法律問題（如版權）遲遲未能得到解決。第二，算法推送讓新聞更加低俗。第三，算法推送讓人們的信息更加封閉。
第一項批評並非什麼新鮮事。想想早期電影史中的色情片、早期互聯網發展中的猖獗盜版，人類歷史上，新技術的發明與擴散的伊始，似乎總是在新的道德邊界和法律邊界上遊走。不過，任何改變人類命運的技術，也莫不是要從這些邊界中逐漸抽身，完成自己的合法化過程。那麼，我們又該如何為後兩項批評找到藉口呢？人們真的會因此生活在自己的“信息繭房”中，淪落為低俗至死的一代麼？
所謂“信息繭房”，在傳播學中有着不同的名號，有人稱之為回聲室效應（echo chamber），也有人稱之為過濾器氣泡（filter bubble），不論名字怎麼取，意思還是那個意思：人們受困於自己熱愛的信息，“失去了探索未知、創造不同可能性的機會”。換句話講，嚴肅內容太累，不如我們一起讓算法幫我們享受各自的低俗。不過，如果我們仔細考察這樣的定義，似乎又會嗅到一絲熟悉的味道。同樣的批判號角似乎在上世紀早已經打響，沃爾特•李普曼斷言公眾是偏見的囚徒，尼爾•波茲曼的寓言更是會恰如其分地傳到我們耳邊：我們總是擔心會被那些我們憎惡的東西毀掉。但諷刺的是，如今真正毀掉我們的，卻恰恰是我們無比熱愛的東西。太陽底下沒有什麼新鮮事可言。如果借用馬東與許知遠的辯論在這裡發問，也許再合適不夠了：我們真的可曾變得更好？
我們無法凌駕於法律，責備商業的道德。技術從不會在社會中自行生長，尤其是如今，它一定會夾帶着資本的利益，一路如雪球般越滾越大。不管創業者是否願意公開承認，這很大程度上決定了用戶的沉浸度是衡量一項新技術的重要指標。2016年年底，張一鳴驕傲地宣稱，今日頭條已經累計有6億的激活用戶，每天每個用戶使用76分鐘，1.4億活躍用戶。800位算法工程師幫助今日頭條每天處理60億次用戶請求，這一切都是技術帶來的福祉。
當然，沒有人願意公布自己的算法，另一邊，又在不斷更新完善着自己的算法，這樣一來，在算法的黑箱兩端，批判者與資本之間隔岸觀火，也令本來就稀薄的批判更加不得要領。無奈的是，我們只能從日常中不斷揣測端倪，比如就在現在，微博告訴我，一位大陸歌手要過生日了；微信則看一看告訴我，一位韓國偶像自殺身亡，他的遺書中早有端倪。我想我願意祝賀，也願意哀悼，但我不知道，自己還應該做點什麼。
7年前，我們信誓旦旦地宣稱：圍觀改變中國。這本沒有什麼問題，但7年後，我們似乎漸漸意識到，算法正在悄悄地改變着我們的圍觀。它決定帶給我們什麼的同時，也決定了為我們遮蔽什麼。技術在公共性方面能做的，似乎並沒有我們想的那麼多。算法是如何為我們的圍觀供給草料？它是一個稱職的篩選者麼？我的答案是，目前並不是，對於未來，我願意保持謹慎的平和，並不樂觀，因為那個稱職的、理想的，甚至完美的篩選者，可曾出現在人類的歷史中嗎？我願意期待的，更多是對技術的反思與調整。如尼古拉斯•卡爾所講：
“對於科技帶給我們的好處，我們往往非常敏感；對於科技帶給我們的麻煩，我們卻非常遲鈍。不過，如果我們想要對一種新科技做出實事求是的評價，就不能讓技術的光芒蒙蔽了我們的內心。”
（作者為北京外國語大學國際新聞與傳播學院講師。）
高看（每日一圖，與文無關。十二月圖片主題：嘉樹）
前此我介紹了加州有成千上萬棵七、八人才能合抱、甚至粗可容車通過的巨形杉樹。這些樹都極高，能長到100多米，也就是三四十層樓那麼高。這是我對上仰望所攝。可惜找不到參照系（例如高樓），顯不出它們高度何等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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