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的歷史告訴世人，崛起如利器，如果不是駕馭得當，就會害人害己。缺乏有效制約希特勒濫用國力的機制，是德國崛起成了世界性禍害的重要原因。國家需要發展，但發展崛起不能不擇手段。否則，國家富強可能成為一種世界性的危險


　　老高按：一位老友、前中組部青年幹部局官員閻淮，在其回憶錄《進出中組部》（明鏡出版社）中，寫了文革中一段小插曲：他由同為“紅二代”的同窗徐沙帶着，去北大歷史系找徐的四中學長胡德平借一套書：威廉·夏伊勒的納粹德國史巨著《第三帝國的興亡》。大概是看在同學的面子上，胡德平借給他了，但是再三叮嚀：他父親胡耀邦囑咐過，“什麼書沒了，《第三帝國的興亡》也不能丟！”閻淮當然滿口答應：“會像對和氏璧一樣愛護！”看完之後完璧歸“胡”。
　　閻淮還給了我黑白照片，說明詞為：“1967年秋，本書作者在家攻讀胡耀邦、胡德平父子都非常珍愛的《第三帝國的興亡》。”
　　閻淮在書中寫下讀後感：《興亡》簡直就是文革前傳，共和國人民與帝國臣民何其相似乃爾，黨衛軍就像紅衛兵的前輩！
　　閻淮講這一段讀書的往事，讓我也油然回憶起我初讀這本書的震撼。那是1971年，比閻淮初讀此書要晚了四年——畢竟，胡耀邦是高級幹部，他和子女及子女的朋友，處在中共的信息分配等級階梯的高端，而我當時不折不扣就是“低端人口”，從天門被招工回城，在鋼絲繩廠當熱處理工，一年四季三班倒“戰高溫，奪高產”。不過，大概還不算“最低端”，還能讀到此書。
　　在天門縣插隊時相熟的一位比我大幾個月的女孩，這時也被招工到另一家軍工企業當學徒，她也愛讀書，常來我家，借了很多好書給我，其中就有《第三帝國的興亡》。儘管我上班勞動強度極大，八小時干下來幾乎全身虛脫，但是拿到這本書，如獲至寶，讀得廢寢忘食。
　　她說，他們廠有許多華工畢業生（華中工學院是湖北武漢地區的清華，現在叫華中科技大學），他們非常有思想，也有渠道能弄到這種書。“你說，讀這本書，是不是讓你聯想到我們今天的文革？”
　　我說：太像了！太像了！
　　她說：找個機會，我帶你去認識一下我們廠那些大學生，跟他們談談，你一定會很有收穫！
　　但後來竟沒有機會。她又來我家幾次，毫無預兆地就再也不來了。我沒有去過她家，只知道大概方位（其實也不遠，步行也就十來分鐘）；當時也沒有電話，雖然對她突然音訊杳然有點納悶，但也並沒有去找她。直到新世紀，我最近一次回武漢，聯繫上當年插隊時她同一生產隊的另一位女生，才得知：早在七十年代初，她就因工傷事故身亡——辮子滑脫出安全帽，卷進了機器……我如遭雷殛！
　　再說回《第三帝國的興亡》。據查，該書於1960年由紐約西蒙－舒斯特公司出版。1965年，中國世界知識出版社出版中譯本，內部發行（發行範圍初期應該相當小，後來大概逐漸擴大），不能出現譯者真名，九位譯者化名為“董天爵”——胡耀邦、胡德平和閻淮所讀的，應該就是這個“董天爵譯本”；1974年，該書由三聯書店重新出版，譯者董樂山、李天爵署了真名，其他譯者仍然以兩個化名（李家儒、陳傳昌）出現；1980年代重印，才正式還原了九位譯者的真實姓名。
　　胡耀邦對此書那麼重視，在他後來執政時（儘管他擔任黨主席、總書記，只能算名義上的一把手，頭上還有多個婆婆）的一些思路和發言中，不可能不留下痕跡。我推測，習近平很有可能也讀過此書，但是很遺憾，他的執政理路，是從另一方面留下的痕跡。
　　對納粹德國這個前車之鑑和他山之石的興趣，在中國知識界始終是熱點。除了這本《第三帝國的興亡》和後來陸續出版的很多關於納粹德國的譯著，中國學者自己也寫了不少書和文章。下面我要介紹的是《炎黃春秋》前執行主編黃鐘的一篇文章《納粹德國：崛起如何成為災難》。黃鐘於2016年8月出版了一本《帝國崛起病》（中國文史出版社），由他的前同事、著名學者吳思作序。我沒有讀過這本書，據稱是他多年研究的成果，“力證大國興衰與權力制約間的內在邏輯”。他的一個著名論斷是：“專制政體能帶來繁榮，帶不來長久！”我相信，以下這篇文章，應該就是該書中的一個章節。

　　納粹德國：崛起如何成為災難

　　黃鐘，《炎黃春秋》

　　1945年4月30日，56歲的希特勒自殺。5月7日，存在了十二年四個月的第三帝國，簽下了無條件投降書。5月8日午夜，鏖戰了五年八個月零七天的歐洲迎來了和平。炮火和轟炸停止了，但歐洲已是斷垣殘壁。這對六十年後熱愛自由和和平的人來說，依然是一場揮之不去的夢魘。
　　“阿道夫·希特勒是世界歷史上可怕的人物。”一位當代的德國歷史學家如是說。然而納粹德國給世界帶來六十年前的那場浩劫，卻不僅僅是因為希特勒品性的緣故。
　　1933年1月30日，興登堡任命希特勒為德國總理。納粹黨從在野黨一躍而成了德國主要的執政黨。希特勒和他的納粹黨是在危機中執掌大權的。1939年9月1日入侵波蘭的時候，希特勒和他的納粹黨使得二十年前慘敗的德國，又重新崛起成為歐洲大國。
　　可以說，剛剛上台的希特勒和他的納粹黨，面對的是一個經濟凋敝的德國。可等到戰後，納粹德國的名將古德里安在回憶錄里依然可以大言不慚地說，德國在希特勒獨裁之下獲得了一些卓越成就，其中一項就是“失業現象消滅了”。如果不因人廢言，平心而論，這位戰犯的話並不是簡單的自吹自擂。希特勒的執政經歷表明，獨裁統治可不是任何時候對任何人都面目可憎。
　　1933年希特勒剛上台時，德國經濟幾乎陷於停頓狀態，失業人數高達600萬，如果加上400萬臨時工，算上家屬，德國6600萬人口中，幾乎一半在飢餓和貧困線上掙扎。1933年2月1日，也就是希特勒上台的第三天，他就在廣播電台發表《告德意志國民書》，聲稱政府要“拯救德意志的農民，維持給養和生存基礎！拯救德意志的工人，向失業展開一場大規模的全面進攻！”這不僅僅是新官上任三把火似的政治口號。事實上，通過納粹當局的努力，到1938年德國失業率僅1.3%，而同時美國失業率為1.89％，英國為8.1％，比利時為8.7％，荷蘭為9.9％。用納粹黨自己的話來說，就是創造了“消滅失業的經濟奇蹟”。
　　在着力解決就業問題的同時，納粹德國也高度重視社會福利政策。希特勒在1930年就說過，“用警察、機關槍和橡皮棒，不能持久地單獨維持統治”。這不僅是他的思想，也是他的實踐。希特勒上台後大力推行社會保險制度，增加和提高國民的社會福利，擴大了職工的有薪休假制度，勞動陣線在療養勝地魯根島等地，修建了一批療養院和旅館，建造“力量來自歡樂”旅遊船。僅1937年1年內，全德約有1000萬人參加力量來自歡樂的休假旅遊，“一時間納粹報刊、電台和電影廣為宣傳過去只有資產階級才能享受的休假旅遊，現在納粹德國的工人也成為可能。”德國還通過勞動美化活動來改善工人的勞動條件和勞動環境。1938年夏天，希特勒甚至聲稱，德國要實現“每個德意志職工擁有一輛小汽車”。納粹的政治牛皮不完全是吹的。就經濟發展而言，從1932年到1937年，國民生產增長了102％，國民收入也增加了一倍。納粹創造了德國經濟恢復的奇蹟。
　　這一切無疑使人們在心理上得到一種滿足，從而“把對法西斯制度發泄道德憤怒的政治活動餘地，減少到最低程度”。民眾生活的改善，加上媒體的大肆宣傳和對其他聲音和信息源的封鎖，使得人們產生社會地位提高的錯覺，渙散了民眾內部對法西斯統治的抵抗情緒和抵制力量，而且廣大下層民眾也對它在政治上持順從和支持態度。
　　一個始終籠罩在戰敗國陰影中的民族，自然有理由為身邊看得見摸得着的成就自豪。就連體育，包括1936年柏林奧運會都成為了德國政治宣傳的工具。希特勒親自擔任柏林奧委會大會總裁。他下令用16噸銅鑄了一座奧林匹克巨鍾，建造了一座高達70米的希特勒鐘塔，建了一座能容納10萬人的運動場，建了一個可容納2萬名觀眾的游泳池，並修建了比洛杉磯奧運會還要豪華的奧運村，而且大肆宣傳德國的“繁榮與昌盛”。為了開好1936年柏林奧運會，希特勒不但允許一些德國猶太人優秀運動員代表德國參加競賽，甚至還任命猶太人沃爾夫岡·菲爾斯特納爾負責管理奧林匹克村。1936年8月1日，在德國柏林舉行第11屆奧林匹克運動會開幕式上，希特勒宣布開幕。會場上飄揚着納粹旗幟，德國運動員通過主席台時，行納粹禮，高呼“萬歲——希特勒！”德國第一次通過電視播放了奧運會比賽盛況。當時，希特勒完全有理由稱這是歷史上最盛大的一次奧運會。在這次奧運會上，德國獲金牌33枚、銀牌26枚、銅牌30枚，拿了世界第一。體育政治和體育民族主義的狂熱，被希特勒發揮得淋漓盡致。希特勒為自己塑造了一個和平政治家的形象，而很多人也為他所蒙蔽。這一年，他在一份秘密備忘錄里要求，“德國軍隊必須在四年內具有作戰的能力。德國的經濟必須在四年內具有進行戰爭的能力。”
　　希特勒在戰前的另一個成就，就是通過不流血的外交征服，一步步使德國從一個戰敗國成為了“正常”國家。根據1919年6月28日的凡爾賽和約，德國一共喪失了擁有7,325,000人口的73,485平方公里的國土，從1920年3月21日起，德國國防軍減少到10萬人，而且只能用於維護德國內部秩序和執行邊防警察任務。凡爾賽和約禁止實行義務兵役制，不准有任何空軍武器。當然，這是一個地位低下的戰敗國，而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正常國家。
　　1933年希特勒上台後就立即秘密重整軍備。1935年，德國實行陸軍普遍徵兵制，並正式成立空軍，接着又大造軍艦和潛艇。國際聯盟對德國破壞凡爾賽和約的行為只是口頭上抗議，沒有誰準備用武力制止希特勒的擴軍備戰。1936年，希特勒派兵占領了“凡爾賽和約”和“洛迦諾公約”明確規定的“非軍事地帶”萊茵蘭。開始他宣稱這次占領“純屬象徵性質”，還提出要跟鄰國簽訂為期二十五年的互不侵犯條約。1938年3月，奧地利“回歸”德國。半年後，希特勒又要求有350萬人口的蘇台德地區回歸德國。希特勒說這是他對歐洲提出的“最後一個領土要求”。古德里安說：“薩爾地區的收回，軍事自主權的建立，萊茵河地區的占領，奧地利的合併——這些事情都能夠得到全德國人民的擁護，甚至於外國也都不乏表示同情的人。”到入侵波蘭時，希特勒僅用短短的幾年時間，就使德國的空軍力量已經超過英國，陸軍力量也超過法國，成為歐洲軍力最強大的國家。德國再次成為歐洲強國。
　　戰前，希特勒和他的納粹黨使德國在戰敗的陰影中迅速崛起，而這是以不流血的方式實現的。
　　1939年3月15日，德軍占領布拉格。1939年4月20日，希特勒五十大壽，德國舉行了盛大的閱兵典禮。所有各兵種的軍旗都集中起來組成了一個“軍旗營”，這麼多的軍旗都向希特勒前傾致敬。古德里安就說：“他的事業到這個時候可以說已經登峰造極。他是不是懂得持盈保泰，適可而止的道理呢？當時的情況已具極度的爆炸性。”但希特勒沒有“止”。一如古德里安所說：“在捷克被占之後，梅默爾也被兼併了。這個時候的德國，已擁有強有力的地位。似乎以後任何的國際問題，都可以用外交手段和平解決。可是希特勒卻似乎從來不考慮這個問題。”希特勒不想止步，德國這時卻沒有人和力量能夠迫使他止步。
　　作為個人，希特勒是個素食者，不喝酒，不抽煙。就連古德里安也說，“從個人方面來說，他的生活方式是很高尚純潔，很值得人敬佩的。”但希特勒不是普通人，而是大權壟斷在手的絕對領袖，是否素食，是否喝酒抽煙，都是細枝末節。他可以不喜歡在個人生活上過多花納稅人的錢或者其他什麼的，但他不怕多流納稅人的血。
　　1938年11月10日，希特勒對記者聲稱，他這麼多年來談論和平是“迫不得已”，“我只有不斷地重申德國的和平願望與計劃才能一點一點地為德國人民贏回自由，使他們獲得下一階段必不可少的武器。”希特勒的目標不僅僅是廢除凡爾賽和約，儘管古德里安將軍從蘇台德地區回到柏林的時候，“心裡還滿以為會有一個長期的和平”。不過，就像他在回憶錄里說的那樣，“不幸得很，我完全預料錯誤”。希特勒在把德國和歐洲往深淵裡拖。但是，這時的德國自己已經不能遏制希特勒的瘋狂，希特勒和他的納粹黨，在德國已經建立起了讓德國人俯首帖耳的極權體制。
　　“元首永遠是正確的。元首的意志就是法律。”希特勒和古代獨裁者一樣，他不僅要控制國家、土地和人民的肉體，還要控制人民的精神和思想。納粹讓孩子從小就接受納粹精神的培育，成立了“少年隊”、“希特勒青年團”、“德國少女聯盟”等組織，把所有的孩子按照不同年齡都囊括進去，組織起來了，從而培養出符合納粹精神的新人。第三帝國的指導性口號是：“元首命令，我們緊跟！”德國人民必須聽希特勒的話，跟納粹黨走。要做到這一點，僅僅靠教育宣傳是不夠的，還必須有嚴密的組織保證。就思想文化控制而言，有着納粹黨和政府的兩大系統。比如，1934年1月設立了納粹黨世界觀學習教育監察處，負責監管黨員的思想教育和培訓。1933年3月，德國政府成立國民教育與宣傳部。戈培爾出任德國國民教育與宣傳部部長。他強調，大眾傳媒絕對是納粹黨的工具，任務是向民眾解釋納粹黨的政策和措施，並用納粹主義思想改造德國人民。他聲稱宣傳者的背後應該豎着一把劍。納粹當局迫害和驅逐“製造和傳播非德意志精神”的文化人一點也不客氣。1938年8月，德國政府公布了第一批被革除國籍、成為不受法律保護者的名單。到1938年底，共有84批、大約5000名科學文化人士被迫流亡國外。
　　戈培爾有句講宣傳工作的名言：“即使是一個簡單的謊話，一旦你開始說了，就要說到底。”可是謊言畢竟是謊言。為了維護謊言，除了繼續說謊之外，密探、監獄和死刑，總是納粹極權政治的孿生兄弟。可以說希特勒的監控體系卓有成效。比如黨衛隊保安處和蓋世太保建立了周詳的檔案系統，為每一個可能的敵人設立案卷。德國的猶太人和那些無論是思想或者行動上否定納粹主義的人，無論你是共產黨人還是社會民主黨人，或者是和平主義者、自由主義者，都不能不生活在納粹的密探、警察和集中營的恐怖之下。比如，大學生里的志願情報員會定期上交聽課筆記，這樣一來，大學老師的政治態度，也就在黨衛隊保安處和蓋世太保的掌握之中了。如此環境，老師上課自然也就會傾向於跟納粹黨和希特勒保持一致了。而希特勒的鎮壓體系也從來沒有吃白飯。據估計，1933-1938年，納粹人民法庭和特別法庭共判處34萬人長達100萬年的監禁；1939-1945年，納粹軍事法庭判處國防軍官兵二萬五千人死刑。在集中營被殺害的估計有1100萬人（包括占領區），另外遭受殘酷摧殘的大約1800萬人。
　　在這樣的監控和鎮壓體系之下，所有的反抗和異議活動都面臨致命的危險。在納粹德國，甚至連國家的經濟部長、軍事經濟全權總代表沙赫特的電話，也遭到女管家——蓋世太保的志願情報員的竊聽。這樣一來，一小撮的反對者不斷被發現和被清除，反過來，希特勒極權政治的嚴酷性使得反對和異議的人士總是只有一小撮或者極個別，並顯得孤立無援。於是乎，對希特勒統治所表現出來的狂熱，最後很難分清是出於恐懼，還是出於真心。這個國家在獨裁者和納粹黨面前只會大聲說是，在世界面前大聲說不。對於政壇的氛圍，古德里安在回憶錄里就說：“我曾經參加過無數次的匯報和會議，深知很少有幾個人是敢於和他（希特勒）對立的，而這些人在今天仍能活着的也就更少了。有些人只敢在走廊上交頭接耳的談話，以表示他們的反對，或是鼓勵旁人去送死……”
　　1938年之後，納粹德國政府內閣就再也沒有開過一次會議。部長都是在希特勒的命令下單獨工作。甚至連部長也常常是從報紙廣播中才知道“德國政府”做出了什麼決定，或者頒布了什麼法令。在政府機構之外，設置了一個與政府機構平行的納粹黨的機構。希特勒的口號是：“政府並不控制黨，而黨卻控制政府。”就連後來成為戰爭罪犯的古德里安在回憶錄里也說：“於是就發生了一種不正常的現象，行政權轉到了黨的手裡，一切實權操在黨委的手中。”黨老爺成了實權派。國會形同虛設，由於議員開會只是高唱國歌《德意志高於一切》和納粹黨黨歌《霍爾斯特·威塞爾之歌》，此外沒有任何發言辯論，被稱為“昂貴的合唱團”。授權法案的規定，使得希特勒的命令具有和法律平等的權力。
　　當然，納粹德國也沒有執政黨和在野黨之間的相互制約了。用納粹的話來說，就是“國內不再有黨爭”。希特勒在1933年7月14日頒布《禁止組織新政黨法》，不僅取締了共產黨和社會民主黨，而且解散了包括天主教中央黨和民族人民黨在內的一切政黨，而且納粹黨是“德國唯一的政黨”。這年12月1日頒布的黨和國家統一法，確立了納粹黨在德國至高無上的地位。既然沒有了在野黨，也就無所謂執政黨了，納粹成為了德國一黨專政的統治黨。希特勒在1934年9月的納粹黨黨代會上說：“黨是指揮國家的。不是國家指揮我們，而是我們指揮國家。”1937年1月25日頒布的《文職人員法》規定，今後政府官員必須由納粹黨員擔任，思想上真正信仰民族社會主義，無條件支持納粹的政治目標，政府官員必須同黨的幹部一樣宣誓效忠希特勒。1939年後，納粹黨籍成為當官的先決條件。希特勒在德國實現了黨國一體。
　　與此同時，不斷強大起來的德國軍隊也成了納粹黨的軍隊，成了希特勒的軍隊。德國國防軍被黨化，成了希特勒的私家軍。軍隊不是忠於國家，而是忠於納粹黨，忠於希特勒。1932年2月，國防部部長兼國防軍總司令勃洛姆貝格下令軍人一律佩帶萬字標誌的軍鷹徽。1934年8月，他安排全體德國國防軍官兵宣誓：“我在上帝面前作此神聖的宣誓：我將無條件地服從德國國家和人民的元首、武裝部隊最高統帥阿道夫·希特勒；作為一個勇敢的軍人，願意在任何時候為實行此誓言不惜犧牲生命。”1944年3月，那赫赫有名的沙漠之狐隆美爾和一些積極的陸軍元帥又在給希特勒的第二份效忠書上親自簽名。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損失了二百萬士兵，但其中只有十位將軍。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卻是另一番表現。英國歷史學家戴維·歐文這樣寫道：“實事求是地說，有數以百計的將軍就是由於他們盲目地服從自己的誓言，不顧顯然無望的局勢而在戰鬥中送命的。”
　　在這樣的背景下，希特勒挑起了戰爭。希特勒掌握着德國的方向盤，就是開向懸崖，德國也無人能夠阻止。除了去世、謀殺、政變，沒有什麼東西能夠使希特勒下台。納粹德國沒有改弦易轍的內部機制。希特勒想要大炮不要黃油，他可以使德國人都不要黃油而只要大炮。這種制度是一條道走到黑的制度。這樣一個國家，就是想不瘋狂，也是一件很難的事情。
　　當然，德國發動戰爭之初的流血征服，也確實讓多數德國人興奮了一陣子。德國軍隊只花了五個星期的工夫，就開進了夙敵法國的首都巴黎，比俾斯麥打敗法國拿破崙三世、進逼巴黎的時間還要短。1940年6月22日，法國簽署了投降書。在同一節火車車廂里，1918年11月11日，德國曾簽署了戰敗的停戰協定。在現在的德國看來，這自然是“洗刷凡爾賽恥辱”的成就。希特勒被當成“所有時代的最偉大的統帥”而得到德國人的歡呼。再想想看，自從1939年9月戰爭爆發，直到1942年11月英美軍隊在北非的阿拉曼戰役中大敗德軍之前，英國軍隊可是戰無不敗。在長達三年的時間裡，希特勒的德國是一個勝利接着一個勝利。在一般民眾的眼裡，這都是德國揚眉吐氣的有力證據。
　　但是，德國緊接着就是大難臨頭。1943年2月，德軍在斯大林格勒戰役中慘敗。這成了戰爭的轉折點。從此德國軍隊開始全線退卻，可它依然在大談“最終勝利”。真是開弓沒有回頭箭。最後，希特勒重複了威廉二世的悲劇。希特勒發動戰爭非但沒有拓展德國的“生存空間”，而且喪失了領土，德國還被一分而二。當然，希特勒本人最後一刻也沒有屈服，可1945年德國的城市卻躺在一片瓦礫之下。英國工黨政府在給下議院的一份報告中稱，柏林的瓦礫即使每天清除100噸，也要30年才能清除乾淨。而根據《紐約先驅論壇報》的報道，擁有43萬人的德國杜塞爾多夫市這年冬天定量供應的衣服，只有26套男裝，15套童裝，33件成人外衣和兩條毛巾。
　　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德國的歷史告訴世人，國家的崛起，也有可能變成獨裁者冒險的本錢。崛起如利器。如果不是駕馭得當，就會害人害己。德國在短短幾十年的時間裡出現兩次這樣的悲劇。從1871年1月18日俾斯麥在凡爾賽宣布德意志帝國的誕生，在不到五十年的時間裡，1914年的德國已經成為歐洲軍事和經濟最強大的國家。可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德國苦心經營獲得的是崩潰、廢墟和死亡，它不但沒有得到“陽光下的地盤”，倒是丟掉了東普魯士和阿爾薩斯、洛林。1930年4月3日，德國的一份報紙就這樣寫道：“戰前德國曾有540858平方公里疆土……如今已減到472082平方公里。”希特勒重複了威廉二世的悲劇。納粹德國的崛起，成了一種危險，一種具有世界影響的危險。鮮花結出了苦果。除了國際環境等因素的影響之外，僅就德國內部而言，缺乏有效制約希特勒濫用國力的機制，是德國崛起成了世界性禍害的重要原因。德國的歷史表明，國家需要發展，但為了發展崛起不能不擇手段。否則，富強一旦成了簡單的無條件追求，那不但是一種國內危險，也是一種世界性的危險。

　　高看（每日一圖，與文無關。十二月圖片主題：嘉樹）

　　這種樹在新澤西甚為普遍。多年前一個初春，我去一位朋友家，一樹花開得如痴如狂。他告訴我，這是山茱萸，英文名字很逗趣，叫“狗木”（dogwood）。後來，他們夫婦勞燕分飛，這位朋友海歸回國，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幹得挺不錯，我們常有聯繫。懂事可愛的一對兒女，也都長大了……只是我再經過他家已經易主的家，不由得會不倫不類想起與改編幾句唐詩：“遍插茱萸少一人”，還有：“人面不知何處去，狗木依舊笑春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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