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主流語境裡，“文革”是個絕對的貶義詞，是一場必須被徹底否定的歷史浩劫。但遺憾的是，因為歷史真相披露不完整，今人對文革的認知常常誤入歧途。一切歷史包袱的和解，都必須建基於真相的披露，只有真相，才能讓反思達成共識

　　老高按：中國大陸媒體雖然被嚴控，但並非清一色；文革雖然還屬“禁地”，但並非“死亡區”。不僅自媒體上能夠看到不少原創的關於文革的文字，而且在傳統媒體（包括網絡媒體）上也時常有一些文章，打“擦邊球”有驚無險地問世和流傳（至少能夠存活一段日子），當然，其角度、內容和文字，都讓人感受到瞻前顧後、小心翼翼。但對於國內一般讀者，這是史實真相難得地露出一角。
　　重慶的武鬥是有名的，美國華人學者馮勝平文革初期在重慶，他記憶中的大型武鬥，動槍動炮動坦克，只差出動轟炸機，死傷枕藉，血流成河，我作為聽眾都深感震懾。當年我在武漢，也見過大型武鬥，但沒有用那麼多的重型武器，詩人白樺當年寫詩，也只是“迎着鐵矛散發的傳單”，是鐵矛，而非衝鋒鎗迫擊炮。死傷的規模和烈度，遠不能比重慶和廣西。不同的原因，與當地駐軍的態度和做法非常有關係。宋永毅也說過，湖南雖然道縣大屠殺，但華國鋒和47軍軍長黎原出兵制止，很快就平息了；而廣西為什麼平息不了，屠殺愈演愈烈，就是因為廣西王、軍政一把手韋國清本人就要鎮壓反他的那一派。
　　重慶的紅衛兵墓園，是目前中國唯一保存完好、具有規模的“文革”墓群，也是凡關注文革話題者都很熟悉的地方。讀到騰訊上諶旭彬的一篇文章，雖非新作，但是對於我們了解國內媒體的報導動向以及廓清對於文革的認知誤區，很有參考價值。當然，這也只是諶旭彬的一家之言，他所認為的認知誤區，是否確當；對文革還有哪些其它的甚至更嚴重的認知誤區，各人也都會各有看法。

　　紅衛兵墓園與文革認知的五大誤區

　　諶旭彬，騰訊

　　導語

　　位於重慶沙坪公園內的紅衛兵墓園，是目前中國唯一保存完好、具有規模的“文革”墓群。墓園清明節究竟是否開放，目前尚是未知之數。但值得思考的是，倘若真的開放，我們去紅衛兵墓園，又究竟該憑弔些什麼呢？

　　墓園或將開放，武鬥的歷史卻還相當混沌

　　“紅衛兵墓園”這個並不確切的名稱，恰如那段歷史的敘述一般，有一種不謀而合的似是而非。重慶文革武鬥的前因後果，迄今缺乏深入的專業研究，本節所提到的內容，只是真相中的極少一部分。更詳盡的還原，只能留待來日。

　　·墓園內埋葬的大多數是工人，“紅衛兵墓園”的名稱並不恰當

　　1960年代中期，血腥武鬥遍及中國大地，恰如王年一在《大動亂的年代：“文化大革命”十年史》一書中沉痛總結的那樣：“事實上，全國各城市都發生了武鬥事件，可以說無一例外。”毛澤東1970年12月18日，也曾對美國人斯諾說過：“1967年7月和8月兩個月不行了，天下大亂了。”重慶武鬥，只是這“天下大亂”里的一隅，但從這一隅，多少也能窺見這“天下大亂”的部分本質之所在。
　　1967年夏至1968年夏，一年左右的時間裡，重慶見於官方記載的武鬥，有31次，動用槍、炮、坦克、炮船等軍械兵器計24次，死亡645人。這個數據自然是不完整的，因為官方並沒有對武鬥做過完整的調查統計。具體到沙坪公園內的“紅衛兵墓園”，專門研究該墓地的陳曉文據碑文落款辨識統計，“造墓立碑時間最早的從1967年6月開始，最晚的到1969年1月結束。造墓立碑的高潮在1968年。”1968年，恰恰正是文革武鬥發展到巔峰且即將迅速落潮之際。依據碑文，陳曉文還推算了墓園內具體埋葬的武鬥死難者數目，認為“這座墓園大約掩埋了404名武鬥死難者”。
　　尤其需要強調的是，根據陳曉文的統計，“死亡者中工人所占百分比最高，竟達58.9％，26歲以上的也達46.5％”，這意味着，墓園內雖埋葬有紅衛兵，但他們並非主體，將該墓園稱作“紅衛兵墓園”並不準確——“紅衛兵”通常特指學生中的群眾組織，既包括“文革”初期以高於子女為主體、集中出現在北京的“老紅衛兵”，也包括各地方黨政幹部仿效北京組織起來的“官辦紅衛兵”，還包括一度受“官辦紅衛兵”打壓，後又受到毛澤東支持而逆轉的“造反派紅衛兵”。該墓園比較準確的稱呼，應該是“文革武鬥死難者墓園”。
　　“紅衛兵墓園”這個名稱，源自2009年底重慶市政府批准將該墓園列入市級文物保護單位時的命名。據參與命名的重慶市文物保護處副總工程師吳濤回憶：“我們就紅衛兵墓園評文物的申請，召集了20名文史、黨史、建築史、規劃專家等，開了兩次討論會，兩次論證會，沒有一專家有異議。大家只是討論改用哪個名字。斟酌過武鬥墓、文革墓等，但最後還是選擇了定名為紅衛兵墓園。”為什麼不使用更準確的“武鬥墓、文革墓”呢？不得而知。但這個不準確的命名，卻恰恰從某種程度上折射出今人對當年那段歷史的一知半解與欲語還羞。

　　·大規模武鬥與造反派內部分裂、爭權有極大的關係

　　沙坪垻“武鬥死難者墓園”里埋葬的，主要是當年的“八一五派”，其敵對勢力是“反到底派”。兩派的由來，按當年“八一五派”政委周家瑜的說法，“重慶武鬥中激戰的雙方‘反到底’和‘8·15’兩派，原來屬於‘8·15戰鬥隊’。在衝擊政府機關奪權後，因為內部權力分配出現分歧，再加之對羅廣斌等關鍵人物的支持出現分歧，1967年2月，黃廉、鄧長春等人從‘8·15’出走，成立了‘反到底’派。”
　　據《重慶市沙坪垻區志》記載，8月15日，周家瑜等率重慶大學、重慶師專附中等校學生4000餘人，前往重慶師專，與當時的重慶市政府支持的文革組織對峙到深夜。8月26日，為紀念這次對峙，周家瑜等將重慶大學的造反組織命名為“八一五戰鬥團”。按周家瑜、鄭志勝等“八一五戰鬥團”骨幹的說法，他們之所以起來造反，與重慶大學校長鄭思群在8月2日被市委支持的文革組織迫害致死有莫大的關係——“1966年7月19日中午，他（周家瑜）看到重慶大學的老校長鄭思群被重慶市委派來的‘四清’工作組綁走，那麼大年紀的老人光着腳在烈日下走在水泥地上。周家瑜便決定‘造反動市委的反’。——此前鄭校長每年都給周家瑜發獎學金，周視之如父。”鄭志勝則說自己“是因為一雙鞋子參加武鬥的”，緣於鄭思群曾送給光腳上學的鄭志勝一雙鞋子。
　　周、鄭等人的說法，或許是確切的，鄭思群在主持重慶大學期間確有令名。但必須看到，即便沒有鄭思群的死，類似“八一五戰鬥團”這樣旨在向市政府奪權的造反派組織，也必然會在1966年8月的重慶出現。8月5日，毛澤東在那篇著名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中已發出了明確的信號：“在五十多天裡，從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領導同志，卻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打下去，顛倒是非，混淆黑白……何其毒也”；8月8日，文革的綱領性文件“16條”頒布全國，明言“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8月22日，中央又出台了《嚴禁出動警察鎮壓革命學生運動的規定》。至此，在毛澤東的支持下，造反派在全國範圍內向各地方黨政幹部及其支持下的官辦文革組織（包括官辦紅衛兵組織）奪權，已是大勢所趨。周家瑜們在8月26日宣布成立“八一五戰鬥團”，顯然與上述中央文件的號召有莫大的關係。
　　值得注意的是：文革伊始，絕大多數地方省委、市委並不了解毛澤東的真實意圖何在。吳德就回憶說：“當時，大家都很緊張，我更是摸不着頭腦。我從1955年調任中共吉林省委第一書記後，在東北工作了11年，‘文化大革命’前夕，對‘文化大革命’的起因不了解，對中央存在的黨內鬥爭更是毫無所知。”其基本應對措施，一是效仿北京的“老紅衛兵”，也發起由自己的幹部子弟主導的地方紅衛兵組織，二是由黨組織在每個省、市、區乃至學校組織起各種“官辦造反派”，其造反對象，則繼續沿襲反右的邏輯——高級知識分子鄭思群就是在這種反右邏輯下被“官辦造反派”迫害致死的。這些組織從經費、辦公地點到人員的安排，全都受到黨委支持，實際上起到了鞏固各級黨委政府的作用。毛澤東對此相當不滿，其應對之策，是動員另一批造反派起來，把這些“官辦造反派”（當時被稱作“保守派”或“保皇派”）打下去。
　　但重慶的大規模武鬥，並沒有發生在造反派與保守派之間。大約在1966年底1967年初，造反派已經在全國範圍內打垮了保守派（保皇派）。重慶也不例外，如《重慶市沙坪垻區志》裡就說得很明白，“1967年1月6日，晚，沙坪垻區12個造反組織奪取區委、區人委權力，成立‘沙坪垻區革命造反聯合委員會籌備組’……”而“紅衛兵墓園”內“造墓立碑時間最早的從1967年6月開始”。血腥的武鬥更多地發生在造反派“八一五戰鬥團”分裂為“八一五派”和“反到底派”之後，其分裂的原因，周家瑜的解釋是“在衝擊政府機關奪權後，因為內部權力分配出現分歧”——在奉命“支持左派”的當地駐軍的支持下，1967年1月24-26日，以“八一五戰鬥團”為首的造反派完成了對重慶市委和市人委的奪權，2月8日，46個造反組織聯合發表宣言成立了重慶市臨時最高權力機構——重慶市革命造反聯合委員會（簡稱“革聯會”）。但對這次奪權的合法性持有不同意見的一批造反組織宣布退出奪權，並攻擊這次奪權是“黑市委的陰謀”，圍繞着對革聯會的態度，重慶的造反派分裂為兩大派，各以“八一五派”和“反到底派”為首，前者支持革聯會，後者反對革聯會。兩派都宣稱自己是在保衛“毛主席革命路線”，且都認定對方是“被走資派操縱控制的”，是“復辟資本主義”的工具。

　　·動槍動炮動坦克的背後，有高層的鼓動和支持

　　武鬥從文革一開始就存在。但大規模的武鬥，一直到1967年7月才開始出現，重慶也是如此。即便“八一五戰鬥團”分裂成了“八一五派”和“反到底派”，彼此勢不兩立衝突不斷，但在很長一段時間裡，兩派也並沒有發生大的武裝衝突。
　　轉折點出現在1967年的夏天。據《重慶市沙坪垻區志》記載，武鬥之風在區內蔓延，是從該年5月開始的，“5月23日，兩派群眾組織在大坪石油學校發生武鬥。武鬥升級到雙方動用鋼釺、鐵棒、匕首。是月，……石油學校、重慶醫學院、嘉陵機器廠等單位均發生武鬥。”到6月份，武鬥規模已經較大，據《四川省志》，6月5-8日，“西南師範學院兩派群眾組織發生武鬥，全市兩派先後派出數千武鬥人員前往支援”。但升級到使用槍、炮、手榴彈等武器，則始自7月8日的紅岩機器廠武鬥；7月25日，重慶工業學校武鬥中再次使用了槍支。其後，全市範圍內持續出現“搶奪”國防工廠和駐軍武器彈藥的事件。到8月，重慶的武鬥達到高潮，坦克、高射機槍、改裝炮船等除飛機之外的一切軍事裝備，全部出現在武鬥當中，參戰及支援人員動輒上萬。
　　重慶武鬥之所以在1967年夏急驟升級，與高層此一時期的政策有莫大的關係。該年7月，毛澤東親赴武漢處理當地激進派與保守派之間的矛盾，激進派否定湖北省委、武漢市委，保守派則反之，且得到了以陳再道為首的武漢軍區的支持。雙方矛盾不可調和，武鬥不斷。保守派人多勢眾，有軍隊支持，在武鬥中常占上風；激進派人數雖少，但有“無產階級司令部”支持，也拒不退讓。據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文化大革命”十年史》一書披露，毛澤東的立場是明確支持激進派，但毛澤東親臨武漢，並未能夠扭轉局勢，相反，在7月20日發生保守派大舉出動質問和批判中央文革成員王力的事件（通稱“七二〇事件”）後，毛澤東當晚“悄然乘專機到上海”，王年一評價說：“被迫離開一地，這是毛澤東成為黨的領袖以後從未發生過的事情。”“七二〇事件”的第二天晚上，江青在與河南造反派談話時說道：“我記得好像就是河南一個革命組織提出這樣的口號，叫做‘文攻武衛’，這個口號是對的”，此前的5月份，江青接見安徽紅衛兵，還說過“小青年，愛玩槍，玩一下也沒什麼關係”，這些話，無疑都是對武鬥的鼓勵。8月9日，林彪又說：“我們要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武裝左派，要發槍給左派群眾。”
　　具體到武鬥中槍炮彈藥的來源，據曾親歷成都武鬥的學者徐友漁回憶：“到了1968年初，成都市的武鬥急劇升級，變成了真槍實彈的戰爭。文化大革命變成了內戰，許多學校、工廠，甚至市區，變成了槍林彈雨的戰場。武鬥的升級有一個過程。開始，人們用拳頭、棍棒、長矛相鬥，後來出現了零星的火器，因為每個大學、每個工廠都有武裝部，還有民兵組織，因而有少量的槍支彈藥。一些大學和工廠利用自己的實驗室和設備，製造一些簡單的武器，如地雷、手榴彈等等。下一步就是兵工廠的工人將產品用於武鬥，但現在發展到高潮時，用的是部隊的武器。部隊的武器怎麼會落到群眾組織手裡？它們是‘搶’來的，但實際上，這是一個明搶暗送的雙簧戲。到了這時，軍隊已深深地捲入‘文革’之中，他們要在未來掌握當地的權力，往往支持某一派而反對另一派。在武鬥中，他們不能公開出面作戰，因此就讓群眾組織把自己的武器‘搶走’。每次發生搶槍事件之前，部隊和群眾組織之間都有周密的計劃、安排。部隊會把槍支彈藥的數量、類型、存放地點作詳細交待。他們要裝得煞有介事的樣子，保護自己的武器，有時還要假意和搶劫者打鬥一番，向天鳴槍告警，事後報告警備區，但事情也不過僅此而已。經常出現這種情況，搶槍者在慌亂中走錯了地方，沒有取到武器，或者只帶走一部分武器，這時部隊會通知群眾組織頭頭，叫他們馬上再去搶第二次，等武器全帶走後，再去報警。我懷疑這種事情不僅是部隊和群眾組織之間的自發行動，因為它們在全國發生得很普遍，而且發生在相同的時間。”（徐友漁，《我親歷過的武鬥》，載《自由的言說：徐友漁文選》，長春出版社）重慶“八一五派”受到軍隊的支持，其武器來源大概與徐友漁所說大同小異；“反到底”的武器來源，據其領袖人物李木森回憶：“重慶的軍工廠里有的是武器彈藥，特別是在我們軍工井岡山控制的廠里，成品庫房裡的槍是現成的。”
　　當時重慶地區從部隊流散出去的武器究竟有多少？迄今未見統計數字，但可參考《重慶市沙坪垻區志》的一段記載：“1967年9月9日，中國人民解放軍駐沙坪垻區支左部隊開始收繳各造反組織非法奪取的武器和車輛。至10月底，共收繳各種槍支2778支，子彈11萬多發，炮109門，手榴彈9831枚，各種機動車輛67架”。僅沙坪垻區即有如此規模，整個重慶市的狀況，可想而知。

　　文革雖已否定，對它的歷史認知卻還常常誤入歧途

　　在今天的主流語境裡，“文革”已是一個絕對的貶義詞，是一場必須被徹底否定的歷史浩劫。但遺憾的是，因為對歷史真相認知的不完整，今人對文革的認知常常誤入歧途。本節所舉，不過其中較典型的幾例而已。

　　·錯把什麼都歸罪於造反派

　　文革之後，“造反派”成了一個臭名昭著的詞彙。而文革中複雜的派系鬥爭並不為普通民眾所了解。於是乎，文革中的一切打砸搶的罪惡都籠而統之地全部歸罪於造反派了。舉個例子，《沙坪垻區志資料匯編第3輯》收錄有一篇《原重慶大學校長鄭思群傳略》。據該文介紹：“文化大革命前期，在林彪、江青‘懷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反革命路線下，鄭思群遭到一系列政治迫害，被誣為‘黑幫’，被扣上‘頑固地站在資產階級立場上，同情和庇護一些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和資產階級代表人物，進行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活動’的罪名，在報上公開點名批判，並被勒令停職檢查。在他點名批判的四十天中，他始終抵制，反抗林彪、江青等所掀起的反動迫害。七月三十日竟被隔離關押三天時間，遭到無情的折磨摧殘，1966年8月2日被迫害致死。”
　　按這段描述，重慶大學校長鄭思群死於“林彪、江青等所掀起的反動迫害”。眾所周知，林彪、江青當時支持的是造反派。但鄭思群是造反派害死的嗎？並不是，恰恰相反，周家瑜等人組織造反派的一個重要動機，就是憤恨於鄭思群被迫害致死。害死鄭思群的其實是重慶市委主持的文革工作組，工作組實際上是林彪、江青要打倒的對象。歷史是極其複雜的，文革中的每一起罪案，都應該做具體的分析，而不能隨意套個“造反派”的帽子就草草了事。

　　·錯把文革“大民主”當作“民主”

　　將“文革”視作“大民主”，可謂時下的“文革”懷念者們的共同認知。這一認知有一個特殊的出發點，即“文革”前夕官民關係相當緊張，這種緊張，經濟層面，與大躍進、三年困難時期等有很大關係；政治層面，與歷次運動給民眾造成的心理壓力有很大關係。“文革”來了之後，許多民眾得以通過隨意的貼大字報、開批鬥大會等手段，將其對基層幹部的怨氣發泄出來。這種自由，確非“文革”之前所能奢望。
　　但這種“大民主”絕非什麼真正的“民主”。理由有二。其一，這種“自由”是單向度的——所有人都可以在運動中“自由”地張貼劉少奇的大字報，批判劉少奇的“錯誤思想”，但若有人希望“自由”地表達對劉少奇的支持，其結局可想而知，是有切實的案例可查的。這樣一種單向度的“自由”，其實恰恰是一種極大的“禁錮”，與“民主”完全是背道而馳。其二，“大民主”雖然確實給了民眾某些自由和權利，但這些自由和權利是由一個高度集權的權威賦予的，同時也必須圍繞着有利於這個高度集權的權威運行——1966年，造反派們被賦予“大民主”的資格，1968年造反派被鎮壓，該資格又被收回；可見“大民主”的有無，全賴高度集權的權威的個人好惡。而在真正的民主之下，這些自由和權利本應由民選的權力機構和民主制定的法律來賦予，也應在這個民選權力和國家法律的保障下運行。
　　何況，即便是文革期間“大民主”的提倡者毛澤東，也從未將“大民主”視作自己固定的價值觀。1957年1月18日，毛澤東就曾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狠批過“大民主”：“黨內黨外那些捧波、匈事件的人捧得好呀！開口波茲南，閉口匈牙利。一下就露出頭來了，螞蟻出洞了，烏龜王八都出來了。他們隨着哥穆爾卡的棍子轉，哥穆爾卡說大民主，他們也說大民主。”，毛澤東還說，“在匈牙利，大民主一來，把黨政軍都搞垮了。在中國，這一條是不會發生的”。

　　·錯把文革當作“多數人的暴政”

　　與“文革”的懷念者們不同，時下“文革”的批評者尤其喜歡用“多數人的暴政”來形容“文革”，且將其視作“文革”的實質。“多數人的暴政”這個概念，是托克維爾針對法國大革命的教訓所提出來的，意指“以多數人名義行使的無限權力”，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雅各賓派專政。
　　但文革卻絕不是什麼“多數人的暴政”。原因其實也相當簡單：文革實際上更近似於一場提線木偶戲。所有取得勝利的群眾運動背後，都有至高無上的中央文革小組及數百萬強大的軍隊在背後支持。離開了這種支持，文革期間所謂的“多數人”，根本無力對任何其他群體實施“暴政”。在轉型時代，“多數人的暴政”確實是一種值得警惕的可能發生的現象，但將文革視作“多數人的暴政”，卻顯然誤判了這場運動的本質：它從發動伊始，就承載着高層明確的政治目的，一直到運動結束，它也從未真正獲得獨立自主發展的機會。它自己尚且是提線木偶，又如何能行“多數人的暴政”？
　　從一位當年的武鬥參與者對自己第一次打死人時的心境的回憶中，不難體會這些“施暴者”的“提線木偶”性質：“兩派武鬥，雙方都有槍，我們這邊是縣武裝部發槍，槍更多，還有炮。打起來以後，對方一下子倒下不少人，敗退了，丟下了幾十具屍體。我們打了勝仗，卻沒有一點歡樂的情緒，倒是嚇壞了。畢竟開槍的多是中學生，不知怎麼辦。面對倒下去的人和鮮血，感到從未有過的恐慌，不知所措。這怎麼交待？既有政治上的責任，又有良心上的東西。像是在惡夢裡。這時，有一個幹部，成年人，出來講話，他引用了毛主席的語錄：這次文化大革命是國民黨和共產黨鬥爭的繼續。他說，我們打敗了國民黨！大家的情緒這才轉過來，既然是共產黨打國民黨，那麼怎麼打都可以，而且死人越多越好，良心上的問題解決了。人的心理有一種自我保護，自我辯護的要求。只要這一條界限越過了，那麼以後什麼事都可以做得出來了。接下來就是開慶功大會，大造輿論。後來，我理解了，為什麼戰爭中每次大的戰鬥之後，都要開大會，慶功授獎，軍事統帥有意識地用這種方法解決士兵打死人以後的心理負擔。”（印紅標，《“文革”時期“武鬥現象”研究》）一群中學生，實體武器是縣武裝部發的，思想武器是成年幹部灌輸的毛主席語錄，他們不是傀儡又是什麼呢？

　　·錯把文革與西方同時期的青年造反運動相提並論

　　1967年、1968年，文革風起雲湧時，西方青年的左翼運動也搞得風生水起。這種同期性，使許多人產生了一種錯覺，誤以為文革的造反運動與西方左翼青年的造反運動本質上相同或者相似——其實，這種認知在文革時期就已存在，當時的《人民日報》、《人民畫報》等報刊曾刊登了很多西方青年左翼運動的消息和照片，並將其視作中國“輸出革命”的成果。
　　這種認知可謂徹底的南轅北轍。第一，西方的造反運動，是社會內在自發醞釀的，完全不同於文革是上面煽動起來的。第二，即便這些西方造反運動在形式上乃至經濟上對中國有所依賴，但在具體的訴求上，卻與文革造反派有天壤之別。以法國學生1968年造反的“五月風暴”為例，其基本訴求是警察退出校園，大學應該精神和思想獨立。後來學生與警察爆發武力衝突，工人加入進來，其訴求也很理性：1、支持學生，警察退出校園；2、結束失業，增加工資。而中國的造反派，當時呼喊的口號卻是“誓死保衛毛主席”，並無現代公民意識在其中。

　　·錯把知識分子和老幹部當作文革受害者的主體

　　不論是文革的懷念者，還是文革的批判者，這兩個群體中都有不少人認為，文革的受害者主要就是那些政治精英和知識精英，普通老百姓沒受什麼太多傷害。確實，文革結束後，在各種場合發聲控訴文革被迫害史的，主要是老幹部和知識分子。這些人長期成為媒體上以親身經歷控訴文革罪惡的主體，確實很容易給大眾造成一種錯覺，仿佛文革的主要受害者就是他們。
　　但事實是，普通百姓才是文革受害者的主體，他們的數量要遠遠多於老幹部和知識分子。只不過因為他們沒有機會發聲，而文革後的老幹部和知識分子為自己發聲都忙不及，自然也顧不上為這些普通百姓代言。久而久之，這些受害的普通百姓，愈發沉默，恍若不存在一般。但只要稍稍翻查如道縣大屠殺等事件相關的歷史資料，即不難發現，在絕大多數文革期間發生的大屠殺中，受害的普通百姓數目遠遠多於老幹部和知識分子。武鬥也是如此，一開始造反派確實主要針對保皇派，保皇派里確有不少老幹部及其子弟，但保皇派被鎮壓下去之後，武鬥在在造反派內部發展到高潮，死傷最多的，其實還是普通百姓，一如重慶紅衛兵墓園內所埋葬的主要都是工人一般。

　　結語

　　一切歷史包袱的和解，都必須建基於真相的披露。只有真相，才能把反思落到實處；也只有真相，才能讓反思達成共識。


　　高看（每日一圖，與文無關。2018年元月圖片主題：閱讀）

　　位於華盛頓的美國國會圖書館閱覽大廳俯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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