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寬侷促難安的本土文化心智，我們發現孔誕、毛誕、耶誕都已具有了某種當代中國的內在精神品性，豐富了中國人的精神世界與精神選擇，也結構性刺激了中國文化與政治的現代化和國際化。中國文化不能稟有文化民族主義的固化心態與眼光


　　老高按：我一直訂閱不定期的網絡刊物《儒家郵報》——其實也並非“訂閱”，是主辦者漫天撒網，不知從何處得知我的電子郵箱後就發送來。但我沒有回信退訂，因為我覺得“兼聽則明”，雖然我不太認同他們的宗旨和很多說法，但是能藉此機會了解他們的思路、動向，思考他們提出的問題，總是有害無益的。《儒家郵報》每期分量還不小，總在七八萬字到十多萬字，有二三十篇文章，看得出來，編輯相當認真。每期收到後，我就瀏覽一下，覺得比較重要的、有啟發性的文章就存下或者推薦給朋友。我感謝有這麼一幫儒家學者（其中還有幾位是我的校友和朋友）頑強執着地堅持和發展自己的看法，發出獨立的聲音，拓展了我對許多問題的認知！
　　今天又收到了《儒家郵報》第283期。他們對出版日期的標註讓我莞爾：
　　中華人民共和國69年暨孔子2569年〔耶穌2018年〕1月4日
　　我們這裡網友，可能接觸這方面信息不太多，我索性多介紹幾句。
　　這期《儒家郵報》文章，打頭的是《2017年儒家十大熱點》——我說過，年底年初，都要盤點麼。
　　在“思想”欄目，是兩篇文章：
　　《邊疆政治與中國的近代轉型──對中國近代史上邊疆、族群歷史書寫的再思考》（吳啟訥）
　　《重估晚清思想：書寫中國現代思想史的另一種可能》（唐文明、許紀霖、陳正國、陳明等的討論集）    
　　在“觀察”欄目，也有兩篇文章：
　　《世界儒學研究中心重返中國大陸：十八大以來儒學變遷之大勢》（王學典）
　　《從現代新儒家到大陸新儒家——以“新康有為主義”為中心的考察》（曾海龍）
　　“熱議”欄目就熱鬧了，議論的主題是聖誕節爭議，發表了五篇文章：
　　《民間抵制外來強勢文化，何錯之有？——“聖誕節”隨想》（白彤東）
　　《“聖”“帝”吾固有之也——也談“聖誕節”》（賀希榮）
　　《耶誕節宜祭祀曾文正公》（張德付）
　　《聖城、聖學與聖誕》（曾海軍）
　　《聖誕正義與文化民族主義》（田飛龍）
　　此外還有“讀書”欄目，刊登書訊，有《原道》第32輯、33輯出版暨目錄、編後記，曾海龍著《唯識與體用——熊十力哲學研究》出版前言暨謝遐齡序，陳少明著《仁義之間》出版暨自序，李德嘉著《“德主刑輔”說之檢討》出版暨馬小紅序等。
　　冠以“特稿”名義的《2017年儒家十大熱點》，不妨在此進一步介紹一下。
　　這個“十大熱點”的編者按說：“在《2017中國大陸儒門大事記》的基礎上，儒家網評選出年度十大熱點，涉及建言諫議、思想學術、文化事件等各個方面，反映了中國當代儒家的最新發展狀況。現予公布，進退得失，以資當世。”評出的十條是：
　　（一）儒學復興進入“重建經學”新階段
　　（二）傳承發展傳統文化上升到國家戰略層面，中共十九大提出“堅定文化自信”
　　（三）“家與孝”討論，凸顯“人倫”的獨特地位
　　（四）對“大陸新儒家”的評議繼續深化，“新康有為主義”隱然成型
　　（五）敦和基金會探索國學領域機構發展模式，諸多民間儒家社會組織獲得助力
　　（六）康曉光批判“公益商業化”，捍衛儒家公益之道
　　（七）陽明學不斷升溫，儒學已成為當代可供選擇的思想資源（昨天剛讀到一篇余杰的大批判文章《習近平為何崇拜王陽明？》！——老高注）
　　（八）學者持續倡議中國儒學學科建設，研究啟動儒學教材編纂
　　（九）中伊開展文化學術交流，推進“儒伊對話”接續回儒傳統
　　（十）孔子誕辰祭祀活動地域範圍迅速擴大，祭禮儀式日益完善

　　我們這裡的讀者對以上話題怎麼看？
　　我看了幾百期《儒家郵報》，也該回饋，幫他們一把：要了解儒家動態詳情，不妨前往：http://www.rujiazg.com
　　訂閱《儒家郵報》，請發一封空白電郵到：rujiayoubao@126.com，標題為“訂閱”。
　　這期“熱議”欄目中的一篇文章，不妨轉載於此。我覺得提出的問題值得我們深思。


　　聖誕正義與文化民族主義

　　田飛龍，儒家網

　　作者簡介：田飛龍，男，西曆一九八三年生，江蘇漣水人，北京大學法學博士。現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副教授。著有《中國憲制轉型的政治憲法原理》《現代中國的法治之路》（合著）、《香港政改觀察》，譯有《聯邦制導論》、《人的權利》、《理性時代》（合譯）、《分裂的法院》、《憲法為何重要》、《盧梭立憲學文選》（編譯）等法政作品。

　　平安夜，世界表面一片祥和，朋友圈分享着各色人群的“聖誕老人”扮相及孩子們在節日的童真氣息。人們似乎忘記了聖誕節只是西方人的“耶誕節”，而將之作為全球化的節日對待，作為一種普適價值的文化象徵。“耶誕”而有“聖誕”之名，並且還成功地全球化了，這不是人類史上從來就有的，而是1500年以來之西方“地理大發現秩序”的附屬成果，是西方文化全球化的獨特成就。我缺乏充分的實證材料去考察聖誕節在伊斯蘭世界的遭遇，但對這一西方節日在中國公共文化語境中的爭議性卻有所耳聞及體驗。  
　　聖誕在中國遭遇“文化正義”問題，主要是兩種精神力量在對抗：其一，老左派的“毛誕正義”，認為毛澤東才是中國的“國父”及文化象徵，是真正的“聖人”，故紀念毛澤東應當超越對聖誕的紀念；其二，文化保守主義的“孔誕正義”，認為孔子是中國的人文導師，是中國人心靈秩序的締造者，甚至是“孔教”的創教之主，耶穌只是外來的“洋和尚”之一，不配享有“聖誕”之名。
　　這裡觸及了中國現代性框架中複雜的“正統性”問題，中國人的信仰世界到底以何種秩序與象徵為主，是一個嚴格的“文化主權”與“歷史正義”問題，而不僅僅是個體中國人的自由選擇問題。這裡遭遇的是一個集體身份的“認同”問題，有着具體的歷史邊界和民族性範圍。
　　在這個平安夜，一如過去數年間的中國公共文化混戰景觀，“聖誕”、“毛誕”與“孔誕”的“三誕演義”是難解難分，難有共識。在20世紀的主要時間裡，有時是“聖誕”占優，比如民國時代（蔣本人就是基督徒）以及改革開放以來的一段時期；有時是“毛誕”占優，比如毛澤東時代；“孔誕”較少占據主導，無論是官方還是民間，原因是整個20世紀的革命與改革是以拒斥中國傳統文化及歸責孔子為前提的，左右都有這個默契，只是各自主張的變革方案不同而已。晚清尤其是五四運動以來，“科學”與“民主”聯手取代“三綱五常”，左右力量與論述提出了對“科學”與“民主”的不同理解與實踐方案。儒家文化及“孔誕”在整個20世紀是“飽受壓抑”的境況。        
　　伴隨着“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尤其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系統論述建構，執政團體在合法性及意識形態上與傳統文化進行了決定性的和解，不僅續補傳統馬列主義教義在全球化時代的理論短板，而且有重整“文化河山”共拒“文化殖民”的政治問題意識。同時，大陸新儒家日益突破海外新儒家的“心性低端”及其卑微姿態，從文化到政治的廣泛譜系上開展着“儒家重新公共化”的學理與政策儲備及行動。
　　近些年，大陸新儒家興辦民間書院，參與公共政策，推動國學學科化，擴大對外文化對話，傾向政治儒學及其現實化，甚至有“新康有為主義”的衝動。十九大報告更是提出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基於5000年優秀傳統文化，以及中國的全面現代化必須堅持中華文化立場。這些動向和社會效應已經呈現，於是在聖誕節問題上的某種“文化民族主義”便更加強勢地登場了。
　　對“孔誕論”者而言，“毛誕”是體制前提，無可反對，而且存在“改革法理”對“毛誕”的有效平衡與節制，尚可容忍，但“聖誕”則以西方“耶誕”之一隅真理而僭居“聖誕”之名位，以西方之“聖”為我方之“聖”，是中國人文化上的主動“跪低”和政治上的“殖民奴性”。在儒家式“文化民族主義”的義憤填膺中，有百餘年文化壓抑的悲情氤氳，有對國人盲目崇外之數典忘祖的精神批判，有對自身正統性歸來的隱忍與期待。
　　儘管存在太多的歷史與文化理由去理解甚至同情儒家式的“孔誕焦慮”，以及對當下中國文化秩序混亂無依的悲憤彷徨，但嚴格的“文化民族主義”並不符合儒家處理外來文化的從容法則（大一統與包容性超越夷夏之辯），也不符合中國重新“經略世界”的文明帝國性格及新全球化之文化立場取向。面對“聖誕”，固然不應當將其理解為單調唯一的普適價值，卻也已經成為中國人之精神選擇的一個選項，是中國現代性與西方百年溝通的一個成果與象徵。
　　如果硬性排斥“聖誕”及其文化系統，將造成無休無止的中國人“文化內戰”，不符合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團結利益。“耶誕”而有“聖誕”之名，只是反映了20世紀某一時段中國人的精神傾向，甚至這一譯名本身就閃爍着特定歷史時段的精神局限光芒。今天是需要將“聖誕”還原為“耶誕”，卻沒有必要進一步排斥“耶誕”及批判過“耶誕節”的中國信眾。甚至，由於聖誕節的全球化及通俗化，它的宗教象徵意義和教義約束性已大大減弱，未必有反對者想象的那般破壞力。
　　從中國文化重建及全球化的正面來看，不僅不應該簡單排斥西方文化，倒是應當好好學習和借鑑西方文化成功全球化的系統經驗，包括一系列文化策略與技巧。大陸新儒家之一支尋求儒家的宗教化甚至國教化，其實就是在模仿西方基督教的建制化經驗。除了這種宏觀面的對稱性設想與變革之外，以“聖誕節”為例，我們是否也可以圍繞“孔誕節”設想與創製出一系列的故事、儀式、道具、偶像呢？我們是否能夠生產出與“聖誕老人”並肩的人物形象呢？這就進入了文化建制化和創意化的實質性層面，是文化競爭力的具體構成層面，而不是停留在相對抽象及無解的文化意識形態與類型學的對立衝突之中。
　　文化不僅僅是一種意識形態，還是一門生意，一個好玩的文藝類別，一種能夠觸及最幼稚心靈的柔軟的意義載體。大陸新儒家在反對甚至抵制“聖誕”的時候，不能僅僅抒發悲情，更不能隱性期待政治公權力的悍然干預及對自身的“一步到位”的扶正，不能有“董仲舒情結”，而是需要正視中國文化多元性的現實，從自身的短板及缺失入手，該改革的改革，該模仿的模仿，該超越的超越，不僅僅引經據典教訓人，更重要的是創新發展吸引人。
　　羅馬不是一天建成，基督不是一日成“聖”，中國文化之軟實力與正統性的重建，必然是在包容超越意義上逐步、有機地生成的。靠政治保障的，也會一夕之間為政治所破壞。文化就是文化，政治固然可以助力，但對民心民意的研判、競爭與吸引才是本質。“聖誕正義”背後的“孔誕焦慮”完全可以理解及同情，而且身為中國人，即便達到了信仰基督教的程度，對自身文化也仍然有割不斷的、日用而不知的潛在影響，是謂“文化基因”。
　　可是，僅有“基因”是不夠的，還必須經過“文化工程”才能現實化為具有真正競爭力及持久存續力的當代文化體系，不僅重現於中國，更要走向世界。“越是中國的，就越是世界的”，這是中國文化、本質上也是一切文明帝國文化應有的精神秉性。文化民族主義的過度保守性需要克制，簡單粗暴的文化批判及對政治權力干預的默默仰望需要反思和警惕，立足理性與現實的文化建設及穩健的建制化才是正途。
　　放寬侷促難安的本土文化心智，我們發現孔誕、毛誕、耶誕都已具有了某種當代中國的內在精神品性，豐富了中國人的精神世界與精神選擇，也結構性刺激了中國文化與政治的現代化和國際化。中國文化是開放包容的，是堅定自信的，是有天下倫理和偉大復興抱負的，因而不能稟有文化民族主義式的封閉心智，不能以固化心態與眼光看待中國文化的歷史性及發展性。
　　我們需要面向世界的大歷史觀和“通三統”的思想方法論，唯有如此，我們才不僅可以文化自存，更可以包容吸收而有所創造。當世界主要精神要素消融整合於開放包容的中國體系之中時，中國才真正實現了民族偉大復興及對人類和平與發展的“範式貢獻”。  


　　高看（每日一圖，與文無關。2018年元月圖片主題：閱讀）

　　台灣被稱為當今全球讀書風氣最濃的國家和地區之一，其它名列前茅的，還有日本、法國、德國等等。我前幾年在台北國際書展上就體會到了這種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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