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沒有所謂人民的理解和支持，菁英的覺醒和抵抗依然光芒萬丈。沒錯，最終打垮納粹的是盟軍的飛機、坦克和大炮，是無數軍人的衝鋒和鮮血；但索爾兄妹的吶喊和傳單，印證了人類社會和動物社會的本質區別，反襯出人之所為人的偉大意義


　　老高按：2003年，德國電視二台邀請德國民眾，通過電話、手機短信、網絡和電子郵件等方式，評選十個“最偉大的德國人”（德語：Unsere Besten，直譯：我們當中最好的人），據稱有約330萬德國人參與了此次為期3個月的調查。
　　這個調查並不容易，因為哪些人算德國人，就得好好一番界定——德國歷史複雜，邊界變動很大；還得事先設定候選人名單，以確保把希特勒和昂納克等人排除在外。
　　即便這樣，候選人還是引起很大的爭議。把說德語、寫德語的哥白尼列入候選名單，在波蘭就引發爭議——在波蘭，他被尊為民族英雄，就在同一年早些時候的6月12日，波蘭參議院宣布哥白尼是“卓越的波蘭人”。同樣，把莫扎特和弗洛伊德列入候選名單，在奧地利也引發批評。（這讓我聯想起毛澤東將成吉思汗算作中國的“一代天驕”引起的海內外譏嘲）
　　最終評選結果如下——

　　1，康拉德·阿登納，1949年至1963年西德總理（1876～1967）
　　2，馬丁·路德，宗教改革領袖、新教之父（1483～1546）
　　3，卡爾·馬克思，政治經濟學家、哲學家（1818～1883）
　　4，蘇菲和漢斯·索爾，反納粹學生（1921/1918～1943）
　　5，維利·勃蘭特，1969年至1974年西德總理（1913～1992）
　　6，約翰·塞巴斯蒂安·巴赫，作曲家（1685～1750）
　　7，約翰·沃夫岡·馮·歌德，作家 (1749～1832）
　　8，約翰內斯·古騰堡，活字印刷術發明者（1400～1468）
　　9，奧托·馮·俾斯麥，政治家，1871年建立統一的德意志帝國，首任首相（1815～1898）
　　10，阿爾伯特·愛因斯坦，理論物理學家（1879～1955）

　　十人中（實際上是十一人），九人名震遐邇，都是政治家、思想家、科學家、藝術家，唯獨排在第四位的，是一對兄妹，我相信沒有多少中國人知道何許人也。
　　我這裡正是要談索爾兄妹。
　　1943年2月22日，年僅21歲的慕尼黑大學學生蘇菲·索爾和她的哥哥，年僅24歲的漢斯·索爾，被慕尼黑的納粹法官以“叛國罪”判處死刑，當日執行。
　　中國人不知道他們，在德國他們卻享有崇高的威望。何以至此，我讀到的一篇署名“二大爺”的文章《我們是你們的良心——反抗納粹的白玫瑰》，介紹得還比較清楚，轉載於下。
　　這對兄妹出生於德國烏爾姆（Ulm）——以前我曾經介紹過這個城市，因為它是愛因斯坦的誕生地（也就是說，最偉大的十一位德國人中有三位出生於烏爾姆），有烏爾姆大教堂，擁有世界上最高的教堂鐘樓，高161.53米；而且我還有三個親屬在烏爾姆大學拿到了、或正拿着博士。
　　讓我更感到有話要說的，是這樣一個事實：他們的行動在當時並不為人理解和認同。
　　二大爺寫道：實事求是的說，索爾兄妹冒着殺頭風險派發的傳單，很多德國人不僅不看，甚至感到厭惡。正如告發他們的校工史密斯，覺得他們就是叛國者。一些學生碰到傳單如同觸電一般，迅速丟棄。這種內心的恐懼是真實的，而納粹體制追求的心理效果就是形成這一恐懼。“不難想象在一個全民順從的極權體制下，反納粹活動會是何等孤立和艱辛”！歷史學家評論說，索爾兄妹投身的，註定是一場“沒有人民的抵抗”。
　　我前天發的博客文章中，提到2017年我觀後感覺不錯的電影，其中有一部《Alone in Berlin》（中文譯名為“柏林孤影”），與這裡我講到的索爾兄妹的事跡有相通之處。這部電影描寫的是一對工人夫婦奧托和安娜，獨生子上戰場不幸身亡，他倆決定用自己的方式反抗納粹極權統治：他們在柏林許多公共場所，放下寫有反納粹文字的卡片傳單。
　　《柏林孤影》作為電影，藝術上不算很成功，情節過於平穩，角色缺乏深度，有影評家甚至批評“浪費了好題材和老戲骨”。但是其暗淡沉悶的故事，其實大有讓人深思之處：他們，是落到了“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之中”，“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老夫婦的反納粹卡片，共寫了285張，絕大部分被看到、撿到的人，交到了蓋世太保辦公室——這些撿到的人，有白領職員，有家庭主婦，有知識分子，也有退休老人，也有孩子，孩子則有家長……他們看到這些卡片上吶喊與反抗的文字，都像撿到炸彈和毒藥一樣上交。
　　蓋世太保接到這麼多報案，很快就縮小範圍，逮住了毫無地下政治鬥爭經驗的老夫婦。納粹將他們所說的卡片的數量與交到自己手裡的卡片的數量一對比：差額是18張——只有18張，沒有上交。
　　這麼多人為什麼撿到了挑戰納粹的卡片就上交？電影沒有交代他們的動機。分析起來，不外乎是“被納粹洗腦了”和“被納粹無遠弗屆的監控嚇住了”這兩大類原因吧！
　　索爾兄妹投身“沒有人民的抵抗”，老夫婦被擁有“雪亮眼睛”的群眾舉報，最後都引頸就戮，坦然赴死。他們都是孤獨的，孤獨地戰鬥，孤獨地死去。
　　285張卡片，蓋世太保收到了群眾上交的267張。看到這樣的數字，我不能不發出沉重的嘆息：這是什麼樣可怕的人民！

　　但是——但是畢竟還有“逍遙法外”的18張！
　　影片末尾，主管此案的納粹警長將267張卡片撒向窗外大街，然後飲彈自盡——這是這部電影最大的敗筆，完全不可信。而這不知流落到何處的18張卡片（也許是被偷偷銷毀，也許被風雪颳走、掩埋在無人知曉的地方，也許被人密藏起來，也許……），給我們留下了一絲遐想、一抹亮色。


　　我們是你們的良心——反抗納粹的白玫瑰

　　二大爺，臉書

　　一

　　1943年2月22日，年僅21歲的慕尼黑大學學生蘇菲·索爾和她的哥哥，年僅24歲的漢斯·索爾，被慕尼黑的納粹法官以“叛國罪”判處死刑，當日執行。
　　他們的罪狀，是幾天前在巴伐利亞州長官邸的外牆上刷上了“打倒希特勒”“希特勒，大劊子手”的標語。他們還在慕尼黑大學的校園裡多次散發反戰、反納粹、反希特勒的傳單，傳單上赫然寫着：
　　“對一個文明的民族來說，不抵抗就任由一個沒有責任感的、受黑暗的動機驅動的統治集團統治是最可恥的。”
　　在被判處死刑的法庭上，年輕的蘇菲對法官說：“畢竟，有些人要做先驅，因為我們所寫的、說的，也被許多人認同，但他們不敢像我們一樣表達出來。我今天站的地方，就是你們以後要站的地方。”

　　二

　　看似叛逆的兄妹倆其實並不是生來就叛逆。在之前，他們其實是一個納粹眼裡標準的“愛國者”。
　　在德國烏爾姆小康之家長大的漢斯和蘇菲，一家子都是地道的德國人。父親是個稅務顧問，自由主義的擁躉，對納粹一直不感冒。但在上世紀三十年代的舉國瘋狂中，兩兄妹迅速成為了納粹強國強兵的“德國夢”的感召者。哥哥則參加了希特勒青年團，妹妹參加了“德意志女孩協會”，而且都在其中擔任幹部。哥哥漢斯16歲時就已經是160名希特勒青年團團員的負責人。在1935年在紐倫堡的納粹黨代會上，甚至擔任烏爾姆青年代表的旗手。
　　如此標準的愛國青年，和當時大部分心甘情願為納粹高歌的德國民眾一樣，深信只有希特勒和納粹主義才能拯救德國。
　　但謊言畢竟是謊言，遠沒有想象的那麼美好。

　　三

　　隨着排猶浪潮的越演越烈，大批猶太人被送入集中營，作為天主教徒、本性善良的兄妹倆開始對無辜的猶太人產生了深深的同情。當地的主教克萊蒙是反戰的，他關於納粹屠殺暴行的布道深深的震撼了兩個年輕人，人性的甦醒，讓他們開始對納粹產生了懷疑。
　　1940年春天，19歲的蘇菲中學畢業。出於對孩子的喜愛，她選擇了幼兒園教師。但即便如此，她也沒有逃過戰爭的徵召，1941年春天她參加6個月的戰時輔助工作，戰爭的殘酷讓她大為震動，她這樣寫道，“這裡我們面臨着一個針對人的尊嚴的可怕的罪惡。這個罪惡在整個人類歷史上沒有前例。”1942年5月，她考入了哥哥所在的慕尼黑大學學習。
　　而她的哥哥漢斯早已經先她覺醒。這個醫學專業的大學生先是在俄羅斯前線野戰醫院實習，1942年又應徵入伍前往東部前線，目睹了血肉橫飛的戰爭慘況和猶太人極其悲慘的下場。在回到慕尼黑後，他和一些志趣相投的同學和老師在一起，成立了一個叫做“白玫瑰”的反戰組織。與此同時，他們父親因為發表對希特勒的不滿而被捕入獄。
　　殘酷的現實、宗教的啟蒙、常識的回歸，多種因素的糾合，使得索爾兄妹以大無畏的勇氣走上了用實際行動反戰、反納粹的道路。

　　四

　　1942年開始漢斯和“白玫瑰”的成員一起，把對納粹的懷疑和反抗寫成傳單，秘密投放。剛開始他害怕連累妹妹，一直瞞着妹妹。但是蘇菲得知哥哥的行動之後，毫不猶豫的加入，很快就成為骨幹。他們在“白玫瑰”的第一份傳單中寫道：
　　“每個正直的德國人這些日子以來難道不該對他們的政府感到羞愧？誰能想像當面紗從我們臉上滑落，而那些可怕程度遠超出過去任何人所犯下的罪行被揭露於世時，我們及的後代將會感受到多大的羞恥？”
　　1943年2月18日，兄妹倆在校園內散發第六份傳單時，被一名叫做史密斯的校工告發，隨後遭到蓋世太保逮捕。兄妹倆遭受了嚴酷的審訊，但是卻展現出了極為罕見的勇氣和堅定，大義凜然，絕口不提同組織成員。因為他們的守口如瓶，絕大多數“白玫瑰”成員都保住了性命。惱羞成怒的納粹2月22日對他們進行了簡短的審判，當即宣判死刑，數小時後將兄妹倆殘忍殺害。
　　臨刑前，妹妹蘇菲的遺言是：我們怎敢期望正義占上風，當沒有人願意為了正直的動機犧牲自己的時候。如此陽光的天氣里，我要走了。如果千萬人記得我們的犧牲而覺醒並有作為，我的生命又何足惜？
　　哥哥漢斯的遺言只有簡短的4字：自由萬歲！

　　五

　　2003年，德國電視二台邀請德國人評選十個最重要的德國人，索爾兄妹名列第四，排在他們的身後的有大名鼎鼎的巴赫、歌德、俾斯麥、愛因斯坦等。德國女性雜誌Brigitte評選妹妹蘇菲為二十世紀最偉大的女性。她的頭像被巴伐利亞政府樹立在紀念“值得讚揚和尊敬的德國人”瓦爾哈拉神殿中。
　　現在，幾乎所有中等以上的德國城市都有一個以索爾兄妹命名的學校，全德國都有叫做索爾或者蘇菲的街道和廣場。慕尼黑市每年頒發“索爾兄妹獎”是德國最重要的文學獎之一。
　　漢斯、蘇菲的姐姐英格，依據當年文件遺存，寫了一本書《白玫瑰一九四三》（台灣版譯名）紀念弟弟妹妹，這本書的封面赫然寫着德國前總統馮·魏茨澤克的評語：
　　“每一個世代的勇氣都重新決定我們的文明”。

　　六

　　也許對於兩個二十出頭的年輕人來說，受限於閱歷和知識，對於極權體制的認識也許還不那麼深刻，所以並不一定是政治覺悟使他們走向反抗之路。更多的勇氣和動力，來自於人性中的良知。這種良知在黑暗中歷經錘鍊，不斷發展，最後成長為一種公民正義。
　　正如“白玫瑰”最後一位健在人世的成員穆勒所說：“漢斯和索菲並不想成為英雄。友誼和自由對他們而言是更重要的價值。”但他們的勇敢，恰恰成就了英雄。
　　這種公民正義在哀鴻遍野的極權體制下，有沒有實際意義？
　　實事求是的說，索爾兄妹冒着殺頭風險派發的傳單，很多德國人不僅不看，甚至感到厭惡。正如告發他們的校工史密斯，覺得他們就是叛國者。一些學生碰到傳單如同觸電一般，迅速丟棄。這種內心的恐懼是真實的，而納粹體制追求的心理效果就是形成這一恐懼。它不僅造成表面服從，更主要的是強行剝奪每個人自由思考的權利，並使之成為納粹政府的戰爭機器，屠殺他人生命同時，也屠殺自己的生命。
　　由此不難想象在一個全民順從的極權體制下，反納粹活動會是何等孤立和艱辛。正如歷史學家們的評論，索爾兄妹所進行的事業，註定是一場“沒有人民的抵抗”。
　　但即便沒有所謂的人民的理解和支持，這樣菁英的覺醒和抵抗依然是光芒萬丈。沒錯，最終打垮納粹的是盟軍的飛機、坦克和大炮，是無數軍人的衝鋒和鮮血。索爾兄妹的吶喊和傳單，表面上沒有對納粹產生任何實質性的損害。但恰恰是這樣的行為，印證了人類社會和動物社會的本質區別，反襯出人之所為人的偉大意義。這種人性在黑暗中散發出來的光芒，恰恰是我們這個世界克服重重黑暗，賴以不斷前行的根本原因所在，比一場戰爭的勝利對人類的影響更為深刻、久遠。在貌似冷漠的歷史長河中，恆久的散發着燈塔般的光芒，指引後來者向前。用中國人的話來說，天地正氣，至大至剛。
　　這也是如今的德國給予兄妹倆如此高的歷史地位的原因所在，是人類的希望所在。
　　允許我用蘇菲的話來作結：“我們不會沉默，我們是你們的良心。”


　　高看（每日一圖，與文無關。2018年元月圖片主題：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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