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没有所谓人民的理解和支持,菁英的觉醒和抵抗依然光芒万丈。没错,最终打垮纳粹的是盟军的飞机、坦克和大炮,是无数军人的冲锋和鲜血;但索尔兄妹的呐喊和传单,印证了人类社会和动物社会的本质区别,反衬出人之所为人的伟大意义
老高按:2003年,德国电视二台邀请德国民众,通过电话、手机短信、网络和电子邮件等方式,评选十个“最伟大的德国人”(德语:Unsere Besten,直译:我们当中最好的人),据称有约330万德国人参与了此次为期3个月的调查。 这个调查并不容易,因为哪些人算德国人,就得好好一番界定——德国历史复杂,边界变动很大;还得事先设定候选人名单,以确保把希特勒和昂纳克等人排除在外。 即便这样,候选人还是引起很大的争议。把说德语、写德语的哥白尼列入候选名单,在波兰就引发争议——在波兰,他被尊为民族英雄,就在同一年早些时候的6月12日,波兰参议院宣布哥白尼是“卓越的波兰人”。同样,把莫扎特和弗洛伊德列入候选名单,在奥地利也引发批评。(这让我联想起毛泽东将成吉思汗算作中国的“一代天骄”引起的海内外讥嘲) 最终评选结果如下——
1,康拉德·阿登纳,1949年至1963年西德总理(1876~1967) 2,马丁·路德,宗教改革领袖、新教之父(1483~1546) 3,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家、哲学家(1818~1883) 4,苏菲和汉斯·索尔,反纳粹学生(1921/1918~1943) 5,维利·勃兰特,1969年至1974年西德总理(1913~1992) 6,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作曲家(1685~1750) 7,约翰·沃夫冈·冯·歌德,作家 (1749~1832) 8,约翰内斯·古腾堡,活字印刷术发明者(1400~1468) 9,奥托·冯·俾斯麦,政治家,1871年建立统一的德意志帝国,首任首相(1815~1898) 10,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理论物理学家(1879~1955)
十人中(实际上是十一人),九人名震遐迩,都是政治家、思想家、科学家、艺术家,唯独排在第四位的,是一对兄妹,我相信没有多少中国人知道何许人也。 我这里正是要谈索尔兄妹。 1943年2月22日,年仅21岁的慕尼黑大学学生苏菲·索尔和她的哥哥,年仅24岁的汉斯·索尔,被慕尼黑的纳粹法官以“叛国罪”判处死刑,当日执行。 中国人不知道他们,在德国他们却享有崇高的威望。何以至此,我读到的一篇署名“二大爷”的文章《我们是你们的良心——反抗纳粹的白玫瑰》,介绍得还比较清楚,转载于下。 这对兄妹出生于德国乌尔姆(Ulm)——以前我曾经介绍过这个城市,因为它是爱因斯坦的诞生地(也就是说,最伟大的十一位德国人中有三位出生于乌尔姆),有乌尔姆大教堂,拥有世界上最高的教堂钟楼,高161.53米;而且我还有三个亲属在乌尔姆大学拿到了、或正拿着博士。 让我更感到有话要说的,是这样一个事实:他们的行动在当时并不为人理解和认同。 二大爷写道:实事求是的说,索尔兄妹冒着杀头风险派发的传单,很多德国人不仅不看,甚至感到厌恶。正如告发他们的校工史密斯,觉得他们就是叛国者。一些学生碰到传单如同触电一般,迅速丢弃。这种内心的恐惧是真实的,而纳粹体制追求的心理效果就是形成这一恐惧。“不难想象在一个全民顺从的极权体制下,反纳粹活动会是何等孤立和艰辛”!历史学家评论说,索尔兄妹投身的,注定是一场“没有人民的抵抗”。 我前天发的博客文章中,提到2017年我观后感觉不错的电影,其中有一部《Alone in Berlin》(中文译名为“柏林孤影”),与这里我讲到的索尔兄妹的事迹有相通之处。这部电影描写的是一对工人夫妇奥托和安娜,独生子上战场不幸身亡,他俩决定用自己的方式反抗纳粹极权统治:他们在柏林许多公共场所,放下写有反纳粹文字的卡片传单。 《柏林孤影》作为电影,艺术上不算很成功,情节过于平稳,角色缺乏深度,有影评家甚至批评“浪费了好题材和老戏骨”。但是其暗淡沉闷的故事,其实大有让人深思之处:他们,是落到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老夫妇的反纳粹卡片,共写了285张,绝大部分被看到、捡到的人,交到了盖世太保办公室——这些捡到的人,有白领职员,有家庭主妇,有知识分子,也有退休老人,也有孩子,孩子则有家长……他们看到这些卡片上呐喊与反抗的文字,都像捡到炸弹和毒药一样上交。 盖世太保接到这么多报案,很快就缩小范围,逮住了毫无地下政治斗争经验的老夫妇。纳粹将他们所说的卡片的数量与交到自己手里的卡片的数量一对比:差额是18张——只有18张,没有上交。 这么多人为什么捡到了挑战纳粹的卡片就上交?电影没有交代他们的动机。分析起来,不外乎是“被纳粹洗脑了”和“被纳粹无远弗届的监控吓住了”这两大类原因吧! 索尔兄妹投身“没有人民的抵抗”,老夫妇被拥有“雪亮眼睛”的群众举报,最后都引颈就戮,坦然赴死。他们都是孤独的,孤独地战斗,孤独地死去。 285张卡片,盖世太保收到了群众上交的267张。看到这样的数字,我不能不发出沉重的叹息:这是什么样可怕的人民! 但是——但是毕竟还有“逍遥法外”的18张! 影片末尾,主管此案的纳粹警长将267张卡片撒向窗外大街,然后饮弹自尽——这是这部电影最大的败笔,完全不可信。而这不知流落到何处的18张卡片(也许是被偷偷销毁,也许被风雪刮走、掩埋在无人知晓的地方,也许被人密藏起来,也许……),给我们留下了一丝遐想、一抹亮色。
我们是你们的良心——反抗纳粹的白玫瑰
二大爷,脸书
一
1943年2月22日,年仅21岁的慕尼黑大学学生苏菲·索尔和她的哥哥,年仅24岁的汉斯·索尔,被慕尼黑的纳粹法官以“叛国罪”判处死刑,当日执行。 他们的罪状,是几天前在巴伐利亚州长官邸的外墙上刷上了“打倒希特勒”“希特勒,大刽子手”的标语。他们还在慕尼黑大学的校园里多次散发反战、反纳粹、反希特勒的传单,传单上赫然写着: “对一个文明的民族来说,不抵抗就任由一个没有责任感的、受黑暗的动机驱动的统治集团统治是最可耻的。” 在被判处死刑的法庭上,年轻的苏菲对法官说:“毕竟,有些人要做先驱,因为我们所写的、说的,也被许多人认同,但他们不敢像我们一样表达出来。我今天站的地方,就是你们以后要站的地方。”
二
看似叛逆的兄妹俩其实并不是生来就叛逆。在之前,他们其实是一个纳粹眼里标准的“爱国者”。 在德国乌尔姆小康之家长大的汉斯和苏菲,一家子都是地道的德国人。父亲是个税务顾问,自由主义的拥趸,对纳粹一直不感冒。但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举国疯狂中,两兄妹迅速成为了纳粹强国强兵的“德国梦”的感召者。哥哥则参加了希特勒青年团,妹妹参加了“德意志女孩协会”,而且都在其中担任干部。哥哥汉斯16岁时就已经是160名希特勒青年团团员的负责人。在1935年在纽伦堡的纳粹党代会上,甚至担任乌尔姆青年代表的旗手。 如此标准的爱国青年,和当时大部分心甘情愿为纳粹高歌的德国民众一样,深信只有希特勒和纳粹主义才能拯救德国。 但谎言毕竟是谎言,远没有想象的那么美好。
三
随着排犹浪潮的越演越烈,大批犹太人被送入集中营,作为天主教徒、本性善良的兄妹俩开始对无辜的犹太人产生了深深的同情。当地的主教克莱蒙是反战的,他关于纳粹屠杀暴行的布道深深的震撼了两个年轻人,人性的苏醒,让他们开始对纳粹产生了怀疑。 1940年春天,19岁的苏菲中学毕业。出于对孩子的喜爱,她选择了幼儿园教师。但即便如此,她也没有逃过战争的征召,1941年春天她参加6个月的战时辅助工作,战争的残酷让她大为震动,她这样写道,“这里我们面临着一个针对人的尊严的可怕的罪恶。这个罪恶在整个人类历史上没有前例。”1942年5月,她考入了哥哥所在的慕尼黑大学学习。 而她的哥哥汉斯早已经先她觉醒。这个医学专业的大学生先是在俄罗斯前线野战医院实习,1942年又应征入伍前往东部前线,目睹了血肉横飞的战争惨况和犹太人极其悲惨的下场。在回到慕尼黑后,他和一些志趣相投的同学和老师在一起,成立了一个叫做“白玫瑰”的反战组织。与此同时,他们父亲因为发表对希特勒的不满而被捕入狱。 残酷的现实、宗教的启蒙、常识的回归,多种因素的纠合,使得索尔兄妹以大无畏的勇气走上了用实际行动反战、反纳粹的道路。
四
1942年开始汉斯和“白玫瑰”的成员一起,把对纳粹的怀疑和反抗写成传单,秘密投放。刚开始他害怕连累妹妹,一直瞒着妹妹。但是苏菲得知哥哥的行动之后,毫不犹豫的加入,很快就成为骨干。他们在“白玫瑰”的第一份传单中写道: “每个正直的德国人这些日子以来难道不该对他们的政府感到羞愧?谁能想像当面纱从我们脸上滑落,而那些可怕程度远超出过去任何人所犯下的罪行被揭露于世时,我们及的后代将会感受到多大的羞耻?” 1943年2月18日,兄妹俩在校园内散发第六份传单时,被一名叫做史密斯的校工告发,随后遭到盖世太保逮捕。兄妹俩遭受了严酷的审讯,但是却展现出了极为罕见的勇气和坚定,大义凛然,绝口不提同组织成员。因为他们的守口如瓶,绝大多数“白玫瑰”成员都保住了性命。恼羞成怒的纳粹2月22日对他们进行了简短的审判,当即宣判死刑,数小时后将兄妹俩残忍杀害。 临刑前,妹妹苏菲的遗言是:我们怎敢期望正义占上风,当没有人愿意为了正直的动机牺牲自己的时候。如此阳光的天气里,我要走了。如果千万人记得我们的牺牲而觉醒并有作为,我的生命又何足惜? 哥哥汉斯的遗言只有简短的4字:自由万岁!
五
2003年,德国电视二台邀请德国人评选十个最重要的德国人,索尔兄妹名列第四,排在他们的身后的有大名鼎鼎的巴赫、歌德、俾斯麦、爱因斯坦等。德国女性杂志Brigitte评选妹妹苏菲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女性。她的头像被巴伐利亚政府树立在纪念“值得赞扬和尊敬的德国人”瓦尔哈拉神殿中。 现在,几乎所有中等以上的德国城市都有一个以索尔兄妹命名的学校,全德国都有叫做索尔或者苏菲的街道和广场。慕尼黑市每年颁发“索尔兄妹奖”是德国最重要的文学奖之一。 汉斯、苏菲的姐姐英格,依据当年文件遗存,写了一本书《白玫瑰一九四三》(台湾版译名)纪念弟弟妹妹,这本书的封面赫然写着德国前总统冯·魏茨泽克的评语: “每一个世代的勇气都重新决定我们的文明”。
六
也许对于两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来说,受限于阅历和知识,对于极权体制的认识也许还不那么深刻,所以并不一定是政治觉悟使他们走向反抗之路。更多的勇气和动力,来自于人性中的良知。这种良知在黑暗中历经锤炼,不断发展,最后成长为一种公民正义。 正如“白玫瑰”最后一位健在人世的成员穆勒所说:“汉斯和索菲并不想成为英雄。友谊和自由对他们而言是更重要的价值。”但他们的勇敢,恰恰成就了英雄。 这种公民正义在哀鸿遍野的极权体制下,有没有实际意义? 实事求是的说,索尔兄妹冒着杀头风险派发的传单,很多德国人不仅不看,甚至感到厌恶。正如告发他们的校工史密斯,觉得他们就是叛国者。一些学生碰到传单如同触电一般,迅速丢弃。这种内心的恐惧是真实的,而纳粹体制追求的心理效果就是形成这一恐惧。它不仅造成表面服从,更主要的是强行剥夺每个人自由思考的权利,并使之成为纳粹政府的战争机器,屠杀他人生命同时,也屠杀自己的生命。 由此不难想象在一个全民顺从的极权体制下,反纳粹活动会是何等孤立和艰辛。正如历史学家们的评论,索尔兄妹所进行的事业,注定是一场“没有人民的抵抗”。 但即便没有所谓的人民的理解和支持,这样菁英的觉醒和抵抗依然是光芒万丈。没错,最终打垮纳粹的是盟军的飞机、坦克和大炮,是无数军人的冲锋和鲜血。索尔兄妹的呐喊和传单,表面上没有对纳粹产生任何实质性的损害。但恰恰是这样的行为,印证了人类社会和动物社会的本质区别,反衬出人之所为人的伟大意义。这种人性在黑暗中散发出来的光芒,恰恰是我们这个世界克服重重黑暗,赖以不断前行的根本原因所在,比一场战争的胜利对人类的影响更为深刻、久远。在貌似冷漠的历史长河中,恒久的散发着灯塔般的光芒,指引后来者向前。用中国人的话来说,天地正气,至大至刚。 这也是如今的德国给予兄妹俩如此高的历史地位的原因所在,是人类的希望所在。 允许我用苏菲的话来作结:“我们不会沉默,我们是你们的良心。”
高看(每日一图,与文无关。2018年元月图片主题:阅读)
德国慕尼黑附近的Kempten小镇,周末人们卖自己家的旧书,吸引了很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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