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亦武記述老基督徒張應榮的回憶：躺在地下往上看，下了很久的雨終於停了，耳邊還能隱約感覺到小河的水淌。太陽從漸漸散開的烏雲中露出臉，天太藍了，怎麼會有這麼藍的天呢？而在太陽和藍天之下，人們彼此仇恨，被劃為貧僱農的大多數人要把另一些地富分子踩在腳底。難道這就是“解放”？
老高按：去年來到德國的中國作家廖亦武，連續獲獎。就說上個月，他先獲得了2012年卡普欽斯基國際報告文學獎，隨後又獲得德國書業協會2012年德國書業和平獎（我看到中文又譯作“德國圖書貿易協會和平獎”）。
德國書業協會陳述授獎理由時指出，作為一名作家，廖亦武以有力的語言和無畏精神，反抗政治壓迫，代國內被剝奪了權利的人發出了仍能被聽到的聲音，在其散文和詩篇中為處於中國社會邊緣的人們樹立了一座不可撼動的文學豐碑。
德國書業協會還在頒獎決定中指出，作為一名親身體驗了何謂監獄、酷刑和迫害的作家，廖亦武成為了一個清醒的編年史者和觀察家，為現代中國被拋棄的人們提供了見證。
正式的授獎儀式，將在10月14日德國法蘭克福書展上舉行。
這個獎到底重要還是不重要？我毫無概念，只知道，它設立於1950年，獎金2.5萬歐元。能在法蘭克福書展上頒獎，應該有一定的權威性吧？
表明它並非無足輕重的，是中國的反應。中國官方對他此前獲得別的獎項，都沒有怎麼表態。然而，6月21日廖亦武獲得這個德國書業和平獎，25日，中國就對德國書業協會授獎給廖表示譴責。外交部發言人洪磊說，廖亦武在出國後“繼續編造故事，以獲取同情和支持”。
廖亦武寫過大批作品，也多次在國際上獲獎。2001年，他以“老威”的筆名在中國出版了《中國底層訪談錄》上下卷，引起強烈反響，但很快，書被禁，出版社受到處分。後來他的作品就一直在中國被封殺了，他本人也被中國當局禁止離境。但去年，他終於成功通過越南逃到德國。夏秋之際，他來到美國、澳大利亞等地，宣傳他的書。
我30年前就拜讀過廖亦武的詩作，據稱還很榮幸地成為他和他的一幫詩友的“革命對象”，但從未謀面。直到去年他來到新澤西，9月18日下午，在新澤西羅格斯大學亞歷山大東亞圖書館的會議室，在廖亦武訪問美國的第三場演講、演奏會上才見到他本人。
廖亦武的文字和本人的反差甚大：他專寫囚犯、流浪者、上訪者，與這些被踩到中國社會最底層的“粗人”打滾，放浪形骸，他的筆鋒生冷不忌，但看他本人，待人接物隨和謙遜，沉靜低調，甚至當時有位觀眾說他看上去“有點佛相”。
但他的天性畢竟突破了他的修為——廖亦武本人和主辦者告訴我，他要求，最好在演講之前喝點酒！
想必有人會指認廖亦武所獲得的國際獎項，都是“政治獎”而不是文學獎。或許吧！我一無所知。但我讀過廖亦武許多文字，尤其是在國內外備受文學界和讀者稱譽的《證詞》，以及他去年出版的新作《上帝是紅色的》（中文版均為明鏡出版社出版），深為佩服他的文學造詣和藝術感染力。廖亦武內心敏感而又灑脫，筆鋒犀利而又粗礪，文字是他的刻刀，他下“刀”有一股子狠勁，既準確地刻畫了人物、渲染了氛圍，也深深觸及讀者的內心。他對中國受侮辱、受損害的下層民眾的關切和干預，尤其讓我動容，其境界之高，讓那些津津樂道高官富豪、所謂上流貴族社會的恩怨情仇、甚至誠惶誠恐抄寫毛澤東“講話”的作家們，望塵莫及。
最近看到明鏡歷史網、明鏡新聞網上相繼轉載了《明鏡月刊》上從他《上帝是紅色的》一書中節錄的《老基督徒張應榮》等文字，又勾起我對廖亦武的諸多回憶。或許這篇《老基督徒張應榮》並不能算廖亦武的代表作，但是我去年在讀它的時候，就受到感動。與廖亦武一樣，我也不是基督徒，但是在經歷這麼多苦難，信仰又這麼堅定的基督徒面前，唯有肅然起敬，並品味他們血淚交迸的遭遇，咀嚼他們用坎坷一生留下的啟示。
在此轉載廖亦武這篇人物特寫，表示對他的敬意，對他獲獎的祝賀！
老基督徒張應榮
廖亦武，《明鏡月刊》，原載《上帝是紅色的》
前奏
2005年12月30日上午8點多，我和已習慣走村串鄉的孫醫生在垃圾四溢的滇北小鎮團街登上了從祿勸縣至則黑鄉的長途中巴。薄霧漸漸散盡，窗外鬱鬱蔥蔥，令人精神為之一爽。車內一小半座位都空着，由於坐得寬敞，我和孫醫生都袖著手閒聊起來。閒聊間路和風景已拋在身後。不過我還是注意到基督教堂在這兒分布很密，大約都是鄉下人自籌自辦，所以外觀看上去比較簡陋，只是把土牆刷了一層白。可是那醒目的大紅十字卻不斷聳立在所有的屋頂之上，清山綠水間，給人一種已改朝換代的錯覺。
下午2點21分，車抵達則黑，這是一個山區小鎮，街兩旁低矮的房屋破舊晦暗，除了停息在街邊的幾輛貨車與拖拉機，再沒什麼現代化氣息。馬和騾子三五成群地拴在街上，沿途都是畜糞，居民們從屋檐下打量著兩個外來人。從正街拐往一個斜坡，再一直爬到底，就是則黑鄉最高的建築物——5層樓的白色的基督教堂了——那藍天下的大紅十字架比稍遠一些的政府部門的五星紅旗醒目許多。
基督教堂底層有兩三間鋪面，孫醫生拾階而上，進了其中一家“康民藥店”。接待者是個中年漢子，他為我們泡茶，並說昨天就接到孫醫生的電話，教會的張長老已做了安排。我們由一黑臉漢子帶路，來到上村。
依著地勢，如飄帶蔓延的則黑鄉由上中下3個村組成，中村為機關與店鋪集中的商業活動在紅土裸露的上村走了幾分鐘，路過若干農家院落和一堵紅牆，進了一個敞開的院落。一對慈眉善目的老人自門裡露面，他們就是我此行的拜訪對象之一，則黑鄉基督教會最德高望重的張應榮長老及老伴李桂芝。
我隨孫醫生上前握手，彼此寒暄，並應邀進屋在冷卻的火塘旁坐下。我環視了一下半明半暗的房間，掏出答錄機，談話於2005年12月30日下午3點30分正式開始。
 基督教長老張應榮。（廖亦武提供）
西方人創辦的西南神學院
老威：隨著時光的流逝，年老的基督徒越來越少……比如90多歲的袁相忱牧師，前年我在北京拜訪他時，其身體和頭腦的反應都很敏捷，可今年我聽說，他就已經不在了。
張應榮：我也84歲了。
老威：所以我想聽聽你無所顧忌地講講自己的經歷，同時留下一個見證。
張應榮：嘿嘿。我嘛，1922年生，具體的生日曉不得。因為我5歲死了媽媽，爸爸作為中國內地會的長老，全副身心侍奉主，忘了自己兒子是哪一天生。我讀過3年小學，從小就跟父母信主，但是懵懂的；一直到16歲那年，有兩個外國牧師來到祿勸縣撒老烏傳道，我參加了一個禮拜的聖經會，又和許多人一起參加了三個禮拜的聖經班，才受了感動，在聖靈前承認自己的過失並決定將此生奉獻。接著，由撒老烏教會推薦，我去武定縣滔谷鄉入六族靈會（即由黑彝、白彝、干彝、黎族、傣族、漢族信徒聚合而成的初級聖經班），苦學了3個年頭。
老威：來則黑的途中，我們曾路過撒老烏。隔著一大片溝壑，我們望見山腳下的兩三塊白色屋頂，在周圍土屋構成的村落中顯得格外醒目。孫醫生指著窗外說，那就是由兩個西方人創辦的西南神學院，大半個世紀前，他們病死並埋骨於此，至今還留有殘碑。
張應榮：他們是夫婦，一個是澳大利亞人，那時50多歲，中文名字叫張爾昌；師母是加拿大人，我已記不起名字了。西南神學院的創辦人還有英國的鄭開元牧師，他原來在四川那邊辦學，抗日戰爭開始，就來到雲南這邊的祿豐，聯合籌辦了西南神學院。半學期後，校址由祿豐遷到撒老烏。自六族靈會畢業不久，我又成為神學院的首期學生，在此修完了3年正規學業，假期中還跟傳道人四處跑，逐漸積累了一些經驗，為出校門後就任專職傳道人打下了基礎。
老威：當時坐汽車嗎？
張應榮：這兒是各個民族雜居之地，在全中國範圍內都算偏遠落後，修公路搞開發也就近些年的事。當時的交通工具是馬、騾子，還有人腿，馱著東西，從昆明走攏則黑要一二十天，再往裡去，過一條金沙江，就是四川的大小涼山了。
本來經過禱告，我已決定自己的奉獻方向就在雲南境內，可在我即將畢業之際，神學院接到一位傳教士從四川昭覺縣發來的求援信。對方是醫生，來自英國倫敦，正在當地籌辦醫院。由於大涼山是彝族腹地，語言和風俗又不同於漢族，因此僅僅懂一點漢話的西方人所遭遇到的困難可想而知。
於是神學院派我和另一名黑彝族畢業生去昭覺，在醫院服務10個月，當翻譯，還教英國醫生彝語。完成任務回到雲南這邊時，已經是1950年耶誕節了。
老威：此時全國已解放，你還能繼續傳福音？
張應榮：1949年耶誕節前後，雲南就全境解放了，可四川大小涼山直到1950年春天還在國民黨手中。我是基督徒，不管天下由誰統治，福音肯定要傳的。1950年底，共產黨忙著更換基層政權，還沒功夫操心宗教的事。還有清匪反霸、減租退押，再接著是土地改革，我也滿30歲了。
老威：還沒成家？
張應榮：我30歲才定親、結婚，跟着，家裡就被劃為地主。
老威：你家在當地算大戶？
張應榮：我家5哥弟，兩姐妹，我是老二。我的大哥當過鄉長，但家裡的財產和土地卻很少。我本人更窮了，在土改以前，都一直在神學院住着。
老威：那麼劃你地主的依據是什麼？
張應榮：第一，本地信主的人很少，而我們又是子承父業的基督教家庭；第二，1949年雲南都解放了，我還被神學院派到國民黨統治的四川彝區，除了充當“帝國主義走狗”，到底還幹了什麼？歷史不清；第三，我大哥當過偽鄉長，株連了整個家庭。
土改·大饑荒
老威：請講一下你所經歷的土改。
張應榮：清匪反霸期間我還住在西南神學院，階級成分定了，我就被弄回則黑，和幾十個鄉里的地富分子一起，集中關押在則黑小學內。群眾大會開了若干回，重點是沒收土地財產，以及罰款。在沒有對地主和富農動武之前，一些人還在夜半三更偷偷埋點吃的穿的，打算避過風頭再挖出來。可沒想到運動越來越激烈，群眾的眼睛也雪亮，藏得再深，也會被搜到，那就罪加一等了。信主的人，講究個誠實，罰款，沒錢；財產，沒有。他們搜來搜去，掘地三尺，仍榨不出幾滴油水，一怒之下，把我丟在神學院的行李都拿去了。
老威：你的行李很值錢吧？
張應榮：就一床鋪蓋，連被面也沒有。他們氣壞了，連罵我不老實，天下哪有這麼窮的地主？開過鬥爭會，叫我跪在地上，三天三夜不准起身，民兵捏著大棍子在旁邊盯着，瞌睡了要挨打，伸懶腰要挨打，就是動一動膝蓋也挨打。
老威：在牢房裡？
張應榮：在露天。膝下鋪著敲碎的磚頭、瓦片，天像漏了似的，一直下雨，夜裡還一個接一個的悶雷，震得房梁與瓦片嘎嘎的抖。雨澆在身上，開始還冷，過後就麻木了，因為水已經淹沒了我的大腿根。膝蓋和頭上、腰上的血淌得多了，把水凼凼都染透了。我嘴裡反覆念叨著：神啊，神啊……
老威：你能熬過來，也算神跡了。
張應榮：當時，雨里跪了一大片，幾十個地富分子，喊爹叫娘的，被貧下中農逼着，各交代各的問題。我的問題主要是1949年至1950年在四川境內，受神學院指派，與外國人接觸過，與解放軍接觸過，與國民黨軍隊也接觸過，到底出於什麼不可告人的目的？後來這些國民黨軍官，有的被捕了，勞改了；有的從昭覺縣去了西昌，去了台灣——自土改到1979年鄧小平出山，政府來人宣布為我揭地主帽子以前，我寫了幾百份坦白書，反省那些越反省越不清的“歷史問題”。
李桂芝插話：
他叫抓去好多天，我在撒老烏的家裡，把眼睛都哭穿了。有人悄悄帶信來，說你家那個人可能不行了。我一急，就往則黑趕。天不見亮，一路稀泥巴，我披一件蓑衣，懷裡揣了一包煮熟的洋芋，緊趕慢趕，不知摔了多少筋斗，才在天黑透時到了則黑。看見他跪在雨裡面，樣子像個鬼，我蹲在眼前，他也認不出，不是認不出，是魂還沒回到肉殼內。我喊了他幾聲，他總算嗯了一聲，我摸出洋芋餵他，民兵就吆喝著，一棒敲過來。洋芋掉進水裡。可憐啊，他被整了三天三夜，啥東西都不准吃。
老威：撒老烏離則黑有多遠？
李桂芝：90里，我連夜打來回，要走180里。
老威：我們從撒營盤坐車過來，好像走了三、四個小時。
李桂芝：眼下在修路嘛。當時我們都抄小路，要近得多。我去那地獄裡探了一趟，啥忙也幫不上，只好邊哭邊往回趕。攏家時，腳都走瘸了。房子周圍有貧僱農監視着，我一天到晚躲在屋裡，再不敢出門。
老威：後來呢？
李桂芝：運動快完了，他就回家了。
老威：被民兵送回來的？
李桂芝：一點一點爬回家的。那次我整夜沒睡着，雞叫最後一遍了，天也蒙蒙亮了，我恍惚感覺到房外有哎喲哎喲的呻喚，就起身去看。一打開門，卻見腳下有個渾身磨得稀爛的東西在伸手扯我的褲腿。我趕緊彎腰相認，可憐啊，蒙神的照看，一個快被整散架的僕人才能爬90里山路回家。他已經動彈不了，最後連呻喚的勁兒也沒有了。我把他抱進屋，在他身子下墊了一張羊皮，羊皮下又墊了一堆草。就這樣緩了一會兒，民兵又來押他去開則黑全鄉的公審大會。他動不了，人家就用木板子抬他去，再罵裝死狗也沒用，他就躺在台子下面挨斗，還不准閉眼睛。
我的身體卻如一塊生鐵
張應榮：四周有三四千人，圍得跟鐵桶似的；我的身體卻如一塊生鐵，哪個部位都不能動，扭脖子也要出一頭虛汗。那天被公審的有十幾個人，除了我，全部五花大綁，插黑牌子。我大哥就立在我旁邊，彎腰90度，還有兩個民兵將他的手臂朝上抬，“文革”中把這叫“坐噴氣式飛機”。
我躺在地下往上看，下了很久的雨終於停了，耳邊還能隱約感覺到小河的水淌。太陽從漸漸散開的烏雲中露出臉，天太藍了，怎麼會有這麼藍的天呢？而在太陽和藍天之下，人們彼此仇恨，被劃為貧僱農的大多數人要把另一些地富分子踩在腳底。難道這就是“解放”？難道在“解放”以前，人們沒有在同一個太陽下，同一個村子裡，蒙上帝的恩寵，和諧地生存了許多年？
“階級敵人”已經被打變形，每張人臉都是腫的，腦袋被石塊、棍棒揍得坑坑窪窪，口水和糞便在上面幹了，起殼了。但是還不夠，還要判刑，槍斃人。就在這次會上，撒營盤和則黑的區長、鄉長、大地主都叫槍斃了；他們的兒子也判了十幾二十年的刑，有的瘋了，有的出獄沒幾天就死了。
我與政治沒啥關係，也說不上“剝削”了誰，因此苟活了下來。可從此落下了風濕病根，終身殘疾。
老威：你沒判刑吧？
張應榮：當時沒判刑，只是作為四類分子，交群眾監督改造，更不准傳福音。但是到了1958年，形勢一緊張，我就去勞改了。
老威：是正式投入勞改嗎？
張應榮：1958年秋天，公社在撒老烏修水壩，我們3個地富分子被押去挖泥巴，跟著又編入四類分子學習隊，在祿勸縣的角家營和膠山一帶燒了10個月的炭。
老威：學習隊有多少人？
張應榮：二百五、六十人，才勞動了1個多月，就有50多人病倒。
老威：勞動強度太大了？
張應榮：主要是大躍進之後，生活開始緊張，吃不飽。一天才三兩米的定量，熬成稀米湯大家喝，如此，肚子雖然鼓鼓，可一乾重活人就全癟。我的身體本來就弱，腳上還長了個大瘡，開頭還硬撐着，可有一天出公差，從早晨走到下午，實在挪不動了，就停下來想歇腳，卻被押解的民兵抽了一棍子。腳上的濃瘡嘩地綻開了，我痛得虛脫，就倒在地上，無論怎樣掙扎都起不來。我感覺要死在這路上了，就在心裡禱告：主啊，我不行了，只能這樣去見您了。不料過了一會兒，他們居然扶我起來，還命令其他人替我背行李。晚上，也破例沒開我的鬥爭會。第二天休息，第三天遞給我一把斧頭，仍叫我上山砍柴去。
那是1959年的夏天，已開始大面積地餓死人了。在膠山真金萬的時候，同我住一起的四類分子就餓死了3個。啥都吃光了，樹皮、樹葉、草，畜生能咽的東西人也咽，畜生不咽的東西人也咽，所以不少人中毒而死。我看見的3具屍體都是光溜溜的，衣裳和褲子扒掉了，嘴皮萎縮，牙齒如鋤頭伸出來，好像隨時準備着去陰間挖吃食。他們都吆喝了半夜，後來就不吭氣了，大家還以為睡過去了，第二天吹哨子也不起，一揭鋪蓋，人已是硬的。
民兵監督我們把坑挖深些，免得餓瘋了的人再去掏。光溜溜地去吧，反正那年頭，大家都看慣了。
遍山遍野新墳包
李桂芝插話：
他被弄走不久，我們3個月大的女兒腰就塌掉了，整日啼哭，拖到1歲零17天就死了。還沒緩過氣，我的堂兄又悄悄帶信回來，你家裡那人也快餓死了。這怎麼得了，他萬一死掉，我也活不成。哭了一晚上，天不見亮就去守在隊長家門口，等到人家起床了，才進門跪在地上。懇求半餉，隊長終於答應借給我10斤燕麥、5斤糧票和3元車錢。因為聽說學習隊不准單獨開伙，我就將燕麥炒熟，磨成面，然後搭車去撒營盤，再轉車。
攏了學習隊，見那兒已餓死不少人，遍山遍野都是新墳包包。那些墳包起得很淺，可能是人們已沒力氣往上壓石頭。樹也砍得差不多了，但是炭窯還開著，幾個活著的剛才還站在窯門口，可一眨眼，他們就坐下了，再一眨眼，就橫著豎著躺倒了。
房子裡找不著他，我就抓一小把燕麥麵給一個人，讓他帶我去尋。沿著山溝繞了一會兒，看見他蜷在一堆爛草里，進出只有半口氣了。我蹲下去喊了幾聲，他才抬一下眼皮，那眼神又聚了半天，才認出我，兩顆淚珠子啪地掉出來。
他吞完2兩燕麥麵，人就有力氣站直了。跟着，趁沒人時，他把救命糧和糧票都藏了，答應我一定度過難關，平安回家來。感謝主，59年秋天學習隊解散了，他到底還是回家了，雖然已是個癱子。
老威：他癱到什麼程度了？
李桂芝：他的風濕病一陣陣發作，兩三個月之後就躺着動不了。既然動不了，不出工，糧食定量就要減半，別人一天1斤2兩，他就只有6兩。
老威：這時公共食堂還在辦嗎？
李桂芝：大躍進之後，公共食堂辦了兩三年，不過，我們地富分子不能進去，打飯在外面，通過貧僱農及民兵的手，6兩就變成5兩了。他的病眼看一天比一天重，身上的瘡爛得也快，最後打來的飯都吃不下了。我很著急，又去懇求隊長，再借一點大麥麵救救人命吧？隊長猶豫了一會兒，因為大麥是細糧，他做不了主，就去與隊上其他幹部商量。結果還是從倉庫里稱10斤大麥麵給我。
我每天熬一小碗加了野菜的大麥糊糊，一口一口餵他；接著，我又找隊長借了8斤蕎麥麵。這時，四川那邊來了個草醫，仔細察看了他的病情，就開出一副藥方，讓我抓齊草藥後，用藥燉雞給他吃。我發了兩夜的呆，在隊裡想不到辦法，只好走幾十里路回娘家，費盡力氣弄了一隻小雞娃。回來馬上燉了，連湯帶藥帶渣都叫他咽了，第二天就有了些起色。
草醫說的，人沒有一點油葷，藥也起不了作用。可那個年月，公共食堂都好久不冒煙了，我的身上也有些浮腫，因為要在每天的口糧中扣一半，還從隊上借的細糧，我幾年都沒吃過一頓飽飯。可他是我的精神支柱，死活綁在一塊了，抹下臉皮，我到處去討。有一個人在食品公司工作，心腸比較好，聽了我的哭訴，就給了我5斤糧票。當時憑着這食品公司的糧票，能買到每碗帶兩小片豬肉的飯。這太貴重了，如果現在碰見這個恩人，我把房子給他都願意。
我把這肉片讓他吃了，他又有點起色。這時，村裡有個懂醫的漢族老大爹出了個主意，叫我在屋後挖一個半人深一人長的坑，第一天，在坑裡填滿桑葉，然後用樹幹將他架在上面，點燃了，以暗火衝出的桑煙熏烤身體，從太陽露頭直到太陽落山，濕毒才透出表皮；第二天，又換松針填坑，再依法炮製。這個土辦法還真見效，不久，他的手腳就能慢慢活動，也能下床了。不過還是體虛，最多站分把鍾，汗水就牽着線從鼻尖往下淌。
感謝主，又有好心人送了一瓶那年頭十分稀罕的雲南白藥，他服了頭一次，汗就止住了；全部服完後，雖然還是幹不了重活，可命總算保住了。
 廖亦武講述的故事打動了海外華人讀者的心。在新澤西演講過後，人們紛紛購買他的《上帝是紅色的》一書，請他當場簽名，不少人一買就是兩三本。
我先就埋下去了
張應榮：這次從鬼門關回來，我看開了許多事。反正都是政治運動員，就隨喊隨到，鬥爭會上也不用你來按腦袋，我先就埋下去了。“四清”、“社教”，一般的政治運動還以文斗為主，風頭一過就罷了，可怕的是“文化大革命”，你看看我的嘴，只有一顆牙齒，這不是自然脫落，而是被造反派打掉的。一次鬥爭會打去兩三顆，開四五次會，嘴裡就空蕩蕩了。
老威：“文革”結束後呢？
張應榮：四人幫粉碎時，依然不准信宗教；稍後，民間經歷了基督教的自然復甦時期，但在1982年以前，誰也不敢公開信主。私下聚會被群眾檢舉，隊上就要開大會批鬥我們，拳打腳踢。前兩年，這兒又經歷了十字架發光運動，一個村一個鄉，成片地信主；而幾十年前那麼多人信的共產黨，現在已沒人信了；甚至那些黨里的人，也來教堂做禮拜，懺悔自己的罪，還捐款修教堂。
老威：請從頭至尾，講更詳細一些。
張應榮：被關被打被吊的次數多了，記憶就有點模糊了。總之，50年代初土地改革，我才30歲，就因為信主，被劃成地主，跟着受了幾十年難以想像的逼迫。 每一次陷入絕境，我都以為不行了，卻在暗中得到神的保守，居然多活了50幾年。這好比《聖經》上寫的：“神因西西加的苦難而增添他15年的壽數。”
老威：感謝主給了你一個好妻子。
張應榮：她嫁給我時，才17歲，人漂亮，又出生貧農，按條件，很多好的男人可以任她挑揀。當時我和哥哥去她們鄉里傳福音，有人來說媒，我就曾推託過。但她主意已定，並且說得到了神的允許。果然，主經過她的手，將大愛賜於我，她卻因我受了幾十年的拖累。而現在，我的身子骨還算硬朗，她卻生了7年的病，風濕加上婦科，手臂一抬就疼，好像已沒有痊癒的希望了。
她的思想很苦悶。我就說，不必苦悶，這是神的旨意，對於我們，神是知肉知靈的神，在我們沒有抵達人生的終點，得見他的真面之前，他要一次又一次地把我們熬煉清楚。否則，我們如何能贖清原罪，做到純潔坦然呢？
老威：講得很好啊。
張應榮：雖然我太渺小，不能減輕她的痛苦，她卻從神的大愛中得到了安慰。
我的一生翻過4次生死的大坎。第一次是8歲，我在半山腰放羊，不知不覺睡著了。那是秋天，陽光非常溫暖，可一覺醒來，卻起了風，一大團烏雲將太陽吃了，羊也走散了。我害怕父親責怪我，就嗚嗚哭起來，還用手背橫著擦眼淚。我不曉得兩頭狼就蹲在背後，等著獵物回頭，好咬斷我的脖子。太險了，後來有人發現，那狼嘴幾乎抵着我的頸子了，可我還在越哭越傷心，弄得狼們也一頭霧水，遲遲疑疑，不敢輕易來撲。
老威：這有點神話色彩了。
張應榮：狼很兇殘，疑心也很重。我哭了那麼長時間，顯然超出了它們的理解能力。我父親終於趕來了，老遠望見他兒子的背上聳著兩頭狼，頓時嚇出一身冷汗。他懂得狼的習性，就停步，把雙手圈成喇叭筒，拖着長聲吆喝，跟着，牧羊狗也狂叫起來。狼立馬起身，還不甘心地與父親對視了半分鐘，才轉身逃跑。父親氣喘吁吁地衝上坡，一把將我抱在懷裡，連說好險好險。我卻一點感覺也沒有。
羊也一隻不落地跑回家了。大家都說，沒有神的照看，這娃娃不可能毫毛無傷地坐在這兒。所以這事兒傳開後，不少人信了主。
第二次是我17歲的當口， 一家人都出痧子（天花），那年頭，這弄不好要死人。我不曉得厲害，仍跑到外鄉去。直到在返回的路上，突然覺得渾身發悶，好像許多豆芽從毛孔往外竄，剎那間，天旋地轉，臉憋得通紅，剛巧不遠處有條溝，我就掙扎著爬過去，把嘴直接戳進水裡喝，後來，又在兜里翻了些砂糖，一捧一捧兌著喝。麻痘痘就像蟲蟲這一堆那一堆，我一會兒昏一會兒醒，從太陽當空折騰到太陽快落山，才被一條狗發現，一叫，才喚來幾個人，把我抬到附近村子一個草醫家。又過一晚上，好歹撿了一條命。
如果沒有神的保守，狗就不會來，我也就嗆死在溝里了。第二天，我父親趕來，將我接回家去。後來他說，我兒子大難不死，是神挑揀他，將以使命賦予他。
第三次就是土改，我跪在水凼凼里三天三夜，風濕都侵進心肺了，還被抬去開大會，陪殺場；第四次則是1958年被抓進學習隊，又餓又累，風濕大發作。
沒有她我早就死了，而目前，她的病越來越嚴重，我也風燭殘年，不能分擔她的痛——這可能是翻人生最後一道坎了。
補記
殘陽如血，3個多小時的訪問結束了。由於被張長老的經歷和氣節所感召，沒有信主的我，也在出門前與這個四世同堂的基督教家庭一道，虔心作了禱告。接著，教會的衛生員李世珍趕來，接張長老和客人去下面吃晚飯。我們伴着老人慢慢地走，沿途趕牛和趕騾馬的村民都語氣崇敬地招呼老人，並紛紛讓路；在斑駁紅牆邊，老人說，這就是則黑首戶楊心林的院子，從舊社會一直留到現在，可他的後代卻早不住在裡面了。
邊說邊走，我在一片漸漸變暗的火燒雲下，望見了一座老教堂，本想爬上去看看，但天色已晚，只好拍了兩張照片。掩映在樹傘中的繁體門匾有些模糊，但有一種無言的蒼涼。老人說，那是我小時候天天去的地方，現在教堂已新修，過去的就用不着了。
我們陪老人在教堂旁邊的一戶人家用餐，夜色降臨，神的光芒卻繼續照耀。我們禱告着，語言和食物都溫暖而清淡。告別時，老人扶着門框，半盲的眼裡星光閃爍，“孩子，再見嘛，以後又來嘛，”他說。那微弱的口氣令我想起3年前去世的父親。
我是個不習慣告別的人，可此時突然感到酸楚而遺憾，因為自己從來沒有在出遠門的時候，對塵世與天國的親人說過“再見，以後又來”。
（2007年中秋節，張應榮長老在家中溘然而逝，享年85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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