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起教育改革来，“鱼”呀“渔”呀、知识呀能力呀素质呀，在中国在美国都是见仁见智的大题目。我这个十足的教育门外汉，在中国就没读过高中，到美国更没进过课堂，比较中美教育优劣，本轮不到我插嘴。但好歹我算个家长，就实话实说我对美国教育一种非常个人化的旁观吧
◆高伐林
老高按：前段事忙，又兼身染怪恙，居然几天没有顾得上回到博客，怠慢了各位访客。今天回来，先发上一篇谈美国中小学教育的旧稿——这还是十年前在《中国青年报·冰点》刊出的，那时主编李大同还没有被免职。纳闷的是，十年来，中国教育的这些问题不仅没有解決，反而变本加厉。
吃鱼更快乐还是打鱼更快乐？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在中国教育改革的讨论中，这句话常听人提起。“鱼”嘛，指的是知识；“渔”意即打鱼，指的是获取知识的能力，用时新词来说，就是“素质”——给人鱼不如教会他捕捞的本事，一辈子餐桌上能“食有鱼”。
一般百姓大概就想到这一步。而在玩家看来，“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还道出另一层人生体验：不钓鱼的光在宴席上闻到松鼠黄鱼、葱烤鲫鱼芬芳四溢而流口水，爱钓鱼者才会明白：吃鱼之乐哪儿比得上钓鱼之乐？
到了学者那儿，这句话大概就更算得上深入浅出、言近旨远了：“授人以鱼”，只是解决了他一时的低层次物质需求，却不可能帮助他从根本上摆脱被动，他难免产生对外界的馈赠或者施舍的等待、依赖心理；“授人以渔”，他有了求知的能力素质，才能在今后的人生之路中掌握主动权，作为一个平等、独立的社会成员立足于大千世界。
女儿在中国读了六年小学、三个月初中，在美国读了十多年书，能记得的中国古文金句屈指可数，在她的一本书中，却用上这句中国先哲名言，来概括美国老师的特点：他们重在“授人以渔”，而不是“授人以鱼”。她在书中举了大量实例：刚到美国才三个月，小学班主任就要她在全班用一节课讲“中国”，指点她在家里翻箱倒柜、上图书馆找关于中国的资料实物；上中学，语文老师让每人设计出一套给全班的单元测验考题，老师来择优录取──出考题也就成了一次积极主动、富有实效的自我复习；教“美国政府”这门课的高中老师，竟自己竞选国会参议员，让班上学生在助选中实地了解美国政治体制和国计民生的难题……
“鱼”呀“渔”呀、知识呀能力呀或许在中国大家都嘴上说起茧子了，在美国也是见仁见智的大题目。我这个十足的教育门外汉，在中国就没读过高中，到美国更没有进过一天课堂。眼下众多美国教育博士硕士、大学教授和中小学教师纷纷著书撰稿，发表真知灼见，比较中美教育异同优劣之时，本轮不到我插嘴。但好歹我算一个家长，这里就实话实说我对美国教育一种非常个人化的旁观吧。
通行证、摄象机和安全门
我对美国教育的评价，有个“山重水复”的过程，转了几个一百八十度的弯。妻子刚到美国，在密苏里州念书，一位老华侨对她讲：他为什么从纽约举家西迁到这儿来？就因为他的儿子上高中，而纽约学校情况太复杂，帮派肆虐。他甚至语气强烈地警告她：“你要是把孩子带到美国来，就得先想好：这个孩子不打算再要了！”这句话与后来电视连续剧《北京人在纽约》中“你要恨一个人，就送他到纽约，那里是地狱”异曲同工，让我们听得毛骨悚然。
差不多每个美国家长都有一堆关于中小学校园里令人摇头的实例：玩枪走火啦，酗酒吸毒啦，畸恋堕胎啦……女儿进学校念书，又到了青春期，可想而知我们当家长的如何如履薄冰。几次搬家都特意挑选治安相对良好的宁静郊区，即便如此，我们也不时接到警讯，忧心忡忡：女儿刚转到宾夕法尼亚州上初中，就有几个人高马大的女孩跟她过不去，处处欺负她；有个男生将家长的手枪带到班上炫耀，老师吓得脸色煞白，警察赶来将小孩带走；我们全家刚迁到新泽西州，就读到报章上警告说：当地高中流行一种新的“毒品膏药”，往手臂上一贴就能渗进血管，产生致幻效果，最可怕的是这种毒品一次就能上瘾。我的妈呀，谁要往我女儿胳膊上一贴，岂不毁了她一辈子！
从校方对于学生的保护措施，也证实了校园安全是一个多么现实的阴影。戒备森严到了令我们看来匪夷所思的地步：女儿所上过的几个中小学，上课期间整个学校完全封闭，前门后门一律上锁，不准任何人出入。学生如果想偷偷推门溜出去，立即会警铃大作，红灯闪烁。校警来回巡弋，学生不得在教室以外游走，如果有任何急事需要离开教室，必须由当班老师签字发给通行证，否则巡警和任何老师就要揪住他。女儿在宾州上初中的最后一年，由郡里、镇里花费了近两千万美元的公立中学新校舍落成，女儿带我们参观时介绍说，新校舍内安装了几十台摄像机，将学生的一举一动都拍下来，以防吸烟、吸毒、暴力和其他不法活动──这种管制还真不是多此一举：唯一没有安装摄像机的卫生间，就是全校唯一飘出香烟气味的地方。而在纽约这样复杂的大都市，中学校门口安装像机场入口那样的安全门，检查学生全身和书包，更是起码的设备。
女儿在宾州小镇读初中时上的J.T.Lambert Intermediate School。
对于青少年学生的成长，这算是个什么样的环境？！我还没有提到电视暴力、提到色情书刊、没有提到种族和宗教的纷争、没有提到各种单亲家庭孩子和孤儿们的心理和行为异常问题呢。刚来到美国，直觉得与中国比起来，教育环境要复杂百倍！
心惊肉跳之际，却见到一件小事。
美国公立中小学的学生都是就近免费入学，学区范围以内远一点的有校车接送，女儿在宾州上七年级时，住处离学校不太远，步行来回。每到孩子上学放学时，路边都有一些义工，身套着色彩十分斑斓晃眼的马夹，护送学生安全横过马路。有一天早上我没事，便尾随女儿出门看她上学。走到学校附近要过一条马路，只见她一来到路边，一位义工老爷子马上举起一个写有“Stop”（停）大字的红牌子，向路上两头川流不息的车辆一晃，车水马龙就像听到了出埃及的摩西的号令，顿时戛然而止，齐刷刷让出了一条通行横道。满街肃静，众目睽睽，老摩西领着这个小女生，不慌不忙地走了过去。过了马路，一老一小彼此说一声“谢谢你”“再见”，老摩西回过身来，放下那个“停”字红牌，作个手势，街上的车流才又重新恢复奔腾。
这是个天天如此的场景，女儿习以为常，走得从容自在；老人习以为常，走得严肃认真；所有早上这个时候上班的驾车人也习以为常，等得平心静气。但我却看呆了，打动了我的，正是他们这种习以为常：习以为常地尊重一个孩子上学时优先过马路的权利。
这种景象不是这个小镇的特例，而是全美国如此。这当然是有法律明文规定作为依据的，久而久之变成了一种日常习惯。这是美国对待少年儿童的某些铁则的一个例证。类似的铁则，还有几个年龄上的坎儿：不到12岁的儿童，不允许没有成人陪伴；不到18岁，不得使之接触含有色情内容的图像；不到21岁，不允许卖给含酒精饮料……请注意，这都不是要求少年儿童本人的规则，而是要求成人对待少年儿童的规则。如有违反，要受处罚的不是学生，而是成人：那个卖酒的人，那个未加声明就让少年接触色情的人，那个让儿童无人陪伴的家长。
我对美国的教育环境顿时有了另一个侧面的体会：尽管作奸犯科者永远存在，尽管立法的各种争论永远存在，尽管从字面上的规定到操作落实的距离也永远存在，但这里从法律明文规定到一般社会观念，都体现了保护青少年成长的用意。
“权力”（power）与“权利”（right）
随着女儿在学业上不断进步，校内校外的活动不断增加，我每天都可以从她那儿听到不少新鲜事，可以逐日逐日地感到她的眼界在开阔，能力在增强，也更多更深地领悟到美国对学生管束与开放的特点。
“权力”(power)与“权利”(right)，在中文里是同音词，常有人混淆，但在英语中，这两个词人们是决不会用混的。政府，学校拥有什么权力，公民，学生拥有什么权利，这都是不能含糊的。有人比较中美说：在中国，凡是法律未允许的，就是不可以做的；而在美国，凡是法律未禁止的，就是可以做的。对美国这一方面，说得更为准确一点，应该是：凡是法律未禁止的，就是公民有权利作的；凡是法律未认可的，就是政府不可以作的——这也包括公立学校，在美国公立学校算政府机构，教师都算政府雇员。女儿在书中写到，因为有人打电话来恐吓说在学校放了炸弹，校长鉴于学校没有安装安全门，只好要求学生不得背书包，好“御炸弹于校门之外”。学生们顿时在课堂上质疑：校长有没有权力剥夺我们背书包的权利？
前面不是说校方对学生有许多封闭措施吗？不错，但隔离主要是着眼于学生在学校的人身安全——从早上上学到下午放学这个时间段，在学校这个空间区域，校方要确保一点事也不能出，出了事校方就脱不了干系；放学出了校门（或者说下了校车），就归学生和家长自己负责了。学生在学校期间，校方对其行为当然也有约束的规则，规则的要义是：每个人的自由要以别人的自由为边界，每个人行使权利不能妨碍别人行使权利。凡不涉及他人的问题，你尽可以自由，例如上课喝可乐，将脚跷到桌子上。但涉及他人，那就要定出规范来了：不可以打断别人说话，不可以大声喧哗。规则的另一个要义是：任何机会和限制都要一视同仁——在美国这个动不动就可能起诉“种族歧视”“性别歧视”“年龄歧视”的国度，这一条还真是不能含糊。（当然，这种平等，是指机会的“公平”——起点的平等，而不是结果的“平均”——终点的平等。教育者不能剥夺受教育者平等参与竞争的机会，但并不意味着将最后获胜者的锦标平均分摊给每个人。）
属于校方权力范围，校方一定管紧；属于学生权利范围，校方绝不过问。例如，中学生早恋这种事，校方不会管──恋爱自由嘛，别说中学生，从幼儿园、小学起，男孩女孩卿卿我我、山盟海誓，教师要么视而不见，要么还打趣调侃。校方的权力与责任只在请专家来给学生讲“性安全”——例如爱滋病的危害之烈和预防之道。婚姻就更是自主了，女儿的高中朋友，一个好学上进的印度女孩，与一个黑人小伙子要好，决定高中毕业后先结婚，将小家庭安顿下来，工作一段时间再去报考大学。不论是她的家人，还是老师同学，都没有谁大惊小怪。
再如，宗教信仰和政治倾向，也是每个人的自由，校方也绝不过问。比较极端的一个例子，是女儿上初中时，生物老师讲到进化论这一节时宣布，考虑到达尔文的学说与基督教的创世说相悖，学生又宗教信仰不一，这一部分就不在课堂上讲授，也不列入考试内容，让同学们自己读教材。公立学校是否规定祈祷，在美国曾经是争论很大的一个问题。以前公立学校中，祈祷是很正式的一项活动，后来受到挑战后便取消了：这既违反“政教分离”的基本原则，又侵犯学生的宗教自由──信仰基督教的学生固然占了很大比例，但是毕竟不是全部。对于那些不信基督教甚或不信任何宗教的学生，你规定祈祷，就侵犯了他的个人权利。
女儿在新泽西州读高中时所上的J.P.Stevens High School。
让肚大的能吃饱，腿长的能快跑
如果说学校在行为规范上对学生有一定约束，在学业上，则是想方设法减少一切障碍。
女儿进了中学没多久，我们就亲身体会到这里灵活的学制，是多么适合学生充分发挥潜力。每门课程都分为荣誉班（有的学校称作“天才班”）、快班和普通班，每个学年末了，都根据成绩和老师的评鉴，决定下个学年进哪个班。如果老师认为某个学生的某门课确实优异，经过一定审核程序，可以安排跟高年级上课。在国内受过一定教育来到美国的华裔孩子，没有谁不被老师看成“数学奇才”的。女儿原来在国内在数学课上并无优异表现，来到美国上初中时，参加全郡女生数学竞赛居然也能获奖，转到新泽西州上九年级时更被老师赞为“教了20多年书从没有见过数学这么出色的”，不仅“越级提拔”，更安排她同时跟十年级上代数，跟十一年级上几何，在该校算是“史无前例”。这个例子固然说明美国中学生的数学水平确实不如中国同龄人，但也说明，他们有一套制度化的措施来让学习超前的学生吃上小灶。
我感到与中国差异更大的，或许还不是课内，而是课外。高中的学生团体有数百个之多，大的有上千成员，小的只有三五同好，差不多每个学生都有“一官半职”。下午三点课程结束以后，就是社团活动时间，晚上和周末往往也有活动。女儿本来在社会活动能力上平平，也不算多才多艺，但也有一堆头衔：是一个学生文学杂志的编辑，后来又创办并主编了另一个杂志，此外还是校合唱团、“小型联合国”、社会学论坛、科学院等等团体的成员，组织能力、交往能力直线上升。从她那儿，我们得知了许多有趣故事。她在书中写了创办文艺杂志的曲曲折折的经历，而我最感兴趣是“小型联合国”。这项活动在美国许多高中开展，受到联合国总部支持，各校学生每年都要设计完成某些项目，参加全美国的“联合国”活动评选。我记得女儿所在高中有一年的活动是“朝鲜半岛局势辩论会”：“小型联合国”的同学们在自愿基础上分成几个组，有的组站在北朝鲜立场，有的组站在南韩立场，分头到图书馆去搜集包括金日成、卢泰愚、金泳三等人的著作、演说和官方声明在内的各种材料，准备好代表他们观点的演讲稿，再来进行公开辩论。需要强调的是，这项活动校方完全不干预、不介入，而活动的组织者也不会预设立场，不会有谁将某种观点指定（或者内定）为“反面教员”——他们的着眼点，并不在于分出输赢，而在于让同学们意识到自己是“地球村”的成员，学会独立思考，甚至是跳出美国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从迥然不同的立场和角度，对这些复杂的国际问题的来龙去脉有个了解。
很多学生活动都会与图书馆发生联系——这正是美国中小学学习的一个重要特点。不仅学校本身的图书馆被学生充分利用，就是每个城镇的公立图书馆也是学生的最佳去处。美国每个城镇的公立高中、初中与小学，一般都与公立图书馆是近邻。每天下午三点钟学校放学后，学生三三两两来到图书馆，做作业和查资料，是最常见的风景线。我妻子是公立图书馆的馆员，每天到这个时辰实际上往往扮演了一个校外辅导老师的角色，学生们会来问：今天我们某某课布置了这么一项作业，请问要查阅什么书？很多时候，学校老师会事先来与馆员通气：我们要布置一项作业，会用到哪方面的图书，请你们提前准备好集中存放。有时候则是来打招呼：学生们会来问某某问题，请不要告诉他们答案，要他们自己去搜集资料。我的一位同事的儿子上六年级，她的体会是：美国课堂上教的知识内容比中国浅多了，但是涉及的面相当广，很多作业就是布置要他们自己动手做project，自己到图书馆去找资料，写出报告来。
城镇的公立图书馆如果还查不到有关资料，就得到附近的大学图书馆和大型连锁书店、专业书店。好在美国图书馆和书店都是全部开架，任何人可以直入书库，除了查书刊，还可以查缩微胶卷、借录音带、录相带，近年来更增加了电子资料，可以从图书馆上互联网检索。
墙内栽花墙外忙
校内活动就已经让我们这些家长眼花缭乱了，女儿更很快就融入社会，与同龄人一样在校外有了更多的任务，内容和形式五花八门：13岁时担任送报生，每天早起送报一个小时，挣出自己的零花钱；14岁起去照管小孩、作家教；后来到公立图书馆作义工；更大一点时，每个星期天到一家医疗中心义务服务七小时护理老人……
学生这些个人活动，学校一概听之任之。偶尔学生会要求校方开个介绍信或证明，校方也有求必应。校方很清楚：课堂小社会，社会大课堂，校园只不过是对人的人生特定阶段提供集中教育的时空，应该与社会保持开放交流，学生有权利在校外经风雨见世面，校方也乐观其成。
对于社会上很多教学辅助机构举办的各种以中学生为对象的活动，学校也尽力提供方便。学校的布告栏上各种海报琳琅满目。如果活动时间与上课有了冲突，这些机构会与学校协调，主管或教师多半也开绿灯。女儿在十年级时考上郡里艺术学校的诗歌班，这个由官方基金会支持的艺术学校每个星期四下午集中上课，这样原来学校的几节课女儿就得请假。几门课老师都欣然准假，整整两年，每个星期四下午女儿就坐上艺术学校派来的校车，出外上课。学生许多其他临时活动，例如各种球赛、演出、数学、化学等校际比赛、颁奖，也都是这样；就算是高中生全美预考（PSAT）和统考（SAT），同样如此。这种预考、统考，一年要举行好几次，学生自行决定参加哪一次和选择哪个较近的考场，寄去报名表和报名费支票，收到准考证，向自己的老师请假（否则要记你旷课）前往。校方并不打乱正常进行的教学进度，也没有集中统一的复习时间——复习和考试，都是学生自己的事。
校方和老师还经常联系社会上各种机构，向自己的学生提供各种信息，鼓励他们出去抓住各种锻炼提高的机会。女儿上高中的四年间，光是我们现在能记得起来的她参加的较大活动，写下来还真不少：
离我们家有半个小时车程的普林斯顿大学，冬末到夏初每个周末上午请一位诺贝尔奖得主来专给高中生开讲座，凡是学业平均成绩在Ｂ以上的学生，就可以自由参加；
州立大剧院聘请了包括她在内的几个高中学生当“特约评论员”，给她提供整个演出季节的说明书、节目表，她可以免费看六场本来票价相当昂贵的歌剧、前卫话剧和歌舞表演——还允许自己任意挑其中一场另外带一个朋友，条件是要求她每看完一场演出，必须写一篇感想──角度听便，褒贬随意；
最刺激的一次活动，大概是到“英语国家推理小说家年会”上当义工了。这种一年一度的大场合，既是同行交流，也是大腕与书迷的见面谈心、签名促销，还是作家、书商和经纪人的一次交易大集。美、英、加、澳等各国小说家、出版商和经纪人上千人来赶集，主流电视报刊记者们也闻风而往。女儿的英语课老师不知有什么通天门道，竟争取到机会带班上四个孩子去作义工（也是年会上仅有的四个中学生义工，他们后来被作家们戏称为最小的四个会议“代表”），会期三天住宿宾馆的费用由会议主办者报销。女儿得到这个天赐良机，如饥似渴地聆听了十几场包括史蒂芬·金在内的大牌畅销作家演讲和对话……
这些机会，实际上多是由社会团体（包括华人社团）提供的。社团组织和企业纷纷拿出一定的钱设立某种名目的奖学金、举办某种活动，形成了一个“谁对教育作出更大贡献谁光荣”的百花竞放的公共环境，对于受教育者来讲，幸运的是总能赶上“东方不亮西方亮”。 我们所认识的绝大部分华人家庭的孩子，都或多或少地申请到了这种那种奖学金。我看到一个资料说，据不完全统计，美国有六万多种奖学金，其中有些不大知名，罕有问津，多年来没人申请。女儿的第一笔奖学金，是“发现”信用卡（Discovery Card）公司给她的。这个全美性的奖项，在每个州设金银铜奖三个名额，女儿壮起胆寄去申请材料，获得铜奖一千美元，新泽西州当时的两名联邦参议员布莱德雷和劳登伯格还先后给她写来贺信。她还有一笔奖学金更是偶然撞上：高中毕业那年，有次我们全家接受校方邀请，出席学区的早餐表彰会。一位社区名流在致辞中提到，有个专门资助本地高中毕业生读大学的基金会，每年提供一个五千美元奖学金名额给有志于文学、历史和文化研究专业的学生。女儿立即寄去申请，结果她连续两年得到了这笔资助。
在这样的环境之中，女儿和她的同学每次做作业、写论文和应考，强记硬背相当少，更用不着去为揣摩老师乃至官方的“上意”花脑筋，用不着担心某种见解是否会违反某种口径。她们绞尽脑汁的只是：有没有自出机杼、又能够自圆其说的见解？能从哪个途径取得新鲜独特的资料？在提出一个自以为得意的见解时有没有足够的论据支撑？在表达时能不能设计出有创意甚至有轰动效应的方式？……她们知道，在这儿，没有什么标准答案，老师不在乎你是否与他的看法针锋相对，更不会有兴趣要你一字不差地默写出某段圣谕经典。老师在意的只是，你是否学会了搜集第一手材料，你的项目是否有你自己内在的逻辑性，作业是否打上你的个性印记。
授人以渔，不如授之以渔场
现在可以归纳一句我旁观美国教育的强烈印象了：这里的学校，固然不赞成向学生“知识填鸭”，但也不能简单地看成重在向学生传授谋生求知的实用技能。这里的特点毋宁说是：尽可能地提供一个对所有人平等开放的、有利于学生锻炼能力、施展才华、张扬个性的自由、宽松、多元的环境。
回到本文开头那个“鱼”和“渔”的比喻：如果说中国古人的见解是“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那么美国的做法是“授人以渔不如授之以渔场”：教育者也手把手地示范传授怎么“捕鱼”，却更重视创造一个宽广辽阔、有风有浪的“渔场”，让被教育者自己从实践中学会怎么“捕鱼”。
有几点必须要说明：
——关于鱼（知识）、渔（吸取知识的素质）和渔场（锻炼素质的环境）几者的侧重，美国也并非铁板一块，不仅各州、各校、各老师八仙过海，各种派别的争论也相当激烈。别说我们这些从中国校园里走出的人批评美国未免过于不重视“鱼”，近年来美国许多专家泰斗不断发出“盛世危言”，警告说再不加强对基本知识的传授，美国就要从领先地位上滑落下来。
——美国教育并非亘古如此，更非永恒不变。我所称道的这种“渔场”，也是近几十年来才发展起来的。有位美国教授对我说过，六十年代是个分水岭，现在许多被中国人称作“美国特色”甚至“西方传统”的东西，其实以前美国并不是这样，是六十年代随着黑人民权、反对越战、嬉皮士等社会运动发展起来的；与其说是“中西之异”，不如说是“今昔之别”。
读了我上面所写，或许就会明白我为何对中国目前“改应试教育为素质教育”减低学生负担这一思路感到忧虑了。我认为，真要推行这一思路，对于克服、缓解二十年前就嚷嚷着的“黑色的七月”之类摧残青少年的灾难，轻了，只是换汤没换药；重一点，可能治标没治本；再重一点，必然大破没大立——使中国培养未来人才的百年大计再一次碰壁跌跤。
为什么这么说？
“应试”与“素质”这二者并不在一个平面，不构成对立的矛盾，前者关乎测试手段，后者指涉培养目标。“改应试教育为素质教育”的提法容易引起误解：“应试”就无关素质？“素质”就不要应试？
我不知道在主张素质教育者的心目中的“素质”，有没有统一、客观、量化的指标？
如果没有统一、客观、量化的指标，全凭教育者、把关者的主观评价、自由心证，“说谁行，谁就行”，在中国目前情况下，会造成什么样肆无忌惮的权钱交易，会付出多少成本，产生多少纠纷？
如果有统一、客观、量化的指标呢，那么在其它条件都不变的情况下，学生要瞄准这一新的“素质标准”取得高分，获得通过，岂不同样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同样会有严酷的竞争？
中国古代为什么要发明一个科举制度，一千多年来乐此不疲？为什么改朝换代后，新皇帝一坐稳了马上就“恢复高考”，甚至皇帝亲自出题以示重视？如果说这是中国封建帝王为了维护统治（唐太宗就踌躇满志地说过“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西方近代大学制度为什么同样包括入学、学年乃至毕业、学位考试？考试制度问题，说到底，是一个社会中有限的教育资源按照什么样的规则来分配，最公平又最有效率的问题。我同意人们所列出的一百条一千条中国目前高考制度的弊病乃至祸害，然而，“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它毕竟还是中国目前情况下最公平、最公正的制度。
照这么说，中国的教育就该原封不动吗？当然不是。我写这么一篇文章，意思就是：要为中国的现代化培养人才，我们不能光是着眼于对有限教育资源的分配规则争来争去，光在取舍标准应该是“鱼”还是“渔”这两者之间权衡比较，用我旁观的美国来作借鉴，我们必须引入“渔场”的概念——要尽快地、极大地、校内校外结合、官办民办竞争、集体私人比赛、国内国外打通、全方位地扩充我们的教育资源，创造真正有利于人才成长的社会环境。
兹事体大，并非光是教育部门的问题，但此文只能在此打住了。
（写于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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