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现代国家间的关系，讲的是利益；而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关系，不讲利益，只讲主义。毛泽东与赫鲁晓夫争的就是：你和我，到底谁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谁能当这个“大家庭”的家？利益可以切割、可以让渡、可以妥协，主义之争却是万万无法调和的
◆高伐林
2011年8月15日，华东师大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主任沈志华教授和夫人李丹慧教授，在美国华盛顿的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举行新书发布会，我受《新史记》委托，与另一位旅美学者一起前往聆听，并在沈志华教授演讲间隙与之交谈，向他赠阅了《新史记》杂志。
沈志华教授认真听我们提问。他说：“不查到第一手材料，我根本不敢下任何断言。”《新史记》杂志封底的“提升判断力”也正是大家的共同愿望。可惜交谈时间太短，我没来得及问他江泽民将他请去长谈中苏关系演变和苏联垮台教训的具体细节。
50年到100年才能赶上美国
这天下午其实是两个活动，沈志华夫妇的英文新书《一边倒之后：冷战时期的中国及其盟友们》（After Leaning to One Side: China and Its Allies in the Cold War）的发布，是第二项议程，第一项，是“华东师大—威尔逊中心”冷战研究美国工作室的启动仪式。
华东师大朱自强副校长率领了十位教授、学者和官员专程前来参加这一美国工作室的启动仪式，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的负责人和相关学者也悉数出席。双方官员彼此一通感谢，礼节虽属必要，官式寒暄不免沉闷。但沈志华教授走到麦克风前，几句大实话让人们提了神：
他说，我从来没有在这种场合讲过话，不知道说什么，既不能谈毛泽东，也不能谈金正日。但我想说：我们要向美国学习——毛泽东讲过“以俄为师”么，那么，“拜美国为师”也是应该的。
沈志华指出，美国在人文科学方面，要远远地超过中国。前不久听美国电台广播，中国在人文科学方面在国际上总的排名，在20名以后——我想，这应该不包括中国的冷战史研究（众笑）。我不知道这个统计的根据是什么，但是我想这个排名，还是符合实际的。这就是软实力、软科学。中国在这方面一定要加强。我觉得，中国在这方面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恐怕还要50年到100年。最后用毛主席的一句话结束：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翻译一译完，在场的美国人眉眼都笑得不见影了，上海来的官员和学者们虽然也咧了嘴，但神情却掩饰不住几丝尴尬。
沈志华教授被称为“史学界的传奇人物”。他当过兵，做过工，上过最高学府，在八十年代中期北京的智囊机构工作过，进过国家监狱，下海经商发财后，再回到学术界。他碰上了千载难逢的机会，以别人不曾有过的大手笔，出手从莫斯科购回大量苏联秘密档案，确立了其中苏关系史和国际冷战史顶尖专家的地位，近年来除出版大量研究专著（部分著作与李丹慧合著），还主编《中苏关系史纲》、《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苏联历史档案选编》（36卷本），并与杨奎松共同主编八卷本《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1948-1976）》。
沈志华在这个工作室正式启动前几个月，就来到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担任客座研究员，李丹慧教授也在这里做过研究。在这次演讲的半个月之后，他离开美国，回到上海。 以下是我根据录音整理的发言，未经发言者审阅。
中苏分裂的核心原因是什么？
沈志华：今天是我们新书《一边倒之后》的发布会，其实从中文的角度讲，“新书”的内容已经不新了，是我与李丹慧2003年以来研究的成果。要译成英文，搞来搞去搞到了现在。我这里简单介绍一下这本书的背景，然后介绍我们另一本真正的中文新书。 
关于冷战的研究专著，封面不约而同都是红色基调。正中间的一本，就是沈志华夫妇的英文新著。
《一边倒之后》这本书，主要是想描述一下、追踪一下：在中国倒向苏联、加入社会主义阵营以后，这个阵营的发展和变化。本来我设想的是三个方面：一个是中国跟朝鲜的关系，这是我做的；一个是中国跟越南和东南亚的关系，这是李丹慧做的；还有一个，是中国与东欧，像匈牙利、波兰、南斯拉夫的关系，这是我们俩一起做的。但是后来中国跟东欧这一块给删掉了——他们说，这本书太厚了。
我们的结论，基本上有这么几个：
第一，中国和所有盟友的关系，都受到中苏关系的影响；朝鲜与越南差不多，不过经常更狡猾一些，手段更机灵一些，所以得到的好处更多一些。朝鲜与越南在中苏友好的年代和在中苏分裂的年代，都在中苏两边获取了最大的利益。
第二，在中国向苏联一边倒的时候，毛泽东设想的是，别人都向他一边倒。他最得意的时候，就是1957年底——从1956年苏共二十大到1957年，发生了几起非常重大的事件，一个是苏共二十大，一个是波匈事件，一个是苏联的反党集团事件。在这三件事发生之后，毛泽东因为帮助了赫鲁晓夫，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地位陡然升高。他以为，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会倒向中国。但毛泽东没有料到，1958年到1962年，中苏一分裂，所有的盟友都离他而去！到1976年毛泽东去世时，中国的盟友只剩下一个，就是朝鲜。后来邓小平一搞改革开放，朝鲜也跑了。最后的结果，与毛泽东的预想正好相反：他希望所有的盟国都倒向中国，但他们全倒向了苏联。
第三个，中苏分裂的根本原因、核心原因，就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地位不断地上升，挑战了苏联共产党和赫鲁晓夫原来在国际共运中的地位。这样，双方的争议和分歧就是不可调和的了。
这就是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关系，和一般现代国家间关系的最大的区别：一般现代国家间的关系，讲的是利益；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关系，不讲利益，讲什么？讲主义。毛泽东说：我掌握著马克思主义；赫鲁晓夫说，苏联掌握著马克思主义。他们要争的就是，谁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因为，谁有了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谁就有了发言权，在社会主义阵营，就能当头。这是他们争论的核心问题。正因为如此，他们之间的斗争是不能和解、无法调和的。利益可以切割、可以让渡，主义却不是你对，就是我对。
第四点，埋藏在中苏关系、中朝关系、中越关系、中国和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关系背后的根本问题是，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并不是现代国家关系，不遵循现代国家关系的最基本的政治准则，例如，利益，领土，公民权利，安全等等，这些都不讲；他们之间的关系，从中国传统的角度讲，带有宗法性，其实就是一种“家庭关系”，所以社会主义大家庭里面，家长制、老子党，是不可避免的现象。
在共产党的话语体系当中，描述他们之间关系最常见的一个词，就是“兄弟”。兄弟关系，也就是家庭内的关系。美国中央情报局当时分析说，中苏不可能分裂，为什么呢，因为分裂对他们两边都不好，而对他们的敌人有好处。
毛泽东和赫鲁晓夫谁也不是傻子呀，都知道其中的这个利害，兄弟俩都不想分家，都知道一分家，咱们这个家都败了。然而问题就是：谁当家？兄弟俩谁也不让，最后就还是只能分家，一人当一个家吧。
上述这四个观点，在我们已经出的这本书里都有表现，但又不是特别清楚，主要在我和李丹慧最近刚刚完成的新作《冷战与中苏同盟的命运》中阐述。我从1945年写到1959年——1959年就是中苏最后一次当面吵架；李丹慧接下去，从1960年写到1973年。全书一共是140万字，涉及所有事件的细节。我们差不多把中国和俄国的关于中苏关系的档案全部搜索了，同时也参考了台湾的档案、美国的档案和东欧的档案——我们论述的主线的基础，都是原始档案。估计明年年初能出版——如果中宣部不阻拦的话（众笑）。
倒向毛泽东中国的只是少数派
李丹慧：沈志华从大的方面介绍了情况，我就讲一些具体的问题。
他刚才讲，中苏两党争着当家，最后只能分家、各自当家完事。实际上中苏分开当家不再争了，是在中国调整对美政策之后——七十年代初期。我根据我新掌握的档案文件和我的采访、一些口述历史材料，根据对这些材料的解读，在这里谈一谈我最近研究的中苏两党、两国争夺第三世界的新思索。
1964年中到1965年初，中苏分裂的关键时期，毛泽东有一个大的思路转变。决定另起炉灶，脱离苏共领导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方面，领导各国的左派党，进行国际共运；另一方面，与苏联争夺第三世界。总的目标，是与苏联争夺对世界革命的领导权。
这个时期，有两条线索是并行发展的。一条线索是坚决反对苏共召集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但1965年越南战争升级后，苏联还是召开了新的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有19个国家的党参加。
苏联召开这个会议的主题就是，号召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国际共运各党，联合起来支援越南，反对美国。而中共拒绝参加这次会议，最后导致中苏两党的公开分裂和国际共运的正式分裂。
与此同时，中共、中国在援越抗美这个问题上，陷入了一种比较被动的局面。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随著外交政策越来越激进，一个特点就是大力支持第三世界、特别是东南亚国家的共产党，从事武装斗争。比如缅甸共产党，中共派了军事顾问团（在缅共人民军里将之叫作“访问组”）；中缅两党还签订了协议，中共派了二百多现役军人到缅共人民军里，被称作“国际支左骨干”；大量知识青年到缅甸参加人民军，被叫做“裤脚兵”——卷起裤脚，蹚过河去，到缅甸参军从事武装斗争。
沈志华、李丹慧（左三）的新书发布会的主席台。
再比如对马来亚共产党的支持。马共当时生存在泰国和马来西亚边界地带的泰国一方，按照中国的革命理念来分析，他们既不开辟根据地，也不主动挑战马来西亚政府，实际上是依靠“泰国反动政府、帮助泰国的资产阶级当局维持地方秩序”，同时向中共伸手要钱。中共却大量援助资金，马共领导人陈平曾经回忆：数中共给他们的钱，数到手软！后来他们不敢接受这么多钱，因为他们做不出很大的成绩么，退回了一部分钱给中共。 对印尼共产党，中共是支持他们走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的。1965年发生“9·30事件”，印尼政府镇压印尼共产党，屠杀了一百多万共产党人，这件事在毛泽东看来，是好事——坏事变成好事，给印尼共产党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提供了条件，特别是，证实了苏联修正主义路线的失败——想与资产阶级政府妥协、谈判是不可能的，他肯定要镇压你。
再一个，是鼓励世界各国的左派共产党、工人党力量，分裂出去，不管你大还是小，成立党也好，成立小组也好，不管力量多么薄弱，有没有作为，是不是真正的革命理念……只要你表态反对苏联修正主义，我就支持你。所以就发生这样的情况，拉美一个小左派党的游击队领导人，一直向中国寻求援助，中共也一直支持、援助他们，到后来有点烦了，说你们应该自己解决经费问题。游击队领导人反问：我们怎么解决？中共说：打土豪分田地呀！他们说：可这是违法的呀！（众笑）——他们完全没有、完全不理解中国的革命理念，只是反苏，中国就支持他。
所以中共另起炉灶，领导各国的左派党进行斗争，其实能听从领导的，还是少数党。
中国导致了亚非国家分裂
并行发展的第二条线索，就是与苏联争夺第三世界。毛泽东这个时候特别强调一个理念：反对帝国主义的运动、民族解放运动，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也可以称作世界革命的第一阶段，在这个阶段，这些民族国家的资产阶级领导人是可以领导这个国家进行民族解放运动的。这一理念，为中国当时争取亚非民族主义国家，提供了一个理论基础。
在这个阶段，1964年中到1965年初，中国参与筹备第二次亚非会议期间，中国是坚决反对苏联参加亚非会议的，说它不是亚洲国家，排斥它“干预亚非事务”。
毛泽东认为，亚非民族主义国家中，大部分是中间派。1965年，毛泽东和胡志明谈起来，甚至对胡说：我们可以组织亚非国家中的左派和中间派开会——这就明显地表明了中国要和苏联争夺第三世界国家。
第二次亚非会议，大部分亚非国家还需要得到苏联的援助，所以筹备期间有一半国家是赞成苏联参加的。中国这个时候采取一种比较僵硬的方针，说如果你们赞成苏联参加，中国就退出亚非会议。中国的这种态度，直接导致了第二次亚非会议的流产。其结果，是亚非国家发生了分裂。
中国要争夺第三世界国家、要领导亚非国家，实际上能领导的还是少数国家。
不管是领导左派国际共运，还是争当第三世界的领袖，总的目标，还是要当世界革命的领袖——中国要成为世界革命的中心。简而言之，随著中国的外交政策越来越激进，认为亚非民族主义国家实现民族独立之后，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就必须要由无产阶级领导，要有无产阶级专政。这一套理论，就使中国又失去很多亚非国家的支持。在“文革”期间，中国这种外交激进导致在国际上陷入某种孤立状态。直到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期，中国调整外交方针，扭转极左外交，打开与美国的关系，中国与亚非国家的关系又发生了新的改变。这段时间，实际上是中国与美国一起在对抗苏联。
斯大林欺负毛，毛向赫鲁晓夫撒气
沈志华：回答人们提出的一些疑问。
第一个问题，中苏分裂，是否有两党、两国领导人的个人因素？我是这么看的：
毛泽东与赫鲁晓夫两人的个人脾气性格，对于中苏分裂，起了很大的作用。但从比较长的时段来看，其实，就算换一个人，结果可能还是一样。刘少奇性格比较柔和一些，不太愿意与苏联将关系搞僵，但是在核心的问题上，他与毛泽东做法不一样，看法是一样的。
从另一个角度看，毛泽东的脾气那么大，其实欺负他的是斯大林。赫鲁晓夫并没有欺负他，给他很多好东西，但他把气都撒在赫鲁晓夫头上了——对斯大林他不敢这样，斯大林越欺负他，他越一边倒。
下一个问题，朝鲜战争结束的原因，斯大林去世确实是最重要的条件。斯大林不死，后边的形势不可能拐个弯，转一个方向。但是不是因为斯大林死了，毛泽东可以自己拿主意了，所以朝鲜战争才结束呢？并不是，而是因为斯大林死了，苏联领导人改变了政策，而且迫使中国改变了政策，才结束了朝鲜战争——那时候毛泽东还是要听从莫斯科，虽然斯大林死了。
第三，中苏关系破裂是不是不可避免的？我个人看法，从长期的发展来看，早晚中苏是要分裂的。因为中苏关系中存在的问题，跟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彼此关系中存在的问题是一样的，是结构性的弊病，病是在骨头里头的，什么时候爆发，说不准，但早晚要爆发。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不可能长久亲密。那么，“结构性的弊病”是什么呢？——就请等着看我们的新书吧。（众笑）
同去的学者当场买了一本沈志华新著，请他签名。
中国外交政策，毛泽东不容他人染指
第四，中国参予朝鲜战争，为什么没有看到中国人反对？在金日成撺掇斯大林打朝鲜战争时，毛泽东很不满，这有三个不同的层面。第一，1950年5月14日到15日晚上，我们没有看到任何材料说毛泽东表示反对，但是我想，没有这方面的材料，可能是他没有跟谁说，但实际上他心里非常不满的，只不过，（他感到）说了也没有用。
为什么我这么讲？有两个证据，一个证据，是那年的10月2日，毛泽东曾经起草了给斯大林的电报，虽然没有发出去，那个电报中国在刊登的时候，删掉了一大段话，没有刊登出来。这段话讲的什么？第一，我早就料到要出事，早就跟金日成讲过，他就是不听。怎么样？现在出事了吧？——这只是在一个电报里。
第二个证据是，1956年中朝关系比较紧张时，毛泽东把过去积压在心头的愤怒全都爆发出来了。中共开八大，崔庸健（当时的朝鲜二把手）代表金日成到北京来祝贺，毛泽东对他讲：当时我对你们讲了帝国主义可能干涉，为什么非要打？彭德怀和李克农在旁边帮腔说，你说，朝鲜战争究竟是谁发动的？是你们，还是美国人？崔庸健都傻了，说，你们怎么能提这种问题呢？这不是早都说好了的吗？
第五个，关于中共党内在对外政策上是否有分歧。我看了很多文件，也跟许多学者谈过，我的基本判断是，中共党内，有不同看法，没有不同政策。为什么？因为在中国，外交问题，毛泽东是不允许别人染指的，只能他一个人说了算。刘少奇从来不发言，而周恩来就是个工具。
李丹慧：我与志华的看法是一样的。中共其他领导人在国际战略问题、外交问题上，只有跟不上毛泽东思路的状况，在毛泽东思路确定之后，中共领导人就马上跟上去。即使看法上有分歧，也马上统一到毛泽东的思路上来。
沈志华：邓小平时代，差不多也是这样。而现在就比较麻烦了，现在在外交上不同的想法可能导致不同的政策——我说的是九十年代以后，中国外交的决策的特征。
联美抗苏，导致中越反目
李丹慧：简单说一下中苏关系和中越关系之间的联系。
中越关系严重受到中苏关系演变的影响。越战升级之后，苏联也调整了对越政策，加强援助越南，这一时期苏越关系越来越密切。中国是非常反对越南接受苏联的援助的，而且，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希望越南共产党服从中国的反苏路线，这就引起了越南共产党的反感，中越关系逐渐疏远。
到1970年代初，中国调整对美政策，越南劳动党就更加生气了：我在和美国打仗，你居然和我的敌人去搞缓和、去交朋友？！越战结束之后，虽然这时的苏越关系越来越密切，但是中国要维护自己在国际共运中的形象，所以要继续支持越南劳动党统一南越的武装斗争。在这种情况下，形成了这么一个状况：苏联和中国继续同时援助越南进行统一的战争。越南这个小国，首先实现了民族统一。但是越南统一之后，它是印度支那地区的大国，又和苏联结成盟友，就对中国构成了南部边防的新的威胁。
第二个因素，是邓小平要进行改革开放，首选的合作对象是美国，也就是说，只有与美国在一起，才能改革开放成功。所以中美抗衡苏联，一个重要交锋地区，就是印度支那。邓小平那个时候说，越南就是东方的古巴——说这个话，把中国放在什么位置？他的意思就是说，中国就是东方的美国。所以1979年初，中国要出兵教训一下越南，也向美国证实，我在印度支那地区，帮助了你牵制了苏联的力量，以此推动中美关系的发展。中美关系发展的最终目标就是，落实到中国国内的改革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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