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最根本教訓當然是在制度層面，但在專制制度下，也並非每個獨裁者都干出毛澤東這樣前無古人的壯舉。說毛澤東對中國文化造成摧毀性破壞，並不需要以其動機來作證明——判斷是非功罪，畢竟主要看效果而不是看動機。不過我願應網友之請，舉出毛澤東對“破四舊”負有最大罪責的證據
◆高伐林
前幾天讀到一份《“文革”期間文物被毀清單》，閱後憤怒，寫了幾句按語貼出，其中說：“我很難不認為毛澤東是中國文化最大的仇敵，很難不認為毛澤東所發動和領導的‘文革’是中國文化有史以來遇到的最大浩劫。”
對後一句，可能反對的人不多，畢竟，有清單白紙黑字，而且我大膽說一句，列出的遠遠不是全部，說僅僅是“萬一”，也不過分。只要是經歷過“文革”的人，都可以出來作證，各地的古蹟和文物，何處能倖免於被摧毀？
對前一句，則可能反對者不少。有署名“崑崙山上一棵草”的讀者，寫了一個長帖，對這種說法提出質疑。他說（以下括號內黑字是我對他的筆誤做了更正）：
首先，要給毛澤東加上“仇敵”之名就需要證明有此動機的證據。而高兄列舉的破壞文物的單子根本不能證明毛有此等動機。
誠然，再問個（在“文革”）中文物受損嚴重，毛澤東有不可推諉的責任。我們至今沒有看到毛澤東對這類行為的表態。但是我可以斷言，假如毛澤東欣賞這類行動那麼全國的餓（多一字）文物將統統被砸成廢墟。
第二，更重要的是，文革的對象在毛澤東那裡是整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破壞文物不能達到這個目的。我們在文革中也找不到任何可以把着（這）兩者聯繫起來的言論。而破壞文物的破四舊運動恰恰是文革中走資派為了轉移視線搞起來的一場文革的異動，絕對不在毛澤東的戰略部署之中。是誰搞了這個破四舊，本來應當是文革研究者的一個重要研究領域，至今沒有多少人在這方面下功夫。而是一股腦把一切罪名加到造反派和毛澤東身上。造反派中，其實也以後（“以後”，疑為“有”）各種人。而破四舊基本上不是飯（反）走資派那些人搞的。比如在清華，推倒二校門的，恰恰是劉濤賀鵬飛劉菊芬等高乾子弟領導的“清華大學紅衛兵”，也就是王光美操縱那一派。而推倒二校門的哪個晚上正是他們組織許多學校的紅衛兵圍剿清華的黑暗的一夜。
高（搞）清這個問題本來並不困難。且不說清華824，就是在北京，聯動是誰支持的，也不是什麼秘密。
我們都知道毛澤東發動文革的時候在黨內是少數，他的意願和部署經常不能如願實現。比如說，前幾天我讀到韓愛晶的《清華蒯大富》，其中說，毛澤東在1967年初寫信給周恩來，明確說戴高帽子等等用當（應當）算作武鬥，並希望只（這）一點能夠讓革命群眾都知道。但是這封信當時並沒有能夠發表。再如，67年五一，清華樹立起第一個毛澤東塑像，上來（了）人民日報頭條。毛澤東讀到後說，登報是個錯誤，會引起全國各地效仿，遊說（又說）勞民傷財此風不可長。但是這個只是（指示）也沒有傳達下去。而的確搞得塑像像章充斥全國，後來還是毛澤東花了大力氣才糾正過來。毛澤東根本談不上一句頂一萬句。我們應當看到所謂破四舊實際上就是一個轉移文革大方向的打着紅旗反紅旗的異動。由於他們選擇了一個眾怒所向的方向，所以別人不便糾正，至今也沒有得到正確的定位。
對“崑崙山上一棵草”的意見，我隨後寫了兩條帖子簡答，大意是：
很同意另一位網友的評價，“崑崙山上一棵草”“不是謾罵而是分析”。他細細道來，讓我看到他嚴肅討論問題的誠意。
“崑崙山上一棵草”的長帖，提出兩個問題：第一，說毛有仇恨中國文化的動機，要拿出證據來；第二，毛澤東發動文革，目的是要整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破壞文物不能達到這個目的。相反，“破壞文物的破四舊運動恰恰是文革中走資派為了轉移視線搞起來的一場文革的異動”。
第二條，比較好說清。
首先，我說毛澤東是“最大”仇敵，不等於說沒有“次大”、“三大”等等仇敵。那些當權派，林彪也好，謝富治也好，毛澤東的對手那邊的頭面人物也好，有他們各自的罪責，他們為了轉移鬥爭矛頭，對“破四舊”推波助瀾，這是事實。但我們不能以“三大”、“次大”有罪責為由，卸去毛澤東這位“最大”的罪責。
其次，毛澤東發動“文革”的動機，從政治層面而言，確實是要整垮他認為的黨內最高層的“第二司令部”，跟他漸行漸遠的劉少奇集團；但他的宏偉藍圖決不如此單一。經歷過文革的人都記得，“十六條”明確規定的文革任務是“一斗二批三改”（簡稱“鬥批改”）。我曾寫過《毛澤東的大同書》一文，涉及這個問題。“破四舊”當然是包含在毛澤東的宏偉藍圖中的，——這還是毛澤東親自製定的《五一六通知》中確定的（見下文）。
至於“崑崙山上一棵草”所說的第一條，就需要更多筆墨了。因為“崑崙山上一棵草”不是要聽我的論述，而是要我舉出證據。證據其實都在手邊，然而這麼多的書刊，需要翻閱、摘選、抄錄。
“崑崙山上一棵草”讀了韓愛晶《清華蒯大富》，舉出了若干證據稱毛澤東不贊成一些具體“過火”做法；其實，《王力反思錄》中，為毛澤東在毀滅中國文化問題上卸責的話說得更早、更有權威。王力寫道：
“破四舊不是毛主席的思想，同毛主席的思想相違背，不一致，不合拍”。“紅衛兵搞得天翻地覆的，首先是破四舊的運動。有些歷史學家不知道毛主席對破四舊的作法實際態度是什麼。據我和毛主席接觸中的了解，他是不贊成破四舊的。我也不贊成。我跟陳伯達提過，我說四舊這提法不科學，根據毛主席的思想，不應這樣提。這口號很籠統，沒有個界限。林彪的報告也提了四舊，但他也沒有叫人們對四舊這樣搞法。……林彪講話有這提法，陳伯達在人民日報社論中也這樣提了。林彪接見紅衛兵的講話號召破四舊，這講話稿毛主席也看過，當時也不知道會產生這樣大的後果。毛主席對當時的中央領導不滿意，認為他們沒有集中目標對準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只搞破四舊這些東西，毛主席對此並沒有欣賞。林彪、陳伯達也沒有號召這樣去搞。是新華社、人民日報具體工作的同志對毛主席思想理解不夠，新華社提倡這樣搞。紅衛兵8月20日第一次上街，砸招牌，改路名，人民日報說好得很，新華社作（做）了詳細的歌頌性的報道。在這一點上，毛主席對當時主管宣傳工作的陶鑄不滿意。但群眾行動也不好去制止。也沒有想到會產生那麼大的後果。一出現打人，毛主席就說不行，要文斗不要武鬥。第二次接見紅衛兵時，林彪講話就提出要文斗不要武鬥，說武鬥只能觸及皮肉，文斗才能觸及靈魂。這是毛主席的思想。”（《王力反思錄》，第423－424頁，北星出版社，2008年）
無疑，《清華蒯大富》和《王力反思錄》都很有價值，兼聽則明，他們的舉證，對於我們了解複雜的歷史如“文革”和複雜的人如毛澤東，非常有用；但畢竟又只是一面之詞，考慮到他們“文革”當事人的身份，又涉及自身責任，對他們的證詞，我們更要清醒、謹慎。
正如《心路——透視共和國同齡人》（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一書作者米鶴都所評述的：
王力的這段話，引導人們得出的印象是：毛澤東一不贊成破四舊，二反對打人，三在打人現象一出現就開始糾正。而且，王力本人也不贊同破四舊，林彪雖然提了破四舊但並沒有讓人這樣做。所以“文革”出現的破四舊、打人和毛主席的思想無關，責任界限可以說劃得很清楚。
米鶴都還說：
看了這段話，你很難說王力談的不是事實。客觀地說，王力的話確實反映了問題的一個側面，但卻並非全部；二是這當中王力有意無意地隱去了一些明顯的史實，但又絕非完全造假。這樣讀下來，不熟悉當年歷史的人多會認為他講得頗有道理……
其實，“崑崙山上一棵草”所謂“要給毛澤東加上（中國文化的）‘仇敵’之名就需要證明有此動機的證據”，是個偽命題。指出毛澤東的決策對中國文化造成摧毀性破壞，並不“需要證明有此動機”——我們判斷是非功罪，畢竟主要看效果而不是看動機。評判造成“文革”這樣不可挽回的空前破壞的中國最大獨裁者，他的動機如何，重要嗎？權力是與責任掛鈎的，有無限大的權力，就該負起相應的責任。“文革”最根本的當然是制度上的原因，制度提供了毛澤東為所欲為的條件，但在專制制度下，也並非每個獨裁者都干出了毛澤東這樣的前無古人、駭人聽聞的壯舉。
儘管我說“並不需要證明有此動機”；而且聰明如毛澤東，也不可能露骨地說出要破壞中國傳統文化這樣的言辭，讓我們一介白丁，輕易抓到證據。但是這裡，我願意應“崑崙山上一棵草”之請，舉出毛澤東對“破四舊”確實負有最大罪責的證據。
一，“四舊”一詞，首先見於1966年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的《五一六通知》。毛澤東有意沒有參加這次會議，但這個《通知》，是毛澤東和最信任的秀才們千斟酌、萬修改的綱領性文件，劉、周、林、鄧誰也沒敢動一個字。能說這個文件，不代表毛澤東的思想嗎？
《五一六通知》不僅提出要“破四舊”，而且要求全國黨組織和人民“去掉怕字，不要怕出亂子”，倡導“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
最後這句話，是毛澤東自己的語錄，出自毛澤東選集中第二篇文章《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文革”中，這篇文章堪稱青年學生的“行動指南”！我們記得，毛澤東1926～1927年對湖南農民運動中的反文化、反文明行為就是大聲稱頌“痞子運動好得很”的。正是湖南農民運動，槍殺了當時中國最著名的文化學者之一葉德輝。毛澤東後來輕描淡寫地說：“情況我不大清楚，因為我不在湖南。對於這種大知識分子不宜於殺。那個時候把葉德輝殺掉，我看是不那麼妥當。”
推敲毛澤東的口氣，殺，“不宜”，“不那麼妥當”，但是，不殺，只是狠斗、嚴關、深抄……看來就“宜”就“妥當”了？
二，林彪從1966年“八一八”講話到當年國慶節的幾次講話，都是由陳伯達等代為起草、由毛澤東親自修改、審定，再交由林彪念的。
例如，其中“8月31日林彪審閱別人為他起草的講話稿時，在‘我們十分高興，我們熱烈支持你們（指已經在全國大張旗鼓地大砸大燒“破四舊”的紅衛兵——老高注）’後邊,加寫了‘堅決反對壓制你們！你們的革命行動好得很’！
11時，毛澤東審定時批示：‘這樣修改很好。’”（李德、舒雲編著《林彪日記》1047頁，明鏡出版社。其中李德，是林彪的秘書）
1966年8月31日，天安門城樓，毛澤東站在林彪身邊，聽他宣讀講話稿。
三，8月20日，毛澤東在林彪轉送的反映破四舊的簡報上批示：“已閱。（破四舊）是大好事，徹底暴露牛鬼蛇神。這樣可以打出一條路來，對群眾有利。”（逄先知、金沖及《毛澤東傳》，第1438頁，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
四，王力等認為一出現打人，毛就開始糾偏，這顯然不是事實。1966年8月5日，北京師大女附中校長卞仲芸被一群女生打死，此事當天被劉進和宋彬彬報告到正在參加中央全會的吳德那裡（《回憶》，總第47期，2010年4月28日）。吳德對文革初期這樣草菅人命的事情，有無膽量瞞住不向最高層報告？據吳德自己說，“破四舊”高潮中，毛澤東把他找去匯報情況。吳德後來寫道：“我在匯報前的想法是想向毛主席反映一些真實的情況，剎一剎這股風。我匯報說市委沒有力量控制局面，解決不了‘破四舊’產生的混亂局面。我的期望落空。雄才大略的毛主席，以他超乎常人的思維方式緩緩說：北京幾個朝代的遺老沒人動過，這次‘破四舊’動了，這樣也好。”（吳德：《十年風雨紀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經歷》，第24頁，當代中國出版社，2004年）
米鶴都評論說：從毛澤東話中看出，“退一步說，即使他對破四舊不‘欣賞’，也不是因為破四舊的慘無人道，而是因為它干擾了鬥爭走資派的大方向”。
五，如果說毛澤東真有“一出現打人就下令制止”的思想，那麼8月、9月，為何沒有從任何渠道傳播出來他的指示，哪怕是某種口氣含混的精神？須知，這個時候劉鄧體系固然在許多部門還掌權，但是中央文革、宣傳口，卻基本上已經被毛澤東的“文革”派把持了呀。
主管宣傳的陶鑄和新華社、《人民日報》的刀筆吏們無疑負有難以推卸的責任。但“文革”前宣傳口不就是因為沒貫徹毛澤東的精神，被毛澤東罵作“閻王殿”、大動了干戈嗎？“文革”爆發後，宣傳口的新領導和留任人員，吃了豹子膽也不敢在這種極端敏感的問題上自由發揮！
於是，人們看到聽到：8月18日毛澤東第一次接見紅衛兵時對宋彬彬講：“要武嘛！”
這句話不一定是毛澤東有意提倡，可能是他當時聽說宋的名字是“文質彬彬”的“彬彬”，臨場即興發揮而已。但是聽在青年學生耳中，卻是至高無上的命令。“君無戲言”，這至少反映了毛澤東的特種心態。而當時的喉舌抓住這句話大做文章，連篇累牘發表鼓動“破四舊”的文章（下面還將詳述），這就體現了毛澤東的態度！
六，毛澤東確實說過反對武鬥的話。8月21日，他在政治局常委擴大會上說“提倡文斗，不要武鬥”，但關鍵的是，他同時又說了，“總之，我們不干涉，亂他幾個月。”（逄先知、金沖及：《毛澤東傳》，第1438頁，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
七，林彪和周恩來在8月31日、9月15日兩次毛澤東接見紅衛兵大會上的講話，都對“破四舊”予以充分和高度的肯定。林彪說：“紅衛兵戰士們，……你們鬥爭的大方向，始終是正確的。毛主席和黨中央支持你們！……你們的革命行動，震動了整個社會，震動了舊世界遺留下來的殘渣餘孽。你們在大破‘四舊’、大立‘四新’的戰鬥中取得了光輝的戰果。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那些資產階級反動‘權威’，那些吸血鬼、寄生蟲，都被你們搞得狼狽不堪。你們做得對，做得好！”
這些講話稿，正如上文我說過的，都經過毛澤東審定，而且林彪、周恩來講話時，毛澤東就站在他們身邊。
八，“文革”中盛傳江青的名言，“好人打壞人活該”。這段話實際上正是來自毛澤東。江青1966年7月28日在北京展覽館召開的海淀區中學生代表大會的原話是這麼說的：“人的錯誤思想是打不掉的，但革命風暴中出現打人的事情不是壞事。毛主席說過：‘好人打壞人，活該；壞人打好人，好人光榮；好人打好人是誤會，不打不相識。今後不要再打人了。’”（載《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米鶴都問道：“在當時那種情況下，它（這番話）是在制止還是在鼓勵打人？”
九，“崑崙山上一棵草”提到“清華大學紅衛兵”和高乾子弟組成的“聯動”當時的胡作非為。這是不容抹殺的史實，是他們無可推諉的污點。但是，另一方面，清華附中紅衛兵寫過“十點估計”，西糾若干通令都包含有制止打人的條文，毛澤東是什麼態度呢？在王任重印發了制止打人的“十點估計”，希望藉此來穩定局勢的時候（見卜大華《我所知道的紅衛兵》，《回憶與反思》之一），反倒是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上明確說：“北京太文明了，發呼籲書。流氓也是少數，現在不要干涉。”（陳東林、杜蒲《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錄》，第三卷上冊，第152頁，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年。毛澤東說的“呼籲書”指清華附中紅衛兵等發出的“十點估計”）他對“十點估計”提出的制止打人，明顯表示出否定態度。
十，更能說明問題的是：“破四舊”興起時，1966年8月21日，毛澤東批轉下發了《關於絕對不許動用部隊武裝鎮壓革命學生運動的規定》；次日，又批轉下發公安部《嚴禁出動警察鎮壓革命學生運動》的報告。後一報告規定，不准以任何藉口，出動警察干涉、鎮壓革命學生運動。這一條比什麼都更說明問題的實質。北京市公安局實際上執行的就是“運動中一律不逮捕人”、“警察一律不得進入中學”的政策，這政策從哪來的？同月，謝富治在公安系統會議上又講：“打死人的紅衛兵是否蹲監？我看，打死了就打死了，我們根本不管。”（引自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第73頁）以謝富治一貫的謹小慎微和緊跟領袖，他的這個“我看”能是他個人的意見嗎？
十一，即使是為毛澤東開脫的王力，也提供了有關證詞。他在另一份“申訴書”（而不是《反思錄》）中，為自己辯解時把“亂”的責任還給了毛澤東。他說：“至於‘不要怕亂’問題，那是毛主席反覆堅持的觀點。1966年7月8日，他（指毛澤東）寫道：‘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同年8月23日，他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說：‘主要問題是對各地所謂‘亂’的問題，採取什麼方針？我的意見是亂它幾個月。’‘我看北京亂得不厲害。’”（王力：《向黨中央的正式申訴書》，1988年8月30日，《華夏文摘》增刊，第551期，2007年）
十二，到了“破四舊”、抄家打人以至打死人、損壞文物、摧毀古蹟最肆無忌憚的1966年8月底，《人民日報》8月29日發表了由中央文革小組起草的題為《向我們的紅衛兵致敬》的社論，煽動性極大。其中說到：“紅衛兵上陣以來時間並不久，但是，他們真正地把整個社會震動了，把舊世界震動了。他們的鬥爭鋒芒，所向披靡。一切剝削階級的舊風俗、舊習慣，都像垃圾一樣，被他們掃地出門。一切藏在暗角里的老寄生蟲，都逃不出紅衛兵銳利的眼睛。這些吸血蟲，這些人民的仇敵，正在一個一個地被紅衛兵揪了出來。他們隱藏的金銀財寶，被紅衛兵拿出來展覽了。他們隱藏的各種變天賬，各種殺人武器，也被紅衛兵拿出來示眾了。這是我們紅衛兵的功勳。”
那一時期，這樣的文章、講話、廣播稿比比皆是。毛澤東當然沒有工夫一一過目審定，但是對指導全局的兩報一刊社論，根據多名身邊人員回憶，他是盯得相當緊的，多次親自批改。1966年9月17日，中共中央機關刊物《紅旗》雜誌第12期發表了評論員文章《紅衛兵贊》，我們在此不妨多摘引幾句，重溫一下當年那種被毛澤東煽動起來的狂熱氣氛，體會一下最高領袖要把紅衛兵們引向何處。其中寫道：
紅衛兵是毛澤東思想哺育出來的。紅衛兵們說得好：毛主席是我們的紅司令，我們是毛主席的紅小兵。
…………
千百萬紅衛兵由學校走上街頭，形成了一股不可抗拒的革命洪流。他們高舉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紅旗，發揚了敢想、敢說、敢幹、敢闖、敢革命的無產階級革命精神，蕩滌着舊社會遺留下來的一切污泥濁水，清掃着幾千年來堆積起來的垃圾髒物。
…………
紅衛兵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急先鋒。他們的革命行動，激發了群眾的革命熱情，出現了更大規模的蓬蓬勃勃的群眾運動。這種轟轟烈烈的革命群眾運動，使鑽進黨內的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陷入革命群眾的汪洋大海之中。沒有這樣規模巨大的群眾運動，就不能摧毀一小撮資產階級右派的社會基礎，就不能把無產階級的文化大革命搞深，搞透，搞徹底。
紅衛兵是東方地平線上出現的新生事物。革命的青少年是無產階級的未來和希望的象徵。革命的辯證法告訴我們，新生的力量是無敵的，它一定會在鬥爭中獲得壯大和發展，最後戰勝腐朽的力量。因此，我們就是要讚美新事物，歌頌新事物，為新生事物的發展，擂鼓助威，鳴鑼開道，高舉雙手，歡迎新事物。
我們的紅衛兵，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創建了不朽的功勳。毛主席和黨中央熱烈地讚揚他們的沖天革命精神，廣大工農兵群眾熱烈歡呼他們的革命行動。
革命小將們的革命行動，真是好得很！他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功績，將永遠載入無產階級的革命史冊。（《紅衛兵贊》，《紅旗》雜誌1966年第12期評論員文章）
此外，這篇文章還用了大量的篇幅，運用“階級分析”的方法，學着當年毛澤東《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和《論人民民主專政》的口吻，駁斥了那種認為紅衛兵運動、“破四舊”糟得很的論調：
全世界的革命人民為紅衛兵的革命行動拍手歡呼，向紅衛兵致以崇高的敬意。帝國主義，各國反動派，現代修正主義和蔣介石匪幫，則用最惡毒的語言咒罵紅衛兵。他們污衊紅衛兵是“少年狂熱分子”，攻擊紅衛兵的革命行動是“違反人類尊嚴”，是“破壞社會傳統”，等等。
“少年狂熱分子”。革命的敵人總是極端仇視群眾的革命熱情，並誣之為‘狂熱’。敵人所恨的，正是我們所愛的。革命小將們，不僅要繼續保持充沛的革命熱情，並且要進一步發揚這種沖天的革命精神。
“違反人類尊嚴”。紅衛兵無情地鞭撻、揭露和批判資產階級的反動腐朽的文化，把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的醜惡嘴臉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成為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於是他們大叫：“違反人類尊嚴”。老實說，我們不僅要違反你們的“尊嚴”，而且要把你們打倒在地，叫你們永世不得翻身。
“破壞社會傳統”嗎？你們說對了。紅衛兵就是要破壞地主資產階級的傳統。革命的小將們，對於封建主義的餘毒，資本主義的病菌，修正主義的禍根，就是要掃清、滅絕、斬斷。只有徹底破壞了剝削階級的種種舊傳統，才能夠繼承和發揚無產階級的革命傳統。
按照毛主席和黨中央的指示，紅衛兵小將們，集中力量打擊一小撮資產階級右派分子，重點打擊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樣，就挖掉了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埋在我國的定時炸彈。因此，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對紅衛兵的革命行動，感到震驚、惱火和憤恨，這是很自然的。
…………
綜上所述，若說“破四舊”運動“絕對不在毛澤東的戰略部署之中”，毛澤東自己恐怕都要為後人抹殺他的貢獻而氣得掀棺而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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