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劍英飽覽歷史風雲，“一生唯謹慎”，有自己行事的邏輯和風格。不過，他終究還是給我們留下了一道難解之謎：那就是據說他看到了，並密報給毛澤東，導致兩大紅軍主力分裂的那份張國燾的“密電”，究竟有，還是沒有？
老高按：前幾天去一位朋友家參加party，主人心細，請的都是與武漢有點瓜葛的朋友，讓大家能有更多語言，雖然主人夫婦倆，倒是都與武漢並無關聯。
也巧，這幾位朋友，除了我，都算是“官二代”，有的資格還甚老，其中一位的父親，是張國燾、陳昌浩、徐向前元帥等人的老部下，曾經在紅四方面軍擔任紅軍總司令部參謀部某局局長，負責紅軍電台報務工作。中共建政之後，這位老紅軍擔任了很多重要的職務，也在“文革”中飽受折磨。他雖然於20年前去世，但因為他在長征時的職責，成為後來“張國燾密電”這一長征中著名公案的當事人之一，時常在有關黨史文章中被人提起。
這段故事，我們早就耳熟能詳：紅一、四方面軍會師之後，混合編成了左路軍與右路軍。是北上還是南下，張國燾與毛澤東爭論不休。紅四方面軍人多裝備好，數倍於紅一方面軍。張國燾給陳昌浩發了一份密電，命令他如果毛澤東等堅持意見，就“武力解決”。電報在送給陳昌浩之前，被葉劍英看到，他當即秘密報告給毛澤東，於是毛澤東率部連夜開拔，兩大主力分道揚鑣。
有人認為，葉劍英正是因為立了這一大功，在萬分危急的關頭挽救了中央，雖然後來數十年一直未曾親自率兵打仗、殲敵奏凱，仍然得以名列十大元帥最後一名。
上文提到的那位老革命，既然在紅四方面軍中長期負責電台報務，應該說，是這份密電的最知情人之一。十多年來，每次見到他的兒子，我必向他請教這一著名的“密電”公案，他多次講過父親的這段經歷——準確地說，應該叫“這段沒有過的經歷”：根本就沒有黨史上、軍史上大名鼎鼎的這份秘密電報！
當然，他是聽他父親這麼講述的。他父親也無數次地對組織上、對外調人員、對黨史、軍史工作者，講過、寫過：沒有，就是沒有。
不僅他父親說沒有，張國燾說沒有，紅四方面軍總指揮徐向前元帥，在回憶錄中，也說沒有。但是，也有人說有——不僅毛澤東說有，葉劍英元帥也一直沒有改口！說有，說無，形成黨史中一個爭辯不休、難以定論的大難題。
我多次想寫文章，記錄他轉述的他父親所回憶的情況，也理一理自己的思路，尚未找到很好的角度。讀到一年前《炎黃春秋》上軍史專家夏宇立（他是《史說長征》的作者）的一篇文章：《長征“密電”問題的來龍去脈》，我覺得雖然說的不是很詳細，但是將這個問題的輪廓勾畫得很清楚。轉載於下，供關心的朋友作為深入探討的基礎。
順便說一句，前幾年拍成的電視連續劇《長征》中講到“密電”這一問題時，說得十分含糊，看來是編導、主創們不得已採取了折衷的辦法；再順便說一句，這份密電，如果有的話，是1935年9月9日發出的，而毛澤東去世也是9月9日，我的同窗、中央文獻研究室副主任陳晉，寫過一篇傳播得很廣的文章，談毛澤東人生經歷中幾個重要的“9月9日”，其中就包括這一個9月9日。陳晉接觸機密檔案資料無疑比我們一般人要多得多，看來，他是屬於“有密電派”的。
長征“密電”問題的來龍去脈
夏宇立，《炎黃春秋》2011年第1期
“密電”問題產生的過程
1937年3月，延安發起了大規模批判張國燾運動。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毛澤東說出了一段舉座為之震驚的話來：“張國燾在分裂紅軍問題上做出了最大的污點和罪惡。左路軍和右路軍的時候，葉劍英把秘密的命令偷來給我們看，我們便不得不單獨北上了。因為這電報上說：‘南下，徹底開展黨內鬥爭。’當時如果稍微不慎重，那麼會打起來的。”（《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第666頁）這就是後來稱之為“密電”之說的源頭。
1951年8月編輯出版的《毛澤東選集》第一版，在對“巴西會議”的注釋中，有這樣的敘述：“這時，張國燾率領一部分紅軍和中央分裂，不服從中央的命令，並企圖危害中央。中央在這次會議上決定脫離危險區域，並率領服從命令的紅軍向陝北前進。”（《毛澤東選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根據1952年8月第一版重排本，1966年改橫排本第501頁）這裡的“企圖危害中央”、“脫離危險區域”，就較“南下，徹底開展黨內鬥爭”大大地跨前了一步。
“文革”前後，時任瀋陽空軍副司令員的呂黎平說得更為具體：“密電”是他親自參與譯出的；“密電”內容性質更明確，即“武力解決”；還回憶了“密電”的全部文字；同時也把當年收譯和送交“密電”的全過程作了展示。
20世紀80年代，又有一些新人加入進來。除了前面呂黎平“譯電”的呂氏“密電”之說外，又出現了一個賀俊楨“破譯電”的賀氏“密電”之說。譯電和破譯電是兩種不同的渠道。譯電是內部的通訊，破譯電是對敵方的電訊偵察。這就是說，按他們的說法，這兩種途徑中雙雙獲取了張國燾“武力危害中央”“密電”。
四個理由表明沒有“武力危害”“密電”
“武力危害”“密電”說法一出，立即遭到了人們的質疑，他們當中既有當事人，也有學者。其中國防大學朱玉、王年一教授從四個方面的分析中，作出了徹底的否定。（朱玉、王年一：《也談長征中的的“密電”問題》，《西北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2004年第6期）第一，始終找不到載有“武力解決”中央字樣的電文。從1935年9月3日張國燾致“徐、陳並轉呈中央”電起，直至9月14日中央和張國燾之間的相互往來電報，還有中央致“徐、陳”電報，以及其間彭德懷、李富春與林彪、聶榮臻之間的電報中，都沒有“武力危害”中央這樣的文字。1936年7月14日，中共中央致共產國際電專門報告了中央與張國燾的分歧及張國燾所犯嚴重錯誤，其中也只講南下電令，沒有“武力解決”。此外，從各檔案館歷來積存的所有文電中也都找不出有這類內容的電報。
第二，從一系列有關文獻的查閱結果中，斷定沒有“武力危害”中央的電報。如，中央政治局《關於張國燾錯誤的決定》（1935年9月12日）、張國燾的檢討《從現在來看過去》（1937年2月6日）、凱豐的《黨中央與國燾路線分歧在哪裡》（1937年2月27日）、中央政治局《關於張國燾同志錯誤的決議》（1937年3月31日）、《反對張國燾路線討論大綱》（約在1937年3～4月間）、張國燾的檢討《關於我的錯誤》（1937年4月6日）、中共中央《關於開除張國燾黨籍的決定》（1938年4月18日）、中共中央《關於開除張國燾黨籍的黨內報告大綱》（1938年4月19日）等有關歷史文件，均未見有此記載。
第三，從有關親歷的高層人物的回憶中，沒有發現“武力解決”中央的“密電”內容。根據編造者提供的材料，所謂“密電”的直接接觸者，在高層只有六人：一是張國燾，是“密電”的製造者；一是陳昌浩，是“密電”的接受者；一是朱德，是目睹南下“密電”者；一是徐向前，是“密電”的接受者或目睹者（一種說法是“密電”發給徐、陳，一種說法是只發給陳昌浩）；一是葉劍英，是“密電”的目睹者和偷出者；一是毛澤東，是葉劍英偷出“密電”的目睹者。此外，再也沒有高層人物直接接觸所謂“武力解決”中央的“密電”了。
“密電”的所謂始作俑者張國燾，無論在其叛黨前的檢討中和晚年寫的回憶錄中，均未承認有此“密電”。1937年3月下旬，中央政治局開會清算張國燾的錯誤，有人質問張國燾企圖用武力解決中央，張當即反駁。他說：“在南下開（松）崗會議，總司令提出問題，為什麼要用武力解決中央，（周）純全答覆並無此事。我要說明的就是發展到陷害總司令與武力（斗）爭解決同志，如果是這樣，便反革命了。”
陳昌浩因執行“國燾路線”而多次受到批判，不斷檢討。我們查閱了他在延安時寫的檢討，並未提及“密電”問題。“文革”中他慘遭迫害致死。生前曾多次向家人談及一生中犯了不少錯誤，但強調唯獨張國燾發給他“武力解決”中央的“密電”是沒有的。他說：“我根本沒有見過這樣的電報”，“我沒有看到，我和徐向前同志都沒有看到”。
徐向前在晚年口述回憶錄中，詳細敘述了中央和張國燾爭論和鬥爭的過程，敘述了收到9月8日的南下電令，並由陳昌浩報告了中央的情況，此外不知道還有另外的“武力解決”中央的“密電”。1982年8月24日，他在與中央黨史研究室廖蓋隆等同志的談話中，專門回答了“密電”問題。他說：“接張國燾要我們南下的電報後，我們的最大錯誤就是同意南下。至於張國燾是否發過要用‘武力解決’中央的電報，我負責地對你們說，我是沒有看到過的。”“還有，我們那時候軍隊有保密制度，像這樣機密的電報，是指人譯的，發給誰，譯的人就直接拿給這位首長看，叫誰譯就是誰譯。這樣的電報不是一般人可以看到的，不是什麼人都可以看的，這是軍隊的保密制度。”1988年11月5日他在致函中央黨史研究室時，又明確表示：“關於張國燾‘密電’，企圖危害黨中央的問題，我不知道有此事。”“黨史上的重大問題，一定要做到確有根據。”
葉劍英晚年回憶：“那天，前線總指揮部開會，新任總政治部主任陳昌浩講話，他正講得興高采烈的時候，譯電員進來，把一份電報交給了我，我一看電報報頭是給陳昌浩的，便遞給了他，他講話正興頭上，沒顧得上看，又順手給了我。我一看才知道是張國燾發來的，語氣很強硬。我看到這個電報後，覺得這是大事情，應該馬上報告毛主席。”值得注意的是，葉帥在這裡只說電文“語氣很強硬”，而未講具體內容，更未提“武力解決”。
朱德在中南海一個座談會上說到：一、四方面軍北上，張國燾“到阿壩時，他就變了，不要北上，要全部南下，並發電報要將北上的部隊調回南下，我不同意，反對他，沒有簽字。電報由葉劍英同志接着，告訴中央毛主席，沒有向下面講，中央就馬上決定單獨北上了。如果上去的部隊調轉，中央是很危險的”。（《朱德委員長談紅二方面軍渡江同四方面軍會合前後的經過情況紀要》，1960年11月9日下午，政治學院資料室藏）
毛澤東的回憶我們見到的有兩處。一是1937年3月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清算“國燾路線”時所說（見上文，略）。另一處是1971年8月28日他在長沙與韋國清、丁盛、劉興元的談話，要他們尊重葉帥。談話被整理成《毛澤東談話內容追記稿》。毛澤東概述了黨內前五次路線鬥爭後說：“以後就出了張國燾搞分裂，葉劍英在這件事情上立了一大功，張國燾打電報給徐向前、陳昌浩說，堅決南下，否則徹底解決，當時葉劍英同志當參謀長，他把這個電報拿出來先給了我，我們才走了，否則，我們就當俘虜了。”毛澤東的一次發言，一次談話，所指出的問題的性質是不一樣的。前者的發言說“南下，徹底開展黨內鬥爭”，意思是張國燾叫部隊南下，南下後再“徹底開展黨內鬥爭”，而不是就地“武力解決”。“徹底開展黨內鬥爭”與“反右”、“反傾向”、“開展路線鬥爭”一類的話，都是當時流行的黨內鬥爭的布爾什維克語言，與“肅反”、“武力解決”不是一碼事。後者的談話說“堅決南下，否則徹底解決”，“我們就當俘虜”等，性質就變了。變成中央如不同意南下，徐、陳和四方面軍就要就地“解決”中央，“俘虜”中央，即是要動武。而事實上並非如此。徐、陳既沒有動武的任何軍事部署，且在中央率軍北上出走後，又嚴令禁止部隊追擊（徐向前當時說：哪有紅軍打紅軍的道理！）。可見，後者這次談話，與前者的發言出入甚大，與事實也相去甚遠。
綜合這些當事領導人的回憶材料，雖然說法不盡相同，但不難看出，都是圍繞“南下”電令，而不是什麼“武力解決”中央的“密電”。而且，尤為重要的是，這也有9月8日22時張國燾致徐、陳的南下電報，9月9日中央致“國燾並徐、陳”的“陳談右路軍南下電令”和“閱致徐陳調右路軍南下電令”的電報為證。
第四，直接接觸“密電”的機要電台工作人員，沒有發現“武力危害”中央的“密電”。電台工作人員，能夠直接接觸“密電”的主要有四人。他們是原紅四方面軍幹部，在左路軍者為紅軍總部三局局長兼電台台長宋侃夫、機要科長曹廣化；在右路軍者為三局一台台長王子綱和二局局長蔡威（長征後期病逝）。當時，紅一方面軍和紅四方面軍各有自己的電台密碼本，收發報均按自己的密碼本發出和譯出，誰也無法譯出對方的電報。張國燾從左路軍發給右路軍徐、陳或中央的電報，均須由左路軍的四方面軍電台發出，由右路軍的四方面軍電台譯出。因此，所謂“密電”當事人的電台工作人員，便主要有宋侃夫、王子綱、曹廣化、蔡威等人。幾位發電報或收電報的同志，都有各自的回憶，全都否認“武力解決”中央的“密電”。
宋侃夫（曾任中華全國總工會副主席）說：“那時候，凡是張國燾發出的電報或收到的電報，無論指定人譯的或親譯的，都要經過我（左路軍方面）和王子綱（右路軍方面），我們從來未見過所謂‘武力解決’的電報。”“張國燾發電報只能經過我這裡，他不可能在別的台發，這是肯定的。再說一、四方面軍的密碼又不一樣，因而一方面軍的同志也不可能譯出四方面軍的電報。那邊只有蔡威、王子綱能譯，譯出來只能交徐（向前）陳（昌浩），不可能交給別人。這是規定，也是機要工作的原則。”
王子綱（曾任郵電部部長）的回憶，與宋侃夫的回憶相吻合。同時他強調說：“當時，譯電員在我的一台，譯好的電報由我們台派通信員送給總部首長，根本不經過其他人。”“我在右路軍跟徐、陳期間，所有的電報都是徐、陳兩人收，根本沒有單獨給陳一個人的電報。”“假如真的有‘親譯’的‘密電’，那麼陳昌浩還沒有看到電報，電文未譯出來，別人拿到也看不出什麼東西來，你怎麼知道是要‘武力危害’中央的‘密電’？”
曹廣化（曾任中央軍委紀委副書記）說：“關於‘武力解決’的‘密電’，或者現在有人說的‘南下，徹底開展黨內鬥爭’這個問題，我沒有什麼話好說的，因我不知道有沒有這個電報。我那時當紅軍總部機要科長，我不記得從我這裡發過這樣的電報，也從來就不知道有過這樣一個電報。”“要問我現在的看法，我說沒有這個電報。為什麼呢？第一，張國燾給陳昌浩發電報，應該是他擬好電文，交給我們機要科，由譯電員譯成密碼，再交給報務員發出；對方收到報譯成電文，才交給收報人，這是當時發電報必經的幾道程序。現在是，當時在機要科的同志和在右路軍的報務人員都說未見過這樣的電報，我想，張國燾自己是不會把電報發出去的。第二，在我的印象中，張國燾給右路軍發電報都是給徐、陳兩人的，如果有這個電報，這是調動整個右路軍千軍萬馬的大事，怎麼能拋開總指揮，單獨給陳昌浩一個人發電報呢？這個不可信。第三，那時候電報那麼多，前後的電報都沒有丟，唯獨把這個電報丟了，那不是怪事嘛。那時我是科長，從未聽說丟過電報。”“再說，那時的機要紀律是很嚴的，如果真的有這個電報，中途被人‘截獲’，那張國燾、陳昌浩還不追查，殺我們的頭？”（朱玉、王年一：《也談長征中的的“密電”問題》，《西北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2004年第6期）
對“密電”重要關聯者的探究
呂黎平“幫助翻譯”“密電”及遞送“密電”的說法，成為“密電”問題的重要節點，自然呂黎平也就成為“密電”問題的重要關聯者。然而，正是這一說法令人困惑不解，他的行為使人頓生疑竇。
首先，呂黎平絕對沒有譯電和遞送“密電”的資格。筆者長期從事紅四方面軍歷史研究，據我所知，在一、四方面軍會師前，紅四方面軍電台還不多，其為數不多的幾部電台，既要做通訊，有的還要做偵聽，而做通訊的主要由總部和擔負遠距離獨立行動的部隊使用。比如，1935年5月底，李先念奉命率部南下懋功地區迎接中央紅軍，帶了一部電台。而6月20日，張國燾南下懋功兩河口與中央會合，就沒有帶電台。後來他與紅四方面軍總部徐向前、陳昌浩聯繫就是利用李先念所帶電台。一、四方面軍會師後，因一方面軍電台較多，中央抽調了幾部電台給四方面軍部隊使用，至此，四方面軍下屬各軍才配齊了電台。當時，會合後的10餘萬紅軍部隊，由於各自擔負任務的需要，分布在川西北高原的五六萬平方公里的廣大地域上，相互聯繫主要依靠電台。各單位所配電台也基本固定。比如，後來分左右路軍時，左路軍朱德、張國燾使用宋侃夫台，右路軍徐向前、陳昌浩使用王子綱台。另有二局的蔡威台，也跟着徐、陳。也就是說，當時跟左路紅軍總部（朱、張）的只有宋侃夫台，跟右路前敵指揮部（徐、陳）的只有王子綱台、蔡威台（蔡威為二局局長，該台主要搞偵察，此時也跟徐、陳）。因此，宋侃夫說那時“張國燾發電報只能經過我這裡，他不可能在別的台發”，“那邊（右路軍）只有蔡威、王子綱能譯，譯出來只能交徐、陳”。這就是當時的客觀情況。所以，在徐、陳的前敵指揮部所配屬的電台中要譯出張國燾的電報來，是繞不過王子綱、蔡威的。當時電台屬機要部門，一部電台的保衛極為嚴密，常常是一個連的警衛部隊，內勤外勤，極為周密，無關人員是絕不可能接近的。呂黎平（一方面軍幹部）時為作戰科副科長，他沒有資格進入機要重地，更不可能越俎代庖，幫助譯電。同時，一、四方面軍密碼不同，密碼又不在手中，他如何能譯？並且當時巴西、班佑地區房屋有限，部隊駐紮分散，呂黎平所屬作戰科與機要電台並不在一塊，他也絕無跑到機要科閒逛的可能。
所以，紅二方面軍老戰士、曾任昆明軍區空軍政治部副主任的陳靖曾當面質問和批評呂黎平。陳靖說：“我問呂黎平：你一個作戰科的副科長，怎麼能看到屬於機要科的密電？按紀律規定，你是不能跑到機要科串的。呂回答：是幫助翻譯。我說，這可能嗎？還有，給徐向前、陳昌浩的電報，你怎麼能看？這是犯紀律的！電報又不是給葉劍英的，你怎麼還能給他呢？呂黎平支支吾吾，無言以對。這都是不可能的，編得漏洞百出，還說怎麼送給毛澤東。收發報的兩方面，誰都說沒有。呂黎平是捏造出來的。還說是人家讓他說的。”“如果真有的話，1937年批張國燾批得那樣厲害，連桃色新聞張國燾如何摧殘16歲的小姑娘的事都拿出來了，怎麼不把這拿出來？1938年張國燾出走，開除黨籍時怎麼也不拿出來？”“怎麼出來的呢？葉劍英把呂黎平找到北京，談了一次話，呂黎平就開始講了。其實，這都是毛澤東為了找理由。”（陳靖與筆者的談話，2001年7月22日）
其次，呂黎平所述“密電”內容前後矛盾，缺乏可信度。他在其署名文章《嚴峻的時刻》中，這樣介紹“密電”內容：“×日電悉。余經長期考慮，目前北進時機不成熟，在川康邊境建立根據地最為適宜。俟革命來潮時再向東北方向發展，望勸毛（主席）、周（恩來）、張（聞天）放棄毛兒蓋方案，同右路軍回頭南下。如他們不聽勸告，應立即監視其行動，若執迷不悟，堅持北進，則以武力解決之。執行情況，望及時電復。”（《解放軍報》1979年5月1日）
雖然他的記憶功夫貌似清晰，但是，這裡刻意編造的痕跡十分明顯。筆者翻閱過的張國燾所發電文不下千份，但從未見過有“余”字的自稱。並且，這裡只是“密電”內容的一種說法，同樣出自他的口中，“密電”內容有多種說法。他在另一次回憶中，其“密電”內容則是：“×日電悉。余經長期考慮，目前北進時機不成熟，在川康邊境建立根據地最為適宜。俟革命來潮再向東北方向發展，望勸毛（主席）、周（恩來）、張（聞天）放棄毛兒蓋方案，同右路軍回頭南下。如果他們不聽勸告，應監視其行動，若堅持北進，則應開展黨內鬥爭，徹底解決之。”（轉引自范碩：《紅軍長征中的“密電事件”揭秘》，《中華兒女》國內版，2003年第十一期）此電文關鍵的後一部分，與前一次電文的後一部分內容上有很大區別。並且，前一次，呂黎平把接收和譯出及遞送“密電”的時間，說在9月8日，這一次，說在9月9日。
他於1984年9月7日在軍事科學院的一個小型座談會上又這樣回憶“密電”內容：“以前我回憶的只是大意，事過五十多年，不一定記得一字不錯，但有幾點是肯定的：（一）堅決反對北上；（二）要右路軍回頭南下；（三）如中央不同意南下就要監視其行動，要‘徹底解決’或是‘武力解決’。”（轉引自《葉劍英傳》，當代中國出版社2006年第115頁）
他還在另一篇回憶文章《在嚴峻的時刻》，再一次敘述了“密電”內容：“9月9日，張國燾背着黨中央電令陳昌浩率右路軍南下，並提出要‘徹底開展黨內鬥爭’，企圖分裂和危害黨中央。”（《紅軍長征·回憶史料》第一冊，解放軍出版社1990年第583頁）
這樣，呂黎平筆下“密電”內容又變成“徹底開展黨內鬥爭”了。嚴肅的歷史文電，修來改去，變化無常。為什麼出現如此多的變化呢？據范碩先生在《紅軍長征中的“密電事件”揭秘》中吐露，因為當時的軍委某領導人“單獨接見”了呂黎平，對他所回憶的“密電”內容並不看好，從而啟發他“據我知道，電文不會那樣長”，“要按毛主席的說法，抓住核心內容‘南下，徹底開展黨內鬥爭’”。呂黎平心領神會，所以，其回憶的“密電”內容“按需”作了調整。然而，歷史電文變來變去，它又能值幾何？
與呂黎平所說譯電版截然不同的賀俊楨破譯版“密電”更令人匪夷所思。賀俊楨長征時任中革軍委二局報務員，建國後曾任解放軍無線電技術學校校長等職。他在接受范碩先生訪問時說道：“我們二局的主要任務是偵破敵人的電台密碼。在一、四方面軍分家前氣氛就比較緊張，我們就注意收聽四方面軍的電台。”“當時我們破譯的水平比較高。破譯電報的是一科科長叫曹向人（曹祥仁），譯後交給曾（希聖）局長，由曾局長和葉帥聯繫。那個電報我是收到看到了，是‘十萬火急’（當時電報分等級，有記號，與國民黨的不一樣。四方面軍自己有密碼。這個報是用他們的密碼，但我們可以破譯）。”（范碩：《紅軍長征中的“密電事件”揭秘》，《中華兒女》國內版，2003年第十二期）
請注意，如果相信他的話是真的，這就出現了一個十分嚴重的問題。正如他所說，二局是搞偵聽破譯的，是專門對付敵人的，現在拿來對付兄弟的紅四方面軍，這可是件大事，是一種非常行為，誰這樣決定的？可能嗎？
不過，還請注意，如果相信他所說的是真的，並按這一邏輯來推理，那這裡就有了一個驚人的大發現：它給了人們一個獲得破解“‘密電’找不到了”這個世紀謎案的最後線索，並回答了一個“密電”藏身之處的大問題。這也就是說，已經有了兩份內容一致的“密電”：一份“呂氏譯電”，一份“賀氏破譯電”。其中的“呂氏譯電”就算是葉劍英看完後，交給陳昌浩了，這份譯電失蹤了（曾有人誣指陳昌浩藏匿或銷毀了“密電”），但是，那份破譯出來的“賀氏破譯電”不是還在嗎？因為它是用非常手段破譯出來的，當然絕不會也交給陳昌浩，也絕不能讓陳昌浩知情。這也就是說，這份電報的原破譯件還在有關高層人物手中，因為，從賀氏提供的情況看來，這份電報只能是到了他們那裡，按說絕不可能會有丟失的道理。
可是，這就又奇怪了！若干年來，這份“密電”老不露面。20世紀80年代初，黨史專家胡華在會議上公然宣稱“武力危害中央的問題，危害的實質不能改變”，“電報在葉帥手裡”。（轉引自朱玉：《與廖蓋隆談話要點》，1982年10月28日）結果有人來到葉劍英處，找出來的還是一張報紙，還是報紙上那段呂黎平的回憶。賀俊楨不過是講了一個“天方夜譚”的故事。
葉劍英是“密電”問題的最關鍵的關聯者，是首先提出“密電”問題的毛澤東在發言中唯一涉及的人物。同時，毛澤東還着重指出了當時葉劍英“偷來給我們看”的電報內容。數十年來，關於“密電”問題的文章可謂汗牛充棟，而無數與“密電”問題毫無關聯的人士也都要來發表一通關於“密電”內容的文字。可是，令人奇怪的是，偏偏最為關鍵的當事人葉劍英關於“密電”內容的具體說法，始終沒有公布，筆者找遍了所有有關材料，都找不出葉劍英直接敘述“密電”內容的文字。
歷史證明，葉劍英是一位大智慧者，他飽覽歷史風雲，“一生唯謹慎”，“大事不糊塗”，自然也就有自己行事的邏輯和風格。不過，他終究還是給我們留下了一道難解之謎。
“密電”問題產生的特殊背景
毛澤東為什麼在1937年3月突然端出張國燾“南下，徹底開展黨內鬥爭”這種既令舉座震驚，又無案可查的“密電”問題呢？答案就存在於當時的背景中。這一背景有以下幾個特點：第一，半年前的1936年10月，中國工農紅軍第一、二、四三個方面軍在會寧會師，長期獨立奮戰的三支紅軍主力終於匯集在一起，從此，中央和軍委直接領導指揮全國紅軍的局面正式形成。同時，這種領導指揮的大統一，又有賴於指揮權威的進一步強化。第二，剛剛發生的紅西路軍的失敗，不僅是中國革命和中國革命武裝力量的重大損失，也必然會對國內政治生態和黨內政治權力結構發生重大影響。第三，由於西安事變和平解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逐步建立，國共合作、全民抗戰的總趨勢正在加速形成，中共已擺脫困境，面臨着前所未有的發展機遇，而此時身在陝北的中央領導人也正信心滿滿，底氣十足。毛澤東正是在這一大背景下，在批張國燾時，說到西路軍，給西路軍定性；說到“密電”問題，給張國燾在長征中的分裂主義定性。
歷史事實早已證明，這些說法並不實事求是。比如西路軍。早在會寧會師前，中共中央和共產國際從國際戰略和中國革命發展大局出發，決定中國紅軍向西靠近蘇聯，打通國際路線，取得蘇聯的援助。於是，在中央和軍委的直接領導指揮下，紅軍西渡黃河，發起寧夏戰役，不久，過河部隊組成西路軍，進軍河西走廊，計劃從新疆方向打通蘇聯。紅西路軍艱苦奮戰，有力地策應了黨中央和河東主力部隊的生存與安全，以及西安事變和平解決。但是，由於中央軍委戰略指揮等方面的嚴重失誤，二萬餘人的西路軍雖經艱苦作戰，終於在1937年3月慘遭失敗。就在紅西路軍失敗之時，延安發起了批判張國燾運動，“清算國燾路線”。運動發起之前，中共中央按組織原則曾向共產國際書記處作過請示，遭到了明確制止和嚴肅批評。“我們認為，無論如何現在不宜就張國燾以前的錯誤做出專門決議並就此開展討論，要千方百計避免激化黨內關係和派別鬥爭。”（1937年3月22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書記處致中共中央電，《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檔案資料叢書》第15冊，中共黨史出版社2007年第288頁）而中共中央並沒有顧及共產國際態度，延安的批張鬥爭按期進行，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毛澤東說：“渡河的時候，他（張國燾）要全部過去，過了三軍我們才知道，於是只好順水推舟，‘批准了’。”（《毛澤東在延安會議上的發言》，1937年3月27～31日）已經公開的大量歷史文電錶明，西渡黃河和西路軍在河西軍事行動的指揮者正是毛澤東。（參見《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解放軍出版社1991年第369—401頁；《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第803—1029頁）他的這一說法，正是“張國燾擅自命令西渡黃河”、“西路軍右傾逃跑”說法的最早來源。
也正是在這次會議上，毛澤東端出了“密電”問題：“張國燾在分裂紅軍問題上做出了最大的污點和罪惡。左路軍和右路軍的時候，葉劍英把秘密的命令偷來給我們看，我們便不得不單獨北上了。因為這電報上說：‘南下，徹底開展黨內鬥爭。’當時如果稍微不慎重，那麼會打起來的。”（《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666頁）歷史地看，毛澤東這一說法，也另有緣由。1935年9月初，紅軍左路軍在草地進軍途中遭遇葛曲河漲水，張國燾遂頑固堅持南下，中央為了實施北上方針，於1935年9月9日深夜率領紅一、三軍和中央縱隊連夜秘密出走，脫離右路軍駐地單獨北上。中央堅持北上方針，無疑是正確的，但是當時有的做法也欠妥，直到多年後中央總書記張聞天也還稱其為“非布爾什維克的態度”。（洛甫（張聞天）：《整風筆記》，1943年12月）中央當時倉促北上，丟下了數百名傷病員；（徐陳給林聶彭電，1935年10月11日，楊奎松：《西安事變新探——張學良與中共關係之謎》，第20頁）並瞞過了處於同一防線的友鄰紅四方面軍部隊，致使原駐地班佑被反動武裝乘機侵占，次日凌晨，友鄰紅四軍十師三十團猝不及防遭到敵人從班佑方向的突襲，損失百餘人，紅三十團團長負傷。（張國燾致林聶彭李並轉恩洛博澤稼電，1935年9月12日10時，《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148頁）這些情況的發生，造成了嚴重的消極政治影響。當時，紅軍指戰員，包括一方面軍未走的同志，都很不理解，難免心生怨憤。而一同從中央蘇區長征而來的五軍、三十二軍，則意見更大，特別是軍領導人，認為把他們甩在草地里，尤為憤激難平。雖然時間過去了一年多，但是人們心裡的疑慮和隔閡並未完全消除，因而，毛澤東這一“密電”之說，正是為了說明當時面臨非常情況，“便不得不單獨北上了”。很明顯，“密電”問題正是對單獨北上的政治交代。不可否認，對於人們思想疙瘩的解除，也發揮了非凡效能。
所以，毛澤東的“密電”之說，儘管缺乏事實根據，但是，它為張國燾的分裂行徑定了性，紓解了人們在長征中因紅軍分裂產生的困惑，其目的還是為了清算張國燾的錯誤，肅清不利的消極政治影響，維護團結和統一，維護中央領導集體權威，以便迎接擺在黨和人民軍隊面前的更為複雜和艱巨的新任務，這在當時無疑有着重大的現實意義。這也就免不了其中的一部分人群將要面臨委屈和不公平，同時也一定程度上犧牲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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