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拿馬文件與堅持中共的領導（上）

     余不潔

這次巴拿馬文件曝光，在世界各地都引起了強烈的反響，也導致國際社會對中國腐敗問題的關注，然而此事在中國卻波瀾不驚。海外媒體已經多次披露中國權貴的巨額財產，此類事情對於中國當朝者並不新鮮，次數多了甚至可能會產生抗體。所謂規範領導幹部家屬經商辦企業行為的說法不過是重複幾十年間說過多次的陳詞濫調，應付國際輿論罷了，畢竟再說巴拿馬文件是故意詆毀中共，恐怕已沒人會相信。至於國內的百姓，誰敢說國王沒穿衣服，那是要惹禍的。BBC“中共反腐敗能夠成功嗎？”的文章，可謂來的正是時候。然而，讀罷該文，卻令人如鯁在喉，不吐不快。

該文認為“自十八大中共大舉反腐以來，西方主流就極少正面解讀。”

如何正面解讀？莫說西方主流不正面解讀中共的反腐，就是中國人包括中共的幹部又有幾個正面解讀？關於中國權貴天文數字般的財富情況，國際媒體已經多次給出明確的線索，中紀委只要按圖索驥便可。只是時間過去很久了，查辦了幾個？如果媒體的消息不實，所牽扯到的權貴也應當出來辯誣，給國民一個交代。俗話說，好事不出門，壞事傳千里，權貴們的這些事情能瞞得過一時，能瞞得過一世？何況在網絡時代，能瞞個三五天都不容易，置之不理就是對國民和國際輿論的蔑視。人們不相信你們這能怪誰？

該文質疑西方很少去探究其他國家的腐敗，而對中國過分關注。“比如據透明國際的排名，中國周邊國家如俄羅斯、蒙古、印度、菲律賓、印尼、泰國、烏克蘭等國（更不用說非洲的民主國家了）的腐敗程度均超過中國”。果真如此嗎？

中國這個世界性大國受到西方的主流媒體的高度關注並不奇怪，但他們並非只關注中國的某一個方面。至於該文所羅列的腐敗程度均超過中國的幾個國家，除了俄羅斯之外，其他幾個國家的政權建設由於各種原因還處在過渡狀態，政府甚至無法有效管治國家，即便如此，從透明國際2015年發布的清廉指數看，蒙古、印度、泰國還是已經排在中國之前。順便說一下，烏克蘭是純粹的歐洲國家，並沒有在中國的周邊。

腐敗是政府和執政黨出了問題，而不能歸咎於普通國民。如果世界上腐敗可以分為兩類的話，一種是弱政府或者無政府狀態下的腐敗，另一種是強政府、大政府下的腐敗。中國的特色是強政府對社會的嚴密控制無所不至，而腐敗卻無所不在。如果以政府對社會的控製程度與腐敗程度之比來作為指標，世界第一恐怕非中國莫屬。一個政黨牢牢把持國家政權六十多年而無法有效遏制腐敗，就這一點而言，在清廉指數排列在中國之後的所有國家都和中國缺乏可比性。“目前和中國處於同一發展階段的許多採用西方制度的國家也都存在嚴重的腐敗，而且多數國家腐敗程度遠遠超過中國。”該文作者的這種說法根本就缺乏常識。

該文作者宋魯鄭似乎很關注制度與腐敗之間相關性的話題，並認為“採用西方制度的國家也都存在嚴重的腐敗”，“非民主國家同樣做到了高度廉潔。特別是以華人為主體的國家和地區，都在經濟現代化的基礎之上，成為全球最廉潔的範例。這就是新加坡和香港。”

香港和新加坡雖然沒有完全實行民主制度，但是，兩地都曾經是英國殖民地，具備法制傳統，特別是英國治理下的香港，言論自由和個人權力都得到充分的尊重，它和極權國家有着本質的區別。新加坡和英國治理下的香港距離西方不過是一步之遙，而中國與西方現行的民主制度則是南轅北轍、天壤之別。把新加坡和香港作為“非民主體制”的典範，並不能為沒有法制和言論自由的極權或者次極權體制提供辯護。

此外，宋魯鄭關於台灣“在蔣經國時代，台灣是非常廉潔的。反而是民主化之後，台灣的腐敗迅速惡化”的論述也極不可取。蔣經國時期固然是國民黨統治下最廉潔的一段歷史，但是，正是由於缺乏制度上的保障，所以才人亡政息，導致李登輝時期黑金泛濫，這恰恰是專制政權的悲劇所在。至於台灣過渡時期的腐敗問題，並不能將其歸因於民主制度，而是民主制度不夠完善的問題。而陳水扁的被審判，反映的正是民主制度下的成果。如果最高權力的擁有者都能夠被有效監督，離政治的清明還會遠嗎？

目前，找洋人來為中國的問題辯護，似乎成了一種時髦，宋魯鄭這次也不能免俗。他說，“美國學者魏德安寫了本專著《雙重悖論》，來解讀中國特殊的現象。他的結論也很有趣，中國的腐敗屬於發展性腐敗，而且隨着經濟的發展，腐敗日益商業化，這都對經濟增長產生了刺激作用。”

可以不客氣地斷定，宋魯鄭沒有真正讀過《雙重悖論》這本書。上述“中國的腐敗屬於發展性腐敗”的結論絕非魏德安的原意，以今度之，乃宋魯鄭想當然耳。按照魏德安的說法，統治者通過巨額經濟資助來消除不同黨派政治分歧、形成發展性聯盟，這種腐敗行為才被定義為“發展性腐敗”。“在發展性腐敗中，政客強迫商界輸出政治獻金之後，用這些獻金把弱小的、派系紛爭不斷的政黨聯合起來，形成了政治機器，而政治機器又幫助在經濟上資助自己的商業盟友增加利益”（《雙重悖論》中文版 66頁，以下引用本書只標頁碼）。

用魏德安的話說，“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同樣需要一個類似的發展型聯盟，只不過中國共產黨的存在已經把各派政治力量聯合在了一起，自然而然地形成了這樣一個發展型聯盟，......但對於中國的經濟增長而言，結構性腐敗算不上一個前提條件，因為中國共產黨承擔了結構性腐敗在日本、韓國等發展型國家所履行的職能（231-232頁）。”由於中國實質上並不存在其他政治力量，而國有工商業原本就被中共看作自己的私產，所以，中國根本不需要搞什麼“發展性腐敗”。在這裡順便再說一下蔣經國時代的台灣，蔣經國先生個人的清廉是值得尊敬的，但是，當時的國民黨政權卻未必清廉，參照魏德安《雙重悖論》一書中研究的兩個“發展性腐敗”的案例，蔣經國先生和朴正熙一樣也是通過“發展性腐敗”來統合各派政治力量的。宋魯鄭關於“在蔣經國時代台灣是非常廉潔的”的看法顯然過於膚淺了。

按照魏德安的分類，除“發展性腐敗”外，還有“退化性腐敗”，在這種狀態下，統治集團近乎是盜賊。魏德安認為“盜賊統治的典型特徵就是掌握政治權力的人掠奪經濟利益，非但不建設經濟，還肆意打擊毀滅商業部門，肆意踐踏重要的財產權，導致資本外逃或隱匿以避免腐敗官員打劫和掠奪。”儘管魏德安小心謹慎地避免對中國的腐敗做全面、徹底的剖析，並對中共曲意回護，但是，他畢竟給了我們一個提醒：“盜賊統治”一定導致資本外逃或隱匿。除了富豪階層大規模移民這個廣為人知的事實之外，這次巴拿馬文件又揭開了中國數以萬計的離岸公司的秘密，如此嚴重的資本外逃或隱匿現象難道還不能證實中國統治集團的性質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