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拿马文件与坚持中共的领导（下）

     余不洁

关于凭什么中共能否遏制腐败，该文作者宋鲁郑认为“中共有自己独特的反腐败体制——纪委，其次，中共是一个继承中国政治优良传统的政党。”“现代的为人民服务的自我标榜，再加上民本的政治传统，所以使中共有铲除腐败的自觉和道德压力。”

在注重礼义廉耻的儒家文化圈里，韩国、日本、台湾、香港、新加坡都比较清廉，唯有中国大陆是例外，这大概就是对中共“继承中国政治优良传统的”最佳解读吧。而一个曾经活活饿死数千万百姓的政党，一个教育经费长期处于世界最低的政党，一个行政开支远远高于社会保障开支的政党，就不要在去奢谈什么“自觉和道德压力”了吧。

从1978年12月重建中央纪委、陈云出任第一任书记开始算起，到今年已经近40年，历7位纪委书记。中共的腐败问题不仅没有得到根本性治理，反而愈演愈烈，所谓的不信邪无非是对抗常识而已。至于纪委反腐的结局如何，其实并不必多言，谨将两个在国内广泛报道的事例列在下边。一，用“双规”手段敛财6800万的郴州市纪委书记曾锦春；二，敲诈资金已经过亿的山西繁峙县反贪局局长穆新成。见微知著，如果没有独立的司法体系和言论自由，大明王朝的东厂、西厂就是前车之鉴。

中国果然能创造出在严重腐败的情况下保持经济高速发展的神迹吗？

按照魏德安的说法，“腐败的演变是中国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过渡过程中的短暂现象，腐败性质变化的驱动力来源于不断深化的改革过程以及国有资产从国家转让给市场的过程（159页）”，“在中国，经济这只母鸡越来越强壮，下蛋能力越来越强，新蛋的数量超过了狐狸偷走的数量。”“20世纪90年代中期腐败严重恶化，但这并不是说腐败态势失控了，相反，这说明政府加大反腐力度，2000年到2010年成功地将腐败维持在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程度（212页）。”

一头狮子在拼跑，后面一支土狼在追；狼的后面，却有一只野兔在狂赶。从现象直观，那么可以得出狮子怕狼而狼怕兔子的结论，似乎颠覆了生物界的常识。真实的情况不过是草原起火了，兔子最后才发现，兔子并非像看起来那么厉害。显然，如果忽略事件的整个过程，将其中的某个时刻夸大，把暂时当作常态，就会得出荒诞无稽的结论。

关注中国的经济，不仅要看增速，更要看质量。中国前些年经济的高速增长并没有什么独门绝技，无非是通过对亿万农民工的盘剥、对资源和环境的恶性透支，以及滥发货币、大规模重复建设而已，这其中的驱动力之一就是腐败。结果导致民怨四起、产能严重过剩、鬼城遍地，已经带来极大的社会、经济灾难和巨大的浪费。这样的增长模式是无法持久的，是注定要失败的。凭借常识也可以知道，经济的发展是受到限制的，而人的贪欲却是无止境的，腐败必然要拖垮经济。近三、四年中国经济增速的大幅度降低，以及官员贪腐行为被大规模地泄露，已经证明魏德安关于中国经济发展和腐败问题的上述结论是过于乐观了，同时也对中共反腐败的成果高估了。

在中国成立个读书会就可能坐十多年牢，而一些官僚非法获得数亿的资金，例如陈希同的受贿金额高达2亿元（214页）却在疗养院度假，“三层小楼，专职秘书、专职司机、专职大师傅，除了有个穿便衣的警察班子看守，与高级干部待遇无异，而他的一切开销都由秦城监狱负担（高瑜）。”“与美国腐败官员相比，中国腐败官员面临的惩处要严厉的多 （201页）。”魏德安所做的对比是不恰当的，其结论更令人匪夷所思。

魏德安是一位研究腐败问题的学者，他对韩国、台湾的案例的研究结论或许值得认可，但魏德安对中国腐败现象的分析以及中共反腐的评价是片面的。他对中国许多妇孺皆知的相关事实视而不见，反而轻率地作出上述结论，这严重伤害了这部学术著作的严肃性。

其实，中国当前最大的悖论就是，一个号称无产阶级的政党，其领导集团却是富可敌国；一个号称社会主义的国家，工人阶级的主体亿万农民工和他们的子女却缺乏基本的权利和保障。对于绝大多少底层劳动者而言，不断攀升的物价使得他们离安居乐业的理想不是越来越近，而是越来越远了。经济增长的确不假，但是，增长的好处中国百姓却很少能够得到，几十年所生产的财富到哪里去了？这次巴拿马文件再次告诉了国人真相，也终于让国人知道了为什么“必须毫不动摇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