芝加哥干草市场的殉道者

《芝加哥干草市场殉道者》前言后语

本书第一版以《芝加哥的殉道者》为名，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巴金全集》第21卷第55-122页《自由血》。巴金是1927年为了纪念干草市场的八名安那祺主义者殉道·受刑40周年而编译的，从中可以感受到爱玛·古尔德曼等安那祺主义者在殉道·受刑者那里得到的精神激励，是很好的历史介绍和思想启蒙作品，在今天读起来仍然激动人心。[据李存光先生整理的《佚简新编》可知，1948年7月始，甚至直到1950年9月，巴金一直与美国的无政府主义者通信，在信中，他称他们为“Dear comrades”，向他们索取或与之交换无政府运动材料及文学作品。例如他向密歇根州立大学图书馆Labadie收藏室负责人Agnes Inglis索取(寄送)无政府主义者Sacco(萨柯)和Vanzetti(凡宰特) 的材料、Kropotkin(克鲁泡特金)的材料，尤其多次搜求芝加哥Haymarket Affairs（干草市场事件）中无政府主义殉难者的资料，并且对其中的A.Spies 和他的妻子Nina Spies表现出浓厚兴趣。在1950年9月18日的信中，他声称“我尚未放弃写一部有关Nina Spies的书的打算，不过我将推迟这一计划”，但没有说明推迟的原因。][1] 当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主客观条件都不容许巴金再回到干草市场的悲剧历史了。

五·一国际劳动节在中国被立为国家节日，却被有意掩盖了其来自干草市场悲剧的安那祺主义历史[2]，巴金1927年的编译成为中国大陆对干草市场悲剧社会意义的唯一介绍。幸运的是，今年在中国的网站上终于出现了从司法角度批判美国制度而介绍干草市场审判过程的文章“美国历史上最大的司法冤案”（宋冰）。另一方面，台湾的劳动团体、劳工法学者没有无视干草市场，翻译介绍过这段历史。本书第二版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改名《芝加哥干草市场的殉道者》，在增加林佳和翻译的“1886年芝加哥干草市场悲剧记事”和阿卫编译的“芝加哥干草市场事件--国际五一劳动节的历史”。这四篇对干草市场悲剧介绍的中文文献（译文），内容上相对独立，基本上提示了该事件的背景、事实和意义。

正如所有真正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一样，美国和世界上的安那祺主义者、工会（包括芝加哥警察工会）、作家、研究者（包括为警察辩护者）和政府机构不断发掘，更清晰揭示了这一悲剧的具体细节和历史价值。光是“学者们就干草市场事件发表同样的观点已经一个多世纪里，关于这个主题发表的最近参考书目多达1530 条。”[3] 本文参照最近的资料，包括相关中文介绍[4]，主要就事件的性质和意义补充上述四文。

1886年5月1日，为争取八小时工作制，全美多个城市同时举行罢工，罢工工人的总数估计有30-50万人。但这次工人运动的中心是在芝加哥，估计有3-4万人参加罢工、8万人参加游行。安那祺主义者阿尔伯特·柏尔森司[5]Albert Parsons在芝加哥作为组织者参与游行。5月3日，罢工工人们在麦考密克厂的外面举行集会，安那祺主义者奥古斯特·司柏司August Spies发表了演讲，倡议工人们团结起来，支持工会。集会开始时未出现暴力活动，但下班铃响后，一些罢工工人转向从工厂大门出来的顶替工人，彼此发生冲突。警察向人群开枪，打死两名（或6名）工人（插图)。

芝加哥的安那祺主义者们迅速印制传单，号召第二天5月4日在芝加哥的集市中心干草市场广场集会。这些用英文和德文两种文字印刷的第一批传单上写着：“工人们武装起来，展现我们的全部力量！”当司柏司看见这行字时，他坚决要求取消这句口号。新印制的2万多份传单撤掉了这句口号，被大量的散发到市民的手中。但没有被销毁的小部分老传单后来成为“罪证”之一。

5月4日傍晚，天下着小雨。由于组织得匆忙，干草市场的集会八点过才开始。司柏司站在一辆四轮马车上作为临时讲台对人群首先演讲（插图为2004年建立的模仿纪念雕刻）。他宣布：有人说这次集会的目的是要拉开暴动的序幕，所以我们看到那些为了“法律与秩序”的战争准备。然而，我要告诉你们，从一开始这个集会就不提倡任何这样的目的。这次集会，是要告诉大家争取八小时工作制运动的总形势，和如何对应在这个运动中发生的各种情况。

柏尔森司等人随后轮流对人群作讲演，集会一直都很平和，以至于在场的芝加哥市长都觉得没事了。他让带队的警察局长帮非尔得Bonfield少管闲事，自己就回家了。塞缪尔·菲尔登Samuel Fielden是最后一位讲演者，他在10点半时结束了演讲，在场的只剩下两、三百人，大家准备散场了。这时帮非尔得却带领大批警察向马车讲台冲过来，命令集会解散，引起争吵混乱。帮非尔得的这一举动，即使没有预谋（有人指责如此），也只是为了显示“法律与秩序”而炫耀权力，容易引发暴力。果然，不幸的事态发生了：突然，一枚雷管炸弹被扔进了警察的队伍里爆炸，当场炸死警察Degan、炸伤多人。全副武装的警察们立即开枪，但枪击只持续了几分钟就被命令停止了，因为帮非尔得也怕黑夜中警察自相残杀。一位警察匿名告诉《芝加哥论坛报》的记者：“很多警察是被自己人的左轮手枪打伤的。每个警察都要保护自己，一些人逃到了广场的外面，其他人打光了他们的子弹，主要都是互相对射。”确认有4名工人被打死、多人受伤，但很多伤亡市民害怕被逮捕，不敢公开露面。

随之而来的大搜捕可想而知。最终，八名安那祺主义者，包括柏尔森司、司柏司和菲尔登，被逮捕并以谋杀罪被起诉。八名被告人有5人在德国出生、1人在美国出生在德国长大、1人在英国出生、1人在美国出生。八人当中，炸弹爆炸时，柏尔森司已经离开，只有司柏司和菲尔登两人在现场。

巴金等人的四篇文章（译文）基本上提示了该事件的背景、过程和性质，特别是被告人的辩护讲演，可歌可泣，这里不再重复（插图的判决书来自库克郡法庭记录）。[6]

1886年9月4日Harper’s周刊刊登的庆祝判处干草市场“暴徒”的卡通（Thomas Nast作，见右图），可以感受到当时代表主流社会的媒体的气氛。这可以理解为什么伊利诺州高级法院接到上诉后，知道库克地方法庭加里法官的判决违背法理，也不肯违背“民意”，只好写了很长的意见书解释他们为什么维持原判。联邦最高法院更自在：它可以用任何自己认为方便的理由回避烫手的政治案子。虽然有四万人签名的请愿书，联邦最高法院1887年10月27日以该案的问题不属于重大的联邦问题为由，拒绝审理此案，从而确定了八名殉道者的命运。

死刑执行前，当时伊利诺州州长Oglesby迫于各方压力，把菲尔登和施瓦博改判为无期徒刑。1887年11月10日，在执刑的前夜，林格在自己的牢房里用自制炸药自杀死亡。1887年11月11日中午，四名被告被绞死。英格尔、司柏司高呼：“安那祺主义万岁！”从容就义。哲人菲舍尔道出了现代人生的至理名言：“这是我一生最幸福的时刻。” 柏尔森司留下挑战美国人民的预言：“我们在坟墓里沉默比被绞杀的声音更有力量的时候快要到了！”。

1893年，本人是德裔美国人律师的伊利诺州新任州长奥盖尔德对该案作了大量调查，质疑陪审团预选、被告有罪证据、法官公正性等，都指出其缺欠，无条件释放了仍被关押的菲尔登、施瓦博和尼伯。[7]

以下的这本为美国中小学生出版的图画书说明通过这一事件美国社会在思想宽容、言论自由和法律公正方面的进步。这本《我们人民》We the People系列历史普及读物《干草广场悲剧》The Haymarket Square Tragedy由Michael Burgan编写、Compass Point Books公司2006年出版。本书内容只有大字体排印的48页，由伊利诺州劳工史协会Illinois Labor History Society主席Leslie Orear和Boise州立大学State University教育学院Rosemary Palmer博士作顾问审阅。书中告诉美国中小学生：“没有人知道谁扔了炸弹，但（起诉官）Grinnell说这些安那祺主义者‘与实际扔炸弹者一样负责’。…他利用美国人对无秩序和暴力的恐怖挑起对这些被起诉者的仇恨”（第34页）“为8位安那祺主义者辩护的律师指责Grinnell和他的证人撒谎，他们提出有些被起诉者5月4日根本不在干草市场附近的证明，没有任何被起诉者那天晚上诉诸暴力。”（第35页）“四位（死难者）马上被称为烈士，15万以上的芝加哥民众涌上街头为他们送葬。”（第38页，插图）

事后，连法官加里也不得不承认他的法庭指导违背所有的法律判例。但加里后来不仅没有被处罚，反而得到共和党和民主党的信任被提升。而仅仅实现把干草市场案件确立为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司法错案之一、把这起审判也成为陪审团审判史上的典型污点案例，也经历了长久的斗争。连对干草市场悲剧的利用和曲解[8]，直到今天还在继续。芝加哥政府在爆炸地点最初建立的设立的耀武扬威的警察纪念像（插图）经过被不断的抗议（包括两次炸毁）才被移走。

当然，要进一步改变美国社会、实现殉道者为之殉道的安那祺主义理想，又伴随了多少新的牺牲！[9]但是，他们的牺牲毕竟结出了果实，让我们生活在一个更加自由、平等、公正、人道的社会（插图是芝加哥劳工联合在干草市场纪念雕塑侧面的碑文：伊利诺 芝加哥 干草市场，1886，美国劳工运动诞生之处）。

作为结尾，我想引用黑格尔对历史上最早的安那祺主义殉道者的评述：“苏格拉底以他的良知与法庭的判决相对立，在他的良知的法庭上宣告自己无罪。但是没有一个民族，…能够承认一个良知的法庭。…一个国家的第一条原则是：没有什么较高的理性、良知、正义，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除去国家所认为公正的东西而外。教友派、再洗礼派等等，抗拒国家的确定的权利，…在一个真正的国家里面是不能立足的。这种可怜的自由，即思想和信仰每个人所愿意的东西的自由，是不存在的；这种回到自己的义务的意识之中的作法，也同样是不存在的。”

“人们也许会设想，这种命运并不是必要的，苏格拉底的生活并不是必须采取这一个结局，…然而我们必须说，是通过这一种结局，这个原则才得到了它的真正的荣誉。”

“一个伟大的人会是有罪的，他担负起伟大的冲突…但是他的事业，由他作出来的事情，却保留下来了。”

“从它的灰烬中便升起了一个更高的精神。”[10]

[赵京2012年11月27日]

[10] 《哲学史讲演录》第二卷第一部“希腊哲学”第二章乙“三 苏格拉底的命运”第103、105、106、107页，贺麟等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