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铃江言一著《中国革命中的阶级斗争》所感

今天，已经没有多少人再相信中国选择社会主义、选择中国共产党是“历史的必然”了，北京政府最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所以把“四项基本原则”塞进宪法的第一条，靠强权来维持这个“立国之本”。不过，二十年前，面对随处可见的“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标牌却没有多少人感到过抗拒，对此今天的天安门广场上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百年不动摇”的口号，“历史的必然”不是再明白不过了吗？再往前推二十年，连白宫政府（杜勒斯）也对共产主义在中国的胜利无所适从呢！但如果我再往前推二十多年，面对北伐胜利，国民党一统天下大业告成的一九三零年，会有人科学、实证地研究出世界战争在中国的利益冲突的展开和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必然胜利吗？

一九三零年八月十五日（十五年以后的这一天成为日本投降日），铃江言一（1894-1945年）在其所著《中国革命中的阶级斗争》[1]序言中开宗明义道：“两年半前（1927年）在广东宣告成立苏维埃政权的中国工人、农民最近又占据了长沙，帝国主义列强和国民党扑将而去，不久即夺回了长沙，取得了短暂的喘息机会。但夺回长沙在今天已经没有多大的意义了，为什么呢？/能够在此历史开头完成此书，感到无尚欣慰。”“无论怎样，毕竟维持了两千多年的中国特别的国家秩序，被欧洲资本主义的到来突然搅乱了。/欧洲资本主义集中对中国和中国人进行原始的殖民地剥夺，他们把商品和资本用军舰搬运而来，把原材料抢掠而归，中国的所有统治阶级都成了他们的工具——买办。/当中国的富豪收刮起农民的贡纳品终于戴上“CAPITALIST”（资本家）帽子的时候，中国已经被鲜明地按上了“半殖民地”的烙印：中国的重要海岸已经被帝国主义列强夺去，河川成了他们的私产，矿山、铁道等基础产业被置于他们支配之下，关税也由他们管理，他们还君临于银行的财政。总之，他们在中国的绝对的政治经济优势地位已经被不可动摇地规定下来了。”

在这样的情形下，铃江明确地宣告：由民族资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中国是行不通的。“作为民族资产阶级的发展的历史前提，清朝的专制主义政治崩溃了，但代之而起的不是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权，而是封建地主武装的军阀与官僚贵族的统治。/在从前资本主义向资本主义制度转换的斗争中，民族资产阶级必然要反抗封建残余与帝国主义的支配，在这种场合的共同对敌的民族斗争中，阶级矛盾被遮掩起来，他们成为工人、农民的同盟。/但是，在帝国主义资本的影响下形成的由中国式的富豪转换而成的民族资产阶级，在中国经济（即农业经济）的地位中，没有与对农民生产进行封建剥削的地主阶级对立，而是与被榨取的农民阶级相对立。同时，在民族资产阶级面前又存在着：（1）为获求彻底的土地革命而斗争的农民大众；（2）在于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和军阀统治的政治斗争中为获求自身解放不存在丝毫妥协可能的工人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向帝国主义投降，与封建地主妥协，对于昨天的同盟，今天以不共戴天之仇的面目出现。……国民党以及国民政府就是丧失了革命领导权的民族资本主义、封建地主、买办、军阀、官僚的结合，也就是帝国主义列强的总代办。”中国革命的特性和其必然的发展方向就由以上诸情况决定，此书对这类事情，以及在这些事件中活跃登场的各阶级：资产阶级、地主、军阀、官僚、工人、农民、半殖民地的幼稚知识分子的作用进行客观的记述。“中国革命的进程中，军阀战争、反复无常的兵变、学生运动、抵制外货、共产党、农村斗争、土匪……，一般人见到的只是不间断的‘混乱’。但只要对中国革命的客观条件进行准确的解剖，就不存在任何‘混乱’，那些看起来混乱的东西，都运行在一条必然性的轨道上。本书的目的，第一，就是对那些只看到中国革命进程中的‘混乱’的人们，提供这条轨道的必然性说明；其次，就是对那些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考察中国的人们提供必要的资料。本书的表现形式就取自于考茨基的‘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阶级斗争’。”

应该公平的指出：铃江的此书已经高于考茨基。在关于法国大革命的众多研究中，基于马克思主义史观对既有历史事实的再透视已经决定了考茨基的“阶级局限性”，考茨基（以及梅林等马克思主义学者）的研究并不比梯也尔、米涅、基佐（Guizot，1787-1874）等资产阶级学者提供多少新的视野。但铃江对中国革命史的研究，以及他最早的《孙文传》，远远超过《西行漫记》（斯诺）、《伟大的道路》（史沫特莱）等新闻性报道，成为研究中国革命史之经典读物。正如校订者阪谷芳直所解说的那样：“大正时代中期（1919年3月），作为25岁的失意青年漫无目的飘然渡华的铃江，被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革命运动所触发而激起强烈共鸣，以自己的生命在革命运动中把自己培训成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其间没有懈怠对中国革命的科学的研究考察，以自身的实践体验和活生生的资料为基础，为世人捧送比三十年代前后无论在日本、中国或全世界都找不到的关于中国革命的高水平且具正确透见力的劳作。”

在第一章“军阀与官僚”中，铃江通过军阀战争的分析，揭示出军阀的本质，“总之，军阀的地位与活动是以帝国主义殖民掠夺的本质政策为前提的，其结果必然是阻碍中国的近代国家的统一运动，维持封建支配关系来不断对工人、农民的生活进行抢夺压榨。……军阀之间不断展现的各种纷战的永久混乱状态，无非表明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矛盾，除无产阶级革命之外别无解决途径。所以，在过去的国民革命中，不具备彻底的反帝国主义运动的资产阶级，必然以打到军阀开始，以与军阀握手妥协告终。”这样的结论，完全属于共产国际的决议内容：“南京政府没有触动土地所有问题，以后也没有这种打算。因此，在军阀战争中（蒋介石、李宗仁、冯玉祥等等都是军阀），必然地，构成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根本矛盾不可能得到解决。……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切任务，相互交错、结合，最终只能靠工农专政的胜利才能获得彻底解决。”如果说，仅靠地主阶级的武装代表（军阀）并不能实现对中国的有效统治的话，官僚就是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前世纪的英雄（即官僚贵族的栋梁）可以维持大一统的帝国，在帝国主义列强们（主要是日、英、美）的入侵下被武力分割为不同的地盘，他们与军阀勾结在势力范围内布下地主阶级的专政，而最有力的军阀与官僚就构成了“中央政府”，这就是中华民国政府的首尾一贯的特性，在对方的军阀地盘上就没有任何指挥权。这样的状况，正是不惜一切手段在中国谋求经济侵略的帝国主义所求之不得的。而官僚，在军阀混战、帝国主义侵略面前，无非就会耍三种手段：（1）争相出卖中国的主权（经济方面）；（2）争相发行公债；（3）加紧对民众的直接掠夺。其结果，当然是扩大各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的支配权。从1911年到1927年的十六年间，“中国元首”换了九回，内阁更迭高达四十六回。国民党借助工农支持，在“反对党派之争”、“反对军阀混战”的口号下，达到北伐的成功和统一的形成，却也不可避免的重蹈覆辙，走军阀、官僚的老路（其转折是蒋介石到达上海后维护帝国主义列强利益，镇压中国纠察队），都表明了铃江对于中国革命前程的坚定信念：“解答只有一个：只能靠由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工人、农民、城市贫民和急进的小资产阶级进行的国民革命才能达成。”

第二章“地主、土豪、劣绅以及农民”是此书的重点。面对中国的农村现状，铃江认为只有中国共产党的决议、报告最为正确、科学（可惜他没有读到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表明了民国政府已经不可能获得占中国绝大多数人口农民的支持，在国民革命的根本问题（土地所有）没有得到任何解决之前，民国政府已经开始解散农会，靠地主、土豪、劣绅来维持在农村的利益了（政府官僚们本身就是大土地占有者，特别是南京附近的土地皆为官僚家族之私囊）。“总之，国民党只不过是为了维持对农民的支配才讲土地问题、“平均地权”等等，事实证明国民党已经失去了讲土地问题的资格。国民党对农民的许诺越多，农民就越离弃国民党而去。”但农民已经开始了政治的觉醒，而共产党的政策、宣传又最能抓住农民的人心，农民斗争的必然结局就是选择苏维埃，由此，中国革命大致方向就很明确了。当然，铃江虽然在中国生活了二十五年，但主要在北京等大城市度过，并没有深入地体验农民生活方式中不可变动的惰性，一方面赋予农民运动过高的政治自觉意义，另一方面又没有预想到农民生活的巨大惯性隐约地影响着包括国民党、共产党政府在内的历届统治阶级的决策。铃江正确的指明了丧失农民支持的国民党政策的失败，十五年以后抗战胜利后的国共内战中，美式装备的国民党“国军”败于共产党组织起来的浩浩荡荡的“打老蒋”的民工小车队。获得农民的支持是主导中国革命的必要条件，依中国的现状，没有政权腐败、先靠政策宣传的共产党比较容易的抓住这一点，毛泽东在共产党内领导权的确立同时表明了中共的成熟。中共的教科书比铃江更详细的记述了共产党人在“政权就是一切”、“政权出于枪杆子”的你死我活的斗争中的英武业绩，但共产党在获得政权后不得不依从一种必然的迫力，把背弃农民、压榨农民作为维护政治统治的国策，直到今天，我们还是看到：中国的根本问题的解决都有赖于农民的解放程度。

当我们明了农民的状况，就可以更清楚地看到资产阶级的无能了。铃江在第三章“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结论中引用共产国际1927年7月中央第十次扩大会议的发言：“中国一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根本任务，都与解放农民、横扫封建残余密切相关，这个中国革命的所有问题中最大的问题，却无法由资产阶级来解决。”中国资产阶级发展的全部特征都可以归结于这么一个历史事实：世界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发达起来的帝国主义列强以军事和经济的实力阻碍中国资产阶级在本国（特别有如此巨大的市场和资源）的发展。“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无法彻底完成所谓的国民革命，自动地与其反对的封建残余结合，向帝国主义投降这个事实，对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达，对于中国产业的发展，进而对于中国革命的发展，都赋予了重大的条件与特殊性。”对比“后发资本主义”德国和日本的历史，都发觉国家强权对产业的辅助政策之不可缺性，反过来说，民族资产阶级从本质上是爱国的，希望有一个强大的国家来推行保护民族利益的产业政策。中国出现的共产主义的政治强权，曾经给一些人带来过幻想，中共制定的国旗中也给予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各五分之一的地位，不过，资产阶级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命运比在外国资本主义（特别在今天，如香港）的压榨下还悲惨，这似乎表明统治阶层更注重政治的安定而不能容视可以异议其统治的资产阶级的成长。今天，北京和台北的两个中国人政府都在竞相加入GATT，也表明作为一种政治强权在现代中国历史上必须扮演的功能。共产主义作为唯一可以在中国大陆达到统一的强权，其胜利是合理的必然，今天，这个合理的历史必然性，又要求中共搬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牌子来维持其对中国的统治。

在第四章“知识分子”中，铃江分析了中国知识分子在中国革命中逐渐萎缩的地位与作用，可以分为五个时期来说明：（1）推翻清朝专制统治的辛亥革命为止的时代；（2）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以及国民党改组为止的时代；（3）五卅运动（工人阶级独立展开斗争）时代；（4）南京（蒋介石）、武汉（汪精卫）政府对峙时代；（5）现在。“半殖民地知识分子的自觉活动在第（3）时代才开始由年轻人组织起来并实际参与，其整体代表了民族资产阶级的急进倾向，在第（4）时代中只有年轻的知识分子的活动还代表着抗拒资产阶级的反动化的小资产阶级的进步立场。”不过，以1927年夏天为转机，当无产阶级作为独立的力量出现在中国社会的舞台上时，小资产阶级的运动也失去了昨日的光华（少数人投身于共产主义运动之中间了）。一般地，中国的知识分子都被不同程度的吸收到政府权力机构当中。从科举以来官场成为他们唯一的进阶之途，直到今天，那些爬得最快的“教授”、“学者”，基本上都不是由于学术研究成果而是尤其丧失人格、依附政治强权的权谋达成的，所以不可能指望知识分子的独立性或革命功用。中国的知识分子连为他们争取自身地位（人权）的资格都没有。铃江所指的年轻的知识分子，就是我们今天所熟悉的学生运动，但中国的学生本身连养活自己的临时性工作都不干，完全没有一丝经济上的独立性，学生运动只是敏感地反映出社会矛盾爆发前的预警，而镇压学生运动的北洋军阀、国民党政府和共产党政府作为政府机能都是很脆弱的，很难维持其统治的正统性。

铃江对中国的工人阶级寄予极大的期待，第五章“工人”中：“既然帝国主义的基础在于殖民地的榨取，半殖民地中国的解放运动就对帝国主义的命运有决定性的关系，由此而言，中国工人的斗争对于帝国主义的命运有决定性的关系，即中国工人阶级的斗争构成了世界革命的最重要的前线阵营。”当然，绝不软弱的中国工人阶级（绝对数值而言有270万产业工人，1200万手工业工人）在其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时就被国民政府背弃了。罗章龙1928年在太平洋工人会议机关报上发表文章论到：“所有罢工都被‘维持革命军的后方秩序’的军事上的必要为借口所禁止，北京陷落时工人阶级准备提出自己的要求，但罢工依然被禁止，只是口号变成为‘工人阶级必须为中国的安宁牺牲阶级的利益’，政府对于今天的服从，给予工人们种种将来的约束，蒋介石宣称：‘今天你们服从政府的政策，将来会使你们都乘上自己的小汽车’。”如果不温顺，就有“暂行反革命治罪法”等“法令”将之格杀勿论（请对比今日中共的知识分子政策）。如此，中国工人阶级已不可能对改良抱任何幻想，正如毛泽东说的那样：中国工人阶级受压迫最深、革命最彻底，与农民有天然同盟，自登上政治舞台就有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到这里，中国革命的进程和动力都很清晰地展现在读者的面前。

铃江此书的研究完成，已经达到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对中国社会现代政治史的分析的极点，而其先见之明也表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胜利所包含的历史必然性，正如我们不该因为蒋介石被赶出中国大陆就否定中国国民党在创建共和、统一国家、组织抗战方面的功绩，我们也没有必要因为中共今日在天安门的屠杀就否定其早期的奋斗。通过此书，我们可以确认共产党人对中国前途的探索，其更彻底的反帝、反封建、反官僚的精神符合中国在现代史所必需面临的选择。对于共产主义在中国的胜利，我们既没有必要欢欣鼓舞，也不必担惊受怕，在这种合理的现实中透视出新的合理性去创造中国的新实现。这个新的合理性中国人过了四十年才逐渐觉醒过来，我们反而可以证实铃江在六十过年前的透见，以及他所依据的马克思主义阶级论的效用。铃江也预知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帝国主义列强争夺世界资源的不均平）和日本帝国的灭亡，成为真正超越了狭隘民族主义的少数几位日本学者之一，这对深受国家主义教育毒害甚至成为国家暴力帮凶的至今的日本学术界仍有强烈的教育对比，本可以借此提高日本学术界（社会科学）的整体水平。

今天我们可以对马克思主义有较全面的了解，特别认识到其阶级论在说明社会所有现象方面的局限，也更容易理解铃江此书中的难以逾越的困难。作为一个有正义感的日本人，铃江自然很敏感地关注帝国主义资本在中国的影响，他自身也交际于国共的领袖之间，自称在武汉时代国民党左派政权里得到“国宾”的待遇（他本人倒从来没有政治上的打算，虽然在抗战中还秘密为胡汉民、津田会谈担任翻译），从实践的感知面上也强烈地受着阶级斗争（政治斗争）的影响而容易忽视中国社会长期沉淀下来的除政治斗争之外的社会因素。例如铃江分析二十年代中国官僚的表现入木三分，但也过分夸大了中国官僚在帝国主义列强下崇洋媚外的方面，对于中国官僚在维系动荡中国中的政权基础所从事的事务性的机能就无法考察得全面细致。关于这一点，例如铃江的好友伊藤武维等人利用“满铁”（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对中国农村等进行的民族学考证，以及稍后的美国费正清等人对中国历史制度的再分析等等，都更显科学系统。从整体上看，铃江在此书中表明：在帝国主义阶段成为列强最后、最大一次殖民争夺地盘的中国，只能靠阶级斗争、靠无产阶级革命才能彻底解决中国革命的最紧要的民族危机（但不是所有问题），那么，最彻底执行阶级斗争政策的中国共产党实际上是最彻底的民族主义者，这就是对共产主义在中国的胜利的最充足的说明，从方法论上也是对阶级斗争理论的辩证扬弃。

在民族危机的开头，中国共产党以阶级斗争为主线，掌握了民族解放运动的主导权（这在抗战中充分表现出来），那么，在中共建国以后，民族主义的矛盾已经让位于民主主义的问题时，中共仍然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就表明中共已经失掉了掌握、解决中国命运的领导权，这就是中共所乐于提示的“历史的辩证法”。

[补注：在此文基础上，我扩充对铃江的研究，发表为The Politics of Suzue Genichi: The Class Conflicts in Chinese Revolution, Sino-Japanese Studies， Vol.9, No.1, 1997.]

[首次发表于东京《民主中国》1993年6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