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离开中国之前，我逐字逐句地读过当时被译为中文的关于古罗马的名著：凯撒的《高卢战记》、塔西陀的《编年史》和《历史》、西庇阿的《罗马史》和《圣经》，感受到超越自身生活时空制约的人生价值，那些稀奇古怪的人名、地名不仅没有阻碍阅读，反而引起我更大的好奇、想象和向往，恨不得自己也能亲身经历其中的历史。要不是我对普通中国史的无知和冷漠，我很可能会报考历史系的研究生。后来，我在日本被中日国家权力合谋赶出教育机关，住在富士山下幽静的伊豆半岛读到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庆幸自己经历着比书本上能够表达出来的情节更激荡的时代考验，也注意到完全脱离了带有（想象）意义汉字、用片假名表达的罗马人名、地名的非价值观特点。来到美国以后，我也断断续续地翻阅英文读物，这次圣诞/新年假期，借来The Gallic Wars (Trans. Macdevitt, 2009), 拉丁/英文双语版The Gallic War (Trans. Edwards, 1917), Roman Infantry Equipment (Stephenson, 1999), 以及望而生畏的Gibbon巨著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等浏览。对粗略的历史有所把握后，没有精力和必要通读细节，与其增加知识，主要是伴随着作者们回顾那些激励过世世代代读者的历史进程！

7卷本（每一卷5百多页）的Gibbon巨著的首页是他获得灵感的所在Sta Maria in Ara Coeli的外景和大厅照片，并不比我造访过的一些历史遗体/遗物/遗址更打动人心。有人后来考证说Gibbon当天并不在Sta Maria，不过，这个细节陈述是否准确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没有超越日常生活制约的召唤和丰富的历史想象力，Gibbon写不出这样的打动人心的巨著。进一步说，中国近代以来经历了历史巨变，但在任何行业却都没有什么可读的作品，原因也很简单：学而优则仕（权）、学而优则贵（钱），没有超越日常生活制约的召唤，更谈不上历史想象力。这一点也可推及今天日本、英国、美国等全世界的“产-官-学”三位一体统治结构。在哈佛、牛津、耶鲁、斯坦福这些腐败的顶端俱乐部被薄熙来、本拉登、习近平、布托、布什、克林顿等权贵集团的家族滥竽充数的情况下，作为平等和民主中介的教育的本来的社会功能被破坏殆尽[1]，也不能指望从这些机构中会产生斯宾诺萨、康德那样的哲学家或马克思、克鲁包特金那样的社会思想家。

2002年我在硅谷政治上、经济上初步安顿下来后，正式注册成立了US-Japan-China Comparative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继承我人生导师斯宾诺萨、马克思的研究工作。第一个研究项目是通过以安达卢西亚的Cadiz大学为基地的西班牙当代史协会的刊物，与Andre Gunder Frank[2]等合作。他们没有计较我的（第三语言）英文表达能力rough、也没有因为我不是trained（经过训练的，即得到相关学位）经济学者或政治学者而排斥我的思想政治经济学观点，相反，他们知道只有一个人能写出The Betrayal of Democracy: Tiananmen’s Shadow Over Japan这样的当代史评论，挑战流行史观。他们不仅把我的这篇被英美历史研究刊物拒绝的长文作为featured文章向外推荐，还邀请我担任下一期杂志的客座编辑专注中国的“胡温新政”走向。我在西班牙最贫穷山区、安那琪主义历史上最著名的农村大本营[3]、也是欧洲中世纪黑暗时代和伊斯兰文明最灿烂时期人类文明灯塔的安达卢西亚找到历史的知音，也只有Frank这样的出生于德国、逃往并受教育于美国（但背叛了他的诺贝尔奖获得者、经济学教授Friedman）、1973年在智利任教（社会学/经济学）时被推翻社会主义总统阿联德的军事政变集团赶出南美的经历，才理解当社会党左派同时坐在总理大臣和国会议长的位子上时却不得不逃离日本的一个中国自由社会主义者的珍奇经历。我们可谓一拍即合，计划要重新建立新的国际政治/社会/经济史观，帮助世界社会论坛等民众自发的运动，对抗为“世界经济论坛”服务的知识阶层，纠正全球化的过错方向。编辑完中国专辑后，我转向日本政治，因为已经发表过几篇关于日本共产党的论文（包括The Japa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the June 4^th Incident of 1989），有必要对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史上最离奇的当代事件-日本社会党的瓦解-作出回顾。

遗憾的是，2005年初，Frank在没有完成他的宏大的World System体系之前离开了这个世界，没有人能写出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Soviet Union Empire、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American Empire或者类似宏伟的世界史系统理论了。我面对美国历史上的帝国终结剧痛，加入San Jose Peace Center、Labor Party、Human Agenda等当地民众组织，投入到反战、推动全民医疗保险、社会正义运动中，2007年又共同发起、创办人道中国，加上十几年没有护照无法进入日本，渐渐淡漠了对日本的关注。

前几天，我偶然从网上版《朝日新闻》读到对1994年时任日本最大工会“连合”会长山岸章的采访，这个瓦解日本社会党的罪魁祸首还在沾沾自喜他的所谓“结束自民党长期一党执政”的“功绩”。同时，我又接到博识的万维网“寡言”的建议要求我介绍日本社会党的衰落，不由得激发起潜伏了多年的Gibbon那样的召唤和激情。

在《美日同盟及其与中国的互动》书中第七章“日本政治权力的结构与变迁”第二节“天安门事件对日本政治的影响”，我从日本冷战政治构造的特征介绍过日本社会党。现在，我翻出自己1991-92年作为“地方自治研究会”事务局一员参与组织日本最大的地方政治实证调查（1万份样本）后发表的两篇论文，以图回顾起更生动的历史想象力。但当我读到与社会党相关的部分，竟然感到生疏起来！其实，原因也很简单：社会党除了官僚化贵族型工会（“日本劳动组合总评议会”，简称总评)之外没有草根/基层组织，而贵族型工会只在丰田这样的大公司的正式员工中才发展组织，所以连我这样的在中型公司里工作过的人在日本期间也没有交过社会党的朋友，对社会党印象不深。我的“学术”论文（那时还以为世界上存在“学术自由”这样的东西，想靠“学术”吃饭）中提及社会党的部分，人云亦云，当时觉得是常识，现在读起来隔靴搔痒，可有可无，忘掉了反而自然。与此对比，我交识过不少共产党、创价学会（公明党只是其政治别动队）、甚至自民党支持者的朋友，因为它们在市民社会中有草根基础。例如，我的一个共产党（箕面市议员）朋友，60来岁、独身、没有房子，确实把生命献给了党。有一次选举期间，我随他进夹皮沟发动群众反对自民党[4]，只见他把喇叭架在路边，对着远处的两三户人家叫喊。这样做有效果吗？有！他坚定地回答我的怀疑。我后来读到创价学会的“伟大领袖”（如果不是神的话）池田大作与共产党的“伟大领袖”宫本显治的对话，池田说他战后从地方到东京去求职，在车站看到已经大名鼎鼎的宫本一个人面对一个小青年听众（池田）也滔滔不绝地讲演，很佩服并立愿要学习宫本（不过是建立自己的队伍）。从这里可以知道：尽管你会不同意、反感、反对共产党，但你不得不佩服它；作为日本唯一的、也是永远的反对党，共产党在任何逆境中都不会从日本的政治舞台上消失。另一方面，“有日本佛教特色的社会主义”创价学会既不被任何社会主义组织视为同志，又早被其佛教母体日莲宗革除教门，出生卑微的池田的主要成就就是与“世界政治、思想领袖们”（名流们）合影、“对话”，向诺贝尔和平奖进军，不仅可笑，有时还令人可恶。例如，1989年“六四”事件后，当世界上各种名流都不愿、不敢与“屠夫”握手时，池田“the Great”（找不到别的合适的称号）却廉价拍到与中国总理合影的机会。但是，池田却远比毕业于东京大学的日本共产党头头不破哲三、志位和夫更能理解、代言那些从小地方到大都市打工的日本真正的无产阶级。我经历了为国家利益服务的日本“学术自由”的虚伪和悲哀基本上断绝了与“学术界”的交往后，在一对从和歌山来大阪打工的创价学会厨师夫妇那里感受到日本下层民众的纯朴和善良。正是日本民众的信赖、支持和友爱，才使我在“六四”之后还在日本坚持了六年多。体会到人权、人道、人性超越了政治经济制度、种族、国界和宗教。这从另一个角度可以看出池田控制下的公明党这个日本政府-自民党的冤家其实在政治上很机会主义，后来很自然地成为没法单独执政的自民党不可缺少的执政伙伴。

从1955年以来连续一党执政的自民党必然产生各种丑闻，相对于日本的战后经济奇迹，被日本内外的评论家嘲笑为“经济一流、政治三流”。但我一直都力辩：以战后日本的国际环境而言，同时理解美国和亚洲的吉田茂主导的“重经济、轻军备”的日本政治“保守主流”（以吉田的原秘书宫泽喜一为代表）是“一流政治指导下的一流经济”，远比战胜国美国、苏联、中国、英国、法国（联合国安理会寡占国）的政治路线都高明。这个冷战期间日本“一流政治”特征也包括摆出架势随时准备取代自民党的社会党。我1986年底到达日本时，正目睹了社会党的势力顶峰时期，社会党女委员长土井也是唯一具有市民人气、敢对工会官僚说“不！”的令人尊敬的政治家。其他的反对党中，较有实力的民主社会党（民社党）受到小的右翼工会“同盟会议”（后改名为友爱会）的支持，公明党毕竟在章程中也标榜“社会主义”，加上小党派社会民主连合，日本的反对党在冷战期间都站在社会主义的意志形态阵营对抗附属于美国的自民党。1989年得到各反对党支持的土井在更能代表民意的按党派投票选出的参议院击败自民党总裁海部当选总理，但海部在按个人投票当选的、具有优先权的众议院占有优势，得以组阁。

从1989年6月4日天安门事件到1991年8-12月苏联解体，“社会主义”招牌在日本拉不到选票了。公明党悄悄地拿掉了所有“社会主义”的字眼，幸好本来就没有人把公明党的“社会主义”当一回事。日本共产党冷战期间因为没有被北京和莫斯科看在眼里，拿出批判中国共产党（和亲中派）、苏联共产党（和亲苏派）的历史，反倒增强了选举中的免疫能力[5]，吸收了不少过去支持社会党的选票。1989年11月，总评与“同盟会议”合并改名为“连合”﹐本来就没有存在意义的民主社会党开始自动从日本的政治舞台消失。但在以反共（反社会主义）闻名的会长山岸控制下的连合并没有支持社会党，而是按照其是否“热心改革”（放弃社会党的基本路线）筛选社会党的竞选人，或者干脆推举自己的“连合”候选人参选。新成立的支持社会党的全国劳动组合联络协议会只有28万名成员，社会党议员们越来越为自己能否保住位子焦虑，随时准备丢下社会主义的旗号。

1993年7月18日的众议员选举，社会党大败，失去66席位只得到70席位（总数511）。同时，因为社会党靠近国家权力的可能性被解除了，日本统治阶层（以“经团连”为代表）开始策划美国那样的两党制，由“自民党1”对“自民党2”交替在台上值班，更便于控制。得到财界支持的小泽一郎[6]集团（新生党）、细川护熙集团（日本新党）和武村正义集团（新党先驱）从自民党分出，得到55、35、15席位，使自民党的席位减为223席，不足以单独执政。

社会党仍然是第二大党，得到全国15.43%的选票。无论从政治伦理还是权术理智来看，社会党议员们都应该死守自己的堡垒，坚持“自卫队违背宪法”等基本路线不辜负仍然投票给自己的选民，决不应该还在做大臣的梦。但是，正如著名的社会评论家佐高信指出的那样，这是一个可耻的抛弃了自己阵地的逃兵连。而这个时候钻出来一个“为了打倒自民党”不惜“与恶魔握手”的大老板来解救他们。这就是自夸为“连立政权总后台”的连合会长山岸。这正中小泽（以及他背后的财阀代表稲盛和夫[7]）下怀。最近的《朝日新闻》连载披露这两人的密谋细节。小泽首先提议把没有实权的国会议长的位子送给社会党，山岸想到了他的老上司工会官僚田边，但小泽不同意，提出了动听的“日本第一任女国会议长”的诱饵。小泽知道：如果社会党的右派田边坐上国会议长的交椅，左派土井肯定会坚持原则阻止社会党入伙，至少会带领一部分议员出走，“连立政权”就成为泡影了；但如果土井同意入伙，还“创造历史”成为“日本第一任女国会议长”，整个社会党就归顺了。而坐上国会议长交椅的社会党，自然就不可能要求总理大臣的位子了。同时，本来形象不错的小小的社会民主连和也来向大老板山岸乞讨一个大臣的位子，小泽只好很不情愿地赏给它一个座位。日本社会主义政党的道德水准连自民党中最反动的派别还不如了！

从同志社大学[8]宪法学讲师开始从政的土井是一个“嫁给了社会主义”的单身妇人。天安门事件后，日本社会党东京分部赞助过我们中国留学生发行的为民主募捐的电话卡。卑鄙的日本政府践踏自己的“保护中国留学生”诺言，把我们当人质筹码，几年来一直拒绝给我们合法的在留资格，最有难民“资格”的赵南[9]只好申请政治避难身份，土井以个人名义为赵南的辩护律师捐过款，难能可贵。如果土井有宫本显治那样的政治家信条、经历[10]和智慧，她不会被收买“请君入瓮”的。可悲的是，她不仅坐上了别人设下的国会议长的交椅的圈套，还可耻地赖在那里几年，目睹她自己良心为之颤栗的“战前国会的景象”，通过一个又一个法案把日本一步一步拖向军国主义的道路。我拜访静冈的社会党负责人，试探作为执政党的社会党是否有可能兑现日本政府“保护中国留学生”的国际诺言。他说社会党分到了劳动大臣的位子，他也认识那位大臣，但在军事、外交、法务、教育等重要部门完全没有插足的余地。分手的时候，他实在内疚，一定要我接受他的心意，祝愿我能在日本安心生活下去。我回家打开一看，是一瓶酱油。这是一个掉进泥坑的社会主义者好人，但当时主导社会党“转向”的干事长赤松是一个顶替老子“就业”的官僚，没有人性，他的秘书连我的“请愿”也不耐烦听进去。日本共产党至少在其东京总部还有基层干部出面接待过我和赵南的“上访”。我们理解作为唯一野党的日本共产党没有能力帮助我们，但不知道不破哲三等上层人物正在打通访问北京的渠道。

1994年6月29日，在“联合执政期间”中被小泽等政客欺辱得走投无路的社会党委员长，既然已经抛弃了原则，干脆转向宿敌-自民党，靠自民党议员的票数，竟然爬上了日本国总理大臣的宝座！如果说，作为第一大执政党的社会党在连立政权中因为没有当上总理，还可以避免自卫队是否违法这样的敏感“尴尬”考验，但作为自民党小伙计的村山富士“同志”以日本最高司令的身份检阅自卫队时必须明确地否定自己的政治人格，宣布自卫队合乎宪法，彻底出卖了社会党。历史的辩证法如此嘲弄社会党，把慈祥的村山“老爹”竟然变为日本政治的犹大，坐在总理的傀儡位子去下地狱。1995年，当有骨气的冲绳知事大田在民众抗议怒潮中拒绝签字让美军继续占据农地时，烫手的契约摆在了村山总理的桌面上。还没有泯灭的良心动摇着村山的笔尖。“小小的”军事官僚施设厅长官按耐不住了，指着自己的上司总理/最高司令大骂：国家利益当前，你有什么资格犹豫？签！

1995年6月4日晚，我在东京主持纪念集会[11]，与坐在前排的一个美国女子问候，知道她是一个社会党议员的秘书。日本的选举制度已经从选出3-5名议员的“中选举区”[12]变为美国那样的只选出一个议员的“小选举区”制度，社会党议员焦虑下一次选举的后果。四十岁出头的自民党第二代议员船桥、鸠山（93年刚分出去）等策划成立“民主党”，村山等乞求让社会党全体加入竟然遭到拒绝、而被要求先解散社会党再个别申请加入！因为集体加入的话，占大多数的“原”社会党议员会控制民主党；个别申请介入，村山、土井等社会党色彩太强的领导层肯定会被拒绝。散会时我又与一个与会的中年日本社会主义者谈心，我们仰天长啸，深深地为中国、日本和中日关系前途担忧。我已经完成了自己在日本的使命，也为日本的民众尽到了我的力所能及。在逃离日本的前夜，我们3A (Asian Anarchist Alliance)在东京开了一个会议，除了我来自中国外，还有一个香港来的记者和十几位年轻的讲师、编辑和作家。一个讲师介绍安那祺主义通过负利息逐步消亡货币的天才设想。大家对日本社会主义做出沉痛的反思，一致同意停止社会主义者之间的不毛论战和斗争，也祝愿我早日在美国安顿下来，把我们的活动也发展为4A (Asian-American Anarchist Alliance)。[13]

1995年11月7日，在日本的社会主义者同时坐在最高行政权力（总理）和最高立法权力（国会议长）交椅上一年半之久的战后日本、中日关系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历史上的黑暗时期，一个真正的国际社会主义（安那祺主义）者独自逃离日本，踏上了飞往the sole superpower当代罗马帝国的不归之旅。

 [赵京，中日美比较政策研究所，2014年1月8日初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