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離開中國之前，我逐字逐句地讀過當時被譯為中文的關於古羅馬的名著：凱撒的《高盧戰記》、塔西陀的《編年史》和《歷史》、西庇阿的《羅馬史》和《聖經》，感受到超越自身生活時空制約的人生價值，那些稀奇古怪的人名、地名不僅沒有阻礙閱讀，反而引起我更大的好奇、想象和嚮往，恨不得自己也能親身經歷其中的歷史。要不是我對普通中國史的無知和冷漠，我很可能會報考歷史系的研究生。後來，我在日本被中日國家權力合謀趕出教育機關，住在富士山下幽靜的伊豆半島讀到普魯塔克的《希臘羅馬名人傳》，慶幸自己經歷着比書本上能夠表達出來的情節更激盪的時代考驗，也注意到完全脫離了帶有（想象）意義漢字、用片假名表達的羅馬人名、地名的非價值觀特點。來到美國以後，我也斷斷續續地翻閱英文讀物，這次聖誕/新年假期，借來The Gallic Wars (Trans. Macdevitt, 2009), 拉丁/英文雙語版The Gallic War (Trans. Edwards, 1917), Roman Infantry Equipment (Stephenson, 1999), 以及望而生畏的Gibbon巨著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等瀏覽。對粗略的歷史有所把握後，沒有精力和必要通讀細節，與其增加知識，主要是伴隨着作者們回顧那些激勵過世世代代讀者的歷史進程！

7卷本（每一卷5百多頁）的Gibbon巨著的首頁是他獲得靈感的所在Sta Maria in Ara Coeli的外景和大廳照片，並不比我造訪過的一些歷史遺體/遺物/遺址更打動人心。有人後來考證說Gibbon當天並不在Sta Maria，不過，這個細節陳述是否準確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沒有超越日常生活制約的召喚和豐富的歷史想象力，Gibbon寫不出這樣的打動人心的巨著。進一步說，中國近代以來經歷了歷史巨變，但在任何行業卻都沒有什麼可讀的作品，原因也很簡單：學而優則仕（權）、學而優則貴（錢），沒有超越日常生活制約的召喚，更談不上歷史想象力。這一點也可推及今天日本、英國、美國等全世界的“產-官-學”三位一體統治結構。在哈佛、牛津、耶魯、斯坦福這些腐敗的頂端俱樂部被薄熙來、本拉登、習近平、布托、布什、克林頓等權貴集團的家族濫竽充數的情況下，作為平等和民主中介的教育的本來的社會功能被破壞殆盡[1]，也不能指望從這些機構中會產生斯賓諾薩、康德那樣的哲學家或馬克思、克魯包特金那樣的社會思想家。

2002年我在硅谷政治上、經濟上初步安頓下來後，正式註冊成立了US-Japan-China Comparative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繼承我人生導師斯賓諾薩、馬克思的研究工作。第一個研究項目是通過以安達盧西亞的Cadiz大學為基地的西班牙當代史協會的刊物，與Andre Gunder Frank[2]等合作。他們沒有計較我的（第三語言）英文表達能力rough、也沒有因為我不是trained（經過訓練的，即得到相關學位）經濟學者或政治學者而排斥我的思想政治經濟學觀點，相反，他們知道只有一個人能寫出The Betrayal of Democracy: Tiananmen’s Shadow Over Japan這樣的當代史評論，挑戰流行史觀。他們不僅把我的這篇被英美歷史研究刊物拒絕的長文作為featured文章向外推薦，還邀請我擔任下一期雜誌的客座編輯專注中國的“胡溫新政”走向。我在西班牙最貧窮山區、安那琪主義歷史上最著名的農村大本營[3]、也是歐洲中世紀黑暗時代和伊斯蘭文明最燦爛時期人類文明燈塔的安達盧西亞找到歷史的知音，也只有Frank這樣的出生於德國、逃往並受教育於美國（但背叛了他的諾貝爾獎獲得者、經濟學教授Friedman）、1973年在智利任教（社會學/經濟學）時被推翻社會主義總統阿聯德的軍事政變集團趕出南美的經歷，才理解當社會黨左派同時坐在總理大臣和國會議長的位子上時卻不得不逃離日本的一個中國自由社會主義者的珍奇經歷。我們可謂一拍即合，計劃要重新建立新的國際政治/社會/經濟史觀，幫助世界社會論壇等民眾自發的運動，對抗為“世界經濟論壇”服務的知識階層，糾正全球化的過錯方向。編輯完中國專輯後，我轉向日本政治，因為已經發表過幾篇關於日本共產黨的論文（包括The Japa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the June 4^th Incident of 1989），有必要對國際社會主義運動史上最離奇的當代事件-日本社會黨的瓦解-作出回顧。

遺憾的是，2005年初，Frank在沒有完成他的宏大的World System體系之前離開了這個世界，沒有人能寫出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Soviet Union Empire、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American Empire或者類似宏偉的世界史系統理論了。我面對美國歷史上的帝國終結劇痛，加入San Jose Peace Center、Labor Party、Human Agenda等當地民眾組織，投入到反戰、推動全民醫療保險、社會正義運動中，2007年又共同發起、創辦人道中國，加上十幾年沒有護照無法進入日本，漸漸淡漠了對日本的關注。

前幾天，我偶然從網上版《朝日新聞》讀到對1994年時任日本最大工會“連合”會長山岸章的採訪，這個瓦解日本社會黨的罪魁禍首還在沾沾自喜他的所謂“結束自民黨長期一黨執政”的“功績”。同時，我又接到博識的萬維網“寡言”的建議要求我介紹日本社會黨的衰落，不由得激發起潛伏了多年的Gibbon那樣的召喚和激情。

在《美日同盟及其與中國的互動》書中第七章“日本政治權力的結構與變遷”第二節“天安門事件對日本政治的影響”，我從日本冷戰政治構造的特徵介紹過日本社會黨。現在，我翻出自己1991-92年作為“地方自治研究會”事務局一員參與組織日本最大的地方政治實證調查（1萬份樣本）後發表的兩篇論文，以圖回顧起更生動的歷史想象力。但當我讀到與社會黨相關的部分，竟然感到生疏起來！其實，原因也很簡單：社會黨除了官僚化貴族型工會（“日本勞動組合總評議會”，簡稱總評)之外沒有草根/基層組織，而貴族型工會只在豐田這樣的大公司的正式員工中才發展組織，所以連我這樣的在中型公司里工作過的人在日本期間也沒有交過社會黨的朋友，對社會黨印象不深。我的“學術”論文（那時還以為世界上存在“學術自由”這樣的東西，想靠“學術”吃飯）中提及社會黨的部分，人云亦云，當時覺得是常識，現在讀起來隔靴搔癢，可有可無，忘掉了反而自然。與此對比，我交識過不少共產黨、創價學會（公明黨只是其政治別動隊）、甚至自民黨支持者的朋友，因為它們在市民社會中有草根基礎。例如，我的一個共產黨（箕面市議員）朋友，60來歲、獨身、沒有房子，確實把生命獻給了黨。有一次選舉期間，我隨他進夾皮溝發動群眾反對自民黨[4]，只見他把喇叭架在路邊，對着遠處的兩三戶人家叫喊。這樣做有效果嗎？有！他堅定地回答我的懷疑。我後來讀到創價學會的“偉大領袖”（如果不是神的話）池田大作與共產黨的“偉大領袖”宮本顯治的對話，池田說他戰後從地方到東京去求職，在車站看到已經大名鼎鼎的宮本一個人面對一個小青年聽眾（池田）也滔滔不絕地講演，很佩服並立願要學習宮本（不過是建立自己的隊伍）。從這裡可以知道：儘管你會不同意、反感、反對共產黨，但你不得不佩服它；作為日本唯一的、也是永遠的反對黨，共產黨在任何逆境中都不會從日本的政治舞台上消失。另一方面，“有日本佛教特色的社會主義”創價學會既不被任何社會主義組織視為同志，又早被其佛教母體日蓮宗革除教門，出生卑微的池田的主要成就就是與“世界政治、思想領袖們”（名流們）合影、“對話”，向諾貝爾和平獎進軍，不僅可笑，有時還令人可惡。例如，1989年“六四”事件後，當世界上各種名流都不願、不敢與“屠夫”握手時，池田“the Great”（找不到別的合適的稱號）卻廉價拍到與中國總理合影的機會。但是，池田卻遠比畢業於東京大學的日本共產黨頭頭不破哲三、志位和夫更能理解、代言那些從小地方到大都市打工的日本真正的無產階級。我經歷了為國家利益服務的日本“學術自由”的虛偽和悲哀基本上斷絕了與“學術界”的交往後，在一對從和歌山來大阪打工的創價學會廚師夫婦那裡感受到日本下層民眾的純樸和善良。正是日本民眾的信賴、支持和友愛，才使我在“六四”之後還在日本堅持了六年多。體會到人權、人道、人性超越了政治經濟制度、種族、國界和宗教。這從另一個角度可以看出池田控制下的公明黨這個日本政府-自民黨的冤家其實在政治上很機會主義，後來很自然地成為沒法單獨執政的自民黨不可缺少的執政夥伴。

從1955年以來連續一黨執政的自民黨必然產生各種醜聞，相對於日本的戰後經濟奇蹟，被日本內外的評論家嘲笑為“經濟一流、政治三流”。但我一直都力辯：以戰後日本的國際環境而言，同時理解美國和亞洲的吉田茂主導的“重經濟、輕軍備”的日本政治“保守主流”（以吉田的原秘書宮澤喜一為代表）是“一流政治指導下的一流經濟”，遠比戰勝國美國、蘇聯、中國、英國、法國（聯合國安理會寡占國）的政治路線都高明。這個冷戰期間日本“一流政治”特徵也包括擺出架勢隨時準備取代自民黨的社會黨。我1986年底到達日本時，正目睹了社會黨的勢力頂峰時期，社會黨女委員長土井也是唯一具有市民人氣、敢對工會官僚說“不！”的令人尊敬的政治家。其他的反對黨中，較有實力的民主社會黨（民社黨）受到小的右翼工會“同盟會議”（後改名為友愛會）的支持，公明黨畢竟在章程中也標榜“社會主義”，加上小黨派社會民主連合，日本的反對黨在冷戰期間都站在社會主義的意志形態陣營對抗附屬於美國的自民黨。1989年得到各反對黨支持的土井在更能代表民意的按黨派投票選出的參議院擊敗自民黨總裁海部當選總理，但海部在按個人投票當選的、具有優先權的眾議院占有優勢，得以組閣。

從1989年6月4日天安門事件到1991年8-12月蘇聯解體，“社會主義”招牌在日本拉不到選票了。公明黨悄悄地拿掉了所有“社會主義”的字眼，幸好本來就沒有人把公明黨的“社會主義”當一回事。日本共產黨冷戰期間因為沒有被北京和莫斯科看在眼裡，拿出批判中國共產黨（和親中派）、蘇聯共產黨（和親蘇派）的歷史，反倒增強了選舉中的免疫能力[5]，吸收了不少過去支持社會黨的選票。1989年11月，總評與“同盟會議”合併改名為“連合”﹐本來就沒有存在意義的民主社會黨開始自動從日本的政治舞台消失。但在以反共（反社會主義）聞名的會長山岸控制下的連合併沒有支持社會黨，而是按照其是否“熱心改革”（放棄社會黨的基本路線）篩選社會黨的競選人，或者乾脆推舉自己的“連合”候選人參選。新成立的支持社會黨的全國勞動組合聯絡協議會只有28萬名成員，社會黨議員們越來越為自己能否保住位子焦慮，隨時準備丟下社會主義的旗號。

1993年7月18日的眾議員選舉，社會黨大敗，失去66席位只得到70席位（總數511）。同時，因為社會黨靠近國家權力的可能性被解除了，日本統治階層（以“經團連”為代表）開始策劃美國那樣的兩黨制，由“自民黨1”對“自民黨2”交替在台上值班，更便於控制。得到財界支持的小澤一郎[6]集團（新生黨）、細川護熙集團（日本新黨）和武村正義集團（新黨先驅）從自民黨分出，得到55、35、15席位，使自民黨的席位減為223席，不足以單獨執政。

社會黨仍然是第二大黨，得到全國15.43%的選票。無論從政治倫理還是權術理智來看，社會黨議員們都應該死守自己的堡壘，堅持“自衛隊違背憲法”等基本路線不辜負仍然投票給自己的選民，決不應該還在做大臣的夢。但是，正如著名的社會評論家佐高信指出的那樣，這是一個可恥的拋棄了自己陣地的逃兵連。而這個時候鑽出來一個“為了打倒自民黨”不惜“與惡魔握手”的大老闆來解救他們。這就是自誇為“連立政權總後台”的連合會長山岸。這正中小澤（以及他背後的財閥代表稲盛和夫[7]）下懷。最近的《朝日新聞》連載披露這兩人的密謀細節。小澤首先提議把沒有實權的國會議長的位子送給社會黨，山岸想到了他的老上司工會官僚田邊，但小澤不同意，提出了動聽的“日本第一任女國會議長”的誘餌。小澤知道：如果社會黨的右派田邊坐上國會議長的交椅，左派土井肯定會堅持原則阻止社會黨入伙，至少會帶領一部分議員出走，“連立政權”就成為泡影了；但如果土井同意入伙，還“創造歷史”成為“日本第一任女國會議長”，整個社會黨就歸順了。而坐上國會議長交椅的社會黨，自然就不可能要求總理大臣的位子了。同時，本來形象不錯的小小的社會民主連和也來向大老闆山岸乞討一個大臣的位子，小澤只好很不情願地賞給它一個座位。日本社會主義政黨的道德水準連自民黨中最反動的派別還不如了！

從同志社大學[8]憲法學講師開始從政的土井是一個“嫁給了社會主義”的單身婦人。天安門事件後，日本社會黨東京分部贊助過我們中國留學生發行的為民主募捐的電話卡。卑鄙的日本政府踐踏自己的“保護中國留學生”諾言，把我們當人質籌碼，幾年來一直拒絕給我們合法的在留資格，最有難民“資格”的趙南[9]只好申請政治避難身份，土井以個人名義為趙南的辯護律師捐過款，難能可貴。如果土井有宮本顯治那樣的政治家信條、經歷[10]和智慧，她不會被收買“請君入甕”的。可悲的是，她不僅坐上了別人設下的國會議長的交椅的圈套，還可恥地賴在那裡幾年，目睹她自己良心為之顫慄的“戰前國會的景象”，通過一個又一個法案把日本一步一步拖向軍國主義的道路。我拜訪靜岡的社會黨負責人，試探作為執政黨的社會黨是否有可能兌現日本政府“保護中國留學生”的國際諾言。他說社會黨分到了勞動大臣的位子，他也認識那位大臣，但在軍事、外交、法務、教育等重要部門完全沒有插足的餘地。分手的時候，他實在內疚，一定要我接受他的心意，祝願我能在日本安心生活下去。我回家打開一看，是一瓶醬油。這是一個掉進泥坑的社會主義者好人，但當時主導社會黨“轉向”的幹事長赤松是一個頂替老子“就業”的官僚，沒有人性，他的秘書連我的“請願”也不耐煩聽進去。日本共產黨至少在其東京總部還有基層幹部出面接待過我和趙南的“上訪”。我們理解作為唯一野黨的日本共產黨沒有能力幫助我們，但不知道不破哲三等上層人物正在打通訪問北京的渠道。

1994年6月29日，在“聯合執政期間”中被小澤等政客欺辱得走投無路的社會黨委員長，既然已經拋棄了原則，乾脆轉向宿敵-自民黨，靠自民黨議員的票數，竟然爬上了日本國總理大臣的寶座！如果說，作為第一大執政黨的社會黨在連立政權中因為沒有當上總理，還可以避免自衛隊是否違法這樣的敏感“尷尬”考驗，但作為自民黨小夥計的村山富士“同志”以日本最高司令的身份檢閱自衛隊時必須明確地否定自己的政治人格，宣布自衛隊合乎憲法，徹底出賣了社會黨。歷史的辯證法如此嘲弄社會黨，把慈祥的村山“老爹”竟然變為日本政治的猶大，坐在總理的傀儡位子去下地獄。1995年，當有骨氣的沖繩知事大田在民眾抗議怒潮中拒絕簽字讓美軍繼續占據農地時，燙手的契約擺在了村山總理的桌面上。還沒有泯滅的良心動搖着村山的筆尖。“小小的”軍事官僚施設廳長官按耐不住了，指着自己的上司總理/最高司令大罵：國家利益當前，你有什麼資格猶豫？簽！

1995年6月4日晚，我在東京主持紀念集會[11]，與坐在前排的一個美國女子問候，知道她是一個社會黨議員的秘書。日本的選舉制度已經從選出3-5名議員的“中選舉區”[12]變為美國那樣的只選出一個議員的“小選舉區”制度，社會黨議員焦慮下一次選舉的後果。四十歲出頭的自民黨第二代議員船橋、鳩山（93年剛分出去）等策劃成立“民主黨”，村山等乞求讓社會黨全體加入竟然遭到拒絕、而被要求先解散社會黨再個別申請加入！因為集體加入的話，占大多數的“原”社會黨議員會控制民主黨；個別申請介入，村山、土井等社會黨色彩太強的領導層肯定會被拒絕。散會時我又與一個與會的中年日本社會主義者談心，我們仰天長嘯，深深地為中國、日本和中日關係前途擔憂。我已經完成了自己在日本的使命，也為日本的民眾盡到了我的力所能及。在逃離日本的前夜，我們3A (Asian Anarchist Alliance)在東京開了一個會議，除了我來自中國外，還有一個香港來的記者和十幾位年輕的講師、編輯和作家。一個講師介紹安那祺主義通過負利息逐步消亡貨幣的天才設想。大家對日本社會主義做出沉痛的反思，一致同意停止社會主義者之間的不毛論戰和鬥爭，也祝願我早日在美國安頓下來，把我們的活動也發展為4A (Asian-American Anarchist Alliance)。[13]

1995年11月7日，在日本的社會主義者同時坐在最高行政權力（總理）和最高立法權力（國會議長）交椅上一年半之久的戰後日本、中日關係和世界社會主義運動歷史上的黑暗時期，一個真正的國際社會主義（安那祺主義）者獨自逃離日本，踏上了飛往the sole superpower當代羅馬帝國的不歸之旅。

 [趙京，中日美比較政策研究所，2014年1月8日初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