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惠林1900年生于山西省阳城县，“我父亲是一个教师。我18岁时读师复的《晦鸣录》，立即接受了他的思想”。卫惠林1918年考取山西省官费留日预备学校，“五四运动加强了我的信仰，1920年我去日本的早稻田大学学习人类学，对强烈影响了安那祺主义运动的欧文和富立叶的乌托邦社会主义很感兴趣。在东京我加入了一个中国安那祺主义小组，也结识了大杉荣和山田等人。”

“我回到中国参加了1925年的五卅运动。安那祺主义还在兴起之中，每个大城市都有两、三个安那祺主义小组。我与北京的小组有联系，他们都是由学生组成的。北京有一个世界语学校，是俄罗斯盲人作家和音乐家Eroshenko发起的。中国的所有安那祺主义者都是世界语主义者，两者是同义语”。卫惠林在南京资助并发起民锋社以宣扬安那祺主义为宗旨，并与北京《国风日报》的景梅九（也从日本回来）保持联系。后来，卫惠林与卢剑波等将《民锋》改名为《黑澜》继续发刊，被评为“欲了解无政府主义者不可不阅此书”。1925年卫惠林在上海从事翻译和写作工作,发表了译著《伦理学》、《婚姻进化史》和《孔德的人文主义与女性崇拜》等。

卫惠林和真恒、吴健民、巴金、周索非、毛一波、姜仲因、卢剑波、秦抱朴等，还有朝鲜的无政府主义人士，组织了民众社并合作创办了《民众》半月刊,探求实现自由平等的理想社会之路。他们有感于“后五四”时期“真正民众的知识运动太沉寂了”、资产阶级的教育机关以及御用的学者都不可能去为民众设想、研究室和书斋中不会有为民众出发的方案，而“近世的社会思想中发现一个最大的原则，就是民众自己的利益需民众自己去谋”，民众社就是“要真正体现民众的心情，站在民众的中间，向着民众的自由与幸福猛进”。“五卅”运动期间，卫惠林与毛一波、卢剑波等同志在上海工人中进行宣传和鼓动，建立“工团自治联合会”，与中共李立三领导的总工会对立。在上海的法租界里，卫惠林与巴金、毛一波等同屋而住共同翻译、出刊。“我们那时穷得只能吃几个面包和喝一点清水，然而，同志们的精神却是十分饱满”（毛一波回忆）。

1927年1月,卫惠林和巴金登上开往法国的轮船“昂热号”,经过36天的海上生活,终于到达巴黎。早已在巴黎就读的好友吴克刚(君毅)为他们预订了旅馆,同住在一间房子里。卫惠林在巴黎的朋友还有《工余》杂志主编李卓吾、冯紫岗及其他许多留学生和工人。他们大都信奉无政府主义,热情、坚定。卫惠林、芾甘(巴金)、君毅写了三篇同题文章“无政府主义与实际问题”寄到了上海《民钟》杂志编辑部被印成小册子发行。卫惠林坚决反对参加国民党，甚至不主张参加国民革命，认为“中国现在的问题绝不是国民党的政治方法或武装行动可以解决的，我们绝不能介入到他们的行动里去。相反我们应该去把革命的色彩，更浓化起来，更猛烈起来。我们不但要打倒外国帝国主义，还要去制止国内资本主义的发达，开辟一条人类完全解放的活路”。他的观点大致可以称为“一次彻底革命论”，即无政府主义从一开始就按照自己的理念和要求独立地去实现，而不必分什么阶段、讲什么策略计谋。

“我在巴黎大学学人类学，但花很多时间学习安那祺-工联主义。我见到Pierre Besnard, Jean Grave, Sebastien Faure, Paul Reclus和马克诺（他朴素、坦率，只会一点法语）”。卫惠林确认工联主义是通往理想的最佳途径，采取职工组合和直接行动的方式，消灭国家，使人类处于自由自在的联合体中。他写了一本《工团主义》，也由民钟社出版。

那时，全世界都在抗议马萨诸塞州法庭谋杀意大利移民无政府主义者萨珂和万塞蒂。卫惠林等随同法国工人一齐上街游行，包围美国大使馆抗议，遭到军警镇压，卫惠林和吴克刚受了伤，而巴金绝望得几乎疯狂，“晚上十一点钟后，我和朋友卫从夜校出来，脚踏着雨湿的寂静的街道，眼望着杏红色的天空，望着两块墓碑似的圣母院的钟楼，一股不能扑灭的火焰又在我的心里燃烧”。在巴黎圣母院的钟声下，在“十八世纪全世界的良心”卢梭的铜像下，他写出了处女作《灭亡》。

“1930年我回到中国时，安那祺运动还很兴旺”。除了上海的自由书店（出过巴金翻译克鲁包特金的《面包与自由》和卫惠林翻译大杉荣的《社会理想论》）、立达学园、劳动大学等外，福建的闽南也还有无政府理想主义的田园。在卫惠林之前回国的吴克刚已在福建晋江(泉州)黎明高级中学任校长,特聘他前来任教。这里聚集着陈范予、王鲁彦、郭安仁（丽尼）、陆蠡、吴朗西、林憾庐和叶非英等一批纯朴热情的青年。“他们不愿在污泥浊水中虚度一生，他们把希望寄托在青年一代身上，想安排一个比较干净的环境，创造一种比较清新的空气，培养一些新的人，用爱集体的理想去教育学生”，这些人道主义、无政府主义者们，以纯洁的同志和师生关系、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实行一个消除了人间罪恶、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没有任何外在权威的乌托邦，“他们信任自己的梦想，把周围的一切看得非常简单，他们甚至相信献身精神可以解决任何问题”。巴金曾数次南下（“我去看望他们，因为我像候鸟一样需要温暖的阳光”），他看到许多动人的画面，那种忠于理想的刻苦作风使他感动。“我只是想为一些熟人画像，他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使我感动的发光的东西”，这些熟人们“并不空谈理想，不用理想打扮自己，也不把理想强加给别人。他们忠于理想，不停止地追求理想，忠诚地、不声不响地生活下去、追求下去。他们身上始终保留着那个发光的东西，它就是－－不为自己”，“很少见到这样真诚，这样纯朴，这样不自私的人。真是理想主义者”！他们“不害人，不欺世；谦虚、和善而有毅力坚守岗位；物质贫乏而心灵丰富；爱朋友，爱工作，对人诚恳，重给与而不求取得”。

1931年巴金和卫惠林、卢剑波等在杭州西湖举行一次秘密会议，决定由巴、卫主编一份《时代前》的刊物，通过郑佩刚发行，这也是他们从事自己政治活动的尾声了。不久上海“一二•八”中日战争爆发，巴金和卫惠林、吴克刚、陈范予、缪崇群等在南京目击了一幕国难引发的混乱局面、民族危亡和他们小团体和刊物的相继被查禁。中国无政府主义的“衰退是从日本入侵开始的”。

卫惠林在1931年底应聘到南京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民族学组任助理研究员。在南京和高宛玉结婚。“我和我妻子住在南京，与同住那里的Paul Reclus的儿子Jacques Reclus交往很多”。后来,卫惠林辞去了中央研究院的职务到中央大学社会学系作兼职教授。当时的卫惠林血气方刚,“书堆里并没有真正的学问,活的学问在社会里”。在暑期,他和宛玉随同冯紫岗,到河南南阳创办了一所地方自治干部学校,想把自卫自治运动扩展到南阳全境,从自卫自治里,去实现平等的自由社会。他们的学校在乡间的土墙茅舍里办了起来,招了生,由他赶编了社会常识补习课本,宛玉还计划办个妇女补习学校。但战乱使学校倒办，他们返回杭州,帮助一位朋友翻译《法国艺术史》,后又应约回中央大学代课,又到上海南翔立达学院和农村教育科教书,做社会工作和社会调查。一学期后,就又正式受聘回到中央大学社会学系。1933年,巴金“爱情三部曲”的第一部《雾》在《东方杂志》上刊登、第二部《雨》在《文艺月刊》上刊登，小说的主人公吴仁民就是以卫惠林为原型塑造的。

1934年卫惠林应聘到重庆的四川省立乡村建设学院社会学系任教授。1935年,卫惠林又回到南京,应聘任中山文化教育馆研究员。他和黄文山（即过去的中国无政府主义重要成员黄凌霜）创办了中国第一个民族学的专门刊物《民族学研究集刊》,并担任执行副主编,由商务印书馆印行;他还参与组建了中国民族学会、中国社会学会。1935年，巴金、吴朗西、朱冼、丽尼等创办了文化生活出版社，以无政府主义信仰的三大信条“正义、互助、自我牺牲”自律。卫惠林在办社筹备时拿出五十元资助。他还翻译出版了克鲁泡特金的《革命的研究》。“我也认识Chu Cha-pei。他父亲是军人，所以他也成为一个军人，在黄埔军校学习。受巴金的影响，他成为一个安那祺主义者。他1936年到南京来见巴金和我们，告诉我们他会在云南建立一个安那祺乌托邦来欢迎我们。他从Bao Puo写在《国风》的文章上知道马克诺，象与各种压迫势力作战的马克诺那样，他与日本军、国民党、共产党作战”。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卫惠林举家辗转流亡到重庆。1938年3月,他来到抗战的中枢武汉，除担任边疆小组的工作外,还时常奉命去执行武汉地区的动员计划任务。1939年冬,卫惠林在桂林接受了到西北四省去做战时巡回教育与宣传工作的任务。不久,卫惠林又奉命来到甘肃临洮一个新办的军事学校主持某部工作。在临洮的经历使卫惠林看透了这些官僚政客的贪鄙和丑恶，决计弃绝政治、潜心治学。1941年9月,卫惠林到成都在由南京迁来华西坝的金陵大学社会学系任教授。1944年,他又到由上海迁来重庆北碚的复旦大学社会学系任教授。1945年,到由南京迁到重庆沙坪坝的中央大学边政学系担任教授。日本投降后, 卫惠林全家随中央大学由重庆迁回南京。1947年他又重译了卢梭的《民约论》,由作家书屋出版。

1948年12月中旬, 卫惠林全家离开南京登上开往广州的列车。车到上海,卫惠林跟巴金见面告别。“巴金则由于家庭、朋友和他的文化生活书店不得不留在中国”。“我1949年离开中国，在台湾教社会人类学和从事现场调查二十多年。”这是卫惠林学术生涯的黄金时代，现在中国、台湾的网站都有介绍。卫惠林于1971年退休,携夫人到美国定居。

1982年9月,卫惠林应邀回国讲学，在上海与巴金重逢，“几次见面谈得融洽。他去各处作民俗学方面的学术报告，很忙，也很愉快。一天，他在我家吃晚饭，谈起一件小事，不知怎样他忽然生了气，批评我不敢讲真话”。巴金在《怀念卫惠林》一文中说：“我用在书中的一些知识、一些议论、一些生活，都是来自他们，我吸收了各式各样的养料，…倘使当初我的生活里没有他们，那么我今天必然一无所有。” 1992年6月26日，卫惠林去世，巴金“马上发出了唁电，里面有这样的表示感谢的句子:对于我的人格的发展他有大的帮助。…我想用这句心里话和老友告别，为什么不早讲出来，写出来，让他知道?现在反复地讲，重复地写，甚至在书市流传，我们二、三十年代的友情也已无人理解了。我只好把那一切想说而未能说出来的话永远咽在肚里了。永远!永远! ”

虽然远远没有达到巴金那样的地位和影响，作为一个经历20世纪中国动荡的革命与专制时代的安那祺主义者（青年）和学人（中年以后），卫惠林的个人生活是幸运的。他没有受到肉体和精神的凌辱、也没有出卖自己的良知，其学术贡献远大于郭沫若等文人政客和费孝通、雷洁琼等政客文人，被称为“社会学宗师，国际著名人类学和民族学家”等，最后还有资格批评毕竟留在大陆的巴金（虽然巴金当时很难接受）。但是，另一方面，在从国共内战到天安门屠杀的残忍、黑暗、愚昧、卑鄙的当代中国史上，“潜心治学”的卫惠林与巴金等学人、作家一道，甚至不如中国的基督教徒和托洛茨基派（尽管只有寥寥数人），放弃了正面战斗、逃避了殉道命运，有愧于法兰西、俄罗斯/乌克兰、美利坚、墨西哥、日本和西班牙等世界各地的同志们用生命树起的安那祺主义旗帜，输掉了历史给与中国安那祺主义的挑战和机遇。

资料来源：

马甫平：“社会学家卫惠林”《文史月刊》2004年08期。

散木：“巴金挚友卫惠林”, 博览群书http://www.rwabc.com/。

Paul Avrich, Anarchist Voices: An Oral History of Anarchism inAmerica. ISBN: 1904859275.Oakland: AK Press. 作者对卫惠林在纽约1975年1月11日和2月22日进行的采访。

[赵京，2010年9月27日。中日美比较政策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