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月30日至2月14日，我利用三十年來第一次回中國過春節的機會，造訪了陝西（碑林、大雁塔、歷史博物館、半坡遺址、秦陵地宮、兵馬俑、秦始皇陵地表、乾陵地表、法門寺、“黃帝陵”、黃河壺口瀑布、第二戰區閻錫山司令部遺址、南泥灣、王家坪、棗園）、北京和重慶（原計划去西藏但沒來得及申請入藏），痛感中國缺失由笛卡爾、斯賓諾莎和萊布尼茨開創、由康德集大成的理性主義啟蒙，腦海里不斷自問：中國是否能夠接受、展開理性主義啟蒙？理性主義啟蒙在中國如何成為可能？

中國政府的新聞統制，特別是互聯網鎖國政策，帶來的一個明顯的效應是“愛國主義”，即大國沙文主義。本來，愛國主義Patriotism一詞來自共和時期的羅馬貴族Patrician，相對於羅馬平民Plebeian，指有資產的上層公民才能自備武器加入軍隊，保衛維護自身財富的國家。在羅馬帝國時期，Patriotism只適用於帝國的軍官和行政官僚，與“蠻族”構成的普通士兵或Catholic普天之下的教會信徒無關。中國的Patriotism更應該來自“紅二代”、“趙家人”（如劉少奇的兒子、李先念的女婿等）以及能夠掌握上層資源、信息的官僚/文人集團，他們操縱、鼓動着“沙文”小兵們奔赴真實或虛擬的海洋、疆場。這從春節晚會的過分政治宣傳中表現得更突出。

來源於兵馬俑、乾陵（武則天）和延安的中國政治秩序，或許與羅馬共和的起源（由母狼養大的兩兄弟火併掉其一而確立）、基督教的發祥、美國的建國等並沒有多大差異，更大的區分在於它們的演進、變遷。今天的中國的客觀物質（生產力）水平已經不亞於許多在理性主義支配下的國度，中國與西方的文明差距在於從老莊以來沒有產生具有獨立人格的社會思想家。與以往回國一樣，我臨返美前在海淀的中國書店瀏覽了幾個小時人文書籍，更確信理性主義啟蒙在中國成為可能的條件其實只是一個較為容易、簡單的問題：中國有無啟蒙思想家?雖然沒有思想與學術自由的中國今天還不得不羨慕古希臘、十七-十八世紀的歐洲，中國的理性主義啟蒙至少比伊斯蘭世界條件更為成熟。

當然，對於中國的啟蒙思想家，他的任務要完成西方從蘇格拉底以來真（純粹理性）、善（實踐理性）、美（對應於和諧自然秩序規律的社會秩序）的重建，即便是其中的任何一小步進展（如當代六四/文革、近代國共內戰史的真相、社會主義的神髓），都具有哥白尼體系革命、牛頓力學革命那樣的文明創新價值，值得效仿蘇格拉底、耶穌、斯賓諾莎、康德等那樣的人生楷模。

[趙京，中日美比較政策研究所，2016年2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