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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门开了一条缝 |
| | 《人民日报》的文章说：“在改革进程中，可怕的不是反对声音的出现，而是一出现不同声音，改革就戛然而止”；“让危机跑在了改革前面，最终引发更多矛盾、酿成更大危机”。中央媒体大声疾呼、振聋发聩：“宁要‘不完美’的改革，不要不改革的危机”！
最近从几方面传来的比较可靠的消息得知，中共中央高层认真考虑要启动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了。中国几代人不懈追求、冒着风险、奔走鼓呼，多少人献出生命，多少人长期受压……现在，终于出现了一线曙光，中国，有可能从专制转向民主了。
各方面的信号放出来了不少。例如，《人民日报》刊发的几篇文章，篇幅不长，规格也不高不低，符合“信号弹”的所有特征，引起海内外各方面的高度重视。其中一篇“人民观点”文章《宁要微词，不要危机》说：
改革就会招惹是非，改革就是“自找麻烦”，改革也很难十全十美。30多年后，身处深水区和攻坚期，无论方案多么周密、智慧多么高超，改革总会引起一些非议：既得利益者会用优势话语权阻碍改革，媒体公众会带着挑剔目光审视改革，一些人甚至还会以乌托邦思维苛求改革。对于改革者来说，认真听取民意，又不为流言所动，既需要智慧和审慎，更要有勇气与担当。
在改革进程中，可怕的不是反对声音的出现，而是一出现不同声音，改革就戛然而止。现实中，或是囿于既得利益的阻力，或是担心不可掌控的风险，或是陷入“不稳定幻象”，在一些人那里，改革的“渐进”逐渐退化为“不进”，“积极稳妥”往往变成了“稳妥”有余而“积极”不足。这些年来，一些地方改革久议不决，一些部门改革决而难行，一些领域改革行而难破，莫不与此有关。
然而，“改革有风险，但不改革党就会有危险”。纵观世界一些大党大国的衰落，一个根本原因就是只有修修补补的机巧，没有大刀阔斧的魄力，最终因改革停滞而走入死胡同。对于当前各地各部门千头万绪的改革来说，面对“躲不开、绕不过”的体制机制障碍，如果怕这怕那、趑趄不前，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消极态度，甚至将问题矛盾击鼓传花，固然可以求得一时轻松、周全某些利益，但只能把问题拖延成历史问题，让危机跑在了改革前面，最终引发更多矛盾、酿成更大危机，甚至落入所谓“转型期陷阱”。
文章中这句话，更有振聋发聩之效：“宁要‘不完美’的改革，不要不改革的危机”！
还有其它许多令人鼓舞的迹象，这里就不一一细说了。各位品味一下中共领导人最近的讲话，观察一下他们推出的政策和处理几件重大问题的举措，尤其是关注一下几天后即将开幕的北京“两会”，当会有所领悟。
中外历史上许多统治者在执政晚期、几乎看到了尽头的时候，启动了改革：像蒋经国，像戈尔巴乔夫，像佛朗哥……甚至，像慈禧太后。有的，一举成功天下知，赢得青史留名；有的，出师未捷身先死，引来无限叹惋。现在，与许多人所预料、所以为的相反，并不是等到第五代接班人上任之后再改弦更张，而是在现任领导人任期只剩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就很有可能启动——在中南海高高的红墙内究竟发生了什么？实在启人遐想！重庆的王立军事件只是片头的小高潮，只是北京巨变的前奏曲，真正的大戏，被催促得将提前开场了吗？我们会是又一次空欢喜，又一次被激起希望，又堕入更深的失望吗？又一次遭遇“雷声大、雨点小”甚至是“干打雷、不下雨”吗？当代在国内的众多志士仁人会再次遇到“阳谋”、再次遭遇“倒春寒”吗？我们多么希望这些政治改革的信号是真的，又多么担心是假的、是忽悠人的！
63年来的制度走到了终点，不管它曾经赢得过多少人心，取得过多么辉煌的成就，但它积累的尖锐矛盾、暴露的沉重弊病，尤其是，63年来流淌至今的血泪，它在今天对人民全方位压制所导致的困境、所引起的反弹……都让它难以为继。
可以想见的是，“改革”只是个“共名”，各人灌注各人的内容：胡锦涛有胡锦涛品牌“改革”设想，温家宝有温家宝商标“改革”思路，习近平、薄熙来……也各有各的盘算。他们一定已经、正在、并且必将激烈地交锋、博弈，力图让改革之车，沿着自己的价值理念和利益格局的路轨前行。我们对改革的过程之曲折、之艰难、之反覆，应该有充分的思想准备，绝不能轻信和过份乐观。正如我的一位好友最近所讲：“民主总和中国错身而过，使中国很多人对未来总是缺乏信心和想象力。而当一个戏剧性场景出现的时候，又过于亢奋，充满不切实际的幻想……”
在这里，我愿推荐台湾《苹果日报》社长杜念中的一篇短文《难看的拨乱反正：东欧国家重新检视共产主义》，他讲的是东欧国家后共产时代的新矛盾。但愿为中国民主化呕心沥血、披荆斩棘的人们，也能想想他的提醒，未雨绸缪，避免进入又一轮兴衰的循环周期！
难看的拨乱反正：东欧国家重新检视共产主义
杜念中（台湾《苹果日报》社长），原载《苹果日报》
几天前，《纽约时报》刊出一篇报导，讲到东欧多个国家正在重新检视他们的共产主义时代。东欧进入“后共产主义”已经20多年，但东欧社会并不觉得他们完整的走过从共产主义到后共产主义的转型；太多旧时期的不公不义未获完善处理，太多的个人冤屈未能获得昭雪。这样的社会很难告别过去，历史会像幽灵般不断纠缠着现在，乃至于未来。
东欧半个世纪的共产主义时期历史，充满了反抗、妥协、悬疑、血腥、出卖、背叛、监控与迫害，不但东欧人如此，外国人也不例外。牛津大学教授Timothy Garton Ash早期在东德做研究时，他的活动全部，包括极私密的生活全都在情治机构的紧密监视下无所遁形。这样的过去是很让人难遗忘的。共产主义在东欧崩溃得过于迅速，所有人措手不及，当时为了解决眼前种种错综复杂的问题，根本无法从容回顾过去，遑论对一个时代形成共识，做出总结。
许多事件看来像是东欧对过去迟来的反思与匡正。波兰审判了颁布戒严的内政部长和强人贾鲁塞斯基；保加利亚总统将多位过去与共产主义社会有关的外交官解职；拉脱维亚国会否决了俄文做为第2官方语言的议案。其他成立的档案馆、纪念馆、真相与和解机构更是多不胜数。经历过威权、极权统治的社会对东欧的现象不会觉得奇怪，许多拉丁美洲、东亚国家都有类似的经验。阿拉伯之春后的中东国家也已经开始检视独裁时期的历史，挖掘真相、审判及惩罚罪犯。
不过东欧对过去的不断检视，隐藏了不少危险。拨乱反正放在复杂的历史环境中经常是过犹不及。波罗的海三国1939年被苏联并吞为“加盟共和国”后，大批俄罗斯人移民定居。但是三国独立后，境内许多惧怕仇俄政策的俄罗斯人放弃基业，千方百计要回到祖国。有些俄裔移居波海三国远早于1939年，严格说，他们算是波海三国国民，但同样被仇俄民族主义逼回俄罗斯，几乎变得一无所有。
清算过去引起新矛盾
拉脱维亚的反俄语立法，当然是对少数族裔的歧视。寻求历史正义的后果，往往造成新的不义，族群间的仇恨永远难解。后殖民社会对殖民帝国的反扑总是充满悲情，看似理所当然，而且值得同情，但很可能埋下新的矛盾种子。波海三国毗邻俄罗斯，对俄裔族群的不宽容，只会让三国更担心俄罗斯帝国的重生和报复。已故的捷克总统哈维尔当年当选后，曾想对二战后捷克驱逐300万德国人道歉，但是遭到捷克人民的反对，哈维尔这样的气度、宽容和理解，最后也不幸淹没于捷克民族主义的怒海中。
更可怕的是政客假寻求正义为名，掩饰施政无方。匈牙利总理Viktor Orban前年底赢得国会大选2/3席次，就大力推行他所信仰的混乱经济政策，一方面拒绝福利国家模式，一方面逆转自由化政策，大力推行国有化，结果经济并没好转，国债比高达GDP的86％。Orban基于激进民族主义给予邻邦境内的匈牙利裔族群匈国国籍，造成国际紧张。执政党修改宪法，大力限制言论自由，而且还宣布匈牙利的共产主义阶段为“不具正当性”，因此要从匈牙利的历史扫除。
如果仅因受到苏联的宰制，匈牙利共产主义时期变成非法，那么看看历史，匈牙利从15世纪后就没有自己的国家，匈牙利历经的土耳其、奥国、德国统治也都是非法。以简单的民族国家的史观来看，匈牙利变成没有历史的国家了。这种对过去可笑的清算，非但无助于了解真相，无助抚平伤痛，只会替下一轮的清算扎下基础。这就是新欧洲的反共产主义的新貌，既不悲壮，也不感人，只会让人担心，让人慨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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