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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他看到一个独特的毛泽东 |
| | 萧军说过：鲁迅是父辈，毛泽东只能算大哥。毛泽东与他的战友、那些延安时期的共产党人，作为旧中国的反叛者，在某种意义上，都是“精神流浪汉”，和萧军确有相通之处。但是，毛泽东没掌权以前需要朋友，青眼看萧军；掌权以后他更需要奴才，就对不肯驯服的萧军投以白眼了！
◆高伐林
他或许不是中国最有名气的作家，但肯定可以列入中国最有个性的作家之一；
他或许不是中国最高产的作家，但肯定可以列为中国经历最丰富的作家之一。
2007年，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作家萧军百年诞辰之际，我在对其幼子、著名摄影家萧燕进行专访之后，对他父亲这样写道。
今年，萧军煌煌百万言的《延安日记》（上下册）在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更验证了上述论断。我再次采访了住在美国费城附近小镇的萧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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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日记》精装本（牛津大学出版社）
“半部中国现代文学史”
年轻一辈对“萧军”这个名字感到陌生吗？很多年过半百甚至花甲的人，对萧军也未必熟悉。这个名字的消失，比中国64年前的那次政权交替更早。“文革”过后，1979年已近皓首之年的萧军重返文坛自我调侃：“从1949年起，我就被埋在土里了……我是会说话的‘出土文物’。”
萧军，与同样来自东北的女作家萧红的相识、相恋、同居，令多少人艳羡！萧军的《八月的乡村》被誉为“中国的《铁流》”（《铁流》是30年代最为人称道的苏联小说），而萧红的《生死场》让鲁迅断言她“是当今中国最有前途的女作家”，他与萧红的分手，又让多少人叹惋；
萧军，是鲁迅最悉心提携的东北青年作家，鲁迅回答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最优秀的左翼作家有哪些？”的问题时，列举了茅盾、叶紫、艾芜、沙汀、柔石、郭沫若、田军——田军就是萧军。鲁迅为《八月的乡村》写序，推动出版；鲁迅下葬时，萧军是16位抬棺者之一，是万人送殡的总指挥……
萧军，在延安深受毛泽东礼遇，是他的倡议，启发了毛泽东决定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并点名让他第一个发言；但萧军随后又为中共必欲去之而后快的王实味仗义执言，在一次大会上“舌战群儒”，辩论了六个钟头；
萧军，40年代后期在东北解放区受到严厉批判，被称为中共掌权后文坛“第一场斗争”，从此他就基本上被封杀、消音……
有文章说：“在现代文学史上，没有一个人像萧军这样特殊，牵涉那么多重要的史实和人物，他像一个张开的蛛网，串联起一系列中国现代文学史重要的片断”；“我们可以把他看作半部中国现代文学史”。
记者认识萧军的幼子萧燕已经16年——1997年，他的黑白照片《鉴》（Reflection）荣获美国摄影协会第64届威明顿国际摄影大展的最佳纪实类金奖，于是有了与他交谈的机会。
“文革”前萧燕在清华附中读初中，1968年下放到山西太谷县插队，“文革”后他到中国人民大学校刊工作，从新闻系函授毕业；曾任中国《国际商报》专职摄影记者。1987年他来到美国，在北美卫星电视公司、传讯电视搞摄像。自2001年起，他担任香港凤凰卫视驻华盛顿记者站的摄像师，进出白宫、国会山，拍到无数独家新闻，在中国大陆的知名度也日涨。2003年，他是仅有的两名跟随美军进入巴格达的中文媒体记者之一。2006年，他从凤凰卫视辞职，重新当了自由摄影师；2008年，他应邀回国拍摄了北京奥运火炬在全中国的接力传递……他讲过很多有趣的经历，但是这次，记者专门请他介绍他父亲的日记。
萧燕说：“我爸爸晚年不写回忆录——有很多人劝他写，说你这一生经历的事儿太多了、太丰富了，太宝贵了，不写下来多可惜啊！但他说，写回忆录，如同是在揭已经长好的疮疤。对别人，也许是没什么，而对于我自己，那确是血淋淋的现实啊！虽然有些人当年伤害过我，但他们的子孙却没伤害过我啊！我应当为这些孩子们著想。”
不过，非常难得的是，经历过“文革”焚书坑儒的劫难，萧军早年在延安和东北时期的30几册日记却奇迹般保存下来了。
写日记难，出版日记也难
萧军有写日记的好习惯。这部《延安日记》的第一篇是1940年8月15日——那是他来到延安的整整两个月的日子；最后一篇，结束在1945年11月10日，萧军前一天向毛泽东告别，带著全家出发去东北。
萧燕告诉我：父亲在陕北能坚持将日记写下来是很不容易的。边区条件艰苦，他有时领不到笔记本也领不到纸，笔、灯、灯油也都告罄，要到处设法。他非常珍视自己这些记录，离开延安去东北时，他将日记、作品手稿、剪报，以及延安抗敌协会、鲁迅协会自己编过的杂志报纸，拿油纸里三层外三层地捆扎起来，随身带走。长途跋涉要求轻装，但是他说，这些都是我的生命，绝不能丢弃！“两头骡子，一头驮著三个孩子，一头驮这些资料。有一次过河，骡子失蹄翻到河里，我哥当时四五岁，头朝下掉到河里差点淹死……还好，这些资料没落水……”
日记从陕北带到东北，又从东北带到北京，到了“文革”在劫难逃，全被抄走，文化局专案组要从中细细找他的罪状。萧军在1969年3月26日的“交代”中写道：“当我若干年前写下这些日记时，并没想到给第二个人——连我的妻子也在内——看，更没想到后来会被抄家而今天竟被作为‘罪证’之一向广大群众公布。……不过既然公布了，也就公布了吧。”
文化局革委会有位姓葛的副主任，对萧军有好感，也能掂量出这批日记的分量。他以“罪状”为名好好保存下来，“文革”后完璧归赵。30多本日记失而复得，对萧军来说不啻救命之恩！他对葛十分感激，后来还时有来往。
不过那时候，萧军的子女们都不知道、更没有读过，直到萧军1988年去世之后，萧燕才知道有这么多日记。萧军晚年由萧燕的二姐萧耘担任他的秘书，在他过世之后，文艺界领导人指示要出萧军的全集，便由她牵头，动员家人开始整理所有的文稿、日记和书信，输入电脑，“那时电脑还不普及，先是要抄在规格统一的大纸上，再慢慢打好字……花了好几年啊。”
送有关部门审查又用了几年。因为作品大都出版过，审查的重点便落到日记上。身在海外的萧燕对审查经过不甚了解，只知道总算基本上放行了。2007年，萧军诞辰百年之际，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了很盛大隆重的萧军纪念研讨会，全国研究萧军的学者、专家，以及萧军的家属都参加了，《萧军文集》20卷也赶在这时出版了，放在书架上是一大排。没想到，有关部门只同意前14卷公开发行，后六卷是书信和日记，都不让公开销售。萧燕说：“主要原因，不外乎一个是牵涉很多人隐私，一个是涉及敏感话题。”
在此之前，2006年，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人与人间——萧军回忆录》，辑入一些日记和萧军早年写的一些回忆录，三封毛泽东给他的信的手迹也第一次面世。
萧燕告诉我，父亲从来不跟子女谈过去经历。子女比较全面地了解他，是拜“文革”之赐：“1966年，我父亲被关押，还挨打，要他‘坦白罪行’，他就写了关于他自己整个一生的材料，交给当时的市委学习班。他要求我们每个孩子都要自己抄一份，说这份东西也是给你们子女的一个交代：你们的父亲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那时候我每天抄啊抄，30万字啊！抄完了，也就了解了父亲，我们家所有这些孩子，对父亲的信任没有一个动摇的，都是死保到底。”
萧燕很惋惜，插队年月把父亲的30万字“交代”遗失了，“好在大部分东西在《萧军文集》里都有了”。
《萧军文集》20卷虽然出了，但是萧燕还是不满足，那么大篇幅，一般人没有财力买，没有时间读，图书馆也只能买到前14卷。尤其是，“我父亲最真实的内心，还是他的日记。他认为，自己的成名作、自己的代表作《八月的乡村》，其实也是一种宣传品——要动员民众抗日嘛。”
萧燕给我讲了一段小故事：成仿吾告诉萧军，他读《八月的乡村》，是在长征途中过雪山的时候：红军中的这帮文化人，每人把手搭在前一人的肩膀上，连成一队艰难跋涉，把小说一页页撕开来，前面人读完一页，就递给后面的人，接力来读，边走边看……
虽然这部小说起了很大的鼓舞作用，但萧军自己最喜欢的还是延安期间创作、东北出版的自传体小说《第三代》。
萧燕还觉得，许多从延安走过来的人，进城之后、“文革”之后，都并没有痛定思痛，好好反省和总结延安时期的思想教训，因而特权思想，专制思想，在后来的岁月中变本加厉。萧燕告诉我，曾经对他妈王德芬说：幸亏我爸倒楣了，不然您哪……他说：“延安出来的这批老太太，有一个算一个，一个比一个‘横’（四声），只是丈夫没有毛泽东那么大的权，有的后来还倒台挨整，所以这些‘马列主义老太太’没法像江青那样霸道，但骨子里，都有几分江青的因子啊！”
萧燕深切感到，有必要让这些日记公开出版，国内出不了，就在海外出——回归了的香港毕竟还保留了出版自由。要让人们都了解延安真实情况，中国后来的道路出现那么多巨大的曲折，在延安就已经埋下伏笔；让人们知道从陕北窑洞里走出的老革命，在陕北窑洞的真实言行；也让人们明白延安还有萧军这样的人，敢于坚持独立思考，勇于跟许多丑恶现象作斗争——甚至，跟人打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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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军与萧红，摄于1936年。（萧燕提供）
第二代迟疑，第三代推动
萧军夫妇生下七个子女，“文革”中夭折了一个，还有六个。萧燕是唯一定居国外的，他向在国内的姐姐、妹妹们提出这个建议，她们却看法不一，说在海外出版日记“时机不成熟”，会引起各种负面反应，甚至可能坐实多年前“萧军反党”的指控；此外还有版权继承权问题、资金问题……
家人究竟有哪些顾虑呢？萧军的长孙萧大忠在《延安日记》书后的《出版说明》中归纳为四条：
第一是篇幅的考虑，五年的日记篇幅甚大，若出版定价必然较高，是全出还是摘录？
第二是政治的考虑，1940年－1945年在中共历史上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五年，而对于未来的文化方针政策来讲就更加重要，这一期间产生了毛泽东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至今仍然是中共文艺政策的指南针和基石。“萧军作为当时与毛泽东接触密切的非共产党员作家，在日记中记录了《讲话》产生前后的真实事件和环境，这中间必定与官方的一些说法有所出入。而对于毛泽东、博古、彭真、朱德、林伯渠、江青、陈云、胡乔木、周扬等中共要人的记录，也必定是对于人的描述，而缺乏伟大、光辉、智慧的色彩”。
第三是朋友人情的考虑，日记中记录了大量与丁玲、艾青、张仃等延安左翼文化人士的交往过程，之间的恩恩怨怨一览无遗。他们的后人还在，很多还是朋友，如何面对？
第四是私人的考虑，日记中必然包含很多私人家庭的琐碎记录，甚至夫妻间的争吵，是否会影响萧军本人的形象？
萧军的第二代迟迟没做成的事，更有活力、更少包袱的第三代上阵，做成了。
萧燕告诉我，他哥哥的这个儿子萧大忠，成了《延安日记》的主要推手。萧军的后人意见也逐渐统一，认为上述顾虑，都不应该成为延缓出版和删节一些文字的理由：给读者展现一个真实的萧军，给社会留下那个年代一个侧面真实的记录，是最为重要的，应该放下所有这些负担。
萧大忠在《出版说明》介绍：
经我的朋友诗人北岛推荐，选择了有500年历史的牛津大学出版社在香港发行本书。北岛和夫人甘琦女士借他们结婚十年晚宴的机会，帮我约定和牛津出版社中文部总编辑林道群先生，哈佛大学汉学家李欧梵教授，作家张郎郎先生见面。在众人当晚的支持鼓励中，我们决定由牛津出版社三个月后全文出版日记。
为什么定下“三个月”？因为要赶在2013年7月香港书展上亮相。《延安日记》果然引起广泛关注。萧燕告诉我，上下卷的大部头发行后两个来月，第一次印刷的书已经卖完，正打算加印（现已加印——高注）；许多学者、作家如党史专家何方、作家章诒和等人，都已经读到。
以鲁迅弟子、《八月的乡村》作者、毛泽东座上客、党外作家等等独特身份，赶上了延安文艺座谈会、整风日烈、共产党在中国上台前夕这一特殊时期，以无掩饰、无遮拦、无忌讳的形式，及时、细致、清醒地剖析自己及中共诸多领导人、以及后来在中国文艺界如雷贯耳的诸多名家……这价值还用多说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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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军第一次到延安时，是这样“流浪汉”形象。（萧燕提供）
鲁迅是父辈，毛泽东只能算大哥
萧军与毛泽东，一度关系十分密切。他俩初次单独畅谈的曲折，颇让人想起中国传统所津津乐道的故事：权力者“礼贤下士”，而文人却“天子呼来不上船”（杜甫诗句）。
1938年3月20日，31岁的萧军只身一人，身背褡裢，手拄木棍，渡过黄河，从山西步行十几天，第一次来到延安。他原计划到五台山抗日前线去打游击，但路途阻绝，住进了陕甘宁边区政府招待所。毛泽东听丁玲说起，便很想见见这位鲁迅弟子，特派办公室秘书和培元前往致意。和培元提出约个时间与毛见面，萧军竟然婉拒：“不见了，他挺忙的，我也只住上一两个星期就走！”
毛泽东不以为忤，特意到招待所看望萧军，请他吃饭。萧军还应邀参加了陕北公学开学典礼，毛泽东对文化人开诚布公，对鲁迅高度评价，并和师生来宾在操场上就著风沙，大碗喝酒，大口吃菜，给萧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五台山没去成，丁玲邀萧军参加西北战地服务团工作，他勉强同意了。到西安，他与萧红六年的共同生活告终，不想再呆，巧遇塞克、王洛宾一行去兰州，就一起同行。不久，他与家在兰州的苏州美术专科学校学生王德芬结合，又折回四川。1940年6月，他们夫妇与老友舒群一起，第二次来到延安，这次来就再也没离开，尽管期间多次因为与这个革命队伍的环境发生冲突，内心苦闷，打算一走了之。
以文学家的眼力，萧军对毛泽东观察得挺细。1941年7月18日，他与毛泽东长谈，萧军谈到鲁迅的清苦生活和一些战斗故事，看到毛“眼睛似乎有感动的泪！这是个人性充足的人！”“他的病著的膀子不能举起，每次吃饭取菜总要站起来”；“用手指在一个白瓷杯里捡著泡过的茶叶吃”……（1941年7月20日日记）
在后来与毛长谈后，萧军又写下对毛的观感：“他不是哲人，学者，他是农民性的中国式的自然主义式的领导者”，“他的唯一长处大约就是能够在松弛里含孕著一种神经性的力量，也就是‘大智若愚’的表现吧？”（1942年1月1日日记）
萧军过去不是很了解共产党，在延安他对看到的很多东西不以为然。他去参观联共党史参考资料，“有几张照片，故意牵强附会以及把列宁、史塔林（斯大林）的照相特别放大，这使我反感。不禁想到这些政治追随者，只有政治和政治领袖，不会再想到别人……这是奴性的表现”；他评价边区里这些共产党人“大部分是平庸的，缺乏独立灵魂的，缺乏教养的，被中国旧社会培植太久了”……
但他对毛泽东另眼相看。萧燕说：父亲性格桀骜不驯，我行我素，为什么跟毛泽东谈得来？从日记里，感觉我父亲和当年的毛泽东性格很多地方相通：一样是独来独往，一样是不惧压力，一样是能忍辱负重……于是“惺惺相惜”。我父亲自己说：他和毛泽东的关系最根本还是建立在“鲁迅的基础上”——父亲对鲁迅先生是五体投地般佩服，所以这世界上谁崇敬鲁迅，他就跟谁亲，而毛泽东当时对鲁迅评价很高。萧军曾公开宣称：鲁迅先生是我的父辈，毛泽东只能算是我的大哥。
毛泽东与他谈过很多次，多次一起吃饭，至少给他写过十封信。他说：“毛的为人使我对他起了好感：诚朴，人性纯厚，客观”。毛泽东有一次告诫萧军要经得起委屈，现身说法讲他自己“在党内受过11次处分，但是我什么都不说……但我是一直准备著孤立”（1942年2月10日日记）。萧军颇为之不平，写出《论同志之“爱”与“耐”》一文，送交毛审阅删改后投给《解放日报》（1942年4月8日）发表。毛泽东亲自打电话给舒群，要求删掉文中自己的名字……
萧燕说到这里叹了一声。“入城以后，父亲经历过那么多运动，‘文化大革命’遭受过那么多磨难，一直对毛泽东还抱有期望，一直很信任毛泽东——因为他觉得毛泽东不是一个糊涂人。”上个世纪50年代不准他出书，他就把书稿寄给毛泽东，毛批给冯雪峰说萧军的书可以出，居然两部书都给出了——“不过，出了之后马上又禁了！”
萧燕回忆，有次刘宾雁聊天时曾告诉他，五十年代中期文坛批胡风、丁玲、艾青的时候，有人好几次要把萧军与他们拉扯到一起，是毛泽东给他打了包票，说萧军是个独来独往的人，不会拉帮结伙。“刘宾雁还推测过：在东北时高岗整萧军以后，毛泽东为什么没有落井下石？因为我父亲当时讲出了很多毛泽东的心里话，比如针对苏联——毛泽东在骨子里对苏联也是非常反感的，所以我父亲说的话他很有共鸣，但是他自己不能讲，我父亲替他讲了。”
有位诗人这么说毛泽东：“蜂有蜂王，蚁有蚁王，毛泽东就是个天生的‘王’，他的精神磁场独一无二地强大。”近距离接近毛泽东的文艺家，大多对他产生特殊的感情，丁玲如此，萧军也不例外。受难与热爱，在这些文艺家的心头纠缠。这一代文化人把个人浮沉与民族兴衰叠合为一，把所有受难都当作为信念而做的牺牲，这是他们独有的宿命的悲剧。
一个建议令文艺“划时代”
在中国的红色文艺史上，“延安文艺座谈会”被称为“划时代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所做的引言、结论两次讲话，后来被中共文艺部门奉为“天条”，以致在作家、艺术家的语言系统中，“讲话”成为一个特指概念，每到“5·23”，作家、艺术家都要正襟危坐地重温。
这次会议，与萧军的一个建议大有关系。
有一次，萧军问毛泽东：“党有没有文艺政策呀？”“哪有什么文艺政策，现在忙著打仗，种小米，还顾不上哪！”“应当有个政策，否则争论不休，没有标准，难明是非。”“你这个建议好！帮我收集一下文艺界各方面的意见情况好吗？”
萧军所说“应当有个政策”，是指党对文艺事业要有一套政策，并不是建议党定一套政策让艺术家人人服从。他哪里预料得到，毛泽东接过这个想法，第一次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的文艺政策，其后果竟是将艺术家们的创造力压得全部枯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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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5月23日延安文艺座谈会与会者合影（局部）。后排左五为萧军。
王德芬回忆这一段说：萧军虽然积极为毛主席收集文艺界各方面的意见，自己却不打算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因为他有自知之明：脾气急躁、心直口快、耐心不够，若参加座谈会，很可能和一些人争论、冲突，弄得不愉快，所以提出要到延安附近各县去考察。但毛泽东不肯放他，4月7日、13日、27日三次写信给他，留他晚一点参加了会议再动身。
1942年5月2日，文艺座谈会开幕，中共高层和文化界人士一百多人参加。萧燕说：“毛泽东致开幕词后，请我父亲第一个发言，父亲提出：第一，党不能够完全领导文艺，鲁迅先生就不受共产党领导；第二，政治、军事、文艺三家是各自独立的，不能互相依存；然后他又提出要做‘中国第一作家’、‘世界第一作家’……这样很多人就不满意了：党要培养齿轮螺丝钉，你要成‘第一’哪行？！”
萧军讲了40分钟。许多人也都发言，开了大会开小会。萧军果然与一些人又争执起来，他担心自己不能保持冷静，不愿继续参加会了，以致毛泽东5月5日给他写了这样一封信：“如果你觉得不能等了，你就出发罢。此覆。”
妻子王德芬写道：“很明显毛泽东对他这一而再的要求不满意不耐烦了。”她也苦劝丈夫不要太不通情达理，“怎么可以开会开到半道就溜了呢！”
萧军耐著性子开完了会。
毛泽东一听谈王实味，马上封门没商量
关于中国知识分子在20世纪下半叶迄今，集体人格扭曲、畸变的过程，现在成为热门课题。不少学者说，这一过程其实滥觞于延安时期整风运动。
北大教授钱理群说：那一天，萧军在陕北公学的操场上，和毛泽东、陈云、李富春、成仿吾等领导人一起会餐。在尘土飞扬的大风中，轮流共喝一个大碗里的酒，开怀畅饮，高谈阔论，放声大笑。那股“大风起兮云飞扬”的豪气回荡胸间，萧军对中共和毛泽东始终怀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与他这一“最初印象”恐有关系。毛泽东曾写信给萧军说“你是极坦白豪爽的人，我觉得和你谈得来”。毛泽东与延安时期的共产党人，作为旧中国的反叛者，在某种意义上，也都是“精神流浪汉”，和萧军确有相通之处。
但是萧军和其他文人又不同。钱理群讲得很精辟：萧军到了延安，却并不以延安为生命与精神的最后归宿；对于真正的流浪汉，精神“圣地”永远只在“远方”、在彼岸。在他们看来，任何现实生活中的绝对的、凝固化的“圣地”，都是虚幻的，他们有一种近乎本能的警惕。
萧军爱唱歌，每天早上都要去延河边唱个痛快。他甚至亲自设计、定制了一件俄国式衬衣，绣上白色花边，胸前还扎上绿树枝的图案……这一切都使萧军在边区显得鹤立鸡群。这种与众不同，让人侧目，孕育危险，他却浑然不觉。
可以想象，一个具有他这样特立独行个性的文人，与革命队伍讲求党性、铁的纪律、步调一致，其间注定要发生水火不相容的冲突。
整风期间，王实味被批斗，后来被以莫须有的罪名残忍地处决——这是一个跃跃欲试要夺取政权的政治力量，用暴力压服思想不驯、“不纯”的知识分子的典型事件。萧军看似偶然、实则必然地被卷入到这一事件之中。
王实味于1937年从上海奔赴延安后，四年间他翻译近200万字马列经典。但他有一支杂文锐笔，还办了份壁报《矢与的》，对延安的不良现象尖锐抨击，最著名的就是《野百合花》，其中有讽喻抗日前方炮火连天，而延安却歌舞升平的辛辣名句：“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这些文章，被重庆、西安那些与共产党明争暗斗的国民党势力拿去做攻击边区的“炮弹”，贺龙、王震等得知后大怒，组织上怀疑王实味里应外合，逼他交代“罪行”。
萧军并不认识王，但他熟悉的作家李又然很欣赏王的才华，看到王运交华盖，他知道萧军同毛泽东的交往，恳请萧军去向毛反映。萧军真的去找毛泽东。想不到毛一听谈王实味，马上封门：“听说王实味有‘托派’嫌疑，正在调查，这件事你最好别管！”在当时，“托派”是跟“日本特务”一样杀头没商量的罪名。萧军听毛泽东这么说，只好不言声了。
中央研究院批判王实味，萧军夫妇等也被动员去旁听。王德芬写道：几百个人围了一圈，王实味坐在躺椅上病病歪歪。“大家向他提出质问，他刚一说话就被大家打断了，刚一回答又被大家止住了”，坐在后边根本听不清前面的人说些什么。萧军忍不住大声说：“让他（指王实味）把话说完再批判也不晚啊！”会场上人们的目光一时集中到萧军身上，他也毫不在乎。
散会后萧军跟人议论说这种批判是“往脑袋上扣屎盆子”（王德芬记忆中他说的是“简直像狗打架倒尿盆”）。不料被女作家陈学昭听到，向“文抗”党组织汇报了。几天后，中央研究院派郭小川、金灿然等四名代表到萧军住处提出抗议，指责他破坏批判会，要他承认错误，赔礼道歉。萧军勃然大怒，断然拒绝其要求，将四名代表轰出门去。他余怒未息，即刻写了一份题为“备忘录”的材料，交给毛泽东。他自己也留了底，在整风小组会上念了不算，1942年10月19日，在延安中央大礼堂举行鲁迅逝世六周年纪念大会，他是主席团成员，又是鲁迅研究会总干事，轮到他发言，萧军当著两千多人，竟出人意料地掏出《备忘录》宣读一遍。这下惹火了也坐在台上的主席团成员——丁玲、周扬、柯仲平、李伯钊、刘白羽五名党内作家和陈学昭、艾青两名党外作家，轮番上阵，与他辩论。萧军不信邪，不怯阵，以寡敌众，从晚上8点一直辩到凌晨2点，会场上鸦雀无声，无一人退席。
大会主席吴玉章最后站起来劝解：“萧军同志是我们共产党的好朋友，我们一定有什么方式方法上不对头的地方，才使得萧军同志发这么大的火，我们应该以团结为重，自己先检讨检讨。”
吴老的话使萧军感到温暖，他想起毛泽东叮嘱他“要故意强制地省察自己的弱点”的话，便尽力心平气和地说：“我先检讨检讨，99％都是我的错，行不行？那1％呢？你们也想一想是不是都对呢……”
谁知丁玲劈头一句：“我们一点也没错，你是百分之百的错！告诉你，萧军，我们共产党的朋友遍天下，丢掉你一个萧军，不过九牛一毛……”
萧军刚刚平息的怒气，立即再次爆发，腾地站起来说：“99％我都揽过来了，你连1％的错都不肯认账！那好吧，你们既然朋友遍天下，我这个‘毛’绝不去依附你那个‘牛’；你那个‘牛’，也别来沾我这个‘毛’，从今天起咱们就他妈的拉、蛋、倒！”萧军用右手重重地顿了三下，拂袖而去。
这次会后，萧军无形中已被视作“同情托派分子王实味”了。给萧军后来的政治和文学生涯，蒙上一层浓重的阴影。
“我还是留在党外吧”
毛泽东曾几次动员萧军入党。萧军夫人王德芬的回忆录中说：“越说越兴奋，毛主席忽然对萧军说：‘萧军同志，你改改行好吗？’‘改什么行？’‘入党，当官！’‘哦，不行，不行……’”萧军推辞了。
后来彭真受毛的委托，专门找萧军谈：“你是鲁迅的弟子，又是知名作家，影响力很大，你不入党不好。”萧军说：“入党，我不是那材料，当官，我不是那坯子，还是独来独往比较好。”
1944年3月，萧军因忍受不了一些小官员的刁难，拖家带口到延安县刘庄的山沟里，度过了一段艰苦而又坦然的山野村民生活。毛泽东后来派胡乔木去找他回来。他前往拜访了时任中央党校副校长的彭真，针对毛泽东两年前力劝他“入党”的提议，首次郑重提出申请，还把自己在刘庄乡下写的日记给彭真看了，让“党”了解自己的申请动机。彭真当然高兴，表示热烈欢迎。这一次谈得也很融洽。但是，最后彭真问：“党的原则是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地方服从中央，领导你的人工作能力不一定比你强，你能够做到具体服从吗？”
这下点到了要害。萧军毫不掩饰地答道：“不能！我认为不对我就要反对！更不能服从、照办！谁要是命令我、支使我，我立刻会产生一种生理上的反感，这是我的弱点！难以克服的弱点！”
萧军再次颖悟到这个问题“难以克服”，便自己撤消了入党要求：“看来，我还是留在党外吧，省得给党找麻烦。”
朱鸿召著《延安文人》中说：在延安知识分子中，萧军是少数几个经历过整风运动而没有被完全改造了的知识分子之一。大多数文人经过整风，都不同程度地开始甚至完成了“皈依”过程，萧军却“冥顽不灵”：还是个“精神跋涉者”。
1945年8月日本投降，9月，中共中央派彭真等去东北地区建立政权，萧军也要求回东北工作。萧军随同周扬等率领的鲁艺文艺大队踏上回乡旅程前，到毛泽东住处辞行。毛泽东当著朱德和刘少奇的面说：“听彭真同志说你有过入党的要求，我们欢迎你！到了东北，如果考虑成熟了，可以向东北局提出来！”毛邀他一起去朱德家共进午餐，饭后将萧军送到大路旁挥手告别。
1946年8月，中共东北局作出决定：任命萧军为东北大学鲁迅艺术文学院院长。受彭真委托，萧军为哈尔滨各单位、机关、学校作了60多场演讲，听众达七、八万人之多。萧燕说：我父亲作为鲁迅的弟子，从延安来，演讲主要就是让年轻人摆脱满洲国殖民思想。
1947年初，在彭真过问下，满足萧军的期望，支持他辞去鲁迅艺术文学院院长，创办了鲁迅文化出版社和《文化报》，担任主要负责人。1947年7月25日，萧军写信给东北局宣传部部长凯丰，再次申请入党：“我个人感到现在已是我走入共产党的时期了——主观和客观条件已经到了应该解决的时期了，因此我今天郑重提出，请求加入共产党”。
此事很快由已调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的彭真向毛泽东作了汇报。８月，中共中央、毛泽东批准萧军为中共党员，并由东北局正式通知他：可以参加所在党小组生活了。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就在这个当口，实际由高岗主政的东北局发动了对萧军的猛烈批判：东北局《生活报》连续发表八篇社论，组织作家与读者大写批判文章，对萧军及《文化报》进行了大规模声讨，扣上“挑拨中苏民族仇恨”、“反对人民的解放战争”的大帽子，指责萧军自居“救世主”，“故意的遗忘”“共产党是人民的救星这一基本真理”。从1949年6月开始，在全东北地区党内外，各机关、学校、单位，长达三个月大张旗鼓地“对于萧军反动思想和其他类似反动思想的批判”，成为中共建国后全民性连续不断的大批判运动的先声。鲁迅文化出版社和《文化报》被停办，他被撤消了一切职务，下放抚顺矿山“体验生活”。参加党组织生活一事也成了泡影。
“党同伐异”代代相传
萧军不可能不想起王实味的下场。朝鲜战争即将爆发时，他对妻子说：“带著孩子赶快走！战争一爆发，我可能马上就会被毙掉！”王德芬带著四个子女仓皇来到北京，住在娘家，萧军1951年才过来。
萧军自己认为：如果彭真还在东北，不致于如此。后来他全家到北京，彭真确实给了他许多关照。但以萧军的秉性，与当权者的冲突和决裂在所难免。何况，彭真身处险恶的政治江湖，到1966年，不也就自身难保？
学者谢泳写过一篇文章谈萧军在东北挨批判的公案，他说：批判作家，在延安知识分子中是有传统的。萧军“虽然是真正的左翼，而不是那种见风就转向的左翼作家。他在延安的时候，就是一个有独立思想的人”，“对萧军的批判，方式和方法都是从延安过来的，主要特点是把文艺思想等同于政治思想，而且预设自己绝对正确，不许被批评的一方还手，除了这些以外，还对批判的对象进行组织处理。”
例如丁玲的批萧文章，从用词到举例，基本都是“延安新意识形态”的体现：“萧军的个人英雄主义在群众面前已经彻底垮台了，纸老虎已经拆穿，人们看到他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而是一肚子腐化的、堕落的、反动的东西。”这些话和“反右”时周扬批判丁玲的话基本一样，也与“文革”时姚文元批判周扬的话基本一样，甚至与“文革”后人们对姚文元的批判基本一样。
萧燕对《新史记》记者分析说：
我觉得根本症结是“党同伐异”：入党之后就一切要听“组织”的，“组织”说好就是好，不可能怀疑“组织”——当时的宣传是“党是绝对正确的”，党怎么会犯错误？！所以只能尽量改造自己——这些观念对人们头脑潜移默化，一点点积累。
不过——萧燕又说——他父亲还是认为，当年延安那批人，包括丁玲那样的人，虽然唯我独“革”，他们毕竟还有变革社会、拯救民众的理想，还有超越于个人利益的信念。现在这一代共产党人呢？多少人蜕变成了奔著好处去的帮派，“理想”就是个人和家族捞钱、捞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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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军从墙上笑眯眯地看著小儿子萧燕读书。（高伐林摄）
毛泽东掌权前要朋友，掌权后要奴才
萧燕说，很多人采访我，要我谈我的父亲，我说，他作为作家，我对他的了解不如很多专家学者；但作为父亲，让我尊重、爱戴和敬佩；他作为一个人，是一个“大写的人”，始终表里如一，耿直宽厚，尤其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刚直不阿——“大写的人”这个说法出自苏俄文学家高尔基笔下，意思是正直高尚、光明磊落、有人格有担当的人。“连我侄子大忠都说：爷爷这个人有很多缺点、弱点，但看他的日记就知道，他从来不回避自己的缺点、弱点，他有血、有肉、有骨，是真正的一个人。”
萧军出生六个多月就丧失了母亲。母亲并非生病而死，而是挨他父亲一次殴打之后，不堪忍受，服毒自杀。萧军幼年时，别人问他“你长大了干什么”？“给妈妈报仇！”他父亲不禁哀叹：“这不是我的儿子，这是我将来的敌人，冤家啊！”萧军自小就是叛逆者，学了武术，父亲打他，他就不客气地对打，父亲给他定论：“他学徒，会打死师傅；学买卖，能气死掌柜！”
萧军进了张学良开办的东北陆军讲武堂，他仍不安分，被打手板、关禁闭，好容易熬到临近毕业，却又因打抱不平，与中队长发生冲突，他盛怒之下，抡起手中铁锨差点将中队长劈死，被讲武堂开除。
萧燕说：毛泽东喜欢我父亲这种性格，但是，毛泽东没掌权以前需要朋友，掌权以后他更需要奴才——我父亲和萧红在鲁迅身边出书的时候，需要起一个名字，他们说叫“奴隶社”，鲁迅先生叫好，说“奴隶”比“奴才”好，奴隶有反抗性，奴才则是顺从的。毛泽东后来需要的就是奴才。而父亲，依然不当奴才，他对当官儿的常说一句话：“你就是狗尿苔长在金銮殿上——长的是地方！”
毛泽东当年亲自审阅删改后发表的《论同志之“爱”与“耐”》，五十年代中期以后却成了萧军的罪证、被批判的靶子。毛泽东对萧军态度的这种变化，反映了他自己走向反面：当毛泽东自己也是反叛者时，他青眼看萧军；但当毛泽东自己建立了新的社会秩序，就对萧军投以白眼了！
萧燕从凤凰卫视辞职后，和姐姐萧耘、姐夫王建中回了父亲的故乡——辽宁省凌海市沈家台镇大碾村。不仅为吉林电视台《回家》栏目组拍摄纪录片，还为家乡人民修缮父亲故居、修建以父亲名字命名的文化广场留下珍贵镜头。而萧燕最想拍摄的是专题片《亲朋好友话萧军》。他在东三省、上海、青岛、西安、北京等父亲留下足迹的地方寻访故地，遍访健在的父亲当年亲友、同事——鲁迅的儿子周海婴，著名画家张仃（作家张朗朗的父亲）和现任妻子，艾青的前妻韦嫈……《亲朋好友话萧军》在萧军百年诞辰前完成了。我曾经看过他拍摄的部分资料。这些耄耋老人回忆当年，连说带唱加比划，沉浸在那个充满了无限憧憬、又给后世埋下了巨大祸根的年代。
更深刻地反思延安时代，正是萧燕促成出版父亲《延安日记》的初衷——对那个年代的真相，当代人和我们后人都了解得太不够、思考得更不够了。
《延安日记》出版了，萧军的东北日记和北京日记的出版事宜，也开始在萧燕的脑海里盘旋。
（刊于《新史記》第16期，2013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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