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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欧洲相比，美国政治的最大特色就是缺少社会主义的政治运动。熊彼特等来自欧洲的学者对此进行过考察与分析，可以举出如下的原因:(1)美国的独特历史很难以阶级斗争来区分社会矛盾，(2)美国政治制度的先进性(权力制衡、言论自由等)，(3)美国统治阶层的开明性(华盛顿不贪权，杰佛逊等民权派人为地分裂出两大政治集团交替掌握国家权力等)，(4)美国工会的排斥斗争、专注调和的特徵，以及 (5)美国统治阶层对于激进改革派的镇压(如超法规地处决无政府主义者)。不过，如果我们把社会主义理解为广泛的社会平等指向，美国是最早(大规模)地实行义务教育的国家，它的社会保健也很早开始普及，美国民众根深蒂固的反政府信念(注一)使得本杰明把无政府主义列为美国意识形态的三大要素之一。或许可以说:正是因为如此，作为政治运动的社会主义在美国社会缺乏吸引力，很难展开制度性的活动(如议会或总统选举)。
我到达威斯康辛大学Madison校区后不久，就参加校园中ISO (International Socialist Organization) 支部的讨论会。这一周的课题是反对克林顿政府派兵(两万美军)波斯尼亚，讨论如何向出征士兵的家庭宣传。ISO的Madison支部每周都举办一次专题讨论，由成员就某一个关心的社会、政治问题做研究报告，再让大家讨论。我虽然已经不再简单地赞同马克思、列宁的思想、理论中许多重要部分了，但没有犹豫就填表、交费加入了ISO。我更愿意把自己称为无政府主义者，但没有理由以意识形态的分歧影响参与、支持任何种类的进步、正义组织活动。我离开东京时，在3A(想象中的Asian Anarchist Association) 聚会中，我们一致确认了「不非难马克思主义」的原则。
ISO在美国主要靠机关报(双周刊)《社会主义劳动者Socialist Worker》(办事处设在芝加哥)联系全美各处的33个支部，并随时就美国或世界的社会时事出版宣传手册。各个支部除了每周一次自主讨论会外，还得在街头销售Socialist Worker。我第一次随着他们在严寒大雪(零下十几度)中叫卖了一个小时才售出一份，实地感受到美国民众对社会主义的冷漠态度。有一次叫卖宣传时，遇到同系(政治学)毕业的县议员竞选者，他大为吃惊:“赵，你在干什么?我不需要社会主义!”另外，会员们还得参加与别的政治团体共同举办的游行、宣传活动，据说Madison是全美最激进活跃的三大城市之一，使我时常自问是否已经变得保守起来了。例如大赦国际为主的废除死刑、西藏自由活动，我感到可以理解，但对同性恋(或者群居生活)权利诉求却总感到缺乏自信。这一类的活动我由于时间关系都敬而远之，但对经典的社会主义任务—支持工人罢工—则非常重视。
从某种意义上看，美国的社会主义活动还得依赖工会活动的性质和特徵(ISO要求会员尽可能地参加所属工会)。近年来美国实际生活永平的停滞甚至下降(注二)首先冲击到最低层的劳动者(或无职业)家庭，例如AT&T在「合理化」中解僱四万员工 (此举连联邦政府劳工部长都看不下去)以确保利润(股价上升，公司董事长的年收入高达五百二十万美元)，社会福利很好的威斯康辛州最低工价为每小时2.99美元(W-2法案)等等。这已经激起了劳动者以及别阶层的抗议，而全美第三大都市且偏重于传统产业的伊利诺州首府芝加哥首当其冲。九五年十二月，近年来持续最长的两大罢工都以失败告终。
Peoria的八千七百多牵引车制造工人，毫无结果地结束十七个月的罢工回到厂房;Decatur的七百六十名坚持了两年半的工人被迫接受A. E. Staley Manufacturing公司的「最佳且最后」方案(此方案比他们九二年十二月拒绝过的方案还苛刻)复工。更令人痛心的是﹐当被解僱的工人要求分取罢工期间的捐款时，新威立的工会请来警察驱散了他们。劳动阶级的利益分裂是他们全体受政治压迫的重要原因之一。
Staley罢工为今天的美国工人运动提供了许多教训，复工后一个月(一月二十二日晚)，近两百多原来工会的组织者和成员以及家属在Madison举行了纪念集会。我随ISO的咸员驱车赶去会场，并销售印有支持Staley罢工的Socialist Worker，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到作为团体的美国工人阶级。七、八位在台上的组织者各自反省、检讨了他们的过失(当然，更该责难的是那些复工后「官复原职」的工会负责人)。我记得在一次ISO研究会上讨论过关于美国工会「官僚」这一特殊阶层的社会特微(脱离了第一线的产业劳动)，罢工的结果对他们并不如对于劳动者的影响深刻。Staley的最大客户百事可乐(Pepsi. Co)的工会没有响应、支援，使Staley资方不接受罢工的要求。许多工人和支持者也发言表示纪念和检讨，有一位从芝加哥赶来的九十三岁老人很激动地说:我参加工人运动已经七十多年了，经历了许多次失败，但我仍然做好准备被警察抓进监狱!
三月二日，我们Madison支部的近四十名全体成员驱车去芝加哥参加ISO的中西部大会(两百多名出席)。在全体会议上，首先介绍最近的法国总罢工的成果，特别指出平时的法共、工会的活动的重要性;其次是控告最近在芝加哥发生的对于黑人、移民的警察暴力(晚上有几位受害者证言)。美国的统治阶层在近年的经济不振中不检讨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缺陷，反而挑出既存的社会矛盾转移视线，例如由于(加拿大、美国、墨酉哥三国)北美贸易协定实施，造成墨西哥北部大量劳动者失业，不少人因而「非法」进入美国打工。Socialist Worker报道有一个墨酉哥工人为了养活妻小冒险到加州打工，前不久没有工作终因饥寒交迫死去，还靠善良的美国民众凑钱把他的遗体运送回家。前不久美国国会正在审议新的移民法(Simpson Bill S-1394)要对移民加以苛刻的制约。我刚到Madison参加学自联的会议，大家讨论如何游说阻止此法案时，一位自「六四」事件以来颇有经验的同学提醒，分别出「合法」与「非法」移民。事态的推移果然与他的经验相符，因为包括Microsoft在内的大企业必须僱用大量的中国、印度廉价劳动力(多持有博士学位)确保竞争利润，法案修正后大为缓和对「合法」移民的限制，但相应地加强了对「非法」移民的取缔，克林顿政府甚至超法规地动用联邦军队帮助州警察或移民局在美、墨边界修筑障碍并追捕墨西哥人。
在讨论目前总统选举的分组会上，报告人通过克林顿执政三年来的政策说明民主党并不是比共和党较好的恶魔，不应该投克林顿的票。问题在于:为什么美国的政治中进步组织的活动(黑人、移民、同性恋、妇权)最终都把选票转入民主党了呢?除了民主党明智地吸取了这部分支持外，也是因为美国的选举制度阻碍了第三势力或更小政党的出现—连提名权都被剥夺悼了。例如国会议员的选举，如果实行全国以政党为单位的选举(至少在参议院)，小政党可以获得与其支持率相应的席位(如100席位X1%支持率=1席位)，即使只保有一个席位也可以在国策中传达出完全不同的政治信息影响国民(如日本共产党)。在目前的选举方式中，极端地设想，第三政党即使获得全国33%的支持，但如果在每个州都处于第三位的话就一个席位也得不到，更不用说社会主义组织在美国很难取得「第三位」的支持率(注三)。
我略为感到意外的是芝加哥会议中也是知识分子居多(会址本身就在DePaul大学)，因为Madison只是州政府和大学相关机构的所在地，所以成员多为学生或职员不足为奇。问题在于由于缺乏劳动者成员，ISO为了强调工人的重要性反而对外显得封闭自守。州政府职员Roger自称是社会民主主义者而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但他认为ISO的许多主张和活动都很有意义，ISO不必拘泥于理论而应吸引更多的「资产阶级市民阶层」参加。有时候我为了专业(政治学)研究没去参加ISO活动，引起他们的不解、不满。在尼加拉瓜丛林中作战六年的桑地诺分子Julio经常要我不必「浪费时间」去学习「资本主义的民主、人权理论」，他们也要求我放弃与另一社会主义激进派斯巴达主义者联盟 Spartacist League 的联系，使我感到ISO中自列宁以来的布尔什维克「铁的纪律」传统在美国的存在。ISO与世界上另外十五个国家的同类组织保持联系，其中英国的社会主义劳动党Socialist务Workers Party 影响最大，约有一万五千人，可以领导罢工并推出自己的侯选人参加竞选地方议员。ISO的规章中还要求会员不得利用Internet传送组织信息，所有这些不便，可能是由于我还没有深刻体会到美国国家权力的残酷性的缘故吧!
在美国的四、五个略具规模(成员数百名以上，发行定期刊物、举办定期公开活动)的社会主义组织中，上面提及的斯巴达主义者联盟人数最少但最为激进，可以认为是美国的第四国际支部，它的机关报双周刊《劳动者先锋队Worker Vanguard》的办事处设在组约，共有九个联络处。Worker Vanguard 除对了纽约、东海岸报导较多外，最明显的特徵就是强烈的反对美国国家权力，甚至支持「苏联红军在阿富汗抗击美国侵略」、支持中国的核试验以对抗美国、抗议美国移民局把中国船民收容遣还、抗议古巴政治亡命者挑起美国与古巴冲突，也非常反感中国的持不同政见者「对美国政府的谄媚言行」(香港的《十月评论》中有英译文章，其中有些声援「持不同政见者」的部分也为其抨击)。斯巴达主义者联盟甚至在社会主义者中也属于「先锋队」，与别的社会主义组织关係很僵，有时候在支援同一罢工(如最近的纽约清洁工人罢工 )的活动中与别的组织发生冲突，责难ISO是「ClA(中央情报局)的走卒」等等。它与加拿大托洛茨基主义者联盟(Trotskyist League of Canada)以及英、德的斯巴达主义者联盟(在日本也有一个联络邮箱)。我的感受是:这些组织对中国的理解、关心都不如对俄罗斯深刻，成员们的献身活动大多是出于信念而不是现实的需求。
作为一面镜子或风向标，美国的社会主义活动前景将取决于美国社会政治最近几年中的变化，在这个变化中孕含着徽弱的希望。

赵京，1996年3月8-9日，威斯康辛Madison

注一：所有美国的政府权力完全没有权威性，只是制度上的强制服从。笔者因受到美国驻日本领事的刁难不得己向美国国务院「陈情」时﹐帮忙的美国教授、同学们都责难道:“这些傢伙太混蛋了”，“领馆官员简直不是人”，没有国家利益的偏见，与日本民众对国家的偏爱相对比。
注二：按照经济学的统计，美国的国民总产值以及人均收入都在上升﹐但这种统计随着产业结构的复杂化(主要是服务业多重环节产生的虚假累计产值)越来越偏离人们的实际生活感受。例如一场车祸或火灾，反映在经济统计中，是增加了国民收入，因为它们带动了相关的服务行业的业务活动。
注三：美国历史上短暂地出现过「人民党」进入选举，最近的「第三总统候选人」却是大富豪或大军事官僚。附带提及的是:美国的这种扭曲的选举方式对民主主义的危害正发生在日本的政治改变中。

(首发：香港【先驱】1996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