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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文革”该肯定还是否定，关键看什么？ |
| | 今天谈该肯定还是否定“文革”，要抓住“文革”最根本的罪恶。秦晖教授说：“文革”死人最多的，不是造反，也不是武斗，而是官方的大面积镇压。当时每天墙上都贴著很多死刑名单，每个名字上都打个醒目的红叉。我每天走街上看过去，看不见具体名字，但是看见一排墙上，很多叉
老高按：明年（2016年）就将是“文革”爆发整整半个世纪了，但是对“文革”，国人的态度越来越趋向肯定和否定的两极，越来越难以形成共识，与“文革”刚刚结束之后的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中国朝野众口一词诅咒十年浩劫、不堪回首痛苦黑暗，判然有别。
记得那个年月，就算是“文革”中极少数的既得利益者，例如毛派中升到高位、后来被陆续处理的一些人，虽然也腹诽这么否定毛泽东的方略对不对，但也承认：“文革”伤害太多人、搞乱中国的做法，实在难以为继；毛泽东的理想虽好，却用错了人。记得当时我在武汉大学读书，1979年一次全校演讲比赛，中文系七六级的一位“工农兵学员”，也是我在上大学之前就认识的一位“紅二代”（当时没有这个词，一般称为“高干子弟”。他父亲是厅局级，在北京不算什么“高干”，但在武汉确实就是大官了），慷慨激昂地说：“美国向日本投下了两颗原子弹；毛泽东发动‘文革’，是在我们自己的国家投下了一颗氢弹！”（大意，非原话）引发在场数千师生暴风雨般的掌声。那时还是思想解放初期，还在“两个凡是”气氛笼罩之下，学生尽管思想比较活跃，但这句话公开说出来，仍然称得上振聋发聩。而能引起全场共鸣，当时青年和社会情绪可见一般。后来没多久有位敢言的老学者（忘了是谁）在党报上刊文，其中有句话：“文革”是中国有史以来最黑暗的时期（大意，非原话），也让我们惊叹和钦佩他的勇气和党报的胆量。
这样一两年之后，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文革”正式做出“彻底否定”的简短结论时，大家都觉得是顺理成章，无可争议。
当时一般人却没有意识到——只有少数思想敏锐人士注意到并提出來，却没有引起广泛重视的是：邓小平等人主导给“文革”的那个定性，隐藏着极大的问题：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这个定性，近十年来，越来越受到不论是左派还是右派的质疑甚至抨击；当局一贯对“文革”研究、讨论和用各种形式展现“文革”均重重设障，而在各个时期的某些做法，又颇带“文革”痕迹，就更使“文革”在未经历者心目中对之加以幻想化，在经历者的记忆中印象模糊化，精英和大众对“文革”的看法日复一日地急剧升高对立。
上面我说国人对“文革”的态度越来越趋向肯定和否定的两极（借用毛泽东的话来说：“香花”还是“毒草”？“好得很”还是“糟得很”？）这种分法还是显得粗糙。清华大学秦晖教授最近有篇非常精辟的演讲，分了四种对“文革”的态度：体制内否定，体制内肯定，体制外否定，体制外肯定，而且具体分析了这四种情况的社会、心理根源。文章信息量很大，值得各位一读。我看到有的网站、论坛上将标题改为《贵族红卫兵现在大量进入高层》，这虽然更吸引眼球，却未免缩小和贬低了作者的视野。不知因为他是演讲，难免有的表述带有口语化特征，不是很严密，还是因为整理者的笔误，有些地方的文字有点让人费解。为不至于引起歧义，我用括号做了补充或说明。
秦晖说：“文革”死人最多的，不是造反，也不是武斗，而是官方的大面积镇压。当时每天墙上都贴著很多死刑名单，每个名字上都打个醒目的红叉。我每天走街上看过去，看不见具体名字，但是看见一排墙上，很多叉。
这段话让我想起十年前我对旅美文革研究专家王友琴的书面专访中，王说：在《文革受难者》的前言里我说了，“大规模的对人的迫害，实际上是‘文革’的主要场景。对大量的人的生命的残害，是文革的最主要的罪恶”。文革的罪恶，就其规模和性质而言，可以用一个现在已经被普遍承认的术语来说，是一种“群体灭绝罪”。
对文革的四种判断
秦晖，爱思想网
谢谢大家参加今天的交流。“文革”是一个很大的话题。屏幕上的每一个题目都要花很长的时间。我今天只会想到哪里讲哪里。之后的互动大家再提问。
“文革”在今天的中国越来越被扭曲。既被赞扬的人扭曲，也被否定的人扭曲。我们知道改革一开始是以否定“文革”开始的。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孙立平最近提出：改革共识基本破裂。我认为，其实改革是关于“走出哪里”的共识，“走向哪里”我们从来就没有过共识。至于走出“文革”，则是全社会的共识。在这一点上，我们和东欧的改革很不一样。
改革初年，当局就否定“文革”讲了好多话。但是他们发现，按照他们的话语逻辑，很多东西很难讲下去。现在就当作历史上没有这事。民间对“文革”的印象，则是当年否定的镜像。官方“文革”解释的困境和民众的想象共同构成了今天的“文革”印象。于是演变成以下四种观点、两个逻辑的描述。
一、体制内肯定。体制派不见得就在体制内。当然这一派也可以叫做左派。大陆的左派和世界的左派有很大的区别。在大陆的左派中，对“文革”肯定和否定又构成另一个维度。肯定的左派认为“文革”是个继续革命的伟大创举，“文革”的目的是铲除走资派，保证红色江山。这种人对邓小平的改革持最大否定。他们颂毛反邓，肯定“文革”而否定改革。
这种观点在改革初年是没有市场的。我说过，“文革”达到了负帕累托效应。这场运动几乎把全社会上上下下各个阶层所有人都得罪了。没有人认为“文革”是好的。而体制内肯定这一派的观点最早在海外起源，部分原因可能是他们没有受到“文革”太大的冲击。海外毛派曾经对“四人帮”被捕表示过强烈抗议。江青诞辰一百周年的时候，美国还上演过话剧《江青》。
现在这一派在大陆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这是由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邓江改革的弊病激起的广泛民怨。另一方面由于新一代国人对毛的害处没有切身的体验。俄罗斯有句谚语说得好：“死人都是好的”。这是一种对过去的玫瑰色幻象。这种对“文革”的想象源于对现有体制的不满，尤其在青年大学生中尤其流行。我不知道今天在座的大陆交换生们怎么想，至少在北京的很多高校，这种观点是相当有市场的。很多人都希望再来一次“文革”。他们对当权派有相当的反感。
二、体制内否定。邓小平在“文革”问题上观点略微偏向于党内民主派，至少在他复出后的早期。他对“文革”的反省，还是比较早的。邓小平认为，“文革”是几乎断送我党江山的鲁莽之举。陈云也是持这种看法。这种观点的另一面是：对“文革”前十七年充满了好感。基本他们上是肯定前十七年，而否定“文革”。但是后来邓退回去了。不过即使是邓，认识上的基本格局也没变。他认为“文革”最大的悲剧就是冲击了“走资派”。这种观点回避了前十七年的社会矛盾。把“文革”全部归结于毛的多疑和胡闹。归结起来，这一派对“文革”的主要认识就是：“文革”就是反当权派。
显然，他们对“文革”后期当权者迫害群众、造反派的行为闭口不谈，甚至持肯定态度。邓和陈云的最大区别是：邓认为整个“文革”期间活跃过的都不是什么好人。而陈对“八旗子弟”（既现在的太子党）非常有好感。这些贵族红卫兵，专整黑五类等社会的弱势群体。这种人犯下累累罪行，但社会对这些从来不清楚。他们现在正在中国活跃，我在此也就不点他们名字了。邓小平对这些人没好感，主要还是因为邓刘（少奇）两家的后代，大部分没有和他们一道取得政治优势，也就是没赶上趟。
在体制内否定者看来，“文革”的教训就是：决不允许任何人挑战当权派。于是“文革”的混乱常被看作是民主的罪过，在现今中国被当做中国民主化就会混乱的主要证据。不可否认，“文革”时期的确有比较变态的言论自由。不过这种畸形的自由在民主墙之后就被明令取缔了。邓号称取缔这种自由是否定“文革”的起点。同时废除了一九五四年宪法以来的游行示威罢工的权利。其实本来这些权利也一直没有，不过在“文革”期间，毛需要实现混乱的局面（从而达到打击走资派的目的--陈注），于是只要在毛划的一些禁区之外，冲击地方当局的抗争还是有相当的自由。
这种观点的延伸，就是对旧有意识形态民粹色彩和革命色彩的厌烦。大家可能不知道，1990年的时候有过一个所谓“太子党纲领”。他们宣称，我们国家是有执政者的利益的，这种利益当然和人民的利益不一样的，我们不能放纵人民。很吊诡的时，这种庸俗的，充满既得利益色彩的反“文革”主张，竟然从反面使群众对“文革”那种自由打击当权派的美好景象产生了想象。
当然，当局察觉了这一点。于是越来越趋向于回避“文革”这个话题。肯定“文革”也不合适，批判“文革”也带来困扰，不如不要提。
三、反体制肯定。从最近来看，煽动“文革”狂热可能成为未来党内的一张牌。持反体制肯定的，主要是海外一些由当年造反派演变为现代民主派的人士。如杨小凯和刘国凯。杨曾经写过很有影响的一篇文章叫做《中国向何处去》。杨由于这样的经历，对不妥协的造反派持有很高的敬意。他认为造反派从社会学上，从思想上，与后来的持不同政见运动有一脉相承的延续性。
这种观点重要特点是反毛，但肯定群众。“文革”期间虽然有毛的煽动，但人民对体制的不满是更重要的因素。我们一般说“文革”是十年，但在其中允许老百姓造反的只有很短时间，刘国凯就持有所谓的三年“文革”论——（1969年）九大后“文革”逐步建立秩序，“文革”就结束了。实际上照我看来，真正群众意义上的“文革”只有一年多，就是说允许老百姓造反的话。从六六年十月到六八年六、七月间。这段时间的情景，在我们的话语中是“文革”的典型代表。
这种观点与陈云最为对立。一，反体制，陈肯定体制。二，肯定“文革”，陈否定。造反派和保皇派，陈反感造反派，同情保皇派红卫兵。而杨（小凯）对老红卫兵恨之入骨。
他们对邓小平也有相当大的反感。但是与一般民主派不一样的是，他们对邓仇恨的因素夹杂著邓在改革初年对造反派的清算。他们对邓的反感在两个层面中凸显。他们不完全否定改革开放。他们对邓的厌恶，如果不是有甚于，至少不亚于对毛的反感。
四、反体制否定。国内自由知识分子，党内老干部，不仅否定“文革”，而且否定造成“文革”的体制，即前十七年。这点与刘国凯有类似。胡（耀邦）赵（紫阳）也有类似。他们把反思的界限推到了六六年之前。这点上造成了八十年代一系列事件中，邓与胡赵分手了。更恰当地说，是胡赵在中国大分裂中脱离体制。他们最严重的对立面是体制类肯定（毛派观点）。他们更强调“文革”的意识形态原因。认为保皇派比保守派更为腐朽，和陈云对立。他们和杨（小凯）刘（国凯）不同，哪怕对造反派有社会学意义上的肯定，但是（认为造反派）是从原教旨主义的角度的抗争，而非从民主进步的观点（的抗争）。他们认为：“文革”的造反派，哪怕不是奉旨造反，也不能说近代持不同政见运动。更像是农民造反。他们反对把造反派和新启蒙运动挂钩。
四种观点在近三十年是有所起伏的。最近二十年的趋势，总的是体制性的否定越来越向典型化发展，但越来越说不出口，越来越脱离现实要求。在“文革”中，邓失势比较早，把“文革”中此消彼长的一系列势力都看作是捣蛋分子。邓之后整了很多保守派。只有我的家乡广西是造反派从来没有掌权的地方。当权派在“文革”中后期对造反派的镇压也特别厉害。八四年前后，邓松了口，处理问题，否造反派否保皇派，现在在广西已经成为禁区。
全国而言，贵族红卫兵现在大量进入高层。他们很多人参与过“文革”初期的对群众的镇压。邓实际上反对启用这些人。而这些人本来在邓江时代也没什么活动空间。但是陈云是这些人的总后台，陈认为：“我们的子女靠得住”。
一九九二年之后，一方面在经济战略上，陈云的主张彻底失势。陈主张计划经济，但也是反毛的，因为毛也不搞计划经济，毛就是胡闹经济；在政治领域，尤其是在人事组织，九二年之后随著邓老去，很多高干子弟，特别是出身于与造反派对峙的保皇派，大量从政。陈云留过苏，陈云反毛并不是因为毛搞斯大林式经济，而是毛胡来，搞乱了斯大林式的经济。赵（紫阳）的回忆录中，对陈在改革初年非毛化的贡献给予肯定。我们所知道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总后台实际上是陈。而邓在“文革”后复出比陈慢。邓在改革开始并没有对“文革”放炮。赵提到，陈在骨子里非常亲苏，他认为苏的计划搞得非常好。赵认为陈反毛包括对毛晚年的外交上的不满意——联美反苏。陈认为苏联怎么着也是社会主义国家，和苏再怎么闹也不应对立。陈站在苏的立场上，这正是中国改革不同于东欧改革的不同点。我们要看到，中国非毛化一开始就是两种势力的合力。
另一方面，随著改革的深入，当权派立场越来越得势。今天的当权派不仅比过去更腐败，由于他们现在搞市场经济改革，更像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年的“走资派”的确很冤枉，但今天名副其实。他们的事实坐实了毛当年的指责。于是，现在当权派就不提“文革”，希望人们忘掉“文革”。他们对“文革”采取总体失语的合乎逻辑的选择。这是现在的当权派和邓小平时代最大的区别。邓小平当年可是高调否定“文革”。
但是他们不讲，老百姓不会不讲。他们自己失语，又不许自由民主派谈“文革”。于是，中国对“文革”的话语权，越来越落入毛派手中。尤其是在网上。
老百姓对官僚的怨恨远远超过当年，（现在的当权派）他们害怕再来一次“文革”，但又对毛派投鼠忌器。他们唯一的指望，就是把毛左的仇恨引向无权无势的自由派知识分子。这种手法和毛发动“文革”非常像。刘少奇当年就揣测了毛的心思，想依靠群众整无权无势的知识分子。想依靠官僚整书生。
毛泽东为什么搞“文革”？
罗列极权国家的整人几种手段：如对自己人，用斯大林式整肃；对群众，用反右。从中我们看到，发动群众整当权派是非常罕见的手法。我反对纯粹用毛的理想主义解释“文革”。说毛是个理想派，确实有很多理由。但是，中共很多的大运动用意识形态不能解释的。比如，在经验统计上，暴力土改流血越多的地方就是越不需要平均地权的地方，比如老苏区。如果单纯因为左的意识形态，这一点无法解释。
关于七千人大会。毛曾经对阿尔巴尼亚国防部长巴鲁库说：七千人大会后，我意识到要把刘少奇干掉。最近的研究表明七千人大会原来想开成一个重新拧紧螺丝的大会。毛本来想要在会上克服所谓分散主义，重新开始粮食征购。并不是想让大家出气的大会。原来只打算开十天，结果开了二十八天。征粮指标不仅没提高，还减少了。
我认为七千人大会是毛自延安整风运动以来，从来没遇到的被周围一致抵触的情况。用江青的话说，毛当时是憋著一口气的。毛感到从上到下一致的反对。
不过，上下的怨气是有区别的。老百姓角度来说，怨左不怨毛。他们对毛本人并没有强烈的反感。也即是说，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但是刘等反毛不反左。他们拼命维护体制，并且不希望毛胡来。
毛害怕这两种力量结合。最好的解决方法是什么呢？就是让这两者干一仗。从而既保住左体制，又保住毛皇权。由于不怨毛与不怨左的情形的确存在，有空隙，所以毛的操作确实可行。
同时有这两种不满，就不能用反右或斯大林整肃式运动。如果仅想压制民众，毛本来的确可以用运动的手段达到，当年刘搞反右就是揣摩毛心意。
于是，毛先用群众搞刘派。再用靠这个手段实际拿回来的权力搞群众——上山下乡之类。但玩得太过火，“文革”末期，两股力量竟然结合了，就变成了走出“文革”的共识。
但是这两股势力最终还是要分家的。我们看到，八十年代，邓和胡赵本来企图调和这两股势力，但不幸的是，他们自己最终在八十年代也分道扬镳了。邓站陈云这边，赵站民主派这边。
我个人认为，“文革”中最重要的事实是：当权派整民众远远比民众整当权派来得残酷。主流说法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都只强调当权派被整。这很不合事实。
更加荒诞的是，“文革”前期那些武斗学生领袖其实后来是被毛本身关起来的。但一直没判刑，邓上台后把他们正式判了。但他们反而怨邓不怨毛，的确很荒诞。
“文革”死人最多的，不是造反，也不是武斗，而是官方的大面积镇压。当时每天墙上都贴著很多死刑名单，每个名字上都打个醒目的红叉。我每天走街上看过去，看不见具体名字，但是看见一排墙上，很多叉。
毛的这些创造，实际上来源于中国法家的法术势。毛自己就承认自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当年毛还搞群众运动的评法批儒。包括我，都是在毛当年的号召下才读韩非子的。我的古文能力也是被那时毛培养的。你看了韩非子你就知道，韩非子确实是整人的集大成者。我在西方的著作中从来没有看到媲美韩非子的权术著作。我认为，只要是理想主义者，都对人性有高调的预期。但我认为毛对人性就完全没有信心。但你很难说毛是个彻底的政治流氓，他还是有一定的理想主义性格的。但是很难去定位，在纯粹的理想主义者和彻底的流氓之间，有很广阔的空间。
可以发现，毛宁可牺牲自己的道德魅力，也要选择智力高点。比如，当年反右时号称的阳谋论，他宣称这些都是他早就计划好的。这么一说，他不完全就是个政治流氓吗？但毛为什么要这么说？我认为毛一开始并没有想到后来，他一开始的确是真心希望群众给党提意见的，也就是说，毛没有他自己讲的这么坏。但他不知道这样讲对他的道德形象的破坏吗？原因是，他不能容忍别人对他智力上的怀疑。斯大林在《君王论》上有这么一条批示：“令人恐惧比受人爱戴更伟大。”我认为韩非子这本书的主题思想就是这个概念，毛的政治逻辑也是这样。
我不否认毛的理想主义因素，但这对于历史来说，太不重要了。
这一点，就是中国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是一个要面对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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