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需要特別反思：為什麼早年以改變不合理的社會財富分配製度、創造一個人人均等的社會為理想的共產黨人，建國之後卻沒有建立起合理的收入分配製度呢？為什麼迄今還有不少人堅持認為貧富差距擴大、收入分配不公，只是改革開放以後才有，在毛澤東時代不存在這種問題？
老高按：用通常簡而言之的說法：左派要求平等、公正，右派爭取民主、自由，但這兩者，真的就那麼對立嗎？左派會反對民主、自由？右派會否定平等、公正？
我注意看萬維上有人將我歸於“右派”——甚至還有人指斥我是“民運分子”。如果嚮往民主就是“民運分子”，那“民運分子”的陣營可真太龐大了！——算不算右派不去管它，但我敢說，對平等、公正的嚮往，我一點也不比左派差，有機會了，更會“鼓與呼”。
我曾經在武漢和北京的機關工作過，曾深為體制內的等級分明而詫異，而我曾工作過的團中央，在體制內所有機關中，還算等級觀念最淡薄的——機關內部的上下級，從部級、局級到處級、科級、無級，很能打成一片（我曾經介紹過，由於從胡耀邦那時形成的傳統，團中央機關內部的風氣直到八十年代中後期都還是比較好的），不過，在對外的場合，在中國諸多黨和政府機構，我眼見的景象是，絕對丁是丁，卯是卯：級別、頭銜、位次、順序，半點也不能含糊，絕不能錯亂顛倒。工資、住房、配車、以及配備秘書、警衛、司機、護士、廚師等服務人員人數多少、出差時住宿、交通的規格……等等待遇，還有信息分配（這是政治待遇的重要標誌：什麼官員聽什麼傳達報告、看什麼文件和內參、得知什麼消息），都是跟着權力和級別走的。尤其是在眾多領導人都會出席的場合，現場出場、退場和坐席的排序，媒體刊發的姓名先後，更絕對不能“僭越”，若將在上者放到下面了，在下者放到上面了，都是“政治錯誤”“責任事故”、都會產生“極壞影響”。
遇到這種場合，我的腦海中屢屢不禁湧起大不敬的念頭：
追求平等，不就是革命者的初衷嗎？老一輩人發動和參加革命，不就是要反抗社會不公、要建立一個打破等級、眾生平等的新社會嗎？怎麼到了他們自己掌權，偏偏要這麼斤斤計較等級？
官場如此，大而言之，中國社會的等級，更是怵目驚心。以公正平等為標籤的政權，在很長時間內，甚至以官方白紙黑字的政策，來劃分等級、來分配生存資源。
中國大陸學者張鳴教授在自己的博客上發了篇文章《平等背後的羊頭與狗肉》，他說：“對平等的追求，曾經被掛在我們的牆上，是我們的招牌，但是，時間久了才發現，招牌就是招牌，跟內容沒有多少關係。”
張鳴還說：
革命成功之後。學蘇聯建立的社會主義政權體系，不僅官僚機構等級森嚴，而且把整個社會變成了一個等級鮮明的金字塔。處在金字塔最下層的，是成分不好的賤民，其次就是農民，然後城市的工人和市民，再就是革命幹部，而幹部則分好多等級，每個等級所享受的待遇，包括衣食住行和信息獲得，接待的儀式，都各自不同。人說，毛時代的官員，貪腐的不多，不錯，但他們有特權，所謂的特權，其實就是等級制下的各自不同的待遇。
我在社會主義中國、在體制內待的時間太久了，對這些現象慢慢習焉不察、不以為意了。是到了西方國家，才猛然醒悟，正如上面提到的張鳴教授的文章標題所昭示的：原來，中共打下江山，“平等”只是掛出的羊頭而已！
中國著名歷史學家楊奎松教授2007年有篇文章《關於建國以來黨政幹部收入的問答》，寫得有理有據。我最近才讀到，而且我得知，七年過去，情況基本沒有變化。這裡將他這篇文章轉貼出來。中國據說左派很多，其中還有毛左，卻不知為何，沒有關注這一問題，更沒有認識到，這個問題其實倒真是65年一貫制，毛、鄧、江、胡、習時代都是如此。我很願意與左派一起，揭露中國森嚴等級的真實情況，弄清其來龍去脈，為實現社會公正平等，一起努力呼籲。
關於建國以來黨政幹部收入的問答
楊奎松，《南方周末》2007年8月30日
很多人誤以為今天的貧富差距拉大、收入分配不公、官員貪污腐敗盛行等問題，都是改革開放帶來的。在他們看來，只要注重分配平等和公眾福利，很多問題就可以得到解決。殊不知，這些問題說到底都是現行的有待改革和完善的制度造成的。而這些制度多半早在建國之初就已經確立了。不設法對制度本身進行改造和完善，是不可能真正解決問題的。
“大院”中的等級制體會
問：今天，貧富差距擴大、收入分配不公問題引起越來越多的議論。有些人因此懷疑今天的種種政策，甚至把這一問題的產生歸咎於改革開放，認為改革開放從開始即犯了方向性錯誤。我們注意到，您在最近一期《歷史研究》發表了一篇長文，詳細考察了1949年前後，中共黨政幹部收入分配製度從比較平均的供給制，轉向差距較大的職務等級工資制的歷史經過。我們想了解，您做這一考察是想說明些什麼呢？
楊奎松：說來話長，我早年在北京“大院”里生活過一段時間。在機關、軍隊的大院裡生活，包括在儘是幹部子弟的學校上學，你會強烈地感受到等級制所帶來的種種影響。我們還在很小的時候，就知道誰的爸爸是多少級，多少級的幹部住多大的房子、配什麼級別的轎車，多少級以上的幹部可以購買普通幹部買不到的“特供商品”等等。父輩級別的不同，甚至會影響學生之間的交流，級別相差太大，就會“話不投機半句多”。孩子常常會按家庭出身和級別的高低，在學校里分成不同的交際圈子。“文革”開始後，雖然沒有人公開聲討這種等級制度，但是，“文革”初期我們耳聞目睹的許多反對“官僚主義”的所謂“革命行動”，其實矛頭所指，就有對等級制的不滿。
坦率地說，過了這麼多年，讀了那麼多書，跑了那麼多國家和地區，比較了許多社會，包括舊中國的歷史情況，尤其是親身經歷了改革開放後中國社會的巨大變遷之後，大概沒有幾個人會認為當年的那種差距有多麼不得了。然而我還是有些耿耿於懷，想弄個水落石出。我一直不明白：為什麼從來都高舉社會主義和平均、平等大旗的共產黨人，會建立起這樣一套權利和分配都非常不平等的等級制度？為什麼迄今還有不少人堅持認為貧富差距擴大、收入分配不公，只是改革開放以後才有、以前從不存在這種問題？
問：您所說的情況讓我感到有些意外。我們從小所受到的教育是，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我們國家的分配製度是世界上最平等的。即便知道過去等級森嚴，也往往習以為常，從來不會去把它和等級制度聯繫起來。
楊奎松：這是因為你比我年輕許多。我們這一代，是最典型的“生在新中國，長在紅旗下”的一代，這代人的一個突出特點，就是頭腦中的社會主義觀念根深蒂固。社會主義的本質是什麼？最根本的就是分配公平。記得“文革”期間我看得最多，也是研究得最深入的書，就是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等人談論社會主義的著作文章，像《哥達綱領批判》、《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國家與革命》等等，不知道讀了多少遍。受這些著作的影響，大學畢業後，我最初選擇的研究方向，也是中國近代社會主義思想史，想了解中國人何以會那麼容易地接受社會主義並最終選擇了社會主義制度。
我發現，其實對社會主義理想着迷的，不僅是共產黨人，也不只是我們這些生長在新中國的人，可以說舊中國絕大多數知識分子都對社會主義抱有好感和幻想。中國的政治家，從康有為，到孫中山，甚至蔣介石，其實都不那麼贊同資本主義。蔣介石1943年出版《中國之命運》，把資本主義批得一塌糊塗。
為什麼中國人多數都那麼排斥資本主義？一個根本的原因就是：那個時期資本主義嚴重貧富懸殊的形象，讓生活在小農經濟環境下、習慣了小康生活的多數中國人都感到難以接受。因此，大家都或多或少地期待主張經濟平等、分配公平的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這也就是為什麼，雖然明知共產黨在大刀闊斧地用暴力均貧富，眾多深受西方民主思想薰陶且家境充裕的知識分子，最終還是拋棄了跟西方走得很近卻因貪污腐敗造成分配嚴重不公的國民黨。
抗戰中的供給制
問：記得邵燕祥講過，陳伯達的一本《中國四大家族》，幾乎就宣布了國民黨在政治上的死刑。
楊奎松：不錯，共產黨里沒有孔祥熙、宋子文那樣的大富豪，更沒有閻錫山、張學良那樣的大地主。毛澤東在抗戰期間曾相當自豪地宣布：我們的縣長、區長、鄉長，每月兩元津貼，又民主，又能艱苦奮鬥，又能幫助老百姓；而國民黨的縣長呢？每月拿180元的薪水，只會娶小老婆、打麻將、抽鴉片，甚至還貪污、刮地皮，壓迫老百姓。兩者對比，優劣立判。
當然，毛澤東這裡講的中共幹部每月兩元的津貼，指的其實是除組織供給的伙食、被服以外另外發給的零花錢，並不是說他們每月只用兩元養家糊口。但即使加上伙食、被服和其他日常工作用費，中共幹部當時的收入，依然比國民黨的縣長少得多。抗戰時期中共雖然也實行了一些帶有等級制色彩的分配辦法，如在伙食上劃分大、中、小灶，在着裝上規定幹部服區別於士兵服，另外還開始按級別為資歷較深的幹部每月提供從一斤到八九斤豬肉錢不等的保健費等。但比較而言，在實行集體供給制的情況下，高級幹部與普通幹部收入分配的差距，一般情況下不超過10倍。在當時條件下，中共的這種收入分配辦法還是比較符合其政治主張的。
從供給制向工資制的轉變
問：有些學者可能不大同意您的看法，在他們看來，延安時期就已經開始形成了一種“上下尊卑的等級差序制度”。您怎樣看待這樣的觀點？
楊奎松：等級制在中國是有深厚的文化傳統淵源的。梁漱溟講過：“中國人看見西方全沒個尊卑上下之分，沒有不奇怪的。”因為幾千年來維持中國社會安寧的就是尊卑大小四個字，人們習慣了按照三綱五常來思考和行事，習慣了把人分成治人者和治於人者，相信如果誰也不卑、大家平等，那便誰也不能管誰，一定天下大亂。因此，共產黨雖然最講平等，官兵常年穿同樣的衣服並在一個鍋里吃飯，但是，相信必須有拿主意的與聽話的，下級必須服從上級的心理，卻是一樣的。這也和中共組織上奉行集中制，以及常年處在戰爭環境下實行半軍事化管理有關。但嚴格說來，這時上位者與下位者在權利義務方面的這種失衡，由於受長期宣傳的平等觀念的影響，還尚未全面制度化，因而也才會有王實味等人的強烈質疑。
問：能否這樣認為，從農村轉入城市，從革命黨變成執政黨，對中共在既有的傳統文化的氛圍中逐漸官本位化和等級化，具有極大的催化作用？從您的論文中可以了解到，1949年後很快就廢除了平均主義的分配辦法，改行差別很大的職務等級工資制度。
楊奎松：改行工資制有一些客觀原因。比如供給制的辦法每個單位都要搞一套生產後勤運輸機構，人力、物力浪費太大；其次，城市生活不同於農村，只靠幾塊津貼應付不了各種開銷。再者，進城幹部靠供給制，留用人員和新參加工作者則實行工資制，兩種制度並行也帶來許多問題；最後，進城後各級幹部大權在握，各單位又都有生產營利部門，與私商自然發生大量權錢交易，貪污腐化的情況難免到處滋生。這些都不能不迫使中共廢止供給制，改行工資制。很難認為這種改變本身有什麼錯。有問題的是，這種改變從一開始就沒有儘可能地按照平等、平均的革命原則縮小等級之間的分配差距，反而通過拉大分配與待遇、擴大等級差別的辦法，全面強化了本應極力去削弱的官僚體制。
問：您能否簡要介紹一下這方面的情況？
楊奎松：1950年4月，中共出台了一個《中央級行政人員工資標準（草案）》，規定黨政人員最高一級的工資收入可以是最低一級的28.33倍。這個草案在廣泛徵求當時各級領導人意見後，除了將原定27個級別縮小為25個之外，沒做什麼修改便頒布實施了。受此影響，當時並行的供給制標準，也進行了大幅改變。比照等級工資標準，小灶的津貼平均一下子提高了約19倍；中灶的津貼平均提高了4倍；大灶的津貼只提高一倍。各級政府供給制工作人員，從中央人民政府主席至勤雜人員，暫分為10等24級，工作人員執行哪個津貼標準，按其職務評定。如此大幅度地拉開收入差距之後，最高一級的收入分配較最低一級擴大到了21倍以上。
1952年7月，鑑於兩種收入分配標準仍有差別，政務院進一步出台辦法，將供給制標準和工資標準統一起來。調整後的兩種分配標準均統一為29個行政等級，其最高最低的收入分配差距，即級差最大係數，也都統一為25.88比1。
值得一提的是，新標準更加注重等級的細劃與待遇的區別。如原標準中國家正、副主席與政務院總理、副總理同等待遇，新標準則改為國家主席、副主席為最高等，政務院總理、副總理等為次一等，等等。到1955年8月，新政府最終取消了供給制，統一實行職務等級工資制。新標準進一步提高了高級幹部的工資待遇，將工資等級進一步增加到30個級別，最高一級560元，最低一級僅18元。這樣，最高工資加上北京地區物價津貼16％後達到649.6元，最低工資僅為20.88元，兩者工資差距擴大到了31.11倍之多。此次工資改革，13級以上幹部，除行政1級外，平均增幅達14.35％，而14級以下幹部平均增幅僅2.26％。如果從絕對數來看，低級工作人員最少的月收入增加只有0.23元，而高級幹部增加最多的達到95.67元，相差幾近416倍。
由於這次工資改革出現了一些問題，次年，即1956年國務院又頒布了新的工資標準。這次工資調整注意提高了一般工作人員的工資收入標準，如將國家機關工作人員中最低一級工資從18元提高至20元，1－13級幹部最小增幅為0，最大增幅為12.9％，平均增幅6.9％；而14－30級幹部最小增幅為7.1％，最大增幅為13％，平均增幅達10.36％。這樣就使得標準工資最高最低之差略有縮小，減少為28倍。但連同這次調整在每一行政級別中細劃出的11個檔次算下來，最高收入和最低收入之差仍然達到了36.4倍。
問：這是一個什麼概念呢？
楊奎松：為了便於讀者了解這種倍數的問題所在，這裡介紹一下國民政府時期的薪俸標準情況。以1946年國民政府頒布的標準，除總統和五院院長等選任官外，文官共分為37個級別，最高一級的收入是最低一級收入的14.5倍。
我們還可以比較一下那個年代西方國家政府工作人員的工資收入情況。在資本主義各國中，除極少數國家外，英、法、德等國的公務員，包括行政長官在內，最高最低工資差，均在8－10倍左右，美國、日本差距較大，也只有20倍。而且，它們差距之大，多半只是總統或首相個人的工資較高，有時會高出下一級行政主管一倍以上。可知資本主義國家政府官員高低之間的收入差距，多半遠小於新中國官員的收入差距。
比工資收入的等級制更嚴重的
問：看您的文章，這裡面的問題還不止於工資收入的等級差。
楊奎松：這正是最值得注意的一個問題，我們的等級差更多地還不是表現在工資標準上。
記得“文革”前夕，聽到“九評”蘇修的文章，一直深為中國沒有像蘇聯那樣形成特權階層而自豪。這種印象在“文革”中逐漸破滅，並漸漸了解到歐洲一些國家政府官員很少特權的情況。但是，當1986年得知瑞典首相帕爾梅在街上行走時被刺身亡的消息時，還是感到相當吃驚。從當時的報道和隨後相關的考察報告中，我們發現了一個完全不同於我們過去印象中的“資本主義”政府：“政府的大門前不設警衛。首都斯德哥爾摩的市政廳，樓下的湖濱花園設有長椅，是市民們的遊憩之地。他們的議會開會時要發廣告，百姓可以自由旁聽。除了國王、首相配備警衛人員，大臣們皆沒有。他們上班是官員，下班就是平民、普通老百姓，有的上下班騎自行車來往。……瑞典的官員們即使公務出行，也沒有前呼後擁警車開道那一套，他們沒有任何特殊之處。”
2003年，瑞典再度發生慘劇：女外交部長在商場買東西被殺，但瑞典政府仍舊公開聲明，決不因為懼怕暴力就放棄他們長期以來為之自豪的開放的民主政治，將繼續保持政治家的平民化和親民作風與傳統。實際上，歐洲許多國家的政府官員不僅收入不高，差距不大，而且所有擔任公職時國家提供的服務，都只能限於公務範圍，一旦參加非公務活動或離任，便不得使用這類服務。
相比而言，我們在實行職務等級制度之初，不僅全面拉大官民距離，而且嚴格官階差序標準，通過把其他各種職位行政化，比照官階規定相應待遇，建立了一套官本位體制。不同級別的幹部在工資以外的待遇和享受標準，極為細緻複雜。幾級以上可以配廚師，幾級以上可以配勤務，幾級以上可以配警衛，幾級以上可以配秘書，可以享受何種級別的醫療和療養，包括對不同級別的幹部可以住多大面積和何種級別的房子、可享受何種檔次和牌子的專車等都有具體規定。
問：您有沒有大致計算過，如果加上種種特殊待遇方面的花費，當時社會收入分配最高和最低之間的差距可能會達到怎樣一種數字？
楊奎松：我想，這種計算可能沒有太大的意義。我們只要知道今天貧富差距拉大的原因，並不純然是改革開放政策造成的，知道收入分配不公有制度上的根源，就足夠了。
我們今天需要特別反思的是，為什麼早年以改變不合理的社會財富分配製度、創造一個人人均等的社會為理想的共產黨人，建國之後卻沒有建立起合理的收入分配製度呢？一個基本的原因是因為當年一切學蘇聯。蘇聯是共產黨國家中最早實行職務等級工資制並對高級幹部實行特殊化待遇的。因此，中共當時也一切照搬。但問題是，1848年馬克思、恩格斯發表《共產黨宣言》的時候，就很明確地反對當時在歐洲國家中還十分盛行的等級制和官僚制，認為共產黨人必須堅持“所有官員的薪金沒有任何差別”的政治要求，以求最大程度地限制因等級制所造成的種種流弊。馬克思後來在《法蘭西內戰》中又特別提出：一旦無產階級能夠建立自己的政權，所有公職人員應當一律實行低薪制度，只能領取相當於工人工資的報酬。從前國家的高官顯宦所享有的一切特權以及公務津貼，都應隨着這些人物本身的消失而消失。
值得注意的是，幾乎所有共產黨國家都沒有照此實行。相反，戰後歐洲眾多資本主義國家，因為社會黨、工黨起作用的結果，它們反而在很大程度上努力去限制等級制和官僚制的種種流弊。比較這兩者之間的歷史條件，我們能夠注意到的一個重要的區別就是，絕大多數沒有在這方面做出努力的共產黨國家，都是落後國家，這些國家革命前基本上處於專制體制的統治之下。由此可見，很多新制度的選擇與變異，並不完全取決於政治家或政黨的理想和目標，既有的制度與社會文化傳統往往會潛移默化地左右着一切。
毛澤東的不滿
問：可是，您的文章中專門有一節，論述毛澤東對改行工資製造成等級制和官僚制的嚴重不滿，他在一定程度上採取了一些措施，縮小了原有的工資差別。如果當初完全按照毛澤東的意志行事，是否還會造成等級制和收入分配懸殊的問題呢？
楊奎松：這個問題很有意思，我也一直很納悶———毛澤東也好，朱德也好，1950年第一次工資改革前，都很明確地主張繼續實行供給制，不希望擴大收入分配差距，但為什麼他們都沒有出來反對照搬蘇聯經驗的工資改革呢？
由於目前我還沒有找到足以解答這個問題的材料，有些讀者對我的這一部分說明提出了質疑。在他們看來，毛澤東未必真的不贊成等級制。這種看法在某種程度上也不是完全沒有道理。但我的看法是，很難認為毛澤東批評等級制和收入分配差距過大的言論不是出於真心的。問題的關鍵恐怕是，毛澤東雖然一方面想打破等級制，破除官本位；另一方面卻又始終固守並不斷強化高度集權的領導體制。他不清楚，越是集權，就越不可能破除官本位、廢除等級制。因此，毛澤東對這種情況始終是想動不能動，感到無可奈何。
舉個例子。毛澤東多次講過，他不贊成拿稿費，認為沒有道理。可是，他從來沒有真正拒絕過拿稿費。為什麼？因為這是一個慣例，就像照搬蘇聯的制度一樣。到“文革”前，因為毛澤東總講這種話，稿費制度被取消了，然而因為毛澤東的特殊地位，沒有任何出版社或報社敢於停付毛澤東的稿費。結果，到1967年，他的稿費收入已達數百萬元之巨。對自己賬上的天文數字和各地搶着為自己修建別墅之類的事情，他有時會說說，但並不特別在意，聽之任之。很明顯，雖然毛澤東一生主張反特權，卻從來沒有意識到，黨的高度集權制使他成為黨和國家裡惟一享有最高特權的人。他的這種權力地位，正是建立在一種金字塔式的等級制之上的。因此，他的理想社會形態雖然是平等、平均，但真的要打破規矩，他也下不了決心。因為基於政治及權力鬥爭的考量，他根本就離不開這種特權地位。總之一句話，毛澤東並不了解，任何一種分配的公平都只能建立在權利平等的基礎之上。權利不平等，所謂分配公平就只能是一句空話。
權利平等，才能分配公平
問：可否這樣理解，按照您的觀點，今天的貧富差距擴大和收入分配不公，其實是建國以來制度建設不完善所造成的問題在新形勢下的延續和發酵？換言之，問題的關鍵在於存在着太多受到制度保護的不受監督的特權。今天的貧富差距拉大和收入分配不公，都跟這種權利的不平等有密切關係。
楊奎松：許多人懷念毛時代，認為那個時候大家雖然窮，但吃穿不愁，生老病死都有國家包，從小學到大學都不用交學費，也不用擔心失業問題，因為干與不干一個樣，都有鐵飯碗。就城市居民來說，這是事實。但是有些人相信，毛時代人人平等，真正實現了“各盡所能，按勞分配”，不存在貧富差距較大和收入分配不公問題，這就不盡符合事實了。
據2005年國家統計局對城鎮居民家庭的抽樣調查，最低收入和最高收入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差距為9.18倍。城鄉間最低收入和最高收入差距為27倍。拿這兩個數字來比較前面我所舉的毛時代光是黨政幹部之間的收入分配差距，就已經可以看出這種說法的不準確了。而且需要特別注意的是，毛時代近億城市居民的種種勞保福利和鐵飯碗等等，是建立在城市對大量鄉村資源無償占有的基礎上、以5億多農民的普遍貧困換來的。當年許多地區農民的貧困狀況可以說是觸目驚心，“文革”結束後許多老幹部去原陝甘寧邊區和遼寧朝陽、河北承德的一些農村考察，回來後逢人就講，那些地方農民的生活甚至還不如解放前。
問：最近日本NHK電視台推出24集《激流中國》的紀錄片，第一集就通過對比少數城市富人奢華的生活和眾多農民工的貧窮艱辛，反映當前中國貧富懸殊的問題。按照您的說法，這樣的視角顯然缺乏歷史感。畢竟，當年被戶口制度捆在土地上的農民今天可以到城裡來打工了，很多農民也因此改善了生活狀況。
楊奎松：沒有人能夠否認今天的貧富差距拉大了，收入分配也確實存在着嚴重不公。但是，第一，這種拉大是在包括農民在內的國民總體生活水平上升的基礎上的拉大，不是貧者愈貧，富者愈富。農村絕對貧困人口數已經從1985年的1.25億下降到2006年的2148萬，即便加上剛過溫飽線的低收入人口3550萬，也可以看出農民生活狀況正在改善。這裡的問題恐怕不在於農民是否還很貧窮——這需要相當長的時間和正確的政策導向才能逐漸改變——而在於中國相當多數的富豪或富翁致富的手段太過權力化，而他們過多占據的社會資源又未能被有效地用於回報社會。
據2006年相關統計數字，20％的低收入階層只占到總收入或消費額的4.66％，還不到1／20；20％較高收入階層則占到了49.99％，幾乎達到了1／2。嚴格說來，目前黨政公務人員的收入差距已經沒有過去那麼大了（最新的工資改革之後，職務工資和級別工資加起來，最低一級辦事員與最高一級國家主席相差不過12.4倍，已在合理的範圍內）。但像銀監會、證監會、保監會、電監會等部門官員的收入，則普遍高於其他部門公務人員收入的兩到三倍。其監管的對象，如銀行、證券公司、保險公司及電力公司等，管理人員的收入水平又比這些監管部門的同級人員高出3－10倍，年收入均達數十萬元。
另外像那些國家壟斷企業，如石油石化、冶金、通信、煤炭、交通運輸和電力系統，職工收入都非常高。僅中國移動，2004年11.2萬員工就花掉了136.7億元的人工成本，人均12.36萬元。國網公司處級幹部年薪30萬－40萬元，司局級50萬－60萬元。更令人瞠目結舌的是，這些部門的官員，除了工資津貼的收入外，還享受着各種額外的補助，如獎金、房貼以及巨額保險等等。在這些部門中收入分配是嚴格按照等級發放的，比如2006年國有上市公司高管的個人年薪達到34.49萬元，據報載，中國工商銀行董事長年薪130萬，中國銀行董事會秘書年薪561.88萬，一般電力公司老總年薪均在百萬以上，他們還照樣享受公車等各項按級別提供的服務和補貼。相比較而言，全國職工年平均工資僅2.1萬元，電力部門下轄的農村水力電工年薪僅6000元且沒有養老保險，由此不難看出中國目前的收入分配差距已經擴大到何等驚人的程度！壟斷部門及壟斷企業的官員們利用手中的特權，謀取了多少社會財富！影響所及，凡有權力者家人親友如何能不搞“近水樓台”，大撈其好處，貪腐問題怎麼會不愈演愈烈？
問：還是阿克頓勳爵的那句話說得對：“權力導致腐敗，絕對的權力絕對導致腐敗。”
楊奎松：很多人誤以為今天貧富差距拉大也好，收入分配不公也好，各級官員貪污腐敗盛行也好，都是改革開放惹的禍。在他們看來，好像只要注重分配平等和公眾福利，很多問題就可以得到解決。殊不知，我們現在所看到的種種問題，說到底都是現行的有待改革和完善的制度造成的。而這些制度多半早在建國之初就已經確立下來了。不設法對制度本身進行改造和完善，僅僅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地在分配或福利問題上着手，是不可能真正解決問題的。
毛澤東時代之所以沒有在這方面發生嚴重問題，僅僅是因為那個時候多半搞的是計劃經濟，幾乎沒有商品經濟生存的空間，很難形成權錢交易的環境。只要環境適合，就一定會出現問題。建國初為什麼要搞“三反”運動？“文革”期間為什麼盛行“走後門”？還不是存在着權錢交易或權利交易的問題？還是那句話，社會要想健康和諧，必須先解決權利平等問題。沒有權利的平等，就會存在種種弊端，也就不存在任何真正意義上的分配公平，更不要說什麼分配平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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