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人是不齒於結黨營私的。但孫中山學習蘇聯而創造的這種一黨專政制度，造成整個社會文化及讀書人、民眾心態的變化到底是什麼？只是以政治教育為目的而給出的理由，就會影響我們對歷史的判斷。首先要把各種各樣的史料統統挖掘出來，才有可能得出一個更真實可靠的結論
老高按：讀到北師大出版社和《東方歷史評論》共同舉辦的“新史沙龍”上，三位歷史學教授介紹了最近以來近代史、現代史和中共黨史界的新動態和新趨勢，受到不少啟發。其中提供的若干信息，是海外讀者，尤其是並不從事史學研究的讀者所相當膈膜的——我已經發現，我們這裡不少網友，還是擺脫不了20年前、30年前自己離開中國時對中國的了解和印象，也突破不了“泛政治化”和兩極對立的思維方式。讀一讀這篇討論中學者們提供的信息，或許能有收穫。
現在海內外的討論會非常之多，幾乎每天我們都能讀到一個或幾個研討會的發言，話題五花八門，對於開拓視野和思路大有益處。但是這些討論會的文字整理卻大有高下之分。許多研討會的發言，倉促之間上了網，而且，我估計是很年輕的朋友趕着整理的，演講者由於是在特定語境之下的口頭表達，有很多省略語、指代語或者涉筆成趣的借用、比喻，若整理者的歷史知識、文化修養比較欠缺，整理出來的文稿，就詞不達意、硬傷累累，甚至不知所云。像前一段共識網發表劉家駒老師在線談林彪和“九一三”，許多話讓人驚詫，我讀下來感到甚為失望。但過了半個月，共識網重新發表經過進一步整理的劉家駒講稿，感覺才好多了。
下面這篇東西，也有這一類的問題，為避免造成讀者的負擔，擠占對討論主旨的關注，我不得不將實在難以索解的部分文字刪除（主要是主持人的介紹語）。下面第三位發言者看來也不太善於深入淺出地表達，讓人很難摸准他的思路——是他本人思想晦澀？是整理者過於草率？還是我自己過於駑鈍？
從民國史到共和國史
韓鋼、金以林、賀照田，《東方歷史評論》
原編者按：9月6－7日，北師大出版社和《東方歷史評論》、單向空間共同舉辦了“新史沙龍＆東方歷史周末”。“新史學叢書”由中國人民大學楊念群教授策劃。我們將陸續刊發沙龍文字整理稿，以饗讀者。
第一場 從民國史到共和國史
時間：2014年9月6日14：30－16：55
地點：單向空間
主持人：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 譚徐鋒
主持人：給大家介紹新史學的脈絡，這個叢書是從2002年，為了紀念梁啓超先生《新史學》發表一百年，開了香山會議（之後發起的）。它儘管是一個同仁刊物來主持的，但是它又是開放的。剛才，我跟韓鋼老師也說，新史學的新字不是一個形容詞，它是一個動詞，國外炒的新史學，不斷遞進的新知識，我覺得新史學這個新字，它並非標新立異，更多的是需要做一個不斷推動新的研究方法，新的研究材料補充，使得我們對重要歷史的一個認知更加豐富，更加多彩。
我想在這麼一個理念下要展開這四個話題，都是很開放性的，我們後續推出的一些都有一些80後，甚至現在也有85後的博士論文出來。我們正在將新史學叢書的觸角推進到共和國史研究領域。《東方歷史評論》也是圍繞話題而做的一個雜誌，這個雜誌可能大家都有關注，也很有意思，代表一種朝氣與活力。
這也是新史學叢書與《東方歷史評論》合作的精神紐帶。
現在請允許我介紹一下，第一場三位老師，第一個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的韓鋼老師，他的研究不僅僅圍繞共和國史提出了一些重要的研究性和看法，大家都能感受到他的理論旨趣。第二個是金以林老師，他是社科院研究所的研究員，他對民國政治史的研究非常有新的看法，而且正致力於海內外民國文獻的系統整理工作。金老師也作了民國大學史的研究，大家不太容易見到，是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的。第三位是社科院文學所的賀照田老師，他做過中國當代史，以頗為獨特的表述試圖展現中國當代史的複雜性。
金以林：本場主題是20世紀中國史學研究路徑的轉變，我剛剛跟韓老師說，韓老師研究中共黨史，我研究國民黨史，基本上都是最傳統的政治史。20世紀史學路徑的轉變，我自己也思考過，我感覺第一步，無論研究什麼課題，首先要把歷史事實梳理清楚，明白是什麼後，才可以進一步思考為什麼。結合我自己研究國共兩黨歷史的心得，我感到國共兩黨歷史蠻有意思的一點是，國民黨、共產黨基本上可以說是一根藤上兩個瓜，但是國共兩黨發展完全不一樣。它們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建黨時都深受蘇聯的影響，且時間上都是在20世紀初。
以往我們常說20世紀中國史的研究範式大致有兩種：一是革命史觀，或叫革命史範式。二是現代化理論或現代化範式等等，不一而足。今天我們回過頭來看80年代以前，國共兩黨歷史的研究，包括台灣方面的研究，都有很強的革命史觀。我個人感覺，無論國民黨還是共產黨史的研究，都保存着強烈的革命史觀。比如，兩岸在做中華民國史研究的時候，都義無反顧地將民國史的開端從1894年講起，都不是從1911年或者1912年民國元年講起。為什麼都是從1894年寫起？就是因為“革命先行者”孫中山在這一年建立一個革命組織：興中會。以後的反清鬥爭，國共兩黨的革命史觀基本上一致的，反對北洋軍閥，兩黨也是一致的。1924年開始的第一次國共合作，國民黨叫國民革命，共產黨稱之為大革命，討論的問題也是相同的。再後來，十年內戰，我們以前叫土地革命，國民黨叫統一、“剿匪”；抗日戰爭、解放戰爭，這些大的歷史分期，討論的對象也都是相當一致的。只說論述的那些事情，每個人的解釋不一樣，都有着很強的意識形態。到了今天，意識形態方面慢慢淡了些，思考的角度更多元些。
以我自己的成長經歷來講，研究政治史，首先要說清楚事情發展的前後經過“是什麼”？在“是什麼”還沒有整明白的時候，恐怕無法準確回答“為什麼”如此一類的問題。如果我們盲目借鑑一些理論，去詮釋所謂的“為什麼”，很容易脫離歷史事實。應該說我們這一代學人，真正趕上了好時代，特別是21世紀以後，新發現的歷史文獻多得讓你看不過來。以前陳垣先生在談到中國古代史的研究方法時，他曾提出要“竭澤而漁”。但現在要是做中國近現代史的研究，根本不可能做到竭澤而漁。因此需要看的文獻太多了，而很多文獻剛剛公布的，或者有些還沒有公布。
在上世紀80年代，如果要做蔣介石研究，我可以理直氣壯地說：蔣介石的檔案在台北，我看不了，其他如宋子文檔案、國民黨的檔案都看不到。因此，我只能根據大陸保存的當時報紙、刊物或其他史料來做研究。但是在今天這個時代，如果要做國民黨史研究，你再說看不到台灣檔案之類的話，就沒人會同情你了，也可以說你根本就不具備做這個題目的基礎，因為你看不到海外收藏的這些核心文獻。現在這些文獻的開放度越來越大，特別是對國民黨史研究，非常開放。現在考驗的就是研究者搜集文獻的能力和財力。
我2002年第一次到台灣，查閱國民黨中央黨史館保存的檔案，在台北自己租房住了四個月。到檔案館查檔基本上是你想看什麼，檔案館一定會提供給你。2000年國民黨丟失政權，敗落以後，真是挺可憐的，他們保存的大量珍貴歷史文物，都不把它當作寶貝。我調閱國共合作時期毛澤東的一些往來信函，全部都是原件，對我們來說這些都是珍貴歷史文物啊。但那時候只能手抄，不可以複印。可以說當時的研究條件，相對來講還是比較辛苦的。最近十多年來，一個確確實實的進步，是伴隨着大陸經濟的飛速發展，國家對學術界的投入也增多了N倍。不僅是我服務的中國社科院，整個高校系統，為研究者創造的條件，走出國門查閱歷史文獻，基本沒有問題了。特別是海外收藏的檔案、文獻，各學術機構陸陸續續複製了大量檔案，拿到國內，供學界利用，可以做的研究項目真的很多。
我們研究所最近幾年承擔了一項社科院大的課題“近代中國海外珍稀文獻收集整理與研究”項目，就陸續從海外複製了大量珍貴檔案，其中包括複製國民黨黨史館的檔案一百餘萬頁，現在完全對社會開放，任何人到近代史所都可以去看。明年是抗戰勝利70周年，國民黨黨史館收藏的抗戰時期最高國防委員會的檔案差不多有30萬頁，還沒有人系統利用過。抗戰到底是怎麼回事，以前有太多的爭議，系統梳理這批檔案，首先可以將許多事情說清楚。
這個月底，我要去一趟哥倫比亞大學。我們都知道，顧維鈞的回憶錄存放在哥倫比亞大學。80年代初我們研究所組織翻譯出版過。以我的了解，海外珍藏的近代文獻裡，可以說顧維鈞的個人檔案是最大的（台灣不算），一個人的檔案存量超過40萬頁。像《顧維鈞回憶錄》只占這批檔案的40分之一，也就不過一萬頁左右，這批檔案文獻的開放，相信對整個20世紀中國史，特別是研究外交史，其價值是非常大的。以前，我們大家耳熟能詳的是顧維鈞在1919年參加巴黎和會，1931年，九一八事變以後參加國聯調查團等等這些重大事件。但在顧維鈞個人檔案中更多的是1949年以後的形成的檔案，如他擔任台灣的駐美大使，一直做到1956年，1956年以後又到聯合國出任國際法院的副院長。這批檔案好多都還沒有開箱。它不僅對民國史研究價值重大，對沈志華老師研究的冷戰史，比如朝鮮戰爭以後的美台關係，到底是怎麼一個演變過程，顧維鈞檔案里，有大量的文獻能夠呈現出來。1972年，中國加入聯合國，周總理讓喬冠華的夫人章含之到美國首先要去拜見顧維鈞，因為顧維鈞當年跟章的養父章士釗都是北洋政府時代的朋友。而顧維鈞對新中國政府在聯合國各個領域裡開展工作，也提供了很多幫助。像這些新發現的文獻，肯定能夠幫助我們更加充分認識近代中國的歷史進程，很多以往我們不了解的事情，不知道“是什麼”，可以逐步了解。如果“是什麼”都說不清，就更談不上去討論“為什麼”的問題了。
1949年解放前，顧維鈞跑的時候，按照我們當年的革命史敘述，他是43個戰犯之一。今天，我們看到的顧維鈞，包括前幾年上演的《1919》這部電影，陳道明演的顧維鈞基本上是一個民族英雄。從戰犯變成民族英雄這一過程，就是我們對歷史認識不斷加深的一個有趣現象。
我承認每個歷史學者，作為一個個體，他的研究多少都會帶有一定的主觀性。有的時候我自己也在猶豫，歷史研究到底是不是一門科學？有沒有一個客觀真實的歷史？而我更多的體會是這種個人的主觀性，在我們的研究中是不可能避免的。同樣，就以顧維鈞為例，解放初對他的歷史評價，跟今天基本史實的敘述角度變化不大，如他參加巴黎和會，為中國爭取利益等，只是了解的事實不如現在多。但對這些事實的解釋則是另一回事。事實是什麼都還沒有完全講清楚，我們的分析、解釋就會缺乏生命力。所以，我個人覺得做政治史，中共黨史也好，國民黨史也好，首先要回答的問題是“是什麼”，其次才可以回答下一個問題“為什麼”。
我們都知道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在早期的工人運動中，中國共產黨到底起了多大的作用。1921年黨成立的時候，力量還很弱小。1924年的五卅運動的爆發，的確是因為一名共產黨員被日本人迫害致死而引起的。而當運動之初對工人罷工最積極的支持者是民族資本家們，他們主動大量出錢，以維持罷工人的生活，五卅運動之所以能夠持續時間那麼長，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就是資本家出錢，工人在那兒罷工，每天資本家給錢養家。到後來罷工最終支持不下去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資本家出不起錢了。象這類“是什麼”沒有明白前，所給出的“為什麼”，說服力就不夠。
回過頭來說，無論是國民黨也好，共產黨也好，以前在中國封建傳統社會是反對朋黨政治的，讀書人是不齒於結黨營私的。但孫中山學習蘇聯而創造的這種一黨專政制度，又是怎麼演變的，除了黨本身的宣傳外，整個社會文化以及讀書人、廣大民眾心態的變化，各個利益階級的衝突矛盾到底是什麼？現在的很多歷史結論還沒有解釋清楚，如果只是以政治教育為目的而給出的理由，並不是從歷史本身研究出發得出的結論，就會影響我們對歷史的判斷。因此，我個人覺得，首先要把各種各樣的史料都統統挖掘出來，說明事實，如果我們大家都明白了事實，每個人對事實的解釋肯定是多種多樣的，在此基礎上我們才有可能得出一個更真實可靠的結論。再如說，大家說蔣介石獨裁，這一點沒錯，不僅中國共產黨認為他獨裁，國民黨中的很多人，包括美國人也認為他獨裁。特別是1927年南京政府成立後，國民黨內很快爆發了許多內戰，如蔣桂戰爭，中原大戰等。以往我們的解釋都是新軍閥混戰史，“狗咬狗，一嘴毛”，都不是好東西。國民黨內許多反蔣派也都認為是蔣介石要“消除異己”。但問題不是那麼簡單，一個新政權成立後，是不是要適當裁軍，以減少民眾負擔，才能發展國民經濟？答案是肯定的。但首先要裁哪些軍隊？回過頭來，站在蔣介石的角度來講肯定要裁弱的軍隊，肯定要把那些沒有信仰的部隊裁掉，保留最好的軍隊。事實上，蔣控制的中央軍相對來講是當時國民黨軍隊中最有戰鬥力的，地方觀念意識最弱，並有較強的民族主義的傾向。如果從國家統一的角度講，裁軍首先裁封建觀念強的地方派系對不對？也對，也合理。每個學者站在不同的立場去做解釋，都可以自圓其說。事實證明，以後無論是從抗戰到後來的國共內戰，真正黃埔將領當漢奸的幾乎沒有，投共的黃埔將領也是國民黨軍隊中最少的。整個八年抗戰中，當漢奸最多的可能就是西北軍馮玉祥的部隊，如韓復榘、石友三等——當然西北軍也有一批很能打的部隊。此外，晉系閻錫山和東北軍的部隊幾乎就找不出一支抗戰主力來。在整個國共內戰中，投降、起義的多是地方勢力，而黃埔軍人多是被俘或戰死的。
我們現在看北伐時代，當時講“打倒列強、除軍閥”。什麼叫“軍閥”？革命史觀的基本定義：一是有槍有地盤，二是封建效忠。北伐出發時的國民革命軍八個軍，只有第一軍叫“黨軍”，沒有地域觀念，相對沒有封建效忠意識，而是一支有信仰的部隊。此外，其他七個軍，第二、六、八軍叫湘軍，三軍叫贛軍，四、五兩軍叫粵軍。特別是粵軍，北伐關我何事？兩支粵軍只有第四軍的一半北上，其他一個半軍都留在廣東。而所謂的“黨軍”，是沒有這種封建地域觀念的。
剛剛譚徐鋒也講了，我自己也以前做過教育史的研究，北伐剛結束，國家完成了統一。那時候蔡元培等黨國元老對蔣介石的南京政府立下過汗馬功勞，所以最初在教育領域裡，蔡元培為了避免北洋時代教育經費不足的惡果，倡言教育經費獨立。他成立大學院，把幾個國家稅種從國家稅收系統中獨立出來，由大學院負責徵稅，蔣介石一時也只能接受。到了1928年，東北易幟後，國家財政一定要統一，這本是理所當然的事，宋子文慢慢把大學院的這些財稅收收歸國家所有，自然有它合理的一面。
至於到底是蔡元培對，還是宋子文對，我們都還可以討論。不能盲目地下結論。我想要說明的是，歷史研究首先要要慢慢弄清事實，至於解釋，可以有不同角度。
剛剛也談到陳丹青前兩年提到的的“民國范兒”。其實我個人對“民國范兒”是有點大不以為然。我覺得今天在座的，包括我在內，如果我們的祖輩當年在民國時期都是腰纏百萬的富翁、大學教授，我們有理由懷念民國，想想當年他們的生活真是蠻愉快的。否則，如果我們的祖輩是農民的話，我沒有理由期待所謂的“民國范兒”。那些所謂的“民國范兒”，更多的是那個時代的一種精英教育造成的。舉個例子，抗戰勝利時的1945年，中國在校大學生全部加起來只有8萬人，大家知道現在的在校大學生有多少人嗎？2800萬人，是那個時代的300多倍。今天我們的總人口達1949年時4.5萬萬人的三倍。跟個時代相比，我們今天中國的高等教育的平均入學率比民國時期高一百倍。更不用說基礎教育了，不要忘記解放初我們的認字率只有20％不到，超過總人口的80％是文盲。他們這些人有什麼“民國范兒”？如果現在只有民國時代的1％的人口能上大學，這些人是生活自然是太好過了，但是我相信，在座的諸位，如果爺爺在民國時代還是農民的話，今天當還是農民的可能性更大。
研究歷史真是很有意思。很多歷史的解釋站在不同的角度，感受和認識是完全不一樣的。
我們研究所有一位劉小萌先生，專門研究中國知青史，可以說是國內研究知青史最好的一位學者，他本身也是一名知青。前三五年，他去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研究演講，當他把幾千萬知青痛苦、悲慘的命運講完後，全場鴉雀無聲，超過三分鐘。台灣學者都不禁為之動容，也不知如何同他互動。當時，我們的另一位同事王奇生（現在北大當教授）也在場，為了打破尷尬的局面，就站起來談了他對知青的感受。他說：小萌教授所講的知青經歷都沒有錯，他們確實受了很大的苦。但你們下鄉青年有沒有想過，我們原本就在鄉下的青年是什麼感受嗎？作為一名鄉下青年看到的知青更多的是一種優越感。正是因為有了上山下鄉和幹部下放，我可以在家鄉的公社上高中，考上武漢大學。生病的時候，縣裡的醫院有長沙來的最好的醫生。現在我家鄉的子侄輩們只能到縣裡上高中，在鄉鎮早已沒有了高中，他們這一代想考到武漢大學，門都沒有。
本所還有一位研究員叫馬勇，是一位非常活躍的學者，他老家在皖北的鄉村，正是因為家裡來了知青，告訴他大山外面世界，他才立志一定要走出大山。如果沒有知青下鄉，他們這一代鄉下青年或許只能在鄉下守一輩子。馬勇後來參軍，走出了大山，恢復高考後考上了大學，徹底改變了自己的命運。所以，無論對於知青也好，還是對於所謂的“民國范兒”的理解也好，站在不同的角度，認識是就完全不一樣。
我就簡單先談這些個人體會，一會兒再和大家互相交流。
韓鋼：感謝徐鋒，感謝新史學沙龍主辦者提供這麼一個機會。我談的題目是共和國史研究的一些動態，或者說我對共和國史研究的一些觀察。當然，這是我個人的觀察，一個人想要對整個學術界做一個總體描述太難，我的觀察會有很多局限。在座的各位朋友的觀察，可能會比我的觀察要完整得多，或者獨到得多。
關於共和國史的研究，過去很大程度上是中共歷史的放大。1949年以來，中共歷史是主流意識形態的一部分，共和國史也是如此，在很長時間裡，它不完全是一個學術範疇的研究對象，受到很多禁錮，研究也有很多困難。說起來有一點意思，最早一本稱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的著作還真不是1980年代以後出版的。第一本中華人民共和國史著作出版於1958年，編者是河北北京師範學院歷史系三年級本科生，也就是今天的首都師範大學歷史系。他們用一個月的時間，編出來中國當代歷史上第一本《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稿》。當然，談不上學術價值，基本上是一本時事政策的輔導讀物，把從1949年開始到1958年上半年的國家政策做了一個縱向的介紹，這麼一本毫無學術意義的書，占了一個“第一”。到了1980年代，才開始出現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的研究。過去沒有國史研究，過去都叫中共黨史“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
1980年代以後，開始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史，而且最早是作為大學的教材，那個時候大學有中共黨史，有中國革命史，也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史。從這個時候開始有國史研究了，但名義上似乎與黨史分開了，實際上並沒有分離，大陸研究者寫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史還是黨史，只是有一些內容的擴展罷了。這種情況到了1990年代開始發生變化。這種變化，在我看來主要分兩個方面，第一個方面，是關於國史上很多重大歷史事件和人物重新還原。這樣說，似乎不是很準確，因為過去國史作為黨史的一部分，或者作為黨史放大的這麼一個分支的時候，也有一些還原，但是那個時候，更多是作為黨史的還原。
1990年代中期以後，對於一些重大事件和人物的還原，是在國史的範疇內來做的研究，而且還原的一些重大事件相當敏感，在1980年代的時候還不太敢去碰觸的問題。比如朝鮮戰爭，過去在中國大陸研究，第一，是檔案不開放，第二，是政治上有很多禁忌。但是到了1990年代中期，關於朝鮮戰爭研究取得了相當大的突破和進展，關於朝鮮戰爭的爆發以及爆發的原因，關於抗美援朝出兵決策的過程，都是到了1990年代中期以後取得了接近於真實的還原。
還比方說，關於黨內高層的政治鬥爭事件，像高饒事件——過去高饒事件，中共高層有過三次正式的結論，這些結論很長時間成了國史敘述必須遵循的一個最基本的標杆。1990年代中期以後特別是21世紀以來，關於高饒事件的研究有了突破。還有林彪事件，最近一些年是持續不斷的研究熱點，1980年代不太可能研究這麼敏感的問題，甚至不可能有這樣的內部討論。而這些年來，學界關於林彪事件已經對長期流行的結論提出不少質疑，雖然仍有太多疑點難點，但有些問題得到了一定意義上的澄清，至少在學界一些比較正式的場合都可以討論。還有一些重要人物的研究，也做了重新還原和解讀。這是這些年來國史研究變化的一個方面。
第二個方面，是國史研究的範式發生了轉換。我理解，這是今天徐鋒更希望我講的問題。過去的國史研究，因為是黨史的放大，所以沿襲的是黨史、革命史的研究範式，以中共發動革命、動員民眾作為它的主要內容，以中共領導革命、建設的路線、政策作為主要對象。現在的國史研究已經由這種黨史和革命史的研究範式，向多元的研究範式轉型，不一定是某一種範式，有現代化研究範式，有社會史研究範式，研究方法也多樣化了。
國史研究的範式轉型後，原來被視為國史研究的一些核心問題如政治、外交，如高層決策、領導人活動，在一些學者的研究中開始變得邊緣化，而原來被忽略的邊緣問題如社會變遷、底層生活等，反倒成了一些學者關注的重心。現在高校學當代史的博士生和碩士生，如果再以政策梳理作為論文選題，恐怕連題都開不了。我在的華東師大的情況就是如此。如果說過去學生還能做政策梳理的論文，討論某一政策的變化、變化背後的原因，現在學生如果再選這樣的題目，可能首先導師就通不過，或者即便導師能通過，開題評審時也通不過。
相反，原來被認為是邊緣甚至根本進入不了視野的問題，開始變得“熱鬧”起來。學者們的關注目光開始下沉，原來研究高層政治，研究政策，現在開始研究社會、底層、生活問題。比方土改史，不再一般梳理高層土改政策的變化，而是深入討論鄉村地權到底怎麼變化的，地權變化對於整個鄉村社會的影響到底是什麼，對於原來那一套鄉村治理結構發生了什麼樣的影響，鄉村中各個階級在原有的社會格局裡發生了什麼樣的位置升降。還比方社會生活，在過去的黨史研究里不僅不被看重，甚至根本不被作為研究對象。現在的研究，已經把社會生活史作為國史研究的重要內容。前兩年，上海社科院一位研究員，專門寫了一本書叫《非常與正常》，研究“文革”時期上海的社會生活，比方吃、喝、穿、交通、娛樂活動、休閒活動。他通過資料的搜集，做了梳理和描述，還做了適當的評論和分析。學者的目光不僅下沉，而且還開始平移。過去國史研究將政治、外交作為重心，現在已經向政治、外交以外的領域延伸和拓展，經濟、教育乃至信仰、宗教等都是國史研究關注的方面。國史的研究到現在出現了一個非常新的氣象。
國史研究範式的轉換，有一個重要的原因，這個原因其實是我要說的第二個變化，即國史的研究主體發生了變化。過去國史研究的主體基本上是黨史和革命史的教學和研究人員，比方說大學的黨史、革命史教師，或者是相關機構的黨史、革命史研究人員，我自己就是一個例子。1980年代末，出版過一套非常有影響的國史著作《1949－1989的中國》，作者都是國防大學和中央黨史研究室的黨史教學或研究人員，都是研究黨史的。1990年代以來，國史研究的主體擴展了，很多國史研究者原來並不是研究黨史的，比如近代史學者、非史學學者和退休官員。像近代史所的雷頤，原來不研究國史或者當代史，近些年來也研究一些國史、當代史的問題。上海交大的曹樹基原來也不是研究國史、當代史的，他研究的是歷史地理、環境史、疾病史、人口史，近些年來做了大量1950年代土改、糧食、人口問題的研究。華東師大的馮筱才，過去研究近代工商史，也轉向當代史的研究，頗有影響。寫《墓碑》的楊繼繩是資深記者，原來在清華大學學理工，不是學人文科學的，畢業後入新華社從事新聞工作。在從事新聞工作的同時，到各地搜集人口問題的資料，最終寫出了關於1950、1960年代人口變動的著作。還有徐友漁，研究西方哲學的，1990年代研究了“文革”時期的紅衛兵思潮。日本研究所前所長何方，退休後研究黨史、國史，第一本著作就是《黨史筆記》，後來又寫了一本《從延安一路走來》，內容一直寫到了1980年代。聽說最近還寫了一本關於中國當代外交政策史的著作。退休官員做黨史、國史研究的，最早要數李銳，1980年代就寫出了史料價值很高的《廬山會議實錄》，1990年代又寫出了《“大躍進”親歷記》。何方、李銳的著作都不簡單是記憶性作品，他們具有雙重身份，既是研究者，也是當事人，他們的著述有記憶，也有很多分析和評論。
不同專業、職業的研究者做國史研究，將不同學科的學術理念、方法帶入了國史研究之中，對於國史研究的範式轉換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假如沒有研究主體的變化，研究範式的轉換至少有可能很緩慢。從事社會學研究的張樂天，出過一本書叫《告別理想》，副標題叫“人民公社制度研究”。依過去的國史研究的思路，研究人民公社，一定是從1958年毛澤東怎麼發動“大躍進”，怎麼制定人民公社的政策，怎麼設計人民公社的架構開始。張樂天的研究完全相反，他把浙北一個鄉村作為切入點和研究對象，看人民公社制度怎麼在中國最底層的鄉村一步一步建構起來的，又怎麼一步一步影響了鄉村社會最底層的農民，具象地描述和分析公社化制度下底層農民的生產和日常生活。這樣的研究突破了傳統敘史的套路，不能不對改變國史研究的既定範式產生影響。
由於研究範式的轉換和研究主體的變化，國史研究又發生了第三個變化，就是研究資源大大拓展了，出現了很多跟以前不同的情況。過去學者們關注和聚焦高層檔案，現在則更注意多邊和多層檔案的搜集，將多邊和多層檔案作為國史研究的資料。前面提到的朝鮮戰爭研究的突破，主要不是因為中國大陸檔案的解密（當然，中國大陸的檔案也做了適當的解密），而是因為國內的學者從境外搜集到大量檔案，就是沈志華教授從俄羅斯檔案館發現了很多包括中方檔案在內的相關檔案，從而揭開了朝鮮戰爭從醞釀、策劃到發動，到中國出兵的決策等等重要事實的真相。這裡有個理念的問題。過去研究共產黨史，只看中共的文獻，除了客觀條件的限制外，一個重要原因是認知的狹隘，以為研究共產黨的歷史只要看共產黨的檔案。其實這個理念有問題，至少在1949年以前，國共兩黨，你離不開我，我離不開你，合是兩黨合，打也是兩黨打，不看對方的檔案，不看雙邊的檔案，要想搞清楚共產黨史或者國民黨史是不太可能的。國史研究同樣如此，只看中國的檔案，不看跟中國有關係甚至跟中國沒有關係的國家的檔案，恐怕在視野上、在解讀上會受到很大局限。比方說美國的檔案，即使在中美關係解凍前的檔案，對了解美方對中國內政的觀察也有價值。前些年沈志華、楊奎松教授主編了一套《美國對華情報解密檔案》，很有意思。美國人情報工作做得很細，比方說透過地方黨報分析一個省級黨政系統的人事關係。美方就通過1950年代的河南地方報紙分析出了該省領導人吳芝圃和潘復生之間的糾葛和矛盾，這讓我非常驚訝。這跟中美關係其實關係不大，但可以知道美方情報部門對當時中國內政的了解程度。至於美方檔案對研究中美關係的價值，對於梳理和揭開中美關係解凍過程之中雙方所做的工作的意義，更是毋庸贅述。
多層檔案的利用，也是1990年代以來的一個新變化。過去研究國史，關注的是高層檔案和文獻，最好能看毛澤東的手稿、周恩來的筆記。那些檔案當然有很高的價值，不過且不說很難看到，即使能看到，那些檔案也只是反映出高層的情況，而一部國史是多層次人群活動的過程，是一個有結構的歷史，不是一個斷層的歷史。一項決策，從制定到實施再到結果，是一個過程，如果把它作為一個系統的話，有輸出，有輸入，有終端，把它的輸入、終端捨去以後，就不是系統了，歷史就不完整。所以研究高層決策，同時要研究決策在地方、在底層的實施，研究地方和底層對高層決策的應對。以往研究決策，重心都在高層，至於實施、結果，似乎地方、底層不過是毫不走樣地貫徹了高層決策，只是一個縱向指令的傳輸而已。其實，歷史非常複雜，地方如何應對高層，底層如何應對上級，民眾如何應對幹部，其實有多種面向，不是一個簡單的指令傳輸過程，其間有地方與高層、底層與上級、民眾與官員的多樣互動。這就跟多層檔案有關係，不能限於研究高層檔案，還須研究中層、底層等多個層次的檔案。不是只去中央檔案館，還要去省檔案館、市檔案館、縣檔案館搜集和查閱，甚至去鄉村搜集檔案。我去過河北的一個村，這個村子保存了1940年代以來的村級檔案。村幹部告訴我，大概有三千多卷。三千卷對於一個縣檔案館不算什麼，但是對於一個村，應該說是保存相對完整的檔案。從地方、底層的檔案里，人們會發現過去對國史的那些認知，恐怕是一種刻板印象，需要修正甚至顛覆。
歷史研究資源的開拓，還有一個新變化，就是大量利用民間資料。當代史的研究跟近代史或者跟晚清以前的歷史研究相比，一個很大的優勢就是民間資料非常豐富。共和國以來所形成大量的材料搜藏在個人手裡，或者說散落在社會上。這些年來，特別是1990年代以來，有些研究者挖掘民間和社會的史料以後，對於國史的研究做了很大的推進。《人民日報》有位記者叫李輝，編了一本書叫做《一紙蒼涼》，副標題叫“杜高檔案原始文本”。杜高是全國劇協的一位青年創作人員，1955年被打成“胡風反革命集團”分子。因為仰慕胡風，劇協內幾位青年創作人員常常聚在一起討論，類似今天說的沙龍，有的人還曾經跟胡風通過信。批判胡風運動一來，被人揭發，稱劇協里有一個“胡風小家族”，首領就是這個杜高。結果杜被送“勞動教養”，一直到1969年解除“勞動教養”，回原籍就業，在街道上當臨時工。“文革”結束後平反，回到了劇協。大概是1990年代，李輝在潘家園舊貨市場上發現了一摞用牛皮紙袋裝的資料，結果一翻，是杜高的專案材料，裡面有他的交代，別人的揭發、旁證，還有外調材料，等等。他就給了杜高，杜高大吃一驚，沒有想到全套的檔案保存下來，而且流到舊貨市場。經過杜高本人同意，李輝選編了“杜高檔案”。2000年，河南人民出版社出了一本叫《新生備忘錄》的書，是一位當年的“右派”保存的全套勞教農場的《新生小報》，編者李應宗就是小報的保存者，小報是農場內部的報紙，對了解當年勞教人員的生活、勞動，是比較重要的文獻資料。陝西有一個農民叫楊偉名，是當年生產隊的會計，大饑荒之後致信省委、中央，分析農村形勢，建議實行生產責任制。被最高領袖點名批判，後來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前些年，他的那些信件編輯出版，叫《一葉知秋》，對研究1960年代底層鄉村社會和農民的心態、想法很有價值。
賀照田：感謝楊念群兄、譚徐鋒編輯邀請我來參加這個活動。
我想利用這20分鐘引言談的問題是：近年來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研究的成就有目共睹，而且很顯然，這些突出成就的取得，和很多研究者致力發現新史料、積極認真運用新史料密切有關。但不能不指出的，隨着這些令人興奮的成就取得，也隨之出現了一種自覺不自覺的取向，就是在相當部分研究者那裡出現了對易見史料——比如，對曾經在國家運轉中居重要位置的《人民日報》、《紅旗》，中央號召全體黨員、幹部乃至全體人民學習的文件、文獻等——所具有的歷史認知價值重視不足、下功夫不夠的問題。
為了方便大家理解我如此說的意指，我下面謹舉對“思想解放運動”的歷史理解、歷史敘述為例來加以說明。
就是在我近年的當代史閱讀、思考和教學中，我驚訝地發現：
竟然在對我們今天仍處身其中的“新時期”的歷史起源的敘述中，其最核心的部分卻存在着嚴重的“非歷史”問題。如此說是指在現有關於新時期確立的歷史敘述、歷史理解中，新時期開始的標誌被敘述為十一屆三中全會，而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得益於思想解放運動，當然，作為一種有關新時期誕生的到此的扼要陳述，這樣的敘述我是接受的。嚴重的問題在接下來，在把這被認為導致了新時期開始的思想解放運動，直接敘述為、或過度敘述為圍繞“實踐是檢驗真理唯一標準”所發生的論爭。而指控這一敘述環節，是因為正是在有關新時期興起的這一環節的敘述中，發生着嚴重的非歷史問題：就是在這一把思想解放運動過度聚焦敘述、理解為圍繞“實踐是檢驗真理唯一標準”所發生的論爭敘述模式中，它排除着太多——在1977、1978年歷史中發生的，並實際有力參與着使新時期得以快速出現的——思想解放潮流內容，而如此，當然會誤導我們對在當代中國史上具有關鍵地位的新時期發生的理解和認識。
而所有這一切，都在參與着把時間跨度更長、內容更為豐富的“新時期”誕生，窄化為是非、正誤清楚的認識論翻轉。
而這也是我為什麼提出：當代史研究若不尖銳面對“歷史中的思想解放運動和歷史敘述中的‘思想解放運動’”實際不同的問題，便不能擺脫現存有關“新時期”誕生的非歷史敘述與理解的束縛，便不會有效推動人們去重新審視和理解新時期所實際由出的時間跨度更長、內容極為豐富的歷史，去重新省思探究此種多種思想努力實際歷史－觀念意涵如何的問題。而也只有如此，我們才能使在現行歷史敘述歷史理解中隱去、但對歷史實際展開卻有着重要影響的眾多思想努力充分浮出水面，並在使它們有效進入我們的歷史敘述、歷史理解視野的同時，正面展開我們對這些歷史－觀念節點的分析、反省工作；而這些努力當然也有助於“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討論更能被放置在它的實際歷史位置上來被準確敘述與理解。而也只有有成效地進行了這些工作，我們也才有足夠條件對新時期誕生這一重要歷史事件，作出展開且深入的把握與評估。
如果大家通過我上面的扼要討論認為提出“歷史中的思想解放運動和歷史敘述中的‘思想解放運動’”問題確實重要，那我要接着說的是，我所以能發現這一問題，固然得益於當代史研究界的多方面進展，但更和我認真讀解《人民日報》《紅旗》等易見文獻，特別是認真讀解其中的社論、評論員文章、中央領導人講話、署名理論性文章，並認真思考這些看着不包含具體事實信息的信息和歷史的展開是怎樣一種關係等努力緊密相關。
也就是，最早的當代史書寫很大程度上是被這些易見文獻束縛下的產物，而如此的重要後果之一便是這些當代史書寫史學品格、品質不足；相比，近年研究者致力事實性材料的挖掘和運用，正有跳出這些束縛，建立起當代史史學品格、史學品質的大功；但問題是不能矯枉過正，因為一旦走過了，就容易出現對這些國家曾公開強調的易見文獻的認知價值重視不足的問題，影響到當代史研究的深化。對這部分文獻，我的經驗是：這些文獻若通過追問——國家或國家裡的某些人為什麼在某一時候強調這些文獻？這些文獻的強調和歷史的展開與理解到底是一種什麼關係？等等，其實會釋放出它種文獻不容易釋放出的歷史認知信息。也就是在這一意義上致力於這些文獻的深入解讀與分析，實有助於當代史研究更健康、更深入地展開，而這也是我這裡所以特別提出 “常見文獻的解讀與當代史研究的深化”問題的原因。
韓鋼：我忘了回應徐鋒剛才提的一個問題，就是1949年開國之初的氣象。要談這個問題，必須要做比較研究。比如說要研究民國開國之初，研究歷朝歷代的開國。我沒有做過這樣的研究，只能講一點我個人的一點感想。1949年的開國，我覺得有兩個氣象是比較值得關注的，一個是民族主義的張揚，這是開國一個比較重要的現象。在座各位可能知道，毛澤東給人民英雄紀念碑有一個題詞，第一句話大概是“三年以來在人民解放戰爭和人民革命中犧牲的先烈們永垂不朽”，最後一句是“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在爭取民族獨立的鬥爭中那個犧牲的先烈們永垂不朽”。這個題詞很可解讀。1949年，對於中國來講是一個權力更替的標誌，中共由在野黨變成執政黨，這本來是一場政治革命的結果。但是毛澤東的題詞，把這樣一場政治革命同民族革命即一個民族的對外抗爭聯繫了起來，賦予了這場革命非常濃郁的民族主義色彩。1949年開國時的宣傳，是“結束了帝國主義的在華統治”。這是開國時一個非常突出的情感象徵，不要說一般國民，即使一些民國過來的知識分子、文人，甚至是某些在原政權當中供職的一些將領、官員也都這種感受。還有一個氣象就是草根意識的伸張。中共一直強調它主要代表工農，1949年以後，給國人一個非常強烈的印象，就是這場革命的結果讓工人和農民獲得的利益最大，用當時的語言說，就是“工農翻身當家作主”。這一點是1949年開國又一個非常重要的氣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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