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人是不齿于结党营私的。但孙中山学习苏联而创造的这种一党专政制度，造成整个社会文化及读书人、民众心态的变化到底是什么？只是以政治教育为目的而给出的理由，就会影响我们对历史的判断。首先要把各种各样的史料统统挖掘出来，才有可能得出一个更真实可靠的结论
老高按：读到北师大出版社和《东方历史评论》共同举办的“新史沙龙”上，三位历史学教授介绍了最近以来近代史、现代史和中共党史界的新动态和新趋势，受到不少启发。其中提供的若干信息，是海外读者，尤其是並不从事史学研究的读者所相当膈膜的——我已经发现，我们这里不少网友，还是摆脱不了20年前、30年前自己离开中国时对中国的了解和印象，也突破不了“泛政治化”和两极对立的思维方式。读一读这篇讨论中学者们提供的信息，或许能有收获。
现在海内外的讨论会非常之多，几乎每天我们都能读到一个或几个研讨会的发言，话题五花八门，对于开拓视野和思路大有益处。但是这些讨论会的文字整理却大有高下之分。许多研讨会的发言，仓促之间上了网，而且，我估计是很年轻的朋友赶着整理的，演讲者由于是在特定语境之下的口头表达，有很多省略语、指代语或者涉笔成趣的借用、比喻，若整理者的历史知识、文化修养比较欠缺，整理出来的文稿，就词不达意、硬伤累累，甚至不知所云。像前一段共识网发表刘家驹老师在线谈林彪和“九一三”，许多话让人惊诧，我读下来感到甚为失望。但过了半个月，共识网重新发表经过进一步整理的刘家驹讲稿，感觉才好多了。
下面这篇东西，也有这一类的问题，为避免造成读者的负担，挤占对讨论主旨的关注，我不得不将实在难以索解的部分文字删除（主要是主持人的介绍语）。下面第三位发言者看来也不太善于深入浅出地表达，让人很难摸准他的思路——是他本人思想晦涩？是整理者过于草率？还是我自己过于驽钝？
从民国史到共和国史
韩钢、金以林、贺照田，《东方历史评论》
原编者按：9月6－7日，北师大出版社和《东方历史评论》、单向空间共同举办了“新史沙龙＆东方历史周末”。“新史学丛书”由中国人民大学杨念群教授策划。我们将陆续刊发沙龙文字整理稿，以飨读者。
第一场 从民国史到共和国史
时间：2014年9月6日14：30－16：55
地点：单向空间
主持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谭徐锋
主持人：给大家介绍新史学的脉络，这个丛书是从2002年，为了纪念梁启超先生《新史学》发表一百年，开了香山会议（之后发起的）。它尽管是一个同仁刊物来主持的，但是它又是开放的。刚才，我跟韩钢老师也说，新史学的新字不是一个形容词，它是一个动词，国外炒的新史学，不断递进的新知识，我觉得新史学这个新字，它并非标新立异，更多的是需要做一个不断推动新的研究方法，新的研究材料补充，使得我们对重要历史的一个认知更加丰富，更加多彩。
我想在这么一个理念下要展开这四个话题，都是很开放性的，我们后续推出的一些都有一些80后，甚至现在也有85后的博士论文出来。我们正在将新史学丛书的触角推进到共和国史研究领域。《东方历史评论》也是围绕话题而做的一个杂志，这个杂志可能大家都有关注，也很有意思，代表一种朝气与活力。
这也是新史学丛书与《东方历史评论》合作的精神纽带。
现在请允许我介绍一下，第一场三位老师，第一个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的韩钢老师，他的研究不仅仅围绕共和国史提出了一些重要的研究性和看法，大家都能感受到他的理论旨趣。第二个是金以林老师，他是社科院研究所的研究员，他对民国政治史的研究非常有新的看法，而且正致力于海内外民国文献的系统整理工作。金老师也作了民国大学史的研究，大家不太容易见到，是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第三位是社科院文学所的贺照田老师，他做过中国当代史，以颇为独特的表述试图展现中国当代史的复杂性。
金以林：本场主题是20世纪中国史学研究路径的转变，我刚刚跟韩老师说，韩老师研究中共党史，我研究国民党史，基本上都是最传统的政治史。20世纪史学路径的转变，我自己也思考过，我感觉第一步，无论研究什么课题，首先要把历史事实梳理清楚，明白是什么后，才可以进一步思考为什么。结合我自己研究国共两党历史的心得，我感到国共两党历史蛮有意思的一点是，国民党、共产党基本上可以说是一根藤上两个瓜，但是国共两党发展完全不一样。它们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建党时都深受苏联的影响，且时间上都是在20世纪初。
以往我们常说20世纪中国史的研究范式大致有两种：一是革命史观，或叫革命史范式。二是现代化理论或现代化范式等等，不一而足。今天我们回过头来看80年代以前，国共两党历史的研究，包括台湾方面的研究，都有很强的革命史观。我个人感觉，无论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史的研究，都保存着强烈的革命史观。比如，两岸在做中华民国史研究的时候，都义无反顾地将民国史的开端从1894年讲起，都不是从1911年或者1912年民国元年讲起。为什么都是从1894年写起？就是因为“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在这一年建立一个革命组织：兴中会。以后的反清斗争，国共两党的革命史观基本上一致的，反对北洋军阀，两党也是一致的。1924年开始的第一次国共合作，国民党叫国民革命，共产党称之为大革命，讨论的问题也是相同的。再后来，十年内战，我们以前叫土地革命，国民党叫统一、“剿匪”；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这些大的历史分期，讨论的对象也都是相当一致的。只说论述的那些事情，每个人的解释不一样，都有着很强的意识形态。到了今天，意识形态方面慢慢淡了些，思考的角度更多元些。
以我自己的成长经历来讲，研究政治史，首先要说清楚事情发展的前后经过“是什么”？在“是什么”还没有整明白的时候，恐怕无法准确回答“为什么”如此一类的问题。如果我们盲目借鉴一些理论，去诠释所谓的“为什么”，很容易脱离历史事实。应该说我们这一代学人，真正赶上了好时代，特别是21世纪以后，新发现的历史文献多得让你看不过来。以前陈垣先生在谈到中国古代史的研究方法时，他曾提出要“竭泽而渔”。但现在要是做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根本不可能做到竭泽而渔。因此需要看的文献太多了，而很多文献刚刚公布的，或者有些还没有公布。
在上世纪80年代，如果要做蒋介石研究，我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蒋介石的档案在台北，我看不了，其他如宋子文档案、国民党的档案都看不到。因此，我只能根据大陆保存的当时报纸、刊物或其他史料来做研究。但是在今天这个时代，如果要做国民党史研究，你再说看不到台湾档案之类的话，就没人会同情你了，也可以说你根本就不具备做这个题目的基础，因为你看不到海外收藏的这些核心文献。现在这些文献的开放度越来越大，特别是对国民党史研究，非常开放。现在考验的就是研究者搜集文献的能力和财力。
我2002年第一次到台湾，查阅国民党中央党史馆保存的档案，在台北自己租房住了四个月。到档案馆查档基本上是你想看什么，档案馆一定会提供给你。2000年国民党丢失政权，败落以后，真是挺可怜的，他们保存的大量珍贵历史文物，都不把它当作宝贝。我调阅国共合作时期毛泽东的一些往来信函，全部都是原件，对我们来说这些都是珍贵历史文物啊。但那时候只能手抄，不可以复印。可以说当时的研究条件，相对来讲还是比较辛苦的。最近十多年来，一个确确实实的进步，是伴随着大陆经济的飞速发展，国家对学术界的投入也增多了N倍。不仅是我服务的中国社科院，整个高校系统，为研究者创造的条件，走出国门查阅历史文献，基本没有问题了。特别是海外收藏的档案、文献，各学术机构陆陆续续复制了大量档案，拿到国内，供学界利用，可以做的研究项目真的很多。
我们研究所最近几年承担了一项社科院大的课题“近代中国海外珍稀文献收集整理与研究”项目，就陆续从海外复制了大量珍贵档案，其中包括复制国民党党史馆的档案一百余万页，现在完全对社会开放，任何人到近代史所都可以去看。明年是抗战胜利70周年，国民党党史馆收藏的抗战时期最高国防委员会的档案差不多有30万页，还没有人系统利用过。抗战到底是怎么回事，以前有太多的争议，系统梳理这批档案，首先可以将许多事情说清楚。
这个月底，我要去一趟哥伦比亚大学。我们都知道，顾维钧的回忆录存放在哥伦比亚大学。80年代初我们研究所组织翻译出版过。以我的了解，海外珍藏的近代文献里，可以说顾维钧的个人档案是最大的（台湾不算），一个人的档案存量超过40万页。像《顾维钧回忆录》只占这批档案的40分之一，也就不过一万页左右，这批档案文献的开放，相信对整个20世纪中国史，特别是研究外交史，其价值是非常大的。以前，我们大家耳熟能详的是顾维钧在1919年参加巴黎和会，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参加国联调查团等等这些重大事件。但在顾维钧个人档案中更多的是1949年以后的形成的档案，如他担任台湾的驻美大使，一直做到1956年，1956年以后又到联合国出任国际法院的副院长。这批档案好多都还没有开箱。它不仅对民国史研究价值重大，对沈志华老师研究的冷战史，比如朝鲜战争以后的美台关系，到底是怎么一个演变过程，顾维钧档案里，有大量的文献能够呈现出来。1972年，中国加入联合国，周总理让乔冠华的夫人章含之到美国首先要去拜见顾维钧，因为顾维钧当年跟章的养父章士钊都是北洋政府时代的朋友。而顾维钧对新中国政府在联合国各个领域里开展工作，也提供了很多帮助。像这些新发现的文献，肯定能够帮助我们更加充分认识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很多以往我们不了解的事情，不知道“是什么”，可以逐步了解。如果“是什么”都说不清，就更谈不上去讨论“为什么”的问题了。
1949年解放前，顾维钧跑的时候，按照我们当年的革命史叙述，他是43个战犯之一。今天，我们看到的顾维钧，包括前几年上演的《1919》这部电影，陈道明演的顾维钧基本上是一个民族英雄。从战犯变成民族英雄这一过程，就是我们对历史认识不断加深的一个有趣现象。
我承认每个历史学者，作为一个个体，他的研究多少都会带有一定的主观性。有的时候我自己也在犹豫，历史研究到底是不是一门科学？有没有一个客观真实的历史？而我更多的体会是这种个人的主观性，在我们的研究中是不可能避免的。同样，就以顾维钧为例，解放初对他的历史评价，跟今天基本史实的叙述角度变化不大，如他参加巴黎和会，为中国争取利益等，只是了解的事实不如现在多。但对这些事实的解释则是另一回事。事实是什么都还没有完全讲清楚，我们的分析、解释就会缺乏生命力。所以，我个人觉得做政治史，中共党史也好，国民党史也好，首先要回答的问题是“是什么”，其次才可以回答下一个问题“为什么”。
我们都知道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在早期的工人运动中，中国共产党到底起了多大的作用。1921年党成立的时候，力量还很弱小。1924年的五卅运动的爆发，的确是因为一名共产党员被日本人迫害致死而引起的。而当运动之初对工人罢工最积极的支持者是民族资本家们，他们主动大量出钱，以维持罢工人的生活，五卅运动之所以能够持续时间那么长，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资本家出钱，工人在那儿罢工，每天资本家给钱养家。到后来罢工最终支持不下去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资本家出不起钱了。象这类“是什么”没有明白前，所给出的“为什么”，说服力就不够。
回过头来说，无论是国民党也好，共产党也好，以前在中国封建传统社会是反对朋党政治的，读书人是不齿于结党营私的。但孙中山学习苏联而创造的这种一党专政制度，又是怎么演变的，除了党本身的宣传外，整个社会文化以及读书人、广大民众心态的变化，各个利益阶级的冲突矛盾到底是什么？现在的很多历史结论还没有解释清楚，如果只是以政治教育为目的而给出的理由，并不是从历史本身研究出发得出的结论，就会影响我们对历史的判断。因此，我个人觉得，首先要把各种各样的史料都统统挖掘出来，说明事实，如果我们大家都明白了事实，每个人对事实的解释肯定是多种多样的，在此基础上我们才有可能得出一个更真实可靠的结论。再如说，大家说蒋介石独裁，这一点没错，不仅中国共产党认为他独裁，国民党中的很多人，包括美国人也认为他独裁。特别是1927年南京政府成立后，国民党内很快爆发了许多内战，如蒋桂战争，中原大战等。以往我们的解释都是新军阀混战史，“狗咬狗，一嘴毛”，都不是好东西。国民党内许多反蒋派也都认为是蒋介石要“消除异己”。但问题不是那么简单，一个新政权成立后，是不是要适当裁军，以减少民众负担，才能发展国民经济？答案是肯定的。但首先要裁哪些军队？回过头来，站在蒋介石的角度来讲肯定要裁弱的军队，肯定要把那些没有信仰的部队裁掉，保留最好的军队。事实上，蒋控制的中央军相对来讲是当时国民党军队中最有战斗力的，地方观念意识最弱，并有较强的民族主义的倾向。如果从国家统一的角度讲，裁军首先裁封建观念强的地方派系对不对？也对，也合理。每个学者站在不同的立场去做解释，都可以自圆其说。事实证明，以后无论是从抗战到后来的国共内战，真正黄埔将领当汉奸的几乎没有，投共的黄埔将领也是国民党军队中最少的。整个八年抗战中，当汉奸最多的可能就是西北军冯玉祥的部队，如韩复榘、石友三等——当然西北军也有一批很能打的部队。此外，晋系阎锡山和东北军的部队几乎就找不出一支抗战主力来。在整个国共内战中，投降、起义的多是地方势力，而黄埔军人多是被俘或战死的。
我们现在看北伐时代，当时讲“打倒列强、除军阀”。什么叫“军阀”？革命史观的基本定义：一是有枪有地盘，二是封建效忠。北伐出发时的国民革命军八个军，只有第一军叫“党军”，没有地域观念，相对没有封建效忠意识，而是一支有信仰的部队。此外，其他七个军，第二、六、八军叫湘军，三军叫赣军，四、五两军叫粤军。特别是粤军，北伐关我何事？两支粤军只有第四军的一半北上，其他一个半军都留在广东。而所谓的“党军”，是没有这种封建地域观念的。
刚刚谭徐锋也讲了，我自己也以前做过教育史的研究，北伐刚结束，国家完成了统一。那时候蔡元培等党国元老对蒋介石的南京政府立下过汗马功劳，所以最初在教育领域里，蔡元培为了避免北洋时代教育经费不足的恶果，倡言教育经费独立。他成立大学院，把几个国家税种从国家税收系统中独立出来，由大学院负责征税，蒋介石一时也只能接受。到了1928年，东北易帜后，国家财政一定要统一，这本是理所当然的事，宋子文慢慢把大学院的这些财税收收归国家所有，自然有它合理的一面。
至于到底是蔡元培对，还是宋子文对，我们都还可以讨论。不能盲目地下结论。我想要说明的是，历史研究首先要要慢慢弄清事实，至于解释，可以有不同角度。
刚刚也谈到陈丹青前两年提到的的“民国范儿”。其实我个人对“民国范儿”是有点大不以为然。我觉得今天在座的，包括我在内，如果我们的祖辈当年在民国时期都是腰缠百万的富翁、大学教授，我们有理由怀念民国，想想当年他们的生活真是蛮愉快的。否则，如果我们的祖辈是农民的话，我没有理由期待所谓的“民国范儿”。那些所谓的“民国范儿”，更多的是那个时代的一种精英教育造成的。举个例子，抗战胜利时的1945年，中国在校大学生全部加起来只有8万人，大家知道现在的在校大学生有多少人吗？2800万人，是那个时代的300多倍。今天我们的总人口达1949年时4.5万万人的三倍。跟个时代相比，我们今天中国的高等教育的平均入学率比民国时期高一百倍。更不用说基础教育了，不要忘记解放初我们的认字率只有20％不到，超过总人口的80％是文盲。他们这些人有什么“民国范儿”？如果现在只有民国时代的1％的人口能上大学，这些人是生活自然是太好过了，但是我相信，在座的诸位，如果爷爷在民国时代还是农民的话，今天当还是农民的可能性更大。
研究历史真是很有意思。很多历史的解释站在不同的角度，感受和认识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们研究所有一位刘小萌先生，专门研究中国知青史，可以说是国内研究知青史最好的一位学者，他本身也是一名知青。前三五年，他去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研究演讲，当他把几千万知青痛苦、悲惨的命运讲完后，全场鸦雀无声，超过三分钟。台湾学者都不禁为之动容，也不知如何同他互动。当时，我们的另一位同事王奇生（现在北大当教授）也在场，为了打破尴尬的局面，就站起来谈了他对知青的感受。他说：小萌教授所讲的知青经历都没有错，他们确实受了很大的苦。但你们下乡青年有没有想过，我们原本就在乡下的青年是什么感受吗？作为一名乡下青年看到的知青更多的是一种优越感。正是因为有了上山下乡和干部下放，我可以在家乡的公社上高中，考上武汉大学。生病的时候，县里的医院有长沙来的最好的医生。现在我家乡的子侄辈们只能到县里上高中，在乡镇早已没有了高中，他们这一代想考到武汉大学，门都没有。
本所还有一位研究员叫马勇，是一位非常活跃的学者，他老家在皖北的乡村，正是因为家里来了知青，告诉他大山外面世界，他才立志一定要走出大山。如果没有知青下乡，他们这一代乡下青年或许只能在乡下守一辈子。马勇后来参军，走出了大山，恢复高考后考上了大学，彻底改变了自己的命运。所以，无论对于知青也好，还是对于所谓的“民国范儿”的理解也好，站在不同的角度，认识是就完全不一样。
我就简单先谈这些个人体会，一会儿再和大家互相交流。
韩钢：感谢徐锋，感谢新史学沙龙主办者提供这么一个机会。我谈的题目是共和国史研究的一些动态，或者说我对共和国史研究的一些观察。当然，这是我个人的观察，一个人想要对整个学术界做一个总体描述太难，我的观察会有很多局限。在座的各位朋友的观察，可能会比我的观察要完整得多，或者独到得多。
关于共和国史的研究，过去很大程度上是中共历史的放大。1949年以来，中共历史是主流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共和国史也是如此，在很长时间里，它不完全是一个学术范畴的研究对象，受到很多禁锢，研究也有很多困难。说起来有一点意思，最早一本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著作还真不是1980年代以后出版的。第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著作出版于1958年，编者是河北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三年级本科生，也就是今天的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他们用一个月的时间，编出来中国当代历史上第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当然，谈不上学术价值，基本上是一本时事政策的辅导读物，把从1949年开始到1958年上半年的国家政策做了一个纵向的介绍，这么一本毫无学术意义的书，占了一个“第一”。到了1980年代，才开始出现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研究。过去没有国史研究，过去都叫中共党史“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
1980年代以后，开始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而且最早是作为大学的教材，那个时候大学有中共党史，有中国革命史，也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从这个时候开始有国史研究了，但名义上似乎与党史分开了，实际上并没有分离，大陆研究者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还是党史，只是有一些内容的扩展罢了。这种情况到了1990年代开始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在我看来主要分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关于国史上很多重大历史事件和人物重新还原。这样说，似乎不是很准确，因为过去国史作为党史的一部分，或者作为党史放大的这么一个分支的时候，也有一些还原，但是那个时候，更多是作为党史的还原。
1990年代中期以后，对于一些重大事件和人物的还原，是在国史的范畴内来做的研究，而且还原的一些重大事件相当敏感，在1980年代的时候还不太敢去碰触的问题。比如朝鲜战争，过去在中国大陆研究，第一，是档案不开放，第二，是政治上有很多禁忌。但是到了1990年代中期，关于朝鲜战争研究取得了相当大的突破和进展，关于朝鲜战争的爆发以及爆发的原因，关于抗美援朝出兵决策的过程，都是到了1990年代中期以后取得了接近于真实的还原。
还比方说，关于党内高层的政治斗争事件，像高饶事件——过去高饶事件，中共高层有过三次正式的结论，这些结论很长时间成了国史叙述必须遵循的一个最基本的标杆。1990年代中期以后特别是21世纪以来，关于高饶事件的研究有了突破。还有林彪事件，最近一些年是持续不断的研究热点，1980年代不太可能研究这么敏感的问题，甚至不可能有这样的内部讨论。而这些年来，学界关于林彪事件已经对长期流行的结论提出不少质疑，虽然仍有太多疑点难点，但有些问题得到了一定意义上的澄清，至少在学界一些比较正式的场合都可以讨论。还有一些重要人物的研究，也做了重新还原和解读。这是这些年来国史研究变化的一个方面。
第二个方面，是国史研究的范式发生了转换。我理解，这是今天徐锋更希望我讲的问题。过去的国史研究，因为是党史的放大，所以沿袭的是党史、革命史的研究范式，以中共发动革命、动员民众作为它的主要内容，以中共领导革命、建设的路线、政策作为主要对象。现在的国史研究已经由这种党史和革命史的研究范式，向多元的研究范式转型，不一定是某一种范式，有现代化研究范式，有社会史研究范式，研究方法也多样化了。
国史研究的范式转型后，原来被视为国史研究的一些核心问题如政治、外交，如高层决策、领导人活动，在一些学者的研究中开始变得边缘化，而原来被忽略的边缘问题如社会变迁、底层生活等，反倒成了一些学者关注的重心。现在高校学当代史的博士生和硕士生，如果再以政策梳理作为论文选题，恐怕连题都开不了。我在的华东师大的情况就是如此。如果说过去学生还能做政策梳理的论文，讨论某一政策的变化、变化背后的原因，现在学生如果再选这样的题目，可能首先导师就通不过，或者即便导师能通过，开题评审时也通不过。
相反，原来被认为是边缘甚至根本进入不了视野的问题，开始变得“热闹”起来。学者们的关注目光开始下沉，原来研究高层政治，研究政策，现在开始研究社会、底层、生活问题。比方土改史，不再一般梳理高层土改政策的变化，而是深入讨论乡村地权到底怎么变化的，地权变化对于整个乡村社会的影响到底是什么，对于原来那一套乡村治理结构发生了什么样的影响，乡村中各个阶级在原有的社会格局里发生了什么样的位置升降。还比方社会生活，在过去的党史研究里不仅不被看重，甚至根本不被作为研究对象。现在的研究，已经把社会生活史作为国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前两年，上海社科院一位研究员，专门写了一本书叫《非常与正常》，研究“文革”时期上海的社会生活，比方吃、喝、穿、交通、娱乐活动、休闲活动。他通过资料的搜集，做了梳理和描述，还做了适当的评论和分析。学者的目光不仅下沉，而且还开始平移。过去国史研究将政治、外交作为重心，现在已经向政治、外交以外的领域延伸和拓展，经济、教育乃至信仰、宗教等都是国史研究关注的方面。国史的研究到现在出现了一个非常新的气象。
国史研究范式的转换，有一个重要的原因，这个原因其实是我要说的第二个变化，即国史的研究主体发生了变化。过去国史研究的主体基本上是党史和革命史的教学和研究人员，比方说大学的党史、革命史教师，或者是相关机构的党史、革命史研究人员，我自己就是一个例子。1980年代末，出版过一套非常有影响的国史著作《1949－1989的中国》，作者都是国防大学和中央党史研究室的党史教学或研究人员，都是研究党史的。1990年代以来，国史研究的主体扩展了，很多国史研究者原来并不是研究党史的，比如近代史学者、非史学学者和退休官员。像近代史所的雷颐，原来不研究国史或者当代史，近些年来也研究一些国史、当代史的问题。上海交大的曹树基原来也不是研究国史、当代史的，他研究的是历史地理、环境史、疾病史、人口史，近些年来做了大量1950年代土改、粮食、人口问题的研究。华东师大的冯筱才，过去研究近代工商史，也转向当代史的研究，颇有影响。写《墓碑》的杨继绳是资深记者，原来在清华大学学理工，不是学人文科学的，毕业后入新华社从事新闻工作。在从事新闻工作的同时，到各地搜集人口问题的资料，最终写出了关于1950、1960年代人口变动的著作。还有徐友渔，研究西方哲学的，1990年代研究了“文革”时期的红卫兵思潮。日本研究所前所长何方，退休后研究党史、国史，第一本著作就是《党史笔记》，后来又写了一本《从延安一路走来》，内容一直写到了1980年代。听说最近还写了一本关于中国当代外交政策史的著作。退休官员做党史、国史研究的，最早要数李锐，1980年代就写出了史料价值很高的《庐山会议实录》，1990年代又写出了《“大跃进”亲历记》。何方、李锐的著作都不简单是记忆性作品，他们具有双重身份，既是研究者，也是当事人，他们的著述有记忆，也有很多分析和评论。
不同专业、职业的研究者做国史研究，将不同学科的学术理念、方法带入了国史研究之中，对于国史研究的范式转换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假如没有研究主体的变化，研究范式的转换至少有可能很缓慢。从事社会学研究的张乐天，出过一本书叫《告别理想》，副标题叫“人民公社制度研究”。依过去的国史研究的思路，研究人民公社，一定是从1958年毛泽东怎么发动“大跃进”，怎么制定人民公社的政策，怎么设计人民公社的架构开始。张乐天的研究完全相反，他把浙北一个乡村作为切入点和研究对象，看人民公社制度怎么在中国最底层的乡村一步一步建构起来的，又怎么一步一步影响了乡村社会最底层的农民，具象地描述和分析公社化制度下底层农民的生产和日常生活。这样的研究突破了传统叙史的套路，不能不对改变国史研究的既定范式产生影响。
由于研究范式的转换和研究主体的变化，国史研究又发生了第三个变化，就是研究资源大大拓展了，出现了很多跟以前不同的情况。过去学者们关注和聚焦高层档案，现在则更注意多边和多层档案的搜集，将多边和多层档案作为国史研究的资料。前面提到的朝鲜战争研究的突破，主要不是因为中国大陆档案的解密（当然，中国大陆的档案也做了适当的解密），而是因为国内的学者从境外搜集到大量档案，就是沈志华教授从俄罗斯档案馆发现了很多包括中方档案在内的相关档案，从而揭开了朝鲜战争从酝酿、策划到发动，到中国出兵的决策等等重要事实的真相。这里有个理念的问题。过去研究共产党史，只看中共的文献，除了客观条件的限制外，一个重要原因是认知的狭隘，以为研究共产党的历史只要看共产党的档案。其实这个理念有问题，至少在1949年以前，国共两党，你离不开我，我离不开你，合是两党合，打也是两党打，不看对方的档案，不看双边的档案，要想搞清楚共产党史或者国民党史是不太可能的。国史研究同样如此，只看中国的档案，不看跟中国有关系甚至跟中国没有关系的国家的档案，恐怕在视野上、在解读上会受到很大局限。比方说美国的档案，即使在中美关系解冻前的档案，对了解美方对中国内政的观察也有价值。前些年沈志华、杨奎松教授主编了一套《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很有意思。美国人情报工作做得很细，比方说透过地方党报分析一个省级党政系统的人事关系。美方就通过1950年代的河南地方报纸分析出了该省领导人吴芝圃和潘复生之间的纠葛和矛盾，这让我非常惊讶。这跟中美关系其实关系不大，但可以知道美方情报部门对当时中国内政的了解程度。至于美方档案对研究中美关系的价值，对于梳理和揭开中美关系解冻过程之中双方所做的工作的意义，更是毋庸赘述。
多层档案的利用，也是1990年代以来的一个新变化。过去研究国史，关注的是高层档案和文献，最好能看毛泽东的手稿、周恩来的笔记。那些档案当然有很高的价值，不过且不说很难看到，即使能看到，那些档案也只是反映出高层的情况，而一部国史是多层次人群活动的过程，是一个有结构的历史，不是一个断层的历史。一项决策，从制定到实施再到结果，是一个过程，如果把它作为一个系统的话，有输出，有输入，有终端，把它的输入、终端舍去以后，就不是系统了，历史就不完整。所以研究高层决策，同时要研究决策在地方、在底层的实施，研究地方和底层对高层决策的应对。以往研究决策，重心都在高层，至于实施、结果，似乎地方、底层不过是毫不走样地贯彻了高层决策，只是一个纵向指令的传输而已。其实，历史非常复杂，地方如何应对高层，底层如何应对上级，民众如何应对干部，其实有多种面向，不是一个简单的指令传输过程，其间有地方与高层、底层与上级、民众与官员的多样互动。这就跟多层档案有关系，不能限于研究高层档案，还须研究中层、底层等多个层次的档案。不是只去中央档案馆，还要去省档案馆、市档案馆、县档案馆搜集和查阅，甚至去乡村搜集档案。我去过河北的一个村，这个村子保存了1940年代以来的村级档案。村干部告诉我，大概有三千多卷。三千卷对于一个县档案馆不算什么，但是对于一个村，应该说是保存相对完整的档案。从地方、底层的档案里，人们会发现过去对国史的那些认知，恐怕是一种刻板印象，需要修正甚至颠覆。
历史研究资源的开拓，还有一个新变化，就是大量利用民间资料。当代史的研究跟近代史或者跟晚清以前的历史研究相比，一个很大的优势就是民间资料非常丰富。共和国以来所形成大量的材料搜藏在个人手里，或者说散落在社会上。这些年来，特别是1990年代以来，有些研究者挖掘民间和社会的史料以后，对于国史的研究做了很大的推进。《人民日报》有位记者叫李辉，编了一本书叫做《一纸苍凉》，副标题叫“杜高档案原始文本”。杜高是全国剧协的一位青年创作人员，1955年被打成“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因为仰慕胡风，剧协内几位青年创作人员常常聚在一起讨论，类似今天说的沙龙，有的人还曾经跟胡风通过信。批判胡风运动一来，被人揭发，称剧协里有一个“胡风小家族”，首领就是这个杜高。结果杜被送“劳动教养”，一直到1969年解除“劳动教养”，回原籍就业，在街道上当临时工。“文革”结束后平反，回到了剧协。大概是1990年代，李辉在潘家园旧货市场上发现了一摞用牛皮纸袋装的资料，结果一翻，是杜高的专案材料，里面有他的交代，别人的揭发、旁证，还有外调材料，等等。他就给了杜高，杜高大吃一惊，没有想到全套的档案保存下来，而且流到旧货市场。经过杜高本人同意，李辉选编了“杜高档案”。2000年，河南人民出版社出了一本叫《新生备忘录》的书，是一位当年的“右派”保存的全套劳教农场的《新生小报》，编者李应宗就是小报的保存者，小报是农场内部的报纸，对了解当年劳教人员的生活、劳动，是比较重要的文献资料。陕西有一个农民叫杨伟名，是当年生产队的会计，大饥荒之后致信省委、中央，分析农村形势，建议实行生产责任制。被最高领袖点名批判，后来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前些年，他的那些信件编辑出版，叫《一叶知秋》，对研究1960年代底层乡村社会和农民的心态、想法很有价值。
贺照田：感谢杨念群兄、谭徐锋编辑邀请我来参加这个活动。
我想利用这20分钟引言谈的问题是：近年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的成就有目共睹，而且很显然，这些突出成就的取得，和很多研究者致力发现新史料、积极认真运用新史料密切有关。但不能不指出的，随着这些令人兴奋的成就取得，也随之出现了一种自觉不自觉的取向，就是在相当部分研究者那里出现了对易见史料——比如，对曾经在国家运转中居重要位置的《人民日报》、《红旗》，中央号召全体党员、干部乃至全体人民学习的文件、文献等——所具有的历史认知价值重视不足、下功夫不够的问题。
为了方便大家理解我如此说的意指，我下面谨举对“思想解放运动”的历史理解、历史叙述为例来加以说明。
就是在我近年的当代史阅读、思考和教学中，我惊讶地发现：
竟然在对我们今天仍处身其中的“新时期”的历史起源的叙述中，其最核心的部分却存在着严重的“非历史”问题。如此说是指在现有关于新时期确立的历史叙述、历史理解中，新时期开始的标志被叙述为十一届三中全会，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得益于思想解放运动，当然，作为一种有关新时期诞生的到此的扼要陈述，这样的叙述我是接受的。严重的问题在接下来，在把这被认为导致了新时期开始的思想解放运动，直接叙述为、或过度叙述为围绕“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所发生的论争。而指控这一叙述环节，是因为正是在有关新时期兴起的这一环节的叙述中，发生着严重的非历史问题：就是在这一把思想解放运动过度聚焦叙述、理解为围绕“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所发生的论争叙述模式中，它排除着太多——在1977、1978年历史中发生的，并实际有力参与着使新时期得以快速出现的——思想解放潮流内容，而如此，当然会误导我们对在当代中国史上具有关键地位的新时期发生的理解和认识。
而所有这一切，都在参与着把时间跨度更长、内容更为丰富的“新时期”诞生，窄化为是非、正误清楚的认识论翻转。
而这也是我为什么提出：当代史研究若不尖锐面对“历史中的思想解放运动和历史叙述中的‘思想解放运动’”实际不同的问题，便不能摆脱现存有关“新时期”诞生的非历史叙述与理解的束缚，便不会有效推动人们去重新审视和理解新时期所实际由出的时间跨度更长、内容极为丰富的历史，去重新省思探究此种多种思想努力实际历史－观念意涵如何的问题。而也只有如此，我们才能使在现行历史叙述历史理解中隐去、但对历史实际展开却有着重要影响的众多思想努力充分浮出水面，并在使它们有效进入我们的历史叙述、历史理解视野的同时，正面展开我们对这些历史－观念节点的分析、反省工作；而这些努力当然也有助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更能被放置在它的实际历史位置上来被准确叙述与理解。而也只有有成效地进行了这些工作，我们也才有足够条件对新时期诞生这一重要历史事件，作出展开且深入的把握与评估。
如果大家通过我上面的扼要讨论认为提出“历史中的思想解放运动和历史叙述中的‘思想解放运动’”问题确实重要，那我要接着说的是，我所以能发现这一问题，固然得益于当代史研究界的多方面进展，但更和我认真读解《人民日报》《红旗》等易见文献，特别是认真读解其中的社论、评论员文章、中央领导人讲话、署名理论性文章，并认真思考这些看着不包含具体事实信息的信息和历史的展开是怎样一种关系等努力紧密相关。
也就是，最早的当代史书写很大程度上是被这些易见文献束缚下的产物，而如此的重要后果之一便是这些当代史书写史学品格、品质不足；相比，近年研究者致力事实性材料的挖掘和运用，正有跳出这些束缚，建立起当代史史学品格、史学品质的大功；但问题是不能矫枉过正，因为一旦走过了，就容易出现对这些国家曾公开强调的易见文献的认知价值重视不足的问题，影响到当代史研究的深化。对这部分文献，我的经验是：这些文献若通过追问——国家或国家里的某些人为什么在某一时候强调这些文献？这些文献的强调和历史的展开与理解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等等，其实会释放出它种文献不容易释放出的历史认知信息。也就是在这一意义上致力于这些文献的深入解读与分析，实有助于当代史研究更健康、更深入地展开，而这也是我这里所以特别提出 “常见文献的解读与当代史研究的深化”问题的原因。
韩钢：我忘了回应徐锋刚才提的一个问题，就是1949年开国之初的气象。要谈这个问题，必须要做比较研究。比如说要研究民国开国之初，研究历朝历代的开国。我没有做过这样的研究，只能讲一点我个人的一点感想。1949年的开国，我觉得有两个气象是比较值得关注的，一个是民族主义的张扬，这是开国一个比较重要的现象。在座各位可能知道，毛泽东给人民英雄纪念碑有一个题词，第一句话大概是“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先烈们永垂不朽”，最后一句是“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在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中那个牺牲的先烈们永垂不朽”。这个题词很可解读。1949年，对于中国来讲是一个权力更替的标志，中共由在野党变成执政党，这本来是一场政治革命的结果。但是毛泽东的题词，把这样一场政治革命同民族革命即一个民族的对外抗争联系了起来，赋予了这场革命非常浓郁的民族主义色彩。1949年开国时的宣传，是“结束了帝国主义的在华统治”。这是开国时一个非常突出的情感象征，不要说一般国民，即使一些民国过来的知识分子、文人，甚至是某些在原政权当中供职的一些将领、官员也都这种感受。还有一个气象就是草根意识的伸张。中共一直强调它主要代表工农，1949年以后，给国人一个非常强烈的印象，就是这场革命的结果让工人和农民获得的利益最大，用当时的语言说，就是“工农翻身当家作主”。这一点是1949年开国又一个非常重要的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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