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內務部郭處長看到災荒嚴重，問我到底餓死了多少人，我說只能估計，餓死的人可能在20萬到30萬之間。郭處長回去後部領導馬上讓他向國務院秘書長習仲勛匯報，習又向中央紀委書記董必武匯報，董老馬上派兩個處長到信陽地區調查，最後結論是餓死的數字比我估計的要多好幾倍
老高按：關於仇恨教育和仇恨煽動，轉貼了兩篇很有意義的文章和材料之後，由於幾位讀者的跟帖，又引發許多感想，本打算繼續指出其看法的荒謬，澄清有關事實和道理，又覺得大可不必：能叫醒那些裝睡的人嗎？
明擺着的ABC常識，這些智商極高的讀者們，能不懂？
——他們能不懂：仇恨與“仇恨教育”，是兩回事？
——他們能不懂：失實與說謊，是兩回事？
——他們能不懂：經過司法程序懲治罪證確鑿的犯罪分子（在這種情況下，也要保障罪犯的人權），與用“鬥爭哲學”“仇恨教育”煽動暴民，用莫須有的罪名折磨、凌辱、不經審判就以“政治運動”、“群眾專政”的名義處決成千上萬的人，不能混為一談？
——他們能不懂：用自己掌管、不容他人染指的整個權力系統來制度化、全面化、長期化地禁止真相，與某些人、某些部門在某件事上散布謊言，不能混為一談？
——他們能不懂：正因為任何政府都可能欺騙人民，於是才必須建立、健全憲政制度：司法獨立、言論自由、權力制衡……讓議會、反對黨、媒體，來從四面八方監督和揭露政府；最終，人民（或者通過民意代表）還可以用定期的選舉和臨時的彈劾，掀翻說謊的權力者，至今，那個企圖掩蓋真相的尼克松總統不就在千夫所指下黯然垮台了嗎？
他們怎麼可能不懂呢！“非不能也，是不為也。”
跟他們再討論下去毫無意義，因為他們根本就沒打算認真討論問題本身，而是執意要將讀者的視線轉到對對方發言動機和背景的追究上，轉到個人攻擊上，有的說：老高“不討好主子，恐怕連口都糊不上”，“帶着自己仇恨的毒汁去反對方的‘仇恨’，指望用這樣的‘投名狀’，變廢為寶”——大家都不是傻子，誰還聽不出這種話里險惡的暗示？另有的則對不同意見者貶損人格，一口一個“G蛋”“木乃伊”“高老莊”（高老莊者，自然就與豬八戒扯上瓜葛啦——我說過，此公頗有些詩才和文學修養）……
當然啦，這些人可能會說，你提出的那些問題，值得我來認真討論嗎？你也就只配這麼給你幾炮！
那好。我也就此打住，言歸今日正傳。
最近頗有些人，急於否定中國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的大饑荒，以山東的孫經先教授為代表，矛頭指向眾多揭露大饑荒真相的學者，主攻的則是楊繼繩於2008年出版的《墓碑》一書。我們萬維也有些博客介紹孫經先“營養性死亡”的觀點。還有人轉載了2014年9月22日，中國社會科學院所屬的“中國社會科學網”上刊登的一篇署名為“北原，作者系安徽行政學院退休職工”的文章《對“三年困難時期”人口非正常死亡問題的若干解析》（此文立即被中國共產黨新聞網全文轉發），將大饑荒中餓死者，給予“探索性死亡”的定性。後來遭到一些人的痛斥，例如劉小生撰文，稱這樣的文章是“向民族的傷口上撒鹽”。
其實，在我看來，你說北原是“向民族的傷口上撒鹽”，對方也可以說楊繼繩和你劉小生捏造大饑荒、捏造餓殍數字，是“向民族的傷口上撒鹽”。這樣的爭論意義不大，徒然增加民族的分裂。當局如果肯開放檔案，拿出當年的統計、調查數據，哪怕那些數據還有很多缺陷，也必將平息、至少是減輕許多無謂的爭論。
但當局就是繼續保持沉默！想必，有其非常、非常不得已的苦衷。怎麼辦呢？那麼，學者們根據不同的方式，得出餓死一千萬，兩千萬，三千萬，直到五千萬甚至更高的數字，都是正常的——實際上，我讀過楊繼繩、貝克、丁抒、馮客等中外學者關於大饑荒的專著，他們誰都沒有說自己算出的數字就是定論，都留了很大的餘地。
我對他們所得出的各種數字，都保持合理的懷疑。但是我絕不懷疑，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中國發生了規模驚人的大饑荒，死亡也是天文數字。死人最多的，就有我的家鄉湖北省的三個鄰省：河南、安徽、四川，我認識的很多人，都用不同的方式告訴了我他們的所見所聞。只要讀一讀這些個案，就不會像孫經先那樣，得出那麼荒謬的結論。
下面我轉載一篇前河南信陽專區行署專員張樹藩早在上個世紀90年代寫的文章《信陽事件親歷記》。這篇文章我多年前就讀過。他並沒有渲染饑荒的慘景，而且還是一個體制內人士的立場和觀點，但是其披露的事實，讓我震撼！我不知道，孫經先教授讀過這樣的文章沒有？這裡對孫教授，用得着一位讀者質問我的話：“您是真不知道還是裝不知道？ 希望你是真不知道，否則，您本身的誠信就有問題了。”
信陽事件親歷記
張樹藩（前河南信陽專區行署專員），《百年潮》
信陽地區位於河南省東南，與湖北的孝感、黃岡和安徽的安慶、六安、阜陽五個地區接壤。該區有大約一半的面積曾經是大別山、桐柏山老革命根據地。這裡是河南省的重要糧棉產區，還盛產茶葉、木材、毛竹、油桐、藥材和豬雞魚鴨等，素有青山綠水、魚米之鄉的美稱。
就是這樣一個美麗富饒的地區，在50年代末的“大躍進”期間，由於浮誇風、“共產風”的肆虐，竟然造成了大量人口的非正常死亡，成為舉國震驚的“信陽事件”。
事件發生時，我任中共信陽地委副書記、行政公署專員，經歷了事件的全過程。雖然時間過去了三十多年，但這一和平時期的血的教訓，無時不在我的腦海中翻騰激盪。
全國第一個人民公社和大煉鋼鐵現場會
1958年春，信陽地區的遂平縣嵖蚜山群眾為了興修水利，要求把幾個高級社聯合成一體，我們地委同意了群眾的這個要求。當時取名叫集體農莊，學蘇聯的，實行領導、計劃、分配、財務四統一。不久，毛主席提名叫人民公社，喳岈山就成了全國第一個人民公社。到8月份，全地區實現了公社化。
在1958年夏收中，當時在嵖岈山人民公社坐陣的遂平縣委副書記趙光，將一塊畝產四五百斤的小麥浮誇成3200多斤。隨之，西平縣城關公社出現了畝產小麥7320斤的更大浮誇典型。他們是把多畝產量集中起來謊報的，當時我就不相信。地委書記路憲文跟我說出現如此的高產典型時，我說那是胡說八道，根本不可能。我想一畝曬場能曬多少，怎麼會一畝產幾千斤小麥呢。於是地委就派副秘書長王秉林到西平縣實地調查，回來說是真的。然後我親自到現場察看，證明並不真實。就在這時，繼《河南日報》之後，《人民日報》也大登特登畝產幾千斤的消息，還發了號外。從此以後，誰要說是假的就挨批鬥，全區為此挨批鬥的人大約有12000多人次。於是浮誇風越刮越大，信陽縣有名的雞公山公社浮誇到畝產萬斤水稻，有個別的地方浮誇說畝產幾萬斤，還出現畝產幾十萬斤的大典型。不過，1958年畢竟是大豐收，雖然由於大辦鋼鐵等誤了農時，沒能及時收割，損失了10％左右的糧食，但群眾生活沒有出大問題，這年全區完成徵購任務16億斤。
在當年的大辦鋼鐵和工業運動中，同樣是浮誇成風。且不說煉鋼的質量根本不行，數量也都是假的。許多地方把日產幾百斤說成幾千斤，商城縣更絕，竟浮誇成日產6000噸。為此，中央冶金部在商城開了一次全國大煉鋼鐵的現場會。事先我也去商城看了一次，認為是假的，有的小土爐一天費很大勁才能煉出幾十斤，好的也僅是二三百斤。回到地委，我就和路憲文談了我的看法，並說這樣下去，我們會犯大錯誤的。路當時對我的看法不同意，並說群眾運動，氣可鼓而不可泄，你看消極面太多了。所謂“看消極面太多”，就是我看到有些幹部強迫命令、違法亂紀、隨便打人，將山林松木亂砍濫伐，砸群眾的鍋來煉鋼等做法，深感不安，認為得不償失，並預感到要犯錯誤。
到1959年，信陽地區出現了百年不遇的大旱災，一百天不下雨，秋糧眼看着大面積歉收或無收。當時地委幾個書記分工，我主管農業、政法、財貿三條線。為了讓全區各縣市領導認識問題的嚴重性，我在8月初召開了一個各縣市有關負責人的會議，讓大家實事求是地估計秋收形勢，認識災情，及早採取措施如多種蔬菜等，將災荒消滅在春節之前。但這個會議事先未經地委討論，有些人就有了看法。不久，省委要召開貫徹廬山會議精神（反彭德懷）的會議，地委讓各縣報秋收預產。地委辦公室匯總後，召開常委會討論。當時地委9個常委中，8個人認為1959年農業生產比1958年豐收，是特大豐收年，因為根據各縣市預報的糧食產量是72億斤，而1958年不過56億斤。我在會上談了和大家完全不同的看法，認為今秋是個大歉收年，全區總產大概就30多億斤，最多超不過40億斤（後來證實只有20多億斤，我說的也多了）。
“反右傾”使“左”傾錯誤變本加厲
8月底9月初，省委召開貫徹廬山會議精神的擴大會議。在會議開始時，省委讓各地市委書記預報秋收產量。路憲文不去，讓我去參加。我先將地委集體討論定的72億斤總產說了，接着談了我在地委常委會議上談的意見。這便引起省委對我也有了看法，第二天就問路憲文說你們信陽是怎麼搞的?路憲文向我問明情況後很不高興，馬上召集在省里開會的各縣、市委書記，讓重新報產量，各個縣市委書記開始都低頭不談，在路憲文一再逼迫下，才說：不是在家裡都報過了嘛，還報什麼？路說，有人可不是這麼認識的。這很明顯就是要發動大家把矛頭對準我了。當時我不管怎麼樣，又在會上談了我的看法，並提出我們共產黨人在什麼情況下都要實事求是，雖然這次省委擴大會議是反右的，但不能因為怕反右就不實事求是。我說完後，縣市委書記沒有一個說話的，可見大家是了解情況的，只是不敢說實話而已。隨之擴大會議按省委意圖要各地市找右傾典型，展開批鬥。儘管省委已把我定成嚴重右傾分子，可批鬥就是發動不起來，沒有一個對我批評的。路憲文無奈，抓住一個說過點實話的平輿縣長曹明展開了批鬥，這也算信陽地區在擴大會議上找到了一個所謂右傾分子。隨即撤銷了曹明的縣長職務。
擴大會議後，我回到地區抓秋季糧食徵購任務。省委仍按1958年大豐收的標準徵購，我們地區又完成了16億斤，將農民的口糧、種子糧都交了徵購。秋收剛完，很多地方群眾就沒飯吃了，開始出現了逃荒要飯的現象。很多食堂開不了伙，群眾無奈，就在家裡煮紅薯葉、野菜充飢。幹部發現後把他們的鍋給砸了，群眾就外出逃荒。地委認為這是破壞“大躍進”，就讓各縣市在各路口設崗攔堵群眾，不准外逃。當時地委不僅沒有認識問題的嚴重性，反而認為是有人將糧食瞞藏起來了，於是決定在全區開展反瞞產運動。
我分工到西平、遂平兩縣開展反瞞產工作，先到西平縣安排了一下，即到遂平縣。縣委正在召開全縣生產隊長以上幹部會議，進行反瞞產動員，然後討論報瞞產多少。我參加了會議，看到很多人都低着頭一言不發，即感到其中大有問題。於是我就下到兩個公社看了一些生產隊的群眾生活，確實已經沒有糧食，僅吃點紅薯、野菜等，不少群眾臉上已出現浮腫。我看到問題很嚴重，當天晚上就回到縣委召開常委會議，提出了徵購已透底，人民生活無着落，已出現浮腫和外逃現象，不要再逼大家報瞞產了。我說，瞞產可能有，但當前急需安排好群眾生活問題，然後有什麼問題再解決什麼問題。我知道他們縣超徵購了700萬斤糧食，就讓他們先拿出這些糧食解決群眾生活問題。有人提出動用國庫糧食需請示省里批准，我說來不及了，等請示批准後再拿出來會餓死人的，你們不要怕，一切問題由我負責。我跟縣委商定後，一方面讓我的秘書余德鴻給路憲文寫報告，一方面開倉放糧安排群眾生活，使這個縣基本上沒有餓死人。後來戴帽批鬥時，這就成了我的一大罪狀，余德鴻同志也受牽連挨了整。
其他縣的情況就不同了，都說反出了瞞產幾千萬、幾億斤不等的糧食，還召開了一些現場會。如雞公山公社現場會，在場裡圈着很多所謂瞞產糧食，其實就上邊一層稻子，下邊全是稻殼子，完全是弄虛作假。類似這種情況在很多地方出現，這就不可能不把群眾置於死地。群眾寫信到省委，被轉回地委讓嚴肅處理，結果有的被逮捕法辦了，有的黨員被開除了黨籍。光山縣某地有個農民找醫生看病，醫生說這個病好治，有兩碗粥就好了，因此將這個醫生逮捕法辦了。信陽縣委有一個紀委幹部看到餓死人的嚴重問題，給省委寫信反映情況，受到留黨察看處分。當時路憲文在省委支持下，為了不讓幹部群眾向中央寫信反映情況，還專門開會讓各郵局把關，凡是反映情況的信一律扣壓，後來統計被扣壓的信件達12000多封。即使如此嚴格限制，還有人跑到許昌地區向上寄信。有一個黨支部（哪個縣哪個村記不清了），23個黨員餓死了20個，剩下的三個黨員，給省委寫了一封血書，請求省委救救他們村人民，此信也被省委秘書長戴蘇理扣壓並要查處。
在群眾已處於死亡線上的情況下，不少地方開始殺牛吃。當時我雖然已被列入地委常委的批鬥對象，但還未停止工作。在批閱公檢法送來的案件時，看到群眾殺牛的案子我就深感問題的嚴重，開始批了幾件都是從輕處理的。到1959年10月，殺牛吃的越來越多了，儘管報告上寫的殺牛人都是如何壞，還給加了“破壞社會主義”、“反對大躍進”等罪名，可是我清楚地知道這都是在萬般無奈的情況下不得不干的。從此我就不再批處這類案件了。
貫徹廬山會議精神的省委擴大會議後，原來進行的包工包產試點也被批為右傾。這本來是地委農村工作部長延炳玉布置各縣搞的，現在不認賬了，把責任都推到下邊。為此將息縣、淮濱等數縣農工部長打成了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光山縣委書記馬龍山曾讓副書記張福鴻到一個生產隊搞包產到戶試點，到反右時，馬不敢承擔責任，說是張自己搞的。張不服，堅持說是馬書記派他去搞的。就這樣，馬龍山為了殺人滅口，就在縣委擴大會議上發動批鬥，將張福鴻打死了。然後說張畏罪自殺，立即埋掉了。
大量餓死人的情況震驚了中央領導
由於我在地委常委批鬥會上一直拒不認錯，常委們就給我總結出了四條“嚴重右傾錯誤”：
1．把1959年的特大豐收說成大災荒年。不僅在地委會議上說，到省委擴大會議上還堅持己見，並在縣市委書記會上反右傾機會主義、批判彭德懷時，還提出要堅持實事求是。
2．在8月份召開生產救災會議時，把災情講得那麼嚴重，否定了“大躍進”的大好形勢。
3．到遂平縣進行反瞞產工作時，不但沒反出一斤糧食，反而不請示報告省委，私自動用國庫糧700多萬斤。
4．對幹部的幹勁不是鼓勵，反倒誣衊說不是共產黨而是國民黨的作風。
路憲文帶結論性地說：你老張每次下鄉，回來都向我說消極方面的問題，對1958年小麥畝產3200斤和7320斤你不相信，對大辦鋼鐵也不相信下邊報的數字等等，這不是右傾又是什麼？我勸你要老實檢查，從此你也不要工作了。
此後，我除參加地委和專署黨組組織的大小批鬥會外，就是在辦公室看書報。地委、專署召開的一切會議不僅不讓參加，會議的文件也不讓我看，什麼情況也不知道了。我的秘書余德鴻也因同情我的觀點而被撤職批鬥，從此再沒有一個人敢接近我了。但在專署黨組擴大會議上可以看出，沒有一個人是在真的對我進行激烈批鬥，大都是輕描淡寫地提些雞毛蒜皮的小問題，沒話找話，應付了事。實際上，絕大多數人是同情我的，事後證明也確實如此。
有一天，余德鴻從我辦公室門口路過，我看到了叫他進來，他很害怕不敢來。我說小余你怕什麼，不是也和我一樣了嗎？進來談談話也好嘛。余進屋了，我問了他一些情況。他說他已被撤職，也沒工作可做，半個月就回淮濱縣老家兩次。我問他兩次回家幹了什麼，他說，第一次回家是埋大爺大娘的，第二次回家是埋父母的。我問怎么半個月內四個老人家全去世了，是什麼病死的。余說是瘟疫傳染的（當時餓死的人統統說成是瘟疫，不能說是餓死的）。這使我感到問題更嚴重了，因為我知道余秘書的家還算是比較富裕的。於是我又對余說：事到如今，你對我還不敢說句實話，他們到底是怎麼死的？這時余的眼淚流下來了，哭得說不出話來，停了一會才說出都是沒有吃的餓死的。聽後我也難過得掉了眼淚。接着我又追問：你們村餓死多少人？余說他沒有多出家門，光知道他們村西頭就餓死一半多，有不少戶餓死都沒有人埋。聽到這些情況後，我的腦子像炸了一樣。余離開後，我當即跑到地委找路憲文。路不在，主管黨群的副書記王達夫在辦公室，我就把余德鴻談的嚴重問題向王講了，並請地委立即採取緊急措施挽救。事後了解，地委仍未採取緊急措施，始終不敢承認是餓死的，全區統一口徑都說是瘟疫傳染而死的。直到1959年11、12月間，在大量餓死人的情況下，以路憲文為首的地委才向省委報告，要了糧食。當時省委並不是不知道信陽地區的問題，省委主管財貿的副書記宋致和就曾在信陽到潢川縣的公路兩側看到過幾個餓死的人，省紀委書記劉名榜是信陽地區新縣人，他回老家時，也在路上看到過死的人沒人埋和鄉親的飢餓情況。但那時人人自危，誰也不敢堅持原則，不敢出來為人民說句實話。
地委召開大、小會議批鬥我的過程，也正是信陽地區餓死人最嚴重的時期。由於我堅持不按省地委要求作檢查，不承認錯誤，批鬥了兩個月也就停下來了。到1960年2月，大量餓死人的問題總算制止了。路憲文有一天找我談話，說你從今天起就開始工作吧，未再談及檢討錯誤的事，並說中央內務部來了一個處長要到淮濱檢查災情，你可以陪這位處長下去看看情況。就這樣，我的所謂嚴重右傾錯誤也不了了之，並從此開始了工作。
我跟內務部郭處長到了息縣、淮濱兩個縣，郭處長看到災荒十分嚴重，就問我到底餓死了人沒有。我說有，而且還不少。郭處長問餓死了多少人，我說自己從去年9月底就開始挨批鬥，你來了我才開始跟你第一次出門，對全區情況也不了解，只能估計一下，餓死的人可能在20萬到30萬之間。郭處長一聽就感到問題太嚴重了，只待了兩天，就回內務部了。事後得知，郭處長回去後即向部領導談了我說的話，部領導馬上就讓他向國務院秘書長習仲勛匯報。習仲勛同樣感到問題嚴重，又向中央紀委書記董必武作了匯報，董老馬上派李堅、李正海兩個處長到信陽地區進行調查。他們經過三個月的調查了解，越查問題越嚴重，最後結論是餓死的數字比我估計的要多好幾倍。
他們將調查結果向省委匯報後，省委不是正視錯誤，承擔責任，而是千方百計地設法掩蓋。不僅未對信陽地委嚴厲批評處理，省委書記吳芝圃還對路憲文說，不要害怕，省委是支持你的。1960年7月中旬，省委還派副書記楊尉屏、李立和紀委書記劉名榜等在雞公山上召開縣委書記以上的地委擴大會議，統一認識，縮小問題的嚴重性，繼續肯定“大好形勢”，也就是貫徹省委捂蓋子的精神。在這個會議上也說要發揚民主，讓大家提意見。路憲文在總結性發言中，也做了一些輕描淡寫的檢討，但根本沒有涉及到問題的實質。我當時認為，路的講話實際是表達了省委的意圖。
我在這次雞公山會議上作了三次發言，以承擔責任、嚴格自我批評的態度，指出了一部分問題的嚴重性，因此又觸怒了省、地委領導。地委路憲文、延炳五、王達夫、武建華等常委背着我連夜召開秘密會議，作出決定，下一次會議要以批鬥我為中心。他們說張樹藩要翻案，必須批判。我知道他們又要把矛頭對準我後，找到新省委副書記李立，談了我的看法，並揭露了他們的陰謀。李書記對我的處境表示同情並安慰我說，不要怕，你談的情況我都明白了。我估計李書記隨即與楊尉屏、劉名榜等省委來的負責人，研究了我說的話，決定會議不能再轉到批判我的問題上了。於是當路憲文等向楊尉屏匯報地委常委已決定將會議轉向批我時，楊說不能再批人家了，現在得讓人說話。
這時候，副省長王國華上山來了。他是信陽確山人，老紅軍，對信陽地區餓死這麼多人非常痛心，非常氣憤。他在會上指名道姓地嚴厲批評了路憲文，說張樹藩、李瑞英兩口子為群眾說了實話，你們卻整了人家。（我的老伴李瑞英1959年6月1日至7月1日曾帶調查組在當時稱萬斤紅旗鄉的雞公山搞經濟調查，不但沒有調查出畝產萬斤水稻的高產量，反而給路憲文寫報告要21萬斤糧食，安排群眾生活，為此，路說她是否定大豐收，為富裕中農叫囂。在貫徹廬山會議精神後，李瑞英被調到省委黨校，在全校學員和省市直理論輔導員一千多人的大會上接受揭發批判，全省出名。省委秘書長戴蘇理聽說李瑞英不服，十分惱火，說因李態度不好，要加重處分，撤銷專區婦聯黨組書記和主任職務，僅保留地委委員。）王國華的發言對會議震動很大。他是第一個點名批評路憲文的，也是第一個為我們說話的。這次雞公山會議決定逮捕光山縣委書記馬龍山，並要求將其判處死刑，主要因馬主持打死了副書記張福鴻。其中的文章事後才看清楚：省委是想用殺馬一人表示對信陽地區發生的嚴重問題進行了嚴肅處理，還是為了捂蓋子（對馬定死刑報中央後，毛主席說，我還沒有殺過一個縣委書記，判死緩吧）。
在中紀委兩位處長把問題查清報告黨中央後，毛主席批示說，信陽出的事件是反革命復辟，是民主革命不徹底，需組織力量進行民主革命補課。於是，中央從各部委抽調數百人來到信陽地區。這時省委才慌了手腳，也倉促組織了六七百人到信陽，全面改組各級領導班子。先派省農工部長趙定遠任信陽地委書記，省統戰部副部長趙子平任副書記，高祥輝、劉策分任地委組織、宣傳部長；中央派的幹部分別到各縣、社任縣委書記、縣長、公社書記、主任等。原地委書記路憲文被停職檢查，其他副書記、部長靠邊站檢查，原有九個地委常委僅留下我和紀委書記邱進敏沒有動。
就在地縣委徹底改組之時，中央李先念、王從吾、徐子榮和中南局陶鑄、王任重兩書記，在省委書記吳芝圃陪同下來到信陽地委。地委決定讓我負責在第五步兵學校招待所接待他們。就在招待所會議室里坐下喝茶時，吳芝圃說話了。他的原話至今我還記得很清楚。吳指着我說：“樹藩同志，信陽地區發生的問題，省委事先一點也不了解，把省委蒙到鼓裡了。聽說你和路憲文認識不一致，你怎麼不找我談談呢？如果早找我談談，不就避免了發生這樣大問題嗎？”
本來我事先沒想對中央領導說什麼，但在吳說了這樣一番謊言的情況下，我不得不說話了。我的原話是：“芝圃同志，你真的一點情況不知道嗎？那麼地委給我戴上右傾帽子，對我進行幾個月的批判鬥爭，這不是省委批準的嗎？否則路憲文他敢批鬥我嗎？既然是省委批準的，又是根據什麼批的，還不就是根據我在生產救災會議上的講話，在地省委估產時地委定時高我說的少，反瞞產時我在遂平縣不僅沒反出瞞產，又拿出700多萬斤糧食解決群眾生活問題，以及說幹部強迫命令、違法亂紀、打死人是國民黨作風等，才給扣上嚴重右傾帽子進行批鬥的？省委批准斗我的根據，不都是我反映的意見嗎？芝圃同志，怎能說省委一點情況都不了解呢？對我的批判不都是你的安排嗎，我還找你談什麼？”
這時，我看到吳芝圃的臉紅得成了紅布，確實相當難堪。我還想再具體談談時，陶鑄同志阻止我說，不要再往下說了，我們都清楚了，過去批判錯你了，我們給你平反，不要再說啦。這樣，我也就不說了。
第二天，吳芝圃和戴蘇理到固始縣召開了萬人大會，宜布原縣委書記楊守績是反革命，並將其逮捕。為什麼省委書記和秘書長沒經過地委親自到縣裡逮捕楊守績呢？就因為楊在1959年群眾開始發生浮腫病並有人餓死時，未經地委同意就給省委寫了一個報告，反映了真實情況，要求撥給糧食，解決群眾生活問題。這顯然又是為了捂蓋子、掩蓋省委錯誤而採取的行動。
這一時期，全地區縣市委第一書記被開除黨籍、逮捕法辦的就有8人，其餘縣市委書記統統被撤換。農村20多萬基層幹部則被集中起來進行“特殊訓練”，還調用了部隊，用繩子將他們一串串拴起來，武裝押送。這成了一次全面徹底的大奪權。
這麼多幹部怎麼會都變成了反革命，怎麼能如此殘酷地鎮壓呢？我想不通。本來地委決定讓我負責抓民主革命補課運動的，由於我感到這樣做不對頭，就拒絕擔任此職，並在地委常委會議上忍不住．大哭起來。我邊哭邊說：我在信陽地區工作十幾年，和廣大黨員、幹部有着深厚的感情，我弄不清那麼多人怎麼都變成了反革命。我和他們有千絲萬縷的聯繫，要我領導去整他們，我確實下不了手，還是讓我主管生產救災工作為好。事後，就因為我沒有服從省地委決定，還提出不要這樣整幹部，在運動初期劃“三種人”（明白人、犯有嚴重錯誤的人、糊塗人）時，把我劃為“糊塗人”，那些自己應對信陽事件負責、事後卻大整基層幹部的人倒成了“明白人”。我雖不服氣，但心想隨你們劃吧，歷史最終總會是公正的。
某些領導幹部實在是愧對人民啊
信陽事件的發生，與此前河南省開展的一些錯誤的政治運動有很大關係。1958年，河南曾發生過震動全省的“反潘楊王事件”，在省委第二書記、省長吳芝圃等人的主持下，把省委第一書記潘復生、副書記楊珏、副秘書長王庭棟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還在全省到處抓“小潘復生”，“插紅旗，拔白旗”，批鬥了一大批說實話辦實事的黨員、幹部。這些極左的做法使人人自危，黨內生活極不正常。從此，很多人都瞪着眼說瞎話；浮誇風、“共產風”、一平二調風，特別是幹部的強迫命令、瞎指揮風，就大刮起來了，根本不管人民的死活。我記得在1958年秋省委擴大會議上，吳芝圃在報告中講到一個故事，說歷史上有一個人手執寶劍，指石為金。同時又說，過去人們說巧媳婦做不出無米粥是錯誤的，現在巧媳婦就能做出無米粥。就是這樣一些異想天開的宣傳鼓動，把本來已經完全脫離實際的“大躍進”又推向了高潮。
這就是造成信陽事件的根本原因所在。其實不止信陽，全省各地都有餓死的人，只是信陽更多一些。因此，信陽事件，實際上也是河南省事件，以吳芝圃為首的河南省委應負主要責任。
吳芝圃是大革命時期入黨的老同志，長期當中學教員，抗日開始就參加部隊工作，在新四軍四師當政治部主任。他對地方工作是外行加個人主義，再加上用人不當，把品質惡劣的人用作高參，終於造成大錯。本來吳芝圃在河南威信是高的，經過反潘復生之後，威信就大大降低了。群眾說，“跟着潘復生，一天吃一斤，跟着吳芝圃，吃了不少苦。”這種民謠不少，說明誰是誰非人民看得最清楚。
從信陽事件中可以看出，我們的廣大人民群眾真是太好了。當時信陽地區餓死那麼多人，並非沒有糧食，所屬大小糧庫都是滿滿的，但群眾寧可餓死，也沒有搶過一個糧庫。這證明與共產黨血肉相聯的人民是多麼聽話，多麼遵紀守法，多麼相信黨。而我們某些領導幹部，實在是愧對人民啊！
1993年寫於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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