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列舉了湖南農會的14件大事，包括禁花鼓、禁酒席、限養豬，限雞鴨……評價一律是：“好得很！”而陶希聖看到：農會竟用扁擔、鋤頭一次性地處決26名“土豪劣紳”。農會的行為不僅動搖北伐軍心，而且嚴重破壞地方經濟，經濟被破壞之後，受害最深的還是工農等底層民眾
老高按：昨天在這裡回憶了一件1980年的親身經歷，轉貼了一篇雷頤對陳凱歌回憶錄的讀後感，主旨是：中共幾十年來的仇恨教育要不得，遺毒貽害至今。
感謝眾多讀者關注這一話題，感謝各抒己見的朋友！從跟帖看，認同共鳴者很不少，口誅筆伐者聲更高。不少觀點對我有啟發，但也有不少跟帖讓我不知說什麼好。
例如有人質問我：“老高你瘋了：人家日本倭寇殺了我的爺爺奶奶，而且篡改歷史，我能不恨他們嗎？人家瘋狂掠奪我們的資源、污染我們的環境，我能不恨他們嗎？什麼‘仇恨教育毀了中國幾代人’放你ｍ的ｂ！”——最後這個“ｂ”，我想是他氣結髮不出來爆破音，本應是“ｐ”吧？這位，將應有的對罪惡的仇恨，與罪惡的“仇恨教育”混為一談了。
還有朋友責怪我提這個話題“不是都在繼續着仇恨教育嗎”？這位的邏輯大概是：批評“仇恨教育”，就等於“仇恨教育”！
幾年來的老友華山發了兩個跟帖，更是讓我哭笑不得：第一帖上來就給我一頂“高帽”：“仇恨是當今萬維的主旋律，老高阿妞等就是這類主旋律中的領軍人物”——原來我竟有這樣的崇隆地位！還痛責我“心裡仇恨的毒汁必須要有發泄的地方”；第二帖卻口氣大變：“老高在這兒是在創造一種寬容和解的氣氛，想用所謂‘人道主義’閹割‘民族主義’”。難道不覺得自己在狠抽自己的嘴巴？當然，邏輯問題是此公從來不屑顧及的。甭指望他會說話負責、拿出依據：何以證明“仇恨是當今萬維的主旋律”？何以証明老高是“這類主旋律中的領軍人物”？
不由得長嘆：“噫吁嚱，危乎高哉！”（高，當然是老高了）仇恨是仇恨者的通行證，人道是人道者的墓志銘！
也巧，今天讀到兩個正好相反的資訊。一個，是中共以最高規格紀念孔子2565周年誕辰，中共總書記、國家主席習近平親自出席國際研討會，並做了長篇講話；另一個，是中國社科院院長王偉光在中共中央機關刊物《求是》旗下的《紅旗文稿》發表文章，文中強調“階級鬥爭是不可能熄滅的”。諸位想必會做出極其豐富的解讀吧！這就是中國當前的現實，也就是昨天我呼籲大家認清“仇恨教育毀了中國幾代人”的原因——至少是毀了社科院長王偉光，而他又在毀更多的人。
今天還讀到共識網上關於1927年湖南農民運動的一篇短文，談及仇恨教育——說“教育”都太文縐縐了，其實應該說“仇恨煽動”——造成的惡果，在87年前中共初起時已經顯露。關於20年代中期中南各省農民運動如何嚴重衝擊、干擾了當時的目標，以及對中國走向現代化長程中產生了哪些負面效應，中外歷史學家有很多論述，我在老高的博客上也發表過多篇文章，這裡就不細寫了。但這篇文章，正好給我們昨天所說的問題，做了一個註腳，所以轉貼於下。
1927年湖南農民運動的三份報告
拾月霜寒，共識網
第一份報告，形諸於文字，即《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作者是毛澤東，對當時的農民運動和農會，持完全肯定的態度。這篇文字，後來被奉為革命經典。
不過，就好象所有的經典一樣，這份《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知道的人多，仔細讀過的人少。
“外界的人只能說農會好，不能說農會壞。土豪劣紳，不法地主，則完全被剝奪了發言權，沒有人敢說半個不字。農會在鄉村簡直獨裁一切，真是‘說得出，做得到’。
“反對農會的土豪劣紳的家裡，一群人湧進去，殺豬出谷。土豪劣紳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滾一滾。動不動捉人戴高帽子游鄉……
“必須建立農民的絕對權力。必須不准人惡意地批評農會。必須把一切紳權都打倒，把紳士打在地下，甚至用腳踏上。”
這份報告裡，毛澤東還列舉了農會所干的“十四件大事”。這十四件大事包括：“組織”農民入會，打擊地主（清算，罰款，捐款，小質問，大示威，戴高帽子游鄉，關進監獄，驅逐，直接槍斃），禁止牌、賭、毒——同時還禁止花鼓、禁轎子、禁酒、禁糖，限制養豬（豬吃苞米），限制雞鴨、禁殺牛、禁酒席、禁遊民、禁鞭炮……
對於農會的行徑，毛澤東的評價一律是：好得很。
毛澤東的這份報告，後來被奉為紅色聖經。不過，這份報告，當時在共產黨內也沒有得到贊同。在這一年召開的中共五大上，毛被免去農民部長的職務。原因之一是：違背了孫中山的“和平解決農村問題”的政治遺囑。
第二份報告，來自陶希聖，散見於個人的記錄和學術文字裡。
陶希聖，畢業於北京大學，師從沈尹默、沈兼士等，同時兼修法學。1927年參加北伐軍，任中央軍事政治學校中校教官。
1927年的陶希聖，思想是明顯左傾的。他是農民運動的同情者，曾把自家的土地，主動地分配給農民。當湖南湖北的農民運動興起時，陶希聖發現：他的左傾，比起共運的左傾來，還遠遠不夠“左”——在革命的旗號下，共運的農會，已經從一個權利組織，蛻變成一個“權力組織”。共運的特別法庭，已經存在濫施刑罰的問題，而在很多地方，已經連法庭都不需要了。在一次農運中，農會竟用扁擔、鋤頭一次性的處決了26名“土豪劣紳”。 陶希聖看到：農會的過激行為，已經嚴重破壞了地方經濟，農村的經濟被破壞之後，最終受害的，還是廣大的農民（參見李楊《陶希聖在1927》）。
陶希聖的思想發生了轉折。在咸寧，當農會抓捕了六名拒絕入會的貧苦農民，按照“慣例”，要就地槍斃時，在場的陶希聖勃然大怒，他拔槍與農會主席對峙，力阻死刑執行。農會主席向省委告狀，陶希聖隨即被捕，五花大綁地押解回武漢。幸虧陳獨秀及時出面表態，陶希聖才逃過一劫。
劫後餘生的陶希聖，轉向學術研究。1938年參加汪精衛政府，次年與汪偽政權決裂。1942年，投向重慶國民政府，歷任要職。1988年，陶希聖病逝於台北。
第三份報告，由個人經歷而成。
1927年，在風雲激盪的共運潮流下，一個名叫李昌圭的私塾教師惶惶不可終日。他本是晚清的一名秀才，祖上曾經家境富裕，但是到他這一代，已經家道沒落，每年只能收大約20石租谷——合1200公斤。當共運的烈火燒到眉毛時，李昌圭跑到武漢，向兒子求助。他的兒子，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工人部長。於是，他的兒子為他開具了一張證明，證明他：決不會反對農會。
拿着兒子開具的證明，李昌圭老先生回到鄉里，隨即——被槍斃了。
在歷史的大記事裡，李昌圭的命運無足掛齒。不過，他的兒子，卻赫赫有名。他叫：李立三。
聽到父親被處決的消息時，李立三同志是何反應，我們不得而知，歷史在這裡陷入盲區。我們所知道的，是此後李立三同志的活動軌跡：參加南昌起義，參加廣州起義，出席中共六大，當選政治局候補委員——李立三同志堅信自己找到了正確的主義，為了這個正確的主義，父子人倫可以棄之不顧。
之後，李立三同志犯了“立三路線”的錯誤。1930年，李立三同志赴莫斯科檢討，在蘇聯肅反的大潮里，坐牢一年，羈旅蘇聯15年。1946年回國，繼續為解放戰爭做貢獻。
1949年10月1日，李立三同志在哪裡？他在參加開國大典，就在毛澤東旁邊。不過，在後來的影像里，他的位置成了空白。
1960年，當翻身解放後的農民——前農會組織的成員們在飢謹中號泣、大規模死亡時，李立三同志在幹什麼？他在做檢查，而且他的檢查，又一次通過了。
1967年，在文革的風暴中，李立三同志被授予走資派、蘇修、反革命、大叛徒、大特務等稱號，莫名地“自殺”了。他的真實的死亡原因，至今仍是懸案。他的妻子，即他的“特務上級”，被判刑入獄。李立三死後，屍體或骨灰失蹤。
至此，湖南農民運動的第三份報告，劃上了句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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