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不能失去山東，正如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這句極具情感煽動力的台詞廣為傳誦數十年，學者查遍檔案史料，得出結論：顧維鈞並沒有說過這句話。顧維鈞使中國翻盤占據巴黎和會上風，靠的是法理論辯，而非文學修辭，他的演說，是中國外交家四年合力磨一劍的成果
老高按：“五四”運動已是近一個世紀之前的事了。“五四”運動是中共誕生、中國轉向社會主義道路的重要原因（當然更重要的原因，是“五四”前兩年成功的俄國“十月革命”），要探究中國20世紀在現代化轉型道路上如何步入可怕歧途、遭受巨大挫折，中國人民如何遭受空前的災難，迄今還難以回頭走上坦途，不能不仔細研究“五四”，以及觸發“五四”的巴黎和會。
我是最近十年來才慢慢得知“五四”真實經過的——儘管我從前在共青團機關工作，每年都會集中一段時間來紀念“五四”並按照當時執政者的政治需要，宣傳弘揚“五四精神”。最近數年讀到“五四”領導者、參加者和見證人的諸多回憶，我的感覺，與台灣歷史學者唐啟華先生的感覺一樣：唐啟華在翻閱檔案的時候，感到“手真的會發抖，史實原貌怎麼可能和百年來的刻板印象差距這麼大”？
對巴黎和會以及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後期中國外交的資訊，最近幾年也多少有點接觸，印象深刻的是《曹汝霖一生之回憶》（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出版，2009年4月）。這是曹汝霖晚年寄居美國時完成的，多年前就在海外報刊連載、出版，原名《五四運動始末》，但處在信息管制環境中的中國大陸學者，無緣得知，晚了好幾十年，總算2009年在國內出版了。不過曹汝霖並未參加巴黎和會，關於巴黎和會，書中語焉不詳。
下面，我轉貼李響在《國家人文歷史》2014年第17期上的文章，介紹台灣學者唐啟華新著《巴黎和會與北洋外交》。這篇文章對巴黎和會，雖然還是只能提綱挈領，但寫得比較詳細和全面，讀後讓我對唐啟華這部新著產生強烈的閱讀欲望，對中國當年的弱國外交感慨系之，對在極其艱難的處境下為中華民族的利益忍辱負重、殫精竭慮、在當時和後世都被人誤解的外交官員油然而生敬意！他們不僅不是“賣國賊”，正相反，他們才真正懂得“愛國”的真諦，歷史應該還他們以公正。
巴黎和會上的中國外交失敗了麼？
李響，《國家人文歷史》2014年第17期
導語
1926年10月4日，比利時古城布魯日，聖安德魯修道院為一位中國老人舉行了更衣禮。見證儀式的有比利時天主教重要神職人員，中國駐比公使、駐法公使、駐荷蘭公使的代表等，如此陣容在一般的更衣禮中實屬罕見。
他是陸徵祥，時年56歲，曾經的中國外交總長，現在的名字是修士彼德。不久前，陸徵祥的比利時籍夫人病逝。他膝下無子，百病纏身，飽受內政紛爭的折磨、弱國外交的打擊，心如死灰，遂變賣家產，將夫人安葬於布魯塞爾故里，從此了斷俗緣。
到布魯塞爾安葬夫人的同時，陸徵祥悄然安葬了他在塵世另一個最後的、最沉重的掛牽——民國元年至民國九年的外交總長室秘電，其中詳細收納着巴黎和會期間中國代表團和北洋外交部收發電文原件。他全數交給了中國駐比利時使館。很難想象，一個遠走他鄉誓不回頭的病弱老人，是怎樣攜帶一百多箱檔案飄洋過海，輾轉歐陸。他為什麼要把檔案帶走，而不留在國內？如果怕人發現，為何不親手銷毀？這本身就是值得探究的行為。
陸徵祥仿佛等待着時過境遷有緣人到來，還歷史以本來面目。80餘年後，有緣人終於出現。2007年，台灣歷史學者唐啟華在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發現了一批新上線的檔案，正是陸徵祥交給駐比使館保存檔案的全部電子版。原來，這批檔案於1983年被台北外交部轉交給中研院，經過整編掃描，於2007年末提供在線閱覽。唐啟華也許不是第一個看到的人，但他是第一個利用這批檔案做出研究成果的人。他完成了著作《巴黎和會與北洋外交》，2014年7月由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恰逢一戰爆發一百周年。
外交史研究沒有一手檔案寸步難行，而北洋外交檔案不是殘缺就是保密，因此一戰外交和巴黎和會的研究長期滯後，始終無人超越王芸生的《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20世紀30年代撰寫這套著作時，王芸生得到南京國民政府支持，得以查閱附有原批的外交檔案，這些檔案此後不再公開。唐啟華用“上窮碧落下黃泉”形容自己十幾年來找尋材料的艱辛。他感慨，陸徵祥有先見之明，外交秘檔幸虧保存在比利時，無論留在大陸還是台灣，都可能早就被銷毀了。作為研究者，唐啟華感到萬分幸運；對於陸徵祥和北洋一代外交家來說，遲來的理解，何嘗不也是一種幸運。“也許有天意，我也是天主教徒，我覺得這真是有點特別的緣分。”唐啟華說。
袁世凱開啟和會籌備工作
在翻閱檔案的時候，唐啟華感到“手真的會發抖，史實原貌怎麼可能和百年來的刻板印象差距這麼大？”他推翻的第一個成見是：北洋政府對巴黎和會準備不足。英籍華人學者張勇進、大陸學者王建朗、侯中軍都對這種看法做出過批駁，唐啟華依據檔案把結論進一步夯實：北京外交部從日本與德國在青島開戰那一刻起，就認識到世界大戰結束後將召開和會，中國需要向國際社會發言，解決青島問題。最終代表團出征巴黎和會，並非倉促成行，而是經歷了四年的充足準備。
一戰官方“戰地畫家”William Orpen油畫作品。1919年6月28日，在凡爾賽宮鏡廳，德國代表正在簽署《凡爾賽和約》，在他對面是戰勝國代表。畫中沒有中國人。當天下午3時，中國代表團把不簽字的聲明送到會場，沒有出席簽字禮。
巴黎和會中國代表團全權委員：陸徵祥（1871-1949，時任北京政府外交總長），王正廷（1882-1961，唯一一位來自廣州軍政府的代表，為向國際社會表現中國南北統一的姿態，陸徵祥堅持讓王正廷名列代表團第二席位，把顧維鈞移至第三），顧維鈞（1888-1985，駐美公使），施肇基(1877—1958年，駐英公使)，魏宸組(1885-1942年，駐比利時公使)
一戰爆發後，袁世凱政府於1914年8月6日宣布嚴守中立，然而9月日本便登陸山東與德開戰，很快取代德國占領青島，中國政府屢次要求其撤軍均被無視。袁世凱急召在歐洲休假的陸徵祥回國，組織全國一流的外交家和國際法學者，包括曹汝霖、顧維鈞等，研究怎樣解決青島問題，至袁氏倒台之前，他們召開了數十次研究會議。此外，政府還委派駐外使節與歐美日俄各國首腦及公法家聯繫，取各方建議和支持。
1915年1月18日，日本向袁世凱拋出“二十一條”。歷來有種說法廣為傳播：袁世凱為了稱帝，親日賣國，迫不及待接受“二十一條”。這種說法完全不符合事實。袁世凱立即啟用陸徵祥為外交總長，陸徵祥和曹汝霖一面與日本代表進行正面交涉，一面派人到日本尋求該國政壇元老幫助。袁世凱政府還故意散布消息，獲得國內外輿論支持。
日本調動軍隊和艦艇，對中國威脅恫嚇，下最後通牒，聲稱不惜一戰。據曹汝霖回憶錄記述，當時段祺瑞擔任陸軍總長，秘密備戰，晚間運輸徹夜不停。袁世凱勸道：“我豈願意屈辱承認，環顧彼此國力，不得不委曲求全耳，兩國力量之比較，您應該最明白。”段祺瑞只得做罷。
經過四個月的斡旋，1915年5月25日，《中日民四條約》簽署（即民國四年），中國被迫接受了二十一條中的十四條，並對這十四條做了修改，拒絕了聘用日本人為政治財政軍事顧問、中日合辦警察署等最為嚴酷的七條，已將中國損失減小到最低程度。王芸生的評價可謂公允：“袁世凱之果決，陸徵祥之磋磨，曹汝霖、陸宗輿（時任駐日公使）之機變，蔡廷幹、顧維鈞等之活動，皆前此歷對外交涉所少見者。”
《民四條約》危害最大的是第一款：“中國政府允諾，日後日該國政府擬向德國政府協定之所有德國關於山東省依據條約，或其他關係，對中國政府享有一切權利、利益讓與等項處分，概行承認。”
清末擔任駐俄公使的陸徵祥。辛亥革命後出任民國首任外交總長
陸徵祥向袁世凱慘然道：“三四年後，一輩青年不明白如今的苦衷，只說我陸徵祥簽了喪權辱國的條約，我們要吃他的肉。”袁氏苦笑，問道：“這事在外交上有何補救辦法？”陸徵祥說：“只有參戰，到和會時再提出，請各國修改，不過日本能否阻擋，現在尚不可知！”袁說：“這句話如今還不可說啊！”
不久之後，袁世凱帝制失敗身亡，自毀一生事功，在道德上被判了全面死刑，他的一切外交行為也從此貼上“賣國”標籤。
段祺瑞參戰贏得和會入場券
袁世凱死後，軍事強人段祺瑞組閣掌權。1917年2月3日，美國對德絕交，邀請中立國一致行動。段祺瑞認為：“日本既已加入，我若不參加，日本對青島勢必染指掠奪”，而“將來協約國取得勝利，中國將成局外之人，而我國參加，那將迥然成另一局面。到時中國也是戰勝國之一，和會上有我一席之地, 必將提高中國之國際聲譽。”
一戰期間，中國拉鉚工在坦克兵團的中央車間工作，整個一戰中國派去30萬勞工，正是他們的付出才使中國成為戰勝國以及獲得巴黎和會的入場券
政府內部意見不一，反對者擔心內亂爆發。經過反覆權衡，1917年8月14日，段祺瑞政府對德奧宣戰。果然，幾乎在北京宣戰的同時，孫中山南下廣州成立護法軍政府，陸榮廷、唐繼堯等軍閥擁兵自重，中國呈南北分裂之勢。段祺瑞政府內戰不暇，所謂“參戰”最終沒能以派軍隊出征的方式進行，改由源源不斷的華工在歐洲做出巨大犧牲。整個一戰，中國先後派出30萬華工。
唐啟華在《巴黎和會與北洋外交》中寫道：“過去學界多強調參戰帶來的內部動亂，近年來研究成果，則多肯定參戰在外交上的正面作用。”表面上看，中國是因為參戰才參加和會，參加和會才提出山東問題。實際上邏輯順序是正好相反的，爭取獲得和會入場券是中國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重要原因。
日本意識到，中國勢必在戰後提出山東問題，遂抓緊進行秘密外交，尋求霸占山東的法理依據。英法希望日本向地中海派遣艦隊護航，日本趁機要求英法保證，在將來的媾和會議上，支持日本獲得德國在山東的權益以及占領南洋德屬諸島；英國提出，日本應以同樣精神支持英國對赤道以南德國各島嶼的領土要求，兩國一拍即合，達成密約。隨後，日本以類似手段，與法、俄、意簽訂了有關山東問題的密約。
巴黎和會英法美意四巨頭，日本在1917年初就已經搞定了三個，下一步則是與中國簽約，將山東特權坐實。1918年8月，日本提出中日濟南至順德鐵路和高密至徐州鐵路，由日本提供貸款2000萬日元。中方表示合辦可以，但日本應該從膠濟鐵路沿線撤兵，作為交換條件。9月28日，中日雙方在北京簽訂了高徐、濟順兩鐵路借款預備合同，同時還秘密簽署《山東問題換文》。日本軍隊原已深入山東腹地，擅設民政署，欺壓百姓，民怨沸騰，換文規定日軍撤出膠濟鐵路沿線，除濟南留一部隊，全部撤至青島；撤廢民政署；膠濟鐵路原為日本占據，現可由中日合辦經營等。駐日公使章宗祥答覆：“中國政府，對於日本政府右列之提議，欣然同意，特此奉復。”
中國實際掉入日本陷阱，《山東問題換文》表面看對中國有利，但等於承認日軍可以駐紮在濟南青島，所謂中日合辦膠濟鐵路，日本以後也可憑經濟實力實現獨辦。站在事後諸葛亮的視角，大可指責段祺瑞、章宗祥等人，戰爭即將停火，山東問題為什麼不拿到和會上算總帳，為什麼與日本單獨簽訂密約？然而在1918年9月，中國對於和會談判的前景尚無把握，美國能給中國多少支持還不明確。沒有強大後盾，中國單方面和日本硬碰硬不可能取得成果，必須和日本保持友好溝通關係。從1914年向德國挑戰時，日本就聲稱奪取山東是“以備將來交還中國”。唐啟華在外交檔案中發現，直至1918年底，中國對戰後和會的主要期待仍是促使日本依照多次宣言，將山東權利歸還中國。
1918年11月28日，北洋政府在紫禁城太和殿前廣場舉行盛大的閱兵儀式紀念一戰勝利。徐世昌發表一戰勝利演說。
聯美制日 犧牲親日外交官
1918年11月20日，駐美公使顧維鈞向北京發電，告知美國方面突然明確表明：和會上必將支持中國，但中國不能同時聯日，否則美國無法幫忙。美國要鉗制日本在東亞擴張，不許中國腳踏兩支船。
當時陸徵祥正準備啟程赴巴黎參加和會，計劃順路在日本和美國各做停留，以便和兩方都見面溝通。他已請章宗祥安排好在日本的一系列約會，這時卻接到美國的“通牒”。自威爾遜1918年初提出和平解決世界問題的“十四點原則”，美國就被中國朝野寄予厚望，顧維鈞等國際法專家一年來傾力研究威爾遜提出的“民族自決”等“新外交”原則，更增談判信心。現在美國既然表態，陸徵祥傾向聯美，日本作為備胎，面子上也得敷衍過去。一到日本，陸徵祥就聲稱途中受風寒生病，取消了大多數原定的應酬和集會。唐啟華在各方記述的字裡行間中，“玩味出幾許裝病的味道”。
1918年12月9日，陸徵祥不得不與內田外相會談，會談中兩人到底說了什麼，近一個世紀都是懸案。日本學者堅持這樣一種說法：內田告知陸徵祥，戰後日本先從德國手中取得膠州灣，然後再歸還中國，希望中國與日本保持一致，不要在和會上受到他國“挑撥”；陸徵祥贊成日本意見，表示將與日本合作，中國在和會上只想修改《辛丑條約》廢除庚子賠款，不提《民四條約》和山東密約；內田表示只要不提山東，日本會在《辛丑條約》的事上幫助中國。唐啟華考察陸徵祥保存在比利時的若乾電文，基本確定，陸徵祥確實語氣含混地口頭答應了內田，當時還沒和美國人見面談妥，他不能和日本撕破臉。到達美國之後，陸徵祥才最終做出聯美制日的抉擇。
聯美制日的決策過程是外交機密，陸徵祥始終沒有透露，到巴黎後他堅稱和內田的會談只是“禮節周旋”，即使顧維鈞請求他交底，問他政府到底有沒有和日本私下約定，陸徵祥也一口咬定“未必有”。所以，當中國在巴黎和會上聯手美國，突然強勢拋出山東問題時，不僅日本被殺得狼狽不堪，一直負責聯日的章宗祥、曹汝霖等也措手不及。隨着局勢發展，“親日派”註定成為外交策略和國家利益的犧牲品。唐啟華推斷，這就是陸徵祥將《陸總長和會專電》帶到比利時、而不留在北京外交部的主因之一，專電將暴露他與日本曾有私下約定，不僅影響中國的國際形象，他個人也“憂讒畏譏”。
外交大戰“正面戰場”中國勝出
1919年1月27日的討論會上，日本代表牧野伸顯公然要求將德國在山東各種權利交予日本，絲毫不提歸還中國。威爾遜對顧維鈞說，牧野如此坦白的要求令他感到驚訝和心痛，建議中國用同樣坦白的話表達自己的願望，他將盡力協助中國。
日本以為中國必無力反抗。其實中國代表團成竹在胸，顧維鈞通宵準備發言稿，整理外交界1914年以來的各項研究，彈藥充足。1919年1月28日，素有“美男子”之稱的顧維鈞，身着外交禮服，風度翩翩登上巴黎和會講壇，做出中國近現代外交史上最傳奇、最振奮人心的演說。百年來，人們對顧維鈞的才華和機智津津樂道，其實他的發言是中國外交家四年合力磨一劍的成果。
顧維鈞，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專攻國際法和外交，被譽為民國第一外交家。
“中國不能失去山東，正如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這句極具情感煽動力的台詞廣為傳誦數十年，唐啟華查遍檔案史料，得出一個令人“失望”的結論：顧維鈞沒有說過這句話。身為哥倫比亞大學國際法學博士，顧維鈞使中國翻盤占據山東問題上風，靠的是法理論辯，而非文學修辭。
在演說中，他分七個層次掃射日本，指出日本提到的“二十一條”等中日成約，是中國在武力通牒的情況下被迫簽署的；即使不談“武力脅迫原則”，這些條約也是戰事引起之臨時問題；即使條約有效，根據“情勢變遷原則”，中國參戰後，戰前條約也不應再執行；中國對德宣戰時已聲明，中德一切約章因開戰而失效，所以山東各項權利法律上早已不再屬於德國，又談何由德國交予日本；即使中德條約不失效，根據1898年中德簽訂的《膠澳租借條約》，德國向中國所租之地，德國永遠不轉租與別國，因此不能給日本。
發言環環相扣，有理有力，與會列強看到，中國已經深諳國際社會遊戲規則，再不是閉關鎖國的蒙昧狀態。顧維鈞在回憶錄中寫道：“我剛一講完，中國代表團就鼓起掌來。威爾遜總統走過來向我表示祝賀。隨後，勞合·喬治、貝爾福、藍辛也都跑來向我祝賀……整個氣氛與前一天日本代表講話之後出現的冷場對比鮮明。”顧維鈞一戰成名，當即成為巴黎風雲人物，被國際報刊爭相報道，消息傳回中國，更是舉國稱讚。也許法理論戰過於學術，不夠戲劇性，有人好心添加了“耶路撒冷”這劑調味料，逐漸被媒體渲染成了顧維鈞的名言。
1919年，巴黎和會代表合影。二排右四為中國代表駐美大使顧維鈞、右六為美國總統威爾遜，前排左一、左二為日本代表日本駐英大使珍田舍己、牧野伸顯男爵
會後，美國鼓勵中國公布中日密約，這樣做固然會使日本之野心昭示天下，但也可能令北京政府陷入尷尬境地。有了顧維鈞精彩發言，又有美國撐腰，中國朝野人心振奮，一向性格溫和策略沉穩的陸徵祥，也強勢起來，放話“此事橫豎不能向日本討好，現在會中協商各國均與我極表同情，若我不能堅持，半途軟化，是人方欲助我，而我自己束縛……兩害取其輕，總以送去為是。”於是中國代表將山東問題書面說帖及中日各種密約送交大會。
內鬥借外交之名引爆“五四”
從顧維鈞發言到公布中日密約，中國取得外交大戰“正面戰場”的勝利。1919年2月至3月，巴黎和會主要探討其他國際問題，日本抓緊暗地反擊，挨個兒拜訪幾大巨頭，拋出戰時密約，要求英法在山東問題上公開支持日本。中國代表團在此期間也四處公關聯絡感情。英法表示同情中國，但受制於和日本先前的約定不便說話，中國只能寄望於美國。
4月中下旬，英法美意召開多次會議討論山東問題，恰在此時，意大利因為沒能得到一直想要的地中海港口城市費姆，憤而退出和會，日本聲稱將效法意大利。這一招制住了威爾遜，威爾遜一心成立國聯，建立美國主導的戰後國際新秩序，如果意大利日本都退出了，國聯黃了一半，甚至日本可能和德國俄國另組聯盟，在遠東為所欲為。英法美覺得臉上過不去，把責任推卸給中國：《民四條約》是被迫，中日秘密簽署的《山東問題換文》卻“欣然同意”，說明是中國自願簽署，授日本以口實。
威爾遜仍然想幫助中國，一方面美國要遏制日本勢力，另一方面中國失望將影響美國在華的美好形象。經過極力爭取，1919年4月30日，英法美三國領袖會議做出決定，山東問題分兩個層次解決：首先，德國在山東一切權益先行轉交予日本；其次，日本保證撤軍，並歸還山東主權給中國，只繼承德國在青島的經濟特權及普通權利。日本代表也在場，堅持後一條不能寫進和約，而由日本代表口頭承諾，英法美三國領袖作擔保，不能向外界透露。
空口無憑，中國代表團對此決定表示震驚失望。
英法美出於各自利益，受制於日本，沒能支持中國，卻拿中日密約說事，明顯是找藉口掩飾苦衷。國內各種勢力卻大作文章，抨擊北京政府親日賣國簽訂密約造成外交失敗。廣州政府要北京政府做出解釋。北京內部，總統徐世昌和總理段祺瑞內鬥之激烈不亞於南北大戰。徐世昌身後智囊是梁啓超、林長民為首的研究系，段祺瑞手下是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為首的新交通系，前者親美，後者親日，兩個派系的鬥爭從內政蔓延至外交。
1919年2月至3月，中國代表團在巴黎開會的同時，徐世昌派梁啓超赴歐考察。梁啓超在巴黎期間多次對報界演說，印發小冊子，宣傳山東問題及中國代表團的其他訴求，自然是一片好心。唐啟華評價，但他的言論“不免囿於黨見”。由於日本要求把歸還山東主權的決定保密，三國領袖會議只對外公開了山東權益由德國轉交日本的內容，梁啓超立刻複製英法美的說法，指責北京政府在和會之前跟日本簽署換文，一杆打向親日派。梁啓超的兒女親家、林徽因之父林長民在國內策應，引導輿論將怒火燒向曹、章及北京政府。
拒簽以安民心
林長民在《晨報》發表文章引述梁啓超巴黎電文，誇大了山東問題，直接引爆“五四”運動(圖左：梁啓超，右：林長民)
1919年5月2日，林長民在《晨報》發表文章：“昨得梁任公先生巴黎來電……膠州亡矣，山東亡矣，國不國矣……”此文是五四運動的直接導火線。中國代表團還在巴黎前線奮爭，後院燃起熊熊大火，尚有斡旋空間的山東問題被誇張為亡國大事。
群情激憤，學生湧上街頭，將“二十一條”及之後各種中日密約相提並論，矛頭直指長期負責對日談判的曹汝霖等官員，曹宅被燒，章宗祥遭痛打，“外爭國權，內懲國賊”“拒簽和約”的口號響徹雲霄。
後來的故事由於教科書宣傳為人們耳熟能詳：北京政府軟弱無能，多次訓令代表團簽字，堪比宋高宗給岳飛下十二道金牌，顧維鈞等有骨氣的外交官抗命拒簽。中國代表團是如何做出拒簽決定的？北京政府究竟什麼態度？過去缺乏檔案，迷霧重重。唐啟華通過陸徵祥保留的外交電文，終於理清拒簽過程的來龍去脈。
整個5月至6月，北京政府和陸徵祥一直保持着密切電文溝通，商量對策。起初，兩邊商量的辦法是仍然簽字，但爭取保留山東條款。中國參加巴黎和會並不只有山東一個目標，還要取消德國自《辛丑條約》以來取得的在華特權，這個目標已經實現並寫入和約，包括廢除德國在華領事裁判權，取消向德國支付庚子賠款，德國歸還天津、漢口、廣州租界，放棄在華公產等。這些條款中國當然想簽字。但英法堅持要簽就都簽，山東條款不能例外。美國同情中國，說如果保留不成支持中國拒簽。眼看國內局勢失控，北京政府傾向於山東條款保留不成就拒簽。
拒簽，中國可能喪失德國相關成果，參戰的代價白白付出，而且拒簽等於退出國聯，不跟英美法結盟，三國也許不會擔保讓日本歸還山東主權了。陸徵祥一籌莫展。發給外交部的電文中，他寫道：“祥一九一五年簽字在前，若再甘心簽字，稍有肺腸當不致此……國人目前之清議可畏，歷史將來之公論尤可畏……”
在中美反覆爭取下，英法做出妥協，6月5日，陸徵祥得到三國領袖會議秘書長通知，只要中國同意嚴格保密，4月30日三國領袖會議的全部會議記錄可以給中國一份，其中包括日本代表承諾歸還山東主權給中國的內容。至此，山東問題取得重大進展，中國一直糾結的就是歸還山東一事空口無憑，現在有了會議記錄，等於有了白紙黑字的書面聲明，只不過這份聲明是中日美英法五國之間的外交機密，不能寫進《凡爾賽和約》，中國得到實惠，而日本只保留了面子。陸徵祥迅速給北京政府發電報，兩邊基本認為可以簽字了。
1919年6月3日，基督教青年會學生一邊遊行一邊演講。五四運動開始後，學生不斷遊行示威，抗議巴黎和會將膠州灣交給日本
6月5日當天，上海罷市支持學生；10日由於受到天津罷市威脅，北京政府罷免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各地掀起焚燒日貨大會，售賣日貨的商販戴高帽子遊街……由於三國領袖會議記錄屬於外交機密，代表團不能向民眾解釋日本已承諾歸還山東主權，民眾認定北京政府就是個賣國政府，簽《凡爾賽和約》就是賣國行為，反對簽字的電報像雪片一樣飛向巴黎。此時，簽與不簽早已不是法理和外交問題，而是關繫到國內是否會暴亂的內政問題。
代表團和北京政府多次通電分析利弊，兩邊都躊躇不絕。6月28日中午，距離和約簽字儀式只有幾個小時，代表團等不及北京政府的最後訓令，做出拒簽決定。電影《我的1919》以戲劇化的手段再現拒簽一幕：顧維鈞悲憤地連呼“我很失望，我很憤怒！”在和約上重重落下一拳拂袖而去，扔下一片閃光燈和滿堂目瞪口呆的老外。實際情景並沒有這麼熱血沸騰，下午3時，中國把不簽字的聲明送至會場，任何代表沒有出席簽字禮。下午5時，陸徵祥才看到北京國務院在前一天發來的緊急電報，大意為國民異常激憤，還是要爭取保留山東條款。說明北京政府在最後關頭也趨向於拒簽，而不是要求籤字。這份被陸徵祥帶到比利時的電文過去從未公開，因此不為人知。
外交成功被教科書定義為失敗
很多學者和讀者看完《巴黎和會與北洋外交》後，都想與唐啟華探討一個問題：拒簽《凡爾賽和約》，是不是迫於民意做出的不明智選擇？唐啟華沒有明確回答，或許這本身就不是他在書中要回答的問題。唐啟華解釋道，他寫這本書的目的在於破除“革命史觀”和“民族主義史觀”，啟發看待歷史的多元思維。超越政治宣傳與民族主義神話，國家民族的發展才會更順暢。“愛國”“賣國”的爭執太過臉譜化，致使國人無法從歷史事實中學得應有的經驗和教訓。
1921年11月12日至1922年2月6日，美、英、法、日、意、比、荷、葡、中九國參加的華盛頓會議，中國代表顧維鈞、施肇基、王寵惠出席會議，簽署《解決山東懸案的條約》，中國恢復對山東的主權。如果沒有巴黎和會的鋪墊，山東問題不可能在華盛頓解決
從左依次：顧維鈞、施肇基、王寵惠
冷靜回望，整個北洋政府在外交上的努力和成果都值得肯定。袁世凱時期以國際法理與日本對抗；段祺瑞與日本提攜合作，同時爭取參戰機會；美國宣布新外交精神後，中國積極與美聯絡，逐漸由聯美聯日並重轉向聯美制日。唐啟華評價，北洋外交方針始終追尋國家最高利益，隨國際潮流調整，相當靈活。
巴黎和會外交失敗了嗎？非但沒有失敗，反而取得重大成就。近代中外關係史學者王建朗指出，拒簽也不是完全受民意脅迫，陸徵祥等人權衡過國際國內形勢，拒簽之後如何補救，他們應該已經有預判。巴黎和會後，中國與德國單獨簽訂了條約，取消德國在華特權；1922年在華盛頓會議上簽署《解決山東懸案的條約》：中國恢復對山東的主權，日本把原德國租借地歸還中國，中國開放其為商埠；日軍撤出山東，青島海關歸還中國；膠濟鐵路及其支線由中國向日本贖回等。實際上巴黎和會日本口頭承諾的內容至此一一兌現。如果沒有巴黎的鋪墊，山東問題不可能在華盛頓解決。
唐啟華認為，巴黎和會真正的損失，“可能在於親日派的下台，與國人反日情緒的上升，促使中日關係惡化，互相激盪，無法修補。”親日派自清末就與日本打交道，在他們看來，日本必須依賴中國的資源和市場，中國可以既與日合作又抵制日本，但美國對華有財政經濟控制甚至國際共管的野心，中國毫無資本與之周旋。“親日不等於賣國，親美也不等於愛國。百年來中國飽嘗親美與親蘇的苦果之後，應可平心對當時親日派的外交觀與世界觀，給予較同情之理解。”
如果中國算失敗，日本在巴黎和會成功了嗎？恰恰相反，日本國內也是群情激憤。日本自恃擁有武力強權，已占領山東好幾年，通過和會獲得法理承認絕對沒問題。信心爆棚而來，灰頭土臉而歸，中國至少還對列強說了不，日本卻“屈辱”地簽了和約，三年後把已經下肚的山東吐了出來。唐啟華說，在日本國內看來，日本各個方面都遙遙領先於當時中國，只有外交官的素質差了一大截，在國際場合經常被中國外交官羞辱。他們甚至認為，如果中國各領域都像外交界這麼出色，中國早就是世界強國了。
外交失敗與北洋敗國之說深入人心，教科書起到極大作用。不獨中共推崇“五四”，繼承孫中山衣缽的國民政府以北洋政府為反動勢力，亦推崇“五四”，“五四”精神豐碑高高屹立於海峽兩岸。在台灣長大的唐啟華，也是受同樣的“革命史觀”教育長大。
晚年曹汝霖忿忿不平地寫道：“國府編輯教科書，加以渲染，遂使全國學子，知有五四運動之事，即知有不佞之名，不佞之謗滿天下，實拜國定教科書之賜也。”但他又自我安慰：“此事距今四十餘年，回想起來，於己於人，亦有好處。雖然於不明不白之中，犧牲了我們三人，卻喚起了多數人的愛國心，總算得到代價。”
不知曹汝霖是否真能如此看開。房子被燒可以重建，名譽被毀能否復原，是無法預料的。陸徵祥被奉為拒簽英雄，對他也是誤解，他心中百般滋味無處訴，索性掛印而去。
“知我罪我，其惟春秋。”對於北洋一代外交家來說，這句獨白很難瀟灑出口，沉封的檔案不似春秋，可以坦陳世間任人評說，有些檔案會等到解密的那一天，而有些也許永遠湮滅於歷史長河。
參考文獻：唐啟華《巴黎和會與中國外交》（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陸徵祥《我經手簽訂二十一條痛史》，曹汝霖《一生之回憶》，王芸生《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顧維鈞回憶錄》等
《巴黎和會與中國外交》，作者：唐啟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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