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专家袁伟时教授指出：百年来，中国知识阶层中有些人，老是不承认任何国家要成为现代国家就必须坚定不移建立现代政治制度——自由、民主、法治、分权制约的宪政制度，现代经济制度——市场经济制度，以学术自由为核心的现代教育制度，以言论自由为核心的多元的文化制度
好一个快活的老头！——八十高龄的袁伟时教授。（袁伟时提供，Jonas拍摄） 清末已在改革，为何爆发革命？
袁伟时教授答《新史记》记者高伐林问（下）
2011年10月3日，高伐林先生提出以下8个问题，要笔者回答。这些都是当前辛亥革命研究中有争议的问题。每个问题都应撰写专文，才能说透。不敢拂逆高兄盛意，不揣浅陋，略献刍荛；不当和不及细论之处，敬请高兄和读者指正和原谅！
（续上篇）清末的改革与革命
高伐林（以下简称“高”）：李泽厚先生最近再次延续他“告别革命”的思路，在接受采访时说，要“告别辛亥革命”。余英时先生则认为，没有什么“清末新政”，清廷并无真正改革可言，所以逼出革命。您说过，晚清的当政者“是否能顺应历史潮流而采取改革与其步骤，这才是关键点。如果在改革步骤上跟得上历史潮流，中国转型的成本就不会这样高昂”。请问您对清末改革与革命的关系怎么看？
袁伟时（以下简称“袁”）：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到1900年义和团事件，60年间付出巨大代价，解决了一个问题：中国要不要学习西方，接受现代文化？
1901年开始的清末新政，进行了四大改革：
1.教育改革。废除了科举，建立新的教育系统，学习内容与现代文明接轨，不再局限于中国传统的经史。
2.司法改革。断然废弃传统的中华法系，接受大陆法系，制定新刑律、新民律和民事刑事诉讼法，取代行之已久的《大清律例》；相应地著手建立独立的审判厅系统，取代传统的司法与行政统一的体制。
3.启动官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宣布自1908年开始为期九年的预备立宪计划。在实际执行中，并非徒托空言。各省咨议局和资政院先后成立，初显威力。取代传统的县知事一元化领导下的宗法专制体系，乡镇至县一级的三权分立的地方自治正在进行。
4.扫除阻碍工商业发展的种种限制，政府主动推动商会等非政治性的民间团体发展，经济自由日益扩大，促进经济进入了高速发展时期。
这些改革是重大的制度性变革，不但促进了当时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而且进入民国后后续效应十分明显。那么，为什么会爆发革命呢？
一是对抗、打压群众请愿运动。
1910年初至1911年初爆发四次大规模的请开国会运动，清政府没有顺应民心，当机立断，立即推行民主，实行宪政。反而羁押、遣送请愿代表，只答应提前三年在1913年召开国会，实行宪政。
二是官制改革不进反退，1911年5月8日宣布成立内阁。但是这是一个畸形的“皇族内阁”。内阁成员13人中，满族8人，其中皇族又占5人；蒙族1人；汉族只有4人！于是，士绅和中产阶层对改革彻底失望，从反对革命转向保持中立乃至同情或支持革命。
三是忘记洋务运动失败的教训，违反法令，把依法成立的民营川汉铁路公司经营的铁路干线收归国有，激起强烈反抗后，又火上浇油，拘押保路运动领导人，开枪打死示威群众32人，终于导致1911年9月7日开始，四川“保路同志军”围攻成都等地，内战延续一个多月，促使武昌秘密革命组织——文学社和共进会乘机发动起义，引发各省独立大潮，大清帝国坍塌。
三项抗拒历史潮流的倒行逆施导致改革进程中断，重建全国秩序的过程漫长、崎岖，代价巨大。
李泽厚教授痛心疾首，一再直言必须“告别革命”，是他对这一历史事件的经验总结，值得人们深思。
中国有没有“光荣革命”？
高：过去人们只认革命派为进步动力，又批评其“软弱”“妥协”。在晚清辛亥革命的诸种力量中，对立宪派的作用，人们越来越给予肯定；最近又有学者高度评价清廷的“逊位”，认为如果单纯的按照革命党人的种族革命，很可能只是在汉族地域形成一个小中华，而广大边疆，例如内外蒙古、新疆、西藏，很快就会解体。清帝的逊位止住了解体趋势，把一个完整的帝国移交给共和国。您认为，从推动中国在政治上顺利转型的意义上，革命派、立宪派、清廷等等各有什么正面和负面作用？
袁：高全喜教授对清帝《逊位诏》的法理学分析，说它是中国“光荣革命”的标帜，别具法眼，启迪人们从新的视角思考辛亥革命，不失为学术上有益的探索。
不过，愚意以为辛亥革命后，除1987年后的台湾，中国没有“光荣革命”。1987年后，台湾社会转型，被称为“宁静的革命”，确是东亚走向现代化的光荣革命。
翻开世界史，称得上“光荣革命”的政权转移，必须具备两个特征：
1.过程是和平或基本上是和平的。
2.结果是实现了法治，保障了公民的权利，推动经济繁荣，国家进入了长治久安的轨道。
第一条，辛亥革命差强人意，流血不算太厉害。此次革命虽然种族革命的气味很浓，但是，革命爆发后，各方快速调整思路，以“五族共和”取代“光复大汉江山”，除少数城市外，没有出现满汉或其他民族间的冲突，那么大的政治变动，杀戮、流血，不算严重。
第二条则差距太大了。在一个百年来革命和战火频仍，民主、法治尚是奋斗目标的国度，谈论有过“光荣革命”，似乎想象的成分太大了。
大清帝国与中华民国之间的政权转移，主要是革命派、立宪派和北洋实力派三方合力的结果。清廷在三大势力夹击下，顺应潮流，和各方达成和平逊位的协议，让战火迅速熄灭，减少了社会震荡，善莫大焉。《逊位诏》的积极意义应该肯定。
此举多方共赢，对任何一方都没有负面作用。以最激进的革命派来说，它在财政上濒临破产，协议达成正好给了它一条走出困境的康庄大道。
没有《逊位诏》，中国会不会解体？推测意见，见仁见智，可资谈助，实际意义不大。现实情况是除蒙古分出去以外，中国其他疆域基本完整，与同一时期的奥斯曼帝国、奥匈帝国土崩瓦解的状况大不相同。疆域和民族的分合，取决于多种内外因素，必须具体分析；一纸《逊位诏》，似乎没有在其中起到什么作用。
文化与制度不容混淆
高：从文化角度来看，辛亥有哪些方面是与传统决裂，哪些方面延续了传统，而今天，又有哪些方面与辛亥传统断裂，哪些方面是一脉相承？您曾说过，“中国文化可分为制度层面和非制度层面。百年来文化讨论纠缠不清，各不相让，原因之一就是没有注意这个区分”。能否更进一步说明，没有注意这个区分，导致讨论中怎样的混乱和误区？
袁：辛亥革命后，皇帝退位躲进紫禁城过日子，三纲的制度基础坍塌。自由、平等、民主取代三纲成为公认的是非标准，这是与传统最大的决裂。但是这一条不够巩固，成为后来政治和新旧文化冲突的重要根源。至于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其演变是自发和渐进的，无所谓决裂问题。
百年来，中国知识阶层中有些人，老是不承认任何国家要成为现代国家就必须坚定不移建立现代政治制度——自由、民主、法治、分权制约的宪政制度，现代经济制度——市场经济制度，以学术自由为核心的现代教育制度，以言论自由为核心的多元的文化制度；而这些制度不论任何国家都是大同小异的。至于非制度层面的文化，则萝卜青菜各有所爱，本来应该兼容并包，自由探讨，自由演进，自然更替。
可是，有些人混淆文化与制度，一再冀图用自己喜爱的某种思想文化观点去修改现代社会制度。于是，在报刊上一再掀起阵阵波澜。不过，在实际生活中作用甚微。比如，张君劢提出，根据中国的国情，要实行“均贫寡安”的“社会主义”，反对“偏重工商”；梁漱溟反对牟利；而实际生活并没有按照他们的愿望前进。现在有些人提出“儒家社会主义”、“儒家宪政主义”之类的主张，更是茶杯中的风暴而已。
这种社会现象有两个特点：
1，一代不如一代。
从康有为到张君劢，他们的政治和文化主张都非常明确。例如，康氏提出要定孔教为国教，国民须“各守名分”，灭掉回教、耶教；在他所策划的大同世界中，无私产，实行计划经济；子民连阴毛都要剃掉，等级分明，严格监控个人的一举一动，做爱也要得到医生同意！国人著书则要交翰林院审定！白纸黑字，毫不含糊。
而甘愿拜倒在他们脚下的当代论者，不但学养、社会影响力无法望其项背，说话也躲躲闪闪，与他们奉为伟大先驱的康有为、张君劢等人直书政见大异其趣。当代儒学鼓吹者除蒋庆提出“大儒”和“帝王”和“圣贤”的后裔拥有否决权的三院制的主张外，谁也不知道其他几位的具体主张是什么。是不是担心亮出自己的具体主张后，会戳穿宪政外衣呢？且待下回分解吧！
2，沦为前现代社会制度的纹饰。
现代社会是有共同标准的。不管主观意图如何，他们的主张和设计，正好符合要抵制社会制度现代化的政治家们的意愿。
可是，“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如此等等，不过是社会现代化过程中泛起的浪花。历史洪流无情地把康有为及其徒子徒孙冲刷到小港湾中自娱自乐，企盼有人鉴赏。
历史人物失误两个值得重视的原因
高：您如何评价晚清大变局中的孙中山、袁世凯等各派势力的领军人物？能否具体阐述一下，他们的思想缺陷如何具体与中国社会的深层结构有关？我们今天评价这些人物，应该抱着怎样的态度，避免怎样的误差？
袁：孙中山、袁世凯这些人的成败得失，包括我在内的中国近代史研究者已经再三论述，说来话长，不必在这里赘述。
研究这些历史人物，同研究一切历史问题一样，只要坚持三条就能得出经得起检验的学术结论：一是说真话，全面收集和分析史料。二是遵守学术规范，尊重学术自由，在自由探索、自由讨论中推进学术。三是敢于怀疑已有的学术结论，提防掉进意识形态陷阱。这三条中，最后一条最为重要。时至今日，蓄意为某党某派辩护的人自然还有，但公众不认为他们是真正的学者。困难在于习非成是，许多错误的结论被一些人认为是不得侵犯的天经地义。其实，学术的发展是永恒的，哪里有什么天经地义？封孙中山为“国父”，子民只能拜倒在他脚下，对袁世凯则认定其为天生的卖国胚子，是国民党美化党国体制，肯定其威权统治合法性的宣传伎俩；与经过严格论证的学术结论是两码事。
谈到这些历史人物的失误，有两个原因非常值得重视：
1，传统的重负。
为什么孙中山竟然亲手制定《中华革命党总章》？秘密帮会的传统跃然纸上。从康有为设计的《大同书》到毛泽东的《五七指示》，为什么一代又一代的政治家总是热衷于发明各种剥夺公民自由、抗拒现代文明的制度？他们总是自负地认为自己生长的土地有悠久和辉煌的文化。于是，历史辉煌转化为思想枷锁和抵挡外来的现代文化的堤坝。从孙中山的“毕其功于一役”、毛泽东的超英赶美，到形形色色的谋臣、策士，老是构想出一些超越现代文化已有高度的美妙蓝图，藉以显示中国传统文明和提倡者与众不同，就是不肯首先扎扎实实吸纳现代文明，为释放中国人的创造力建筑兼顾的社会制度平台。
2，抽象的正义和多数人利益。
几乎所有民族都有关于天国的美妙梦幻，但像中国那样风靡几代人，并长期付诸实践的，却世所罕见。那些民粹的论述是人们难于抵挡的。多少人为之抛头颅、洒热血，甘之如饴！后果却是事与愿违，血泪斑斑。
百年来，一个接一个的飞来横祸，都是上述传统包袱加民粹空想共冶一炉为思想源头的。
这些与经济基础有没有关系？说到底，这些都是自然经济的思想烙印，人们分不清空想和实际。在中国彻底融入世界一体化洪流以前，世界公民的眼光很难被多数中国人接受，这些问题还会一再困扰中国人和中国历史的进程。与此同时，“卖国”帽子可以随时戴到敢于质疑意识形态教条的人们头上，尽管他们与权力和土地不沾边，连卖几平方宅基地的本事都没有！
日本乱中取胜两种策略并举
高：辛亥革命是当时世界上的一件大事，各国关注，也纷纷施加影响。中国人最关心的是日本。日本当时对辛亥革命的态度如何？如何影响到后来的中日关系和中国政局的变化？
袁：义和团事件后，列强对华政策有两种对立倾向：一是承认“门户开放”，力图摆脱过时的划分势力范围政策。另一是有些国家不愿放弃已得利益。
辛亥革命后，划分势力范围的举措再次高涨。日俄力图攫取东北、蒙古。英国则觊觎西藏。特别凶恶的是日本。其策略是乱中取胜，支持革命党人、勒索清政府二者并举，精心计算，谋取最大利益。日本有些所谓“民间人士”，实际是执行政府政策的工具。
1912年7月8日，日俄缔结密约，把内蒙古一分为二，东部划归日本势力范围，西部则属俄国。英国和俄国则达成蒙古和西藏利益交换的谅解；于是，英国于1912年8月17日发出外交文书给中国政府，反对中国“干涉西藏内政”；10月21日俄国则与蒙古缔结俄蒙协约；西藏、蒙古在他们支持下先后宣布独立。
袁世凯政府成立后遏制了这一边疆独立的趋势和侵略者的图谋。日本自明治维新开始至1945年战败投降，一直没有实现民主化，逐步演变为军国主义的侵略国家。中日“二十一条”交涉，乃至日后的“九一八”事变和抗日战争，都是这些恶因的发展。这类国家的侵略行为是很难纠正的。而英国这类侵略国，国内实行的是宪政，相对说来，迫使它放弃侵略行径，代价要小得多。
2011年12月2日星期五
【袁伟时小档案】
袁伟时（1931年12月——），广东兴宁人。中山大学哲学系退休教授，中国近代史专家。曾任中山大学中山学院院长。
他于1947年考进广州南海中学念高中，1950年考进中山大学经济系，至1957年在复旦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班毕业后回中山大学工作至今。1970年代起年在该校哲学系教中国哲学史至退休。
袁伟时自称“历史在哪里扭曲，就要在哪里突破”，他在《中国现代哲学史稿》的后记：“学术与盲信势同冰炭。我的信念是：我只把我看到的历史本来面目写在纸上。”
袁伟时在南京大学演讲时指出：“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长期是三大革命（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为纲，然后是共产党为中国找到了出路”。他认为“这种史观是错误的”。“因为无论太平天国，还是义和团，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2006年1月11日“中国青年报”的《冰点》周刊因刊出袁伟时文章《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导致暂时停刊，并引致主编李大同及副主编卢跃刚撤职。3月1日《冰点》复刊，拒刊袁伟时《为何、何时、如何反帝反封建》文章。
著作：
《中国现代哲学史稿》（1987年）
《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与人物》（1992年），增订新版易名为：《帝国落日·晚清大变局》（2003年）
《中国现代思想散论》（1998年）
《路标与灵魂的拷问》（1998年）
《告别中世纪——五四文献选粹与解读》（2004年）
《晚清大变局》（上、下）明报出版社2006年6月初版
《中国的历史教科书问题——“冰点”事件的记录与反省》武吉次郎 译，日本侨报社2006年10月初版
另主编《大学精神档案》（当代卷，（2004年）与几套丛书：《现代与传统丛书》、《荒原学术文丛》、《牛虻文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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