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是鲁迅今天还活着，他会怎么样？”“反右”中竟有人当面询问毛泽东。毛的回答惊人地直截了当：“以我估计，要么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作声。”令当时在场的文化人受到巨大震撼；而《思想的毁灭：鲁迅传》作者孙乃修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令我再次被震撼
○孙乃修
●高伐林
“这是一个需要思想却最缺乏思想的领域。这是一个需要真知却最缺乏真知的领域。这是一个需要批判却最缺乏批判的领域。这是一个需要才智却最缺乏才智的领域。”近80年以来的鲁迅研究，让一位旅加华人学者孙乃修忍无可忍。他终于决定自己动手来清理他所说的这个“奥吉亚斯牛圈”，用了三年时间，写出了一本《思想的毁灭：鲁迅传》。明镜出版社将书稿的主旨归纳为“推倒一尊谎言垒砌的巨像，剖析一个阴暗偏狭的灵魂”，得到孙乃修的认可。这两句话，就印在了这本书的封面上。
“要是鲁迅活到毛泽东时代，命运如何？”这个问题，在中共建政之后一波又一波政治运动中，在一茬又一茬知识精英倒下，尤其是公认为鲁迅的伙伴兼弟子胡风、冯雪峰、萧军等人也都沉沦于深渊之际，被许多人暗暗地提过，但谁也不敢回答——也不知如何回答。
“文革”风暴过后，人们才知道，原来这个问题，在1957年“反右”高潮中，翻译家罗稷南竟然对毛泽东本人提过：“要是鲁迅今天还活著，他会怎么样？”
毛泽东的回答倒是惊人地直截了当：“以我估计，要么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作声。”
这个二者必居其一的回答，令当时在场的包括演员、作家黄宗英等文化人，受到巨大震撼；而当笔者对孙乃修进行书面采访时，问到这一问题，孙乃修的回答，令记者再次受到震撼：
——鲁迅若活到毛泽东时代，“必定为虎作伥”！
望尽天涯，决不画地为牢
高伐林：孙乃修先生，您好！从大作《思想的毁灭：鲁迅传》的封底折页上，读到“作者介绍”：您是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学者，美国哈佛大学高级访问学者，在加拿大大学教授中国文学、鲁迅专题课程多年。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曾在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出版30余部著作、译著，策划、主编多种大型丛书……但这样的简介，太简略和枯燥了。
孙乃修：如果人的智慧、性格、气质含有神秘或奇妙的遗传基因，那么我的心智性格中应当具有祖上的书香因子。我能够感觉那种东西存在，并非后天习得。那种基因应当是先天潜在于心灵深处，成为遗传密码，经过后天召唤，灵感似地涌出。然而，后天的奋发刻苦对于学者至关重要。
高伐林：您上大学读什么专业呢？
孙乃修：1977年恢复高考，11届青年才俊拥挤于一年激烈竞争。我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文学评论专业。复旦是东南第一学府，各界名家云集，以中国文学史、批评史、语言学研究著称，郭绍虞、朱东润、刘大杰、陈望道、张世禄诸名家学者雄镇中文系。我的学术观点可能与先辈师长对立，但是我永远感谢和尊重他们。
从第一天进入复旦大学，我心中的治学方向已经确定：打破门户、跨越领域、走向博大深刻，做具有新一代风格的学者。上辈学者常以某个作家研究为专长，诸如鲁迅专家、郭沫若专家，我绝不为研究一位作家而付上一生。我要放眼世界、望尽天涯，我要研究几百个作家，我要博览通史，打破畛域，自由驰骋，决不画地为牢，决不空疏浮薄逞才子气，决不自我拘囿精神的自由、知识的自由、学术的自由。
毛泽东有“四个伟大”，鲁迅被毛泽东称颂为“三个伟大”：“伟大的文学家、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
那时，我不愿蜷缩于某位作家的细节研究，亦不愿进入当代作家研究，我把研究精力用于更具难度的古典文学、文艺理论、美学、历史思考，以求根基的雄厚和学术的远大。大学期间，我在《复旦学报》及其它古典文学理论和大型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李清照诗、词、词论及其美学思想的论文。在华东师大举行的一次理论家内部会议上，作为唯一的一个复旦学生代表参加会议，我在发言中对中国当代文艺理论体系和教学发起挑战，后来题为《当前的文艺理论教学必须改革》，发表于上海《文艺理论研究》1981年第一期。大学二年级，我撰写两万字长文《“两结合”批判》，猛批毛泽东提出的文艺创作教条“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口号——这一口号自1958年以来，成为对作家艺术家思维和创作的最大枷锁之一。刊物不敢发表，主编对我说实话：文章太犀利，怕惹麻烦。我还撰写一篇为弗洛伊德心理学理论翻案的文章，《复旦学报》不敢发表。倘若《复旦学报》发表此文，在当时刚刚走出“文革”废墟、走向思想解放的中国学术界，此刊就会成为首先提出弗洛伊德心理学说价值和地位的刊物，促进中国思想界的活跃。
研究生期间，我的专业方向是比较文学。研究生第二年大体完成书稿《屠格涅夫与中国：20世纪中外文学关系研究》。毕业后，我到北京，进入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比较文学研究室。这期间，我出版了《屠格涅夫与中国》《弗洛伊德与中国现代作家》《弗洛伊德与二十世纪中国作家》等论著、译著、编著多种书籍。
高伐林：那时对鲁迅研究开始产生疑点了？
孙乃修：《屠格涅夫与中国》有一节论述鲁迅与屠格涅夫文学关系，将近四万字。但那时，我尚无全面研究鲁迅的意向。原因有二：一，鲁迅研究太俗太热，太多人挤在里面讨生活，我不喜欢；二，更重要的是，对鲁迅问题形成系统、完整观点需要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我不愿轻易拉扯成文。我的研究一旦完成，要为后继者开拓学术的高水平和新起点，为新一代奠定坚实而寥廓的思想和学术根基。
以千斤粉碎四两
高伐林：您从什么时候、由于什么契机要来解剖鲁迅呢？
孙乃修：我对鲁迅研究形成完整思想，是在哈佛大学做高级访问学者时期（1995～1998）。鲁迅心灵里的暴力和仇恨，思维的浅薄和破碎，行为的粗鄙蛮横、不讲道德，文字的虚伪小气、嚼舌矫情，动辄丑诋、诬蔑、人身攻击，使我怫然，轻而贱之。我决定以两年时间彻底研究这一课题。
当别人津津乐道于以四两拨千斤，我却要求自己以千斤粉碎四两。
几十年来，我要求自己：身在国内，我要做国外学者无法做、不能做的学术研究；身在国外，我要做国内者无法做、不能做的学术研究。
我对鲁迅研究产生宏大文化视野和深刻历史透视、建立全新思想和系统批判，是在哈佛大学，对百年来中国文化问题和中国文人道路做双重批判性审视和总结、特别是对其人格和灵魂做深度洞察和真实剖析这一结构性思考时期。1996年，我动笔撰写《智慧的毁灭：王国维传》；1997至1998年动笔并完成《个性的毁灭：郭沫若传》；1999年开始鲁迅问题研究和写作，2002年底《思想的毁灭：鲁迅传》定稿。
高伐林：在海外写作鲁迅传记，资料来源是否遇到困难？
孙乃修：我对鲁迅小说杂文很熟悉，多年前已通读过他的全部文字（包括书信、日记）以及相关史料；我对鲁迅研究界的基本情况以及各种观点也很熟悉。哈佛大学、多伦多大学东亚图书馆的丰富藏书，为我的研究提供了资料来源。写作此书时，我再次通读一切能够找到的几乎全部材料。
“这就是鲁迅研究么？”
高伐林：在《思想的毁灭：鲁迅传》这本书的“后记”中，您简单回溯了何以要来写作一本重新阐释鲁迅的书。看来您早就对鲁迅研究的状况非常不以为然了。您认为，究竟要害何在呢？
孙乃修：近80年来，鲁迅研究在中国已成显学，可谓“第一研究”。从中央级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鲁迅研究室，到北京的鲁迅博物馆、上海的鲁迅纪念馆；从各种鲁迅研究会、鲁迅研究期刊到现代文学史上的鲁迅专章……古往今来，没有任何一位作家受到这种国家级的尊崇，鲁迅专题亦成为许多大学中文系的常设课目。鲁迅，实已成为某种政治威权扶植下、无数学者全力捧抬的一座神像。连钱钟书这样号称博学精深的智慧学者都说鲁迅伟大。研究鲁迅的论著、编著汗牛充栋，仍在不断出版，论文不计其数。在鲁迅研究这一亩三分地里，连一颗小小钉子也被刨出来，有一得之“新见”已成大难。有些专家，连鲁迅哪天拔颗牙都知道。我自读大学以来，一直强烈质疑：这就是鲁迅研究么？
鲁迅真是“民族的脊梁”？读完《思想的毁灭：鲁迅传》或许有不同的看法。
鲁迅被三代研究者誉为“伟大文学家”、“伟大思想家”、“伟大革命家”。鲁迅老母也沾光，鲁迅同居人许广平也有人捧——鲁迅非法婚外同居事备受赞誉。痈疽、暗疮、黑暗，卑劣、邪恶、不道德，在鲁迅身上，全变成宝贝、鲜花、光荣、伟大，化为一个欺世谎言：“鲁迅精神”。一代又一代青年学子拿鲁迅做课题，挖空心思把一个心灵黑暗、思维破碎、文化腐恶的小文人拼凑成一个思维辩证、思想深刻、观念进化的鲁迅，把一个没有人格尊严、缺乏男人骨头、一生为奴做牛的“文棍”说成思想界勇士，把一个心灵自私虚伪、动辄人身攻击、放肆诬蔑他人的小人誉为“民族魂”。
近80年来，没有一个研究者能够实事求是揭示真相，似乎中国知识分子丧魂失智、全部沦落。身为学者，著作不能为学界增添智慧却在圆谎，这是悲哀。
近80年来，就鲁迅研究而论，可以这样说：这是一个需要思想却最缺乏思想的领域。这是一个需要真知却最缺乏真知的领域。这是一个需要批判却最缺乏批判的领域。这是一个需要才智却最缺乏才智的领域。
置身学界，洞知其弊。这种低水平、低质量、低品格学术状况（鲁迅研究只是其一），几十年来使我深感不安。这种现象与中国当代学者整体的思想贫困、知识贫弱、眼界狭隘、人格弱质直接相关。这是时代病。毛泽东势力60年来对中国文化的野蛮摧残，深度戕害中国学术根基，深度戕害学者的人格和知识素质。当代中国缺乏精神气质伟大、思想深刻、知识深厚、才质卓越的知识分子，却浮游著太多巧言令色的乡愿、大批判式骂客、鲁迅式人身攻击者。
高伐林：在您看来，这些现象的历史根源，鲁迅本人不能辞其咎？
孙乃修：当然！20世纪中国文化界兴起的野蛮大批判风气，创造社和太阳社是首作俑者，左联继承之，鲁迅总其大成，将丑诋恶骂、卑鄙攻讦、胡搅蛮缠、无理取闹推向极致。此辈不讲学理、不识大义、玩弄小辞、纠缠矫情，著眼门户派系、施展人身攻击，乃至使用140多个假名向所恨之人发射暗箭而不敢负文责，这正是市井小人的行为路数。看看今日各种网站评论栏中充斥的丑恶谩骂之辞，可知这种市井恶习之延绵不绝。鲁迅小杂文之所以受到那么多人捧，恰见其适应世俗社会鄙俗口味习气。贵族的尊严、知识分子的文雅统统扫地已尽，只能是阿Q们的乐园及其对高雅的嘲骂。
我必须尽一个学者的良知和道义责任，清除这个“奥吉亚斯牛圈”，为当代人清理出一条通往健康、理性和尊严人格的道路。
“三个伟大”“九个最”
高伐林：您认为国人对于鲁迅的认识，最大的误区是什么？是怎么造成的？
孙乃修：78年来，国人特别是研究者们对鲁迅的认识，走上了一条背离事实、远离真相、维护谎言、制造假象的错误道路。这是中国20世纪知识界三代人积极参与制造的最大荒诞剧。其最大的问题和误区，第一，根源于研究者自身的思想匮乏、眼界狭隘、缺乏真知、听信宣传；第二，奉毛泽东谬论为圭臬，丧失学者尊严和学术正义，缺乏独立思维和文化见识。
就第一点而论，鲁迅研究界对历史文化特别是“五四”以来中国思想和文化向现代文明转型时期出现的问题和冲突，缺乏思想辨识力和文化洞察力，不能做出正确的文化判断，不能识别和洞悉胡适与鲁迅各自代表的两种文化方向对立和冲突的实质；从另一角度看，这种文化对立和冲突——文明和野蛮的对立和冲突——又表现为留学欧美的学者（胡适、梁实秋、徐志摩、陈源等人）和留学日本的作家（鲁迅、郭沫若等人）之间的对立和冲突。前者不党不派，坚持学术独立和人格独立，主张思想自由和人格尊严，反对专制和暴力，他们属于自由知识分子；后者门户观念强烈，观点急功近利，崇尚文艺工具论和人生工具观，立场依附共产党。
鲁迅51岁时手书30年前所作七绝一首：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闇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
就第二点而论，毛泽东政权的建立，剥夺了思想、文化和文学的自由，推行政治统率一切的观念。鲁迅偏狭野蛮的观点、性格和内斗行为对毛泽东政权来说，具有极大的亲和性和可利用性，这种政治功用确定了此后毛泽东政权下的鲁迅研究之基本导向、政治教条习气和虚假研究性质。毛泽东1940年《新民主主义论》中的那一段话、那几个称号，为此后七十余年鲁迅研究定下了基本原则和调子，即“三个伟大”“九个最”：所谓鲁迅是“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是“伟大的文学家、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著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毛泽东这段论述，是毫无知识、毫无依据、价值完全颠倒的一派谎言，却成为鲁迅研究者们奉行的圭臬。
鲁迅的黑暗心性和野蛮观点被毛泽东利用，成为一面文化旗帜。把鲁迅反对“费厄泼赖”（Fair Play）、反对现代文明、反对人道主义诸观点，拿来推行野蛮的政治和文化路线；把鲁迅对正人君子专家教授的恶毒诽谤拿来说成是知识分子丑恶、需要严厉批判和彻底改造；把鲁迅对辛亥革命文明性质的冷嘲热讽及其对中国经典文化的诬蔑和否定，拿来作为“破四旧”的说辞；把鲁迅“痛打落水狗”的野蛮观点，拿来鼓动红卫兵造反派从事残酷的政治迫害和杀人行为……出于种种政治功用，鲁迅成为“完美”的工具，一切真相皆被掩盖，价值标准完全颠倒，野蛮贴上文明标签，丑恶成为政治正确。
以上两大问题，皆通过知识界人士的大量著作文章推波助澜。一个鄙俗、野蛮、反对现代文明、敌视人道主义的侏儒被塑造成伟大的“民族英雄”，一个心灵黑暗、没有理念、至死恨恨有声、念念报复私仇的市侩被颂为“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问题不在于毛泽东那番谬论，而在于中国三代知识界人士思想贫困、眼界庸陋、文化素质低下。20世纪50年代至今这批人，实乃自清代乾嘉以来近300年中国知识界最浅薄、最庸陋、最无知的一辈。
当代中国最紧迫的第一要务是：政治上深刻批判毛泽东，文化上深刻批判鲁迅。这是出于同一黑暗文化母体的邪恶双胎。只有在这一政治和文化批判的基础上，中国思想、文化、人格、政治和社会才可能步入现代文明轨道，中国才可能建立现代思想文明、人格文明、政治文明和社会文明。
“要是鲁迅今天还活着”
高伐林：请教一个比较具体的话题。您知道，1957年，“反右”期间，翻译家罗稷南当面对毛泽东提过一个问题：“要是鲁迅今天还活着，他会怎么样？”
孙乃修：对，毛泽东回答说，以我估计，要么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作声。
高伐林：按照周海婴的说法，“毛主席对此却十分认真，深思了片刻”才回答的；但据当时在场的电影演员黄宗英的回忆，“毛主席不过微微动了动身子，爽朗地答道”。那么，您认为，鲁迅活到毛泽东时代，会怎么样？
孙乃修：这个问题可以从两个方面看。
从毛泽东方面看，他对任何人都不会手软，鲁迅在他眼里，小文人一个，或做顺奴，或进监狱，别无选择。鲁迅是毛捧起来的，倘犯逆鳞，立刻打倒。郭沫若是显例，郭的名声、人脉和社会影响，远比鲁迅大，在毛政权下，郭选择迎合。
从鲁迅方面看，研究者及一般文化人几十年来受毛那番捧鲁之言和宣传的误导，会把鲁迅与骨气、倔强、思想连在一起，以为他果真“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因此认为他会与毛泽东政权构成悲剧性冲突。
在我看来，这种看法最靠不住。真实的鲁迅，既非战士，又非革命家，更非思想家。恰恰相反，他是一个性格卑怯、没有理念、急功近利的俗汉，一个追求现世实利、一生与世俯仰的人。他投靠袁世凯、充当文化打手和书刊小说最高审查官；袁氏倒台后转而投靠蒋介石、钻营屠刀下的高额津贴；同时秘密投靠左联、成其门下横刀立马的豪奴；在日寇大举入侵中国的连天炮火中又向日本人献媚求宠、暗送秋波……这一系列人生记录，清晰暴露其性格劣质的全部密码。
鲁迅的一生，是不断寻找和投靠政治寄主的一生，是不断寻找军事强人、锐利刀锋、宁愿做工具、渴望报私仇的一生。他不怕一个政权太混帐、太野蛮、太邪恶，而是怕其太讲文明、不够邪恶、不敢杀人。他内心有极其可怕、不敢见人的黑暗性、残暴性和嗜血性，近乎反人类性。
鲁迅若活在毛泽东政权下，必定为虎作伥。毛泽东一进城，就把刀锋横在全国知识分子头上，要求他们低下头接受思想改造，继而展开批判胡适学术思想运动。而与留学欧美的知识分子为敌，仇视胡适所代表的知识和文明方向，正是鲁迅自20年代以来的所作所为。他会兴奋地发现他与毛有共同语言，毛对民国知识分子的迫害和打杀，正是他求之不得的。鲁迅对正人君子教授学者恨不能以投枪刺入他们的心脏（别忘记十余岁的鲁迅就画了一张画：在躺卧的人身上插了一支的箭，上写“射死八斤”！），你就会于心了然。
鲁迅与毛泽东丝丝入扣？绝对不。鲁迅对毛泽东没有提防？必定有。他的心灵弯曲多伪，他的性格世故柔媚。历经清帝、袁世凯、蒋介石诸政权，他皆得其利，炼成油滑的小官僚、刀笔吏。他一生为奴做小兵、听将令，无思想信念，无独立人格，却骂他人是“走狗”“奴才”，委实滑稽。
在我看来，毛泽东和鲁迅的关系，会是互相利用：毛利用鲁的虚名和笔锋，鲁利用毛的刀锋及其赏给的高干地位和物质待遇——诸如文化部长、人大副委员长、政协副主席。
毛泽东若想打倒鲁迅，易如反掌。鲁迅一生，劣迹斑斑，他自己最清楚。鲁迅在各个政权下的行迹就是明证。甚至他与周作人决裂的内幕真情，亦会被毛势力盯上而内查外调，勒令周作人写材料，勒令鲁迅交代，勒令许广平揭发……“四条汉子”们亦会翻出左联老账，他将遗臭万年。出路何在？鲁迅很可能会跪下检讨求饶，以他的身心状况，更可能迅速气死病死，绝无老舍自杀的勇气。
（全文1万余字，载《新史記》21期。明镜新闻网、明镜历史网转载。这里是节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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