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更强大，民众更富裕了。但是中国离自由民主的理想更近了吗？没有；中国离公正平等的理想更近了吗？也没有。为什么会这样？左派归咎于资本、右派归罪于权力，左派和右派若读闻一多的那首名诗《发现》，都会感受到强烈共鸣


　　老高按：一段时间以来，对中国的前景曾满怀憧憬和信心的我们，焦灼地发现：站在今天眺望理想，与十年前、二十年前眺望它相比，理想不是更近了，而是更遥远更遥远、甚至遥不可及了。
　　不仅自由民主派人士（所谓右派）如此，左派人士也同样如此。有目共睹：显然国家更强大了，民众普遍的生活水平大为提高了。但是中国离自由民主的理想更近了吗？显然没有；中国离公正平等的理想更近了吗？显然也没有。
　　为什么不仅没有前进，反而倒退了？左派和右派从不同的方向，都要找到阻碍自己的社会理想实现的主要祸根。左派归咎于资本，当然，也会抨击那些与资本狼狈为奸的贪官污吏；右派认准了权力，当然，也会揭露那些与权力沆瀣一气的不法商人。不管怎样，这个时候，左派和右派如果读闻一多的那首著名的诗《发现》，大概都会有人同此心的强烈感触：
　　我来了，我喊一声，迸着血泪，
　　“这不是我的中华，不对，不对！”
　　我来了，因为我听见你叫我；
　　鞭着时间的罡风，擎一把火。
　　……我来了，不知道是一场空喜。
　　我会见的是噩梦，哪里是你？
　　……
　　那不是你，那不是我的心爱！

　　过去自由民主派人士会将希望的目光投向西方——那些成功的自由民主国家（就像此前左派曾将希望的目光投向苏联和东欧集团一样），希望他们能提供样板和可供借鉴的经验教训；在听到第三波、第四波、第Ｎ波的民主化浪潮时，会感到振奋，我还记得当埃及爆发民主运动时，曾欢呼“今夜我们都是埃及人”——也记得活跃于万维的某人士，曾经对此冷嘲热讽，用后来埃及局势的跌宕反覆来讥嘲自由民主派的理念，而我当即回击他、提醒他，我说的只是“今夜”，而且就在那篇文章中就已经写了：推翻专制统治之后的道路仍然崎岖曲折。今天想到此事，我仍然感慨：内心要多么阴暗，才会在一个婴儿出生的时辰，就恨恨地铁口直断：这个婴儿将来必定会死的？
　　但是今天的西方，也一个接一个地遭遇了大麻煩！这是事实，必须承认现实：民主自由理念，在最近的十年间确实遭到了全球性的重挫（这种重挫，比左派的理念受到的重挫，更为深刻和复杂），以致我们看到了英国退欧、特朗普崛起、中国人重新怀念曾给亿万生民带来严重灾难的毛泽东……等等一系列咄咄怪事。不管是左派还是自由民主派，是执政者还是挑战者，面临的一个紧迫的任务，就是对这一切做出新的阐释，反省各自的目标和手段，其中一个重要內容，就是要检讨自己过去秉持的理论武器，到底出了什么岔子。
　　我看到，这种反省检讨已经开始。中国研究院四年来一系列研讨会中，就聚焦于对这一现实难题做出理论上的梳理和剖析；这几天于纽约举行的“中国政治变局与民主前景国际会议”，更是将之作为会议的主题。今天读到梁京的一篇不长的文章，在我看来也体现了这种努力，尽管他没有展开，但或许能对人们开拓思路有帮助。

　　中国噩梦会长久吗？

　　梁京，RFA

　　习近平上台以来，中国知识人体验了一种噩梦不断的经历。最近“共识网”被禁，就让人有这样的感觉。从国家最高领导人，到多年的旧友甚至隔壁邻居，突然换了一副面孔和行头，说出一些从坟墓中走出来的人才会说出的话。李零最近一篇文章（“当前的复古潮已经闹到乌烟瘴气的地步”），就是对今日中国噩梦般的“文化自信”景象一个真实写照。
　　如何理解这个现象？更重要的是，这个噩梦会长久吗？这已经成为许多不愿自欺欺人的知识人不得不思考的问题。激进革命派对此倍感兴奋，在他们看来，这样荒诞的状况完全不可持续，是习近平搞不下去、中国“要出大事”的证明；但对历史和人性认识更深一些的学者，则认为事情并不简单。秦晖最近的一个很有勇气的讲话，就指出今天中国的“荒诞自信”，有大的国际和时代背景。
　　秦晖指出，中国现在的局面，“与1930年代有点类似”；他更提出了一个深刻的问题，那就是“苏联在1930年前后其实内部危机是非常严重的，大饥荒，残酷内斗，杀人如麻。但它为什么能够持续下来，打赢二战，还变成了超级大国？”秦晖认为，“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西方碰到了1929年那个大危机”。也就是说，西方的危机，给危机重重的极权国家带来了生存机会。秦晖的讲话还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命题，即中国乃至世界要走出危机，很大程度取决于中国能不能拿出一个救己救人的“中国方案”。
　　这个命题包含了对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对自由派知识分子的批评和挑战。多年来，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的主流思维，一直有这样一个预设，即“中国向何处去”是一个常识性问题，甚至是伪问题，因为西方文明已经清楚地告诉我们，中国除了搞宪政民主，搞法治下的市场经济，没有别的选择，既然如此，什么“中国模式”、“中国方案”都是无稽之谈。现在看来，习近平的“道路自信”以及他在复古派知识人鼓动下日益增长的“文化自信”，正在迫使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重新思考这个问题。
　　我注意到，越来越多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也在努力从中国历史和传统中寻求文化资源，用本土化的自由主义话语，来对抗国家主义和极权主义者越来越本土化的话语。
　　那么，中国精英有能力构想出一个自救救人的“中国方案”吗？更重要的是，中国精英有可能形成有行动意义的政治共识吗？习近平连“共识网”这样温和的交流平台都不能容忍，中国知识精英还有机会达成建设性的共识吗？
　　我的看法是，建构未来中国秩序和世界秩序，有两个维度，一个是时间维度，即快还是慢的维度；一个是生命成本的维度，也就是死多少人以及摧毁多少人健康的维度。对于时间维度，我比较乐观，也就是说，我不大相信中国权力精英完全无视现实这一噩梦能长久，主要原因就是科技进步的速度太快了，尤其是互联网技术有利于加快提升人类的总体认知水平；但对于成本维度，我不敢太乐观，而这种不乐观，也与科技进步有关。
　　现代社会一个普遍现象，就是个人之间的竞争加剧，从而削弱了共同体之间的竞争，不仅瓦解了更多传统的信任和共识机制，而且极大地刺激了对个人失败的怨愤和恐惧。人类的大规模合作，越来越基于对数字化和智能化技术带来的所谓对“算法信任”的依赖。有学者发现，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失意者或“输不起”的人，就能给社会带来巨大伤害。这不仅是恐怖主义的一个根源，也是精英政治责任意识退化的一大根源。
　　美国正面临着因“输不起”而无底线的川普当选总统的挑战，而中国则面临着怕做“亡党之君”的习近平的挑战。而这种“输不起”的精英文化在所谓“文化自信”遮蔽下的风行，会比恐怖主义带来更大的人类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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