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發生的當時，為了政治宣傳的目的而部分地偏離史實是可以理解的；但事過境遷之後，就應該“糾偏”，通過歷史研究，逐步恢復事件的本來面目。糟糕的是，權力者不僅堅持原來政治宣傳的說法，更在此基礎上繼續新發揮，創作新神話


　　老高按：政治宣傳與歷史研究本為兩回事，但在現實社會中，二者確有聯繫，不同的政治勢力在對待歷史研究的問題上更有共同點——都希望歷史“為我所用”。當權者如此，挑戰者何嘗不是如此？於是真正只對追究歷史的本來真實面目感興趣者，常常感到左右為難。這種尷尬，日本華人學者姜克實看來是感受到了，寫了一篇文章《宣傳與歷史——抗戰史記錄的病理》，發表在愛思想網上。轉載於下，供各位參考。
　　我常常瀏覽的共識網（www.21ccom.net/），10月1日遇到了麻煩，有海外媒體報導是被封殺了，我在微信朋友圈上收到的信息是該網總裁周志興說：“當局希望我們關閉共識網，認為是傳遞錯誤思想的平台。我們無奈準備關閉。特此報告。”但隨後又有報導說：周志興否認是其本人發的，而且據稱該網還在與當局交涉，希望在刪除當局特別不能容忍的文章之後，能夠勉強生存——這又遇到我多次提起的那個兩難老問題：是不是該妥協求存，犧牲最深刻尖銳的文章，但讓讀者、民眾至少還能讀到一些次深刻尖銳的文章？
　　不管交涉的結果如何，幾天過去，我多次登錄共識網，眼前都只有一行黑字：“因網站程序升級，暫停更新，敬請諒解！”只能轉向其它網站。愛思想網也是我常去的網站，在共識網不能瀏覽的情況下，我上愛思想網就更多，在此也向讀者推薦：www.aisixiang.com
　　按照習近平、劉雲山的架勢，愛思想網是否也會是下一個封殺的對象？難說。
　　我希望，習、劉諸位，都能讀到姜克實的文章，將政治宣傳和學術研究分別開來。但我對這他們能否做到這一點，不敢抱任何希望。


　　宣傳與歷史——抗戰史記錄的病理

　　姜克實，愛思想網


　　日中戰爭的戰後，至今已經歷了71年。人更換了三代，今日所謂的高齡者層，也絕大多數沒有過戰爭體驗。戰爭這個名詞，對21世紀的現代人來說，已經成為一個遙遠的過去。若任其自然，東亞各國沒有戰爭體驗的民眾之間，不應該存在任何對立，反目的理由。可是事實並不如此。國家間的對立，國民間的反目，戰後71年的今天仍在繼續中。為什麼歷史的怨恨總不能得到消解？原因到底在哪裡？
　　有關歷史認識對立，筆者認為有兩個基本原因。一是歷史教育的問題，二是歷史記錄的問題。兩者間有一個相同的特徵，即國家間的政治立場、利害面的對立，戰後並沒有過間斷，不僅被繼承發揚，並通過政治手段介入於學校的教育現場和歷史記錄中。
　　在歷史教育面，戰後各國政府，長年以“愛國主義”教育為指導方針，在教育現場，教科書中進行人為的、有意圖的史料選擇和歷史解釋，以維護國家的聲譽，強調本國的立場。在這種國家主義的教育影響之下，不正確、或不全面的歷史解釋，對他民族的歷史怨恨從小被播種於青少年的心底，使狹隘的、非理智的、被政治所扭曲的民族怨恨傳宗接代。其結果使各國間的歷史認識偏差越來越大，終於在怨恨不需要的時代，失去了相互理解，國際接軌的可能。可以說今日的教育，不僅不能促進民族，國家的和解，反而蛻變為播種歷史怨恨的場所。
　　關於歷史教育的問題，筆者已有別論[1]在此書中不再贅言。本書中提起的是第二個問題，即為歷史教育提供材料，方法的歷史記錄面的問題。可以說它是歷史教育的基礎。其最大特徵，是以宣傳取代歷史。

　　1-1-1 歷史研究與政治宣傳

　　在日常用語中，我們平常總無意識地將“政治”與“宣傳”、“歷史”與“事實”兩組單詞相互搭配使用。為何如此搭配，有沒有相反的組合，並沒有人認真考慮過。實際這並不是一個偶然，反應了政治和歷史的語義面特徵，是一個最適當的搭配法。
　　政治，指某特定權力集團（政黨組織）的統治，為了達成這種統治，需要種種的方法和策略。宣傳，即是其實施統治的手法之一。特徵是將自己政策的正確，統治的功績等進行超出實際的擴大描寫，相反，貶低政敵之優點，只強調其過失，醜聞和缺點。
　　出於這種宣傳的必要，政治家的言辭，國家的公式立場中總是有兩個層面。一個是“對外宣傳”，另一個是“內部傳達”。前者公開的內容，數字中多含有水分、不實之處，而後者傳達的基本上接近於事實。所以，對各種信息，情報分辨其虛實，弄清是“對外”，還是“對內”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政府發言人，外交官，政治家在公式場合弄虛作假，掩蓋事實的現象，哪一種社會制度，哪一個國家都相同。由於詭辯、否定、掩飾事實的行為是為了維護至上的國家利益，所以也不會有人追究政治家，外交官和政府發言人的道義上的責任。如此，政治與宣傳之間，產生了特殊的親近關係，不管在哪一個時代，哪一個國家，哪一種政權下，政治總要利用宣傳的手段來誇大自己，貶低政敵。所以必須認識到，宣傳屬於“政治行為”，其內容不一定等於事實。
　　相反，歷史和政治的不同，在於其目的是要準確記錄過去所發生的事實，從其學問性質上來說，絕對不容許作假。所以從手法面、目的面，和宣傳都水火不容。不否定，對同樣的歷史事件，各國，各政治組織間會有不同的立場，不同的解釋方法，不同的歷史觀，但“事實”不會有兩個，所以在歷史（事實）記錄中，不論敵我，都有嚴謹、如實地記錄歷史事實的必要。若違背此原則，就不能稱為是歷史。從此點講，歷史記錄要有能經得起事實、史料、證據驗證的普遍、超時代的科學性，這和根據政權需要，時代變化不斷變換姿態更換目標的政治宣傳截然不同。
　　換言之，宣傳是帶有政治策略性、誇張性的一時性統治方法；而歷史則是具有科學性、真實性、普遍性、永久性的學問和知識。為了能正確，嚴謹地記錄歷史事實，正確地解釋歷史，所以產生了歷史學這一種學問，並出現了為其提供根據，證據的檔案館、資料館、圖書館等。

　　1-1-2　歷史被政治利用的現象

　　以上從了理論面指出了政治宣傳與歷史事實的異質性關係。值得注目的是現實上，存在着許多政治介入於歷史的現象，或將政治宣傳與歷史事實混同在一起，甚至用政治宣傳取代歷史教育，取代歷史記錄的現象。特別是在國家、民族、政治集團（政黨）的對立仍在繼續中的近、現代歷史的教育和記錄中，可以說這種現象非常顯著，普遍。
　　比如，在近代史教育中，存在中、日、韓三國間各在在自己的政治立場上編寫自己國家的歷史教科書，強制進行愛國主義的歷史教育，宣傳民族間的歷史怨恨的現象，此現象最近，已成為一個阻礙民族間的歷史和解，妨礙歷史認識間國際接軌的深刻的政治問題。再者，在大陸中國，戰後很長一段時間，歷史被看作“政治統治的工具”，中國共產黨史、階級鬥爭史占領了歷史領域，成為“近、現代史”的代詞。在這種歷史中，政敵國民黨的正面形象從整個歷史中被抹煞，或遭到不應有的貶損、詆毀。諸如從前的教科書中出現的“中國共產黨全面領導中國人民抗日，而蔣介石卻躲在峨眉山上等着下山摘桃子”之類的記述。
　　歷史若被政治所利用，蛻變為統治工具時，會出現以下幾種問題
　　１．特定國家、政治集團的立場，利害被反映到歷史記錄中，並出現研究組織和研究者的御用化，黨人化現象。其結果特別是近、現代史的部分加入了黨性，政治立場，不可能保證歷史記錄的公平性和學術面的嚴謹性，出現從立場、黨性面排斥異己，政治干涉學問自由的現象。
　　２．政治宣傳的歷史化。在國家史觀、政治史觀的影響下，出現將政權組織的“宣傳內容”，也作為“歷史事實”，記錄到史書、教科書中的現象。
　　３．政治宣傳的教育化。這種被正統化的特定，偏頗的政治宣傳內容，和不正確的歷史事實，歷史解釋，還會通過國家管理的學校教育，思想教育，滲透到青少年的歷史認識中，造成國家間歷史認識對立的社會溫床。

　　1-1-3 軍神存在的國家

　　政治宣傳在戰史記錄面的表現特徵，是創造，塑造極端的英雄形象。其本身目的是為了宣傳對某特定組織的忠誠，獻身精神，以達到實現政治目的（比如抗戰，革命），鞏固政權統治的需要。戰前的日本，為了驅使國民為天皇制國家的侵略戰爭獻身，用宣傳手法創造出大量的軍神（英雄）如日清戰爭中的喇叭手木口小平，日俄戰爭中旅順封港戰鬥中的廣瀨武夫中佐，太平洋戰爭中珍珠灣襲擊九軍神，神風特攻作戰的“敷島隊”長關行男等。大多數是人為創造，美化的形象[2]。敗戰後，日本人對戰爭進行了徹底反省，接受了和平主義，所有的“軍神”也從教科書中，公共場所中消失殆盡。至今已經不會出現有人以軍隊的神話引為自豪的現象。與其相反，在戰勝之國，戰爭的神話卻被保存下來，至今仍出現在歷史記錄和教科書中。筆者並不是想否定，貶低抗戰事跡和民族英雄。視為問題的僅僅是創造英雄時的宣傳手法（神化）的存在，和以此取代歷史，取代事實，運用於學校教育中的愚民現象。對於歷史研究者，歷史科學來說，這是一個非常危險，非常值得憂慮的大問題。
　　舉一個例子，即對共產黨、八路軍的“平型關大捷”（1937年9月25日、山西省），和對國民黨第五戰區的“台兒莊大戰”（1938年4月、山東省）的過度渲染。這兩個戰鬥，從戰史上角度看並不是一個特殊的，戰果顯著的戰鬥，其軍事面，戰略面的意義也有待再論。但因為其中有對日軍作戰“初勝”的政治意義，所以都被國共兩黨擴大宣傳，利用於鼓舞國民士氣，團結抗日力量，提高共產黨，國民黨的威信的政治手段。經過長時間，多方面的政治宣傳，大捷的內容被添枝加葉，作品化，故事化，使其形象遠遠脫離了實際。
　　實際上，此種政治宣傳也起到了預期的政治效果。鼓舞了國民的抗戰熱情，堅定了其戰勝日本帝國主義的信念。從當時政治的目的――粉碎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取得抗戰勝利--的角度看，此宣傳政策是成功的，有實效的，即使不符合事實，政治面也是需要的。因為在此，其僅僅是作為一種政治的手段。

　　1-1-4　宣傳效果的“再利用”

　　問題不在戰前的“政治宣傳”里，而出在戰後的“歷史化”過程中。抗日戰爭以勝利告終。政治目的（勝利）的達到，使宣傳在此失去了其本來的意義。此時本應該將宣傳的對象，從政治操縱下解放出來，經過歷史研究還原其本來面貌（如硫磺島的星條旗報導）。可是實際上，失去現實意義的宣傳並沒有停止，反而被新的政治需要再次利用，繼承下來。並且運用同樣手法，在原來的宣傳基礎上繼續進行了新的發揮，創造，使其形象變得更完美無缺，更接近於故事中的神話。
　　這新的政治需要即是“愛國主義”教育。國內幾乎所有的戰爭紀念館中，都有一塊同樣的招牌，即“青少年愛國主義教育基地”。說明紀念館的主要目的不是正確地記錄歷史，是利用歷史題材進行政治教育。以宣傳國家，民族和執政黨的偉大，光榮，正確，達到鞏固政權統治的目的。當然出於此目的展示，內容多含有宣傳的水分，並不一定能經得起學問，和歷史事實的檢證。
　　戰後和平時代的教育普及，還使宣傳產生了一種新的副作用，即政治宣傳內容的固定化，歷史化現象。不僅介入於教育，並且通過御用的研究機關，學者之手正統化，作為歷史事實記錄到史書之中。
　　在政治宣傳內容的固定化、歷史化過程中，還不能忽視一個客觀環境條件，即民族主義色彩極其強烈的庶民嗜好的存在。當然它和政治宣傳，思想教育是相輔相成的，可以說是歷史教育，愛國主義教育的私生子。其低俗的大眾口味，和對故事情節的獵奇心理更刺激了商業性大眾作家的創作意欲。小說家，劇本作者，各種媒體大量參入，產生了大量低俗的文學、影視作品，使宣傳內容也越變越庸俗，越變越脫離事實。這種經過教育管理產生的大眾化現象，可以說又成為促進神話普及的社會土壤。其惡果之一例，即2016年6月27日的維護“狼牙山五壯士”名譽的判決案（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的出現。這種荒唐的判決，象徵着政治權力、無知對法、學問、言論自由挑戰的勝利。可悲的是大眾的輿論，並看不到這種危險。對真正的學問研究處處喊打，不僅自願充當打手，更有投石下井，等待嘗血饅頭者。理由僅僅是學問的研究損壞了自己心中被“種植”的英雄形象。形如魯迅筆中的阿Q，不知道學問的自由已被剝奪，法的尊嚴遭到踐踏，而自己也正在一步步被推上專制的刑場。

　　1-1-5 神話創造的方法

　　英雄的神話是怎樣被創造出來的？筆者認為並不會是無中生有。肯定都有事實根據。狼牙山戰鬥中犧牲，跳崖的五名戰士，劉老莊戰鬥中壯烈殉國的82名勇士，平型關的殲敵的勝利肯定都不是虛假的，只不過在表彰、宣傳——政治化——過程中進行了不間斷的美化。把“小勝”擴展為“大捷”，把“殉國”的行為，抬高到“殲敵”的形象。使原始事實在加工過程中發生了失真。創造神話，塑造英雄的過程中，政治宣傳採取的常見手法如下
　　一，添枝加葉法。如平型關大捷中，伏擊取勝的基本事實在多年的宣傳中逐漸被擴大，出現殲敵精銳主力之說，林彪三次赴喬溝偵查說，喬溝伏擊為林彪獨創說，飛機、坦克的出動，大規模肉搏說，國軍的不協力，或故意打開缺口縱敵逃竄說等。
　　二，反襯法。以虛造殺敵數字來襯托英雄的偉大。如狼牙山、劉老莊連的宣傳，本只是誓死不屈、壯烈殉國的行為，但為了使其形象趨於完美，有利於鼓舞抗戰士氣，故意創造，製造出大量無中生有的殲敵數字。據筆者根據日軍檔案資料的調查結果，平型關宣傳中殲敵1000名之說，還是和實際死傷（240名）最接近的數字。先對比之下狼牙山五壯士“殲敵90名”（實際為日軍負傷1名）說，劉老莊英雄連“殲敵170-300名”（實際為死亡2名，負傷不詳）說，腰站阻擊“殲敵3-400名”（實際死2傷7名）說，倒馬關戰鬥“殲敵30-100”（實際輕傷1名）說，陽明堡夜襲“擊毀敵飛機24架”（實際重創一架）說等，其宣傳的內容和事實數字都有天壤之別的出入。
　　三，偽軍法。此也是反襯法的另一種表現，由於日軍有嚴謹的死亡統計，殲滅日軍數字很難大做手腳，所以在日軍檔案公開後，為了不使宣傳數字露出馬腳，出現了以增加偽軍，“二鬼子”（朝鮮人）的人數來調整平衡，襯托共產黨革命軍隊黨形象之傾向。實際上，所謂“偽軍”多是在白區經日軍宣撫工作後成立的地方偽組織的自衛武裝，一般不會到第一線作戰。像平型關，台兒莊的這種正規軍的移動作戰中，是不會有偽軍出現的。根據地的地方掃蕩中，即使有偽軍（一般日軍資料中稱和平軍、保安隊、皇協軍）參加作戰，日軍的作戰檔案中肯定會有組織，人數記錄（一般沒有死亡記錄）。狼牙山作戰中，可看到共產黨把被強迫運輸根據地物資（清鄉物資）的非武裝民工都稱為偽軍，作為殺傷對象。誰曾考慮過，使用這種民族的苦肉計，犧牲的是誰的尊嚴，維持的又是誰的榮譽?

　　1-1-6  本書的基本方法

　　1.國際接軌和多種價值觀
　　從科學角度看，一，只有接觸外部史料，異種環境，不同立場的論文才能了解他國，世界。二，只有比較各種文獻，史料，才能分辨事實的真偽，檢證自我主張的正確與否。所謂“國際接軌”的價值就在於此。若此兩點原則被政治所忌諱，被民族之虛榮拒之門外時，就不可能有真的歷史存在。剩下的只是局限於國境內，體制內的，宣傳創造的歷史（黨史），閉門談經的故事，國家，民族的英雄夜談。此豈非國內抗戰史研究，抗戰精神宣傳的現狀？雖然這種閉門的歷史敘述和教育，若藉助國家的權力也可以培養出上十億的誠信者，但其內容，結果並不能作為真理，事實永遠留在青史之中，也不會成為有普遍價值的文化遺產。
　　本書的目的，就是想通過外部的史料，通過實證研究的方法來啟迪以上之道理。告訴國人，井外也可以見到月亮，國外也有不少重要的史料。對同樣的歷史事件，也有不同的解釋方法。筆者並不是想否定國內的既成研究成果，只是想開拓新的研究場所，尋找出新的研究方法的可能。不同的學說，不同的立場並不一定都是什麼“歷史虛無主義”。真理，須要史料的檢證，研究的對比才能判斷出其價值。歷史研究是神聖的學問場所，絕不是什麼愛國主義教育的工具。

　　2.避免政治立場，文學手法
　　此書強調、遵守的一個原則，是在歷史記錄中，不使用文學手法，不濫用形容詞。也不能翻譯史料名稱、固有歷史名詞。用形容詞描述的是感情，並不是歷史，而熱衷於煽動愛憎感情，是非利害的人亦不能稱為是真正的史家。歷史並不是一個民族，一黨一派的私產，不是宣傳，銘記一個民族榮辱的道具。而是留給整個世界，留給所有民族，全體後人的文化遺產。利用史料證據寫出所有人都能首肯，都能心平氣和地接受的史論，才是史學家的目標。所以本書在基礎事實，史料研究中儘量排除政治立場，堅持公允的態度，客觀，全面，公平地記錄史實。研究，敘述中不區分敵我，不偏袒一方。

　　3.注重檔案文獻記錄
　　研究歷史時最重要的是史料根據。而史料中，檔案記錄貴重於回憶錄，文獻記錄貴重於口述記錄，歷史記錄貴重於文學作品，當時的記錄貴重於事後的再錄。這些最基礎的歷史學常識也是本書研究，記錄的原則。本書運用的主要是第一手史料，如當時的戰鬥詳報、統計、命令、日記、日誌等檔案資料。儘量排除回憶錄、口述資料和聯隊史類資料的敘述部分。並避免不必要的臆測，堅守對每個觀點，每個闡述，每個數據都負責的實證原則。發揮出自己的特長，以日軍的檔案資料研究為中心，有可能，也儘量參考國內的檔案資料進行對比研究，以期實證結果的準確。

　　注釋：

　　[1]拙著“歷史認識問題の現狀と將來”‘岡山大學文學部紀要’54號、2010年12月。
　　[2] 比如喇叭手宣傳了兩年之際，連人名都沒搞清（一直稱白神源次郎），九軍神中故意抹煞了一名被俘者。軍神關行男，也是為了讚揚特攻，經過事先調查被選拔出來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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