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多菲委員會主席莫爾毛伊·費倫茨在得知鑑定結果後，連夜趕赴上海來取鑑定報告。對中國科學家的辛勞和水準，大加讚賞。在他看來，雖然也許在裴多菲的民族英雄光環上少了一些光亮，但是，搞清楚了一段歷史，費盡周折也是合算的


　　老高按：在我成長的歲月，匈牙利，是比美國親近得多的國名。匈牙利與中國，現實中是同一個共產主義營壘里的紅色戰友，歷史上都遭受過外國多年的欺凌、壓迫和侵略，精神上都具有很強烈的愛國主義、民族主義……匈牙利的英雄，在當年的中國也家喻戶曉，其中有一位是：裴多菲。
　　“裴多菲”這個名字，我當時是從負面意義上首次接觸到的：“裴多菲俱樂部”——據說是一個匈牙利的反革命團體。而毛澤東則三番五次，有時預警，有時斷定，中國也有“裴多菲俱樂部”。“裴多菲”這個名字讓人避之唯恐不及。讀初二時，記得有次一個同學讚嘆“裴多菲真了不起”，聽到此言的班幹部頓時質問他怎麼這麼“反動”，他懵了，結結巴巴地分辯：“我是說‘貝多芬真了不起’！”
　　後來才明白，匈牙利的反革命分子是“打着紅旗反紅旗”：“裴多菲俱樂部”是壞的，裴多菲還是好的，確實了不起。在中蘇分歧公開化之後，中國一方面譴責跟着蘇修跑的匈牙利等僕從，一方面繼續宣傳歷史上反抗沙皇俄國的事跡，裴多菲也在其列。我們也就知道了：他是匈牙利偉大的愛國詩人和英雄，匈牙利民族文學的奠基人，而且是當之無愧的英雄：在瑟克什堡大血戰中同沙俄軍隊作戰時犧牲，年僅26歲。
　　我是在文革中接觸到他的詩歌的，工廠里的同事借給我文革前出版的《裴多菲詩選》，他的愛情詩給我留下更深的印象，尤其是那首後來被諶容在小說《人到中年》中引用的感人肺腑的《我願意是激流》。當然，他那首翻譯成中文僅有20個字的“生命誠可貴……”，因其短小精悍而更加膾炙人口。我曾經到匈牙利旅遊，感受到他在匈牙利迄今享有崇高威望。
　　沒有想到，這樣一位民族英雄，也遇到了神話和史實的矛盾。
　　我讀到周志興的一篇文章《裴多菲的真實結局：戰死疆場還是苟且度日？》，才知道還有這一樁圍繞裴多菲的公案，而且就在最近，公案的結果揭曉。
　　周志興，是《領導者》雜誌和共識網的創辦人、負責人，早年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任助理研究員，出版了大型畫冊《鄧小平》，是《我的父親鄧小平》的責任編輯。1987年，他受命創辦中央文獻出版社，任副社長近十年。1996年，他告別體制，到香港鳳凰衛視任職，擔任過鳳凰衛視的多媒體總監，創辦《鳳凰周刊》並任社長，隨後出任鳳凰網總經理。創辦和改造了一系列媒體，如《風尚》雜誌、《大視野》航空版、《中國證券期貨》、《財經文摘》（我不清楚這些是否都為鳳凰集團旗下媒體？）……2004年，創辦了《領導者》，2009年，創辦了共識網。
　　他介紹這樁公案的始末，給我們提供了又一面應該如何對待民族英雄的鏡子。尤其讓我感慨的是，最“上窮碧落下黃泉”、不遺餘力地弄清真相的，不是別人，恰恰是匈牙利裴多菲委員會主席——他應該是最想維護裴多菲的民族英雄形象的人了吧？
　　周志興文章的最後一句話，值得我們深思：“不知道如果在中國，我們會怎麼做？”
　　其實，周志興知道，我們也知道：不是剛剛有了關於“狼牙山五壯士”和歷史學者洪振快訴訟案的荒謬判決嗎？


　　裴多菲的真實結局：戰死疆場還是苟且度日？

　　周志興，共識薈


　　在匈牙利，提起裴多菲這個名字，無人不曉。
　　裴多菲這個名字，在中國的知名度也極高。
　　原因大概是兩個，一是他的那首詩：
　　生命誠可貴，
　　愛情價更高。
　　若為自由故，
　　二者皆可拋。
　　這首詩，是左聯詩人殷夫翻譯，經過魯迅多次大力推廣，可以說是家喻戶曉。

　　　　　　　　裴多菲。

　　再一個是裴多菲俱樂部。
　　上世紀五十年代，匈牙利的部分知識精英組織了一個沙龍性質的組織：裴多菲俱樂部。這個組織，在匈牙利人後來的對抗蘇聯對匈牙利的干涉乃至欺侮中，起到了引導輿論的作用，於是，五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的中國，都有“裴多菲俱樂部”的帽子在天上亂飛，廬山會議後，彭德懷元帥曾經戴過，1976年春天，鄧小平第三次被打倒時，也被稱作“鄧納吉”——而納吉，作為匈牙利共產黨的一位重要領導人，因為反對蘇聯的做法而被稱作是“裴多菲俱樂部的後台”，最後被處以絞刑，那是1956年的6月16日。
　　直到1989年1月底，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中央宣布，1956年事件不是反革命事件，而是一場人民起義。同年5月，匈黨中央為納吉平反，稱他“在當時的特殊的環境下，為拯救國家而鬥爭”。
　　中國雖然實際上並沒有裴多菲俱樂部，但是，卻被製造出了這樣一頂當時可以壓死人的帽子。
　　裴多菲這個名字，也因此在中國傳播開來。
　　裴多菲是一個勤奮的激情詩人，他從19歲開始寫詩，在短暫的一生里寫下了大量的膾炙人口又包含革命激情的詩篇。
　　1848年春，奧地利統治下的匈牙利民族矛盾與階級矛盾已經達到白熱化程度。25歲的裴多菲目睹人民遭受侵略和奴役，大聲地疾呼：“難道我們要世代相傳做奴隸嗎？難道我們永遠沒有自由和平等嗎？”詩人開始把理想同革命緊緊地連在了一起，決心依靠貧苦人民來戰鬥，並寫下一系列語言凝練的小詩，作為鼓舞人們走向民主革命的號角。
　　3月14日，他與其他起義的領導者在一家咖啡館裡商議起義事項，並通過了旨在實行改革的政治綱領《十二條》，當晚，熱血澎湃的裴多菲便寫下起義檄文《民族之歌》：
　　起來，匈牙利人，祖國正在召喚！
　　是時候了，現在干，還不算太晚！
　　願意做自由人呢，還是做奴隸？
　　你們自己選擇吧，就是這個問題！

　　15日清晨，震驚世界的“佩斯三月起義”開始了，1萬多名起義者集中在民族博物館前，裴多菲當眾朗誦了他的《民族之歌》。起義者呼聲雷動，迅速占領了布達佩斯，並使之成為當時的歐洲革命中心。

　　1956年10月23日 匈牙利十月事件，布達佩斯起義者站在裴多菲塑像下。

　　作為一個才華橫溢的詩人，他的很多詩篇非常優美，例如他在24歲時寫下的這首《我願意是激流》：

　　我願意是急流，
　　山裡的小河，
　　在崎嶇的路上、
　　岩石上經過……
　　只要我的愛人
　　是一條小魚，
　　在我的浪花中
　　快樂地游來游去。

　　我願意是荒林，
　　在河流的兩岸，
　　對一陣陣的狂風，
　　勇敢地作戰……
　　只要我的愛人
　　是一隻小鳥，
　　在我的稠密的
　　樹枝間做窠，鳴叫。

　　我願意是廢墟，
　　在峻峭的山岩上，
　　這靜默的毀滅
　　並不使我懊喪……
　　只要我的愛人
　　是青青的常春藤，
　　沿着我荒涼的額，
　　親密地攀援上升。

　　我願意是草屋，
　　在深深的山谷底，
　　草屋的頂上
　　飽受風雨的打擊……
　　只要我的愛人
　　是可愛的火焰，
　　在我的爐子裡，
　　愉快地緩緩閃現。

　　我願意是雲朵，
　　是灰色的破旗，
　　在廣漠的空中，
　　懶懶地飄來盪去，
　　只要我的愛人
　　是珊瑚似的夕陽，
　　傍着我蒼白的臉，
　　顯出鮮艷的輝煌。

　　好了，裴多菲的才華，勇敢和激情展示得不少了，但這不是本文的主旨。本文的主旨，除了說裴多菲這樣一個詩人沒有躲在書齋里舞文弄墨，說點風花雪月，而是站在了時代的最前列，還有就是想說這樣一段剛剛發生不久的故事。

　　故去了100多年的民族英雄，因為新發現的史料，有一場怎樣真實地看待歷史的討論。
　　關於裴多菲的死亡，一般都採用1849年7月31日同沙俄軍隊的戰鬥中犧牲這樣一個高大上的說法。
　　然而一直以來，也有人表示當時裴多菲並未戰亡，而是被俄國人俘虜後流放至西伯利亞。因為，有人說，曾經在戰俘營里看到過詩人。但是，這種說法沒有被採信。
　　前蘇聯解體後，隨着大量歷史檔案的逐步開放，有人在1849年俄國俘獲的戰俘名單中查到了裴多菲的名字，並有資料記載他被流放到貝加爾湖附近。又有一位名叫維若基爾的前蘇聯老人表示，其在年幼時曾聽長輩說過，村中墓地里“埋着一位名叫彼得羅維奇的外國革命者，是個詩人”。這個名字，恰好與裴多菲·山道爾的原名亞歷山大·彼得羅維奇符合。
　　後來，匈牙利裴多菲委員會主席於1989年組建了一支由多國專家參加的國際考察隊，赴西伯利亞尋找裴多菲下落。結果在村民中，也考證到了“這裡埋葬着一位匈牙利詩人”的說法。

　　1989年7月,一支匈牙利遠征隊在蘇聯治下布里亞特共和國的巴爾古津宣布發現了裴多菲的墓，並掘出遺骨。

　　考察隊開始了艱苦的搜尋工作，直到1989年7月17日，在挖出一個墓中的頭骨時，考察隊中的匈牙利人類學專家基塞伊教授一眼就斷定它可能是裴多菲的遺骸。首先頭顱的形狀符合裴多菲存世的畫像，而且頭顱中清晰可見一顆顯眼的虎牙。這兩點特徵與有關裴多菲的樣貌資料完全符合。
　　經過進一步考證，得知該遺骸的主人姓氏為彼得羅維奇，當年被流放到這裡後與當地郵差的女兒結了婚。遺骸主人逝世於1856年5月，村民記得早先時墓上曾長期豎有寫着“ASP”字樣的十字架。科學家們認為這是裴多菲被俘後又恢復使用自己原有的姓名“亞歷山大·彼得羅維奇”，“ASP”是他斯洛伐克姓名與匈牙利名字合在一起的“亞歷山大·山道爾·彼得羅維奇”的縮寫。
　　裴多菲，可能終於被找到了。
　　但這樣一來，裴多菲就不是“戰死疆場”了，而是當了俘虜，還和當地一個女子成婚，苟且度日。
　　那麼，原本的光環怎麼辦？民族之魂的形象怎麼辦？
　　許多人不願意承認這個現實。
　　其實，遺骸到底是不是屬於裴多菲，還要做DNA比對，而裴多菲的後代已經失蹤，很難找到他的家族DNA了。如果為了維護民族英雄的形象，也可以不再往下進行，保留一個懸念總比推翻一個光輝形象要好。
　　匈牙利的主管此事的領導卻是一個原則性很強的人，他冒着“歷史虛無主義”的風險，決定繼續做下去，要整個水落石出。
　　結果，他們居然找到了裴多菲姨媽的後代，憑着裴多菲姨媽的第N代的兩份血樣和一塊100多年前的腿骨，他們做了很多年的努力，世界上很多國家的實驗室都沒有能夠得出結論。
　　在他們就要絕望的時候，發現了中國的上海有這樣一個機構可能完成這個任務。

　　2015年3月13日，兩位中國專家從上海來到布達佩斯，與莫爾瓦伊·費倫茨聯合召開了確證巴爾古津遺骸為裴多菲本人的新聞發布會。右起：中國專家，宣讀報告的中國專家，匈語翻譯，莫爾瓦伊。裴多菲·山多爾的照片立在他們的身後。

　　2014年9月，位於上海市光復西路1347號的司法部司法鑑定科學技術研究所收到一份特殊的委託申請。申請人名叫莫爾毛伊·費倫茨，是匈牙利裴多菲委員會主席，申請的事由是希望能請法醫DNA專家將疑似裴多菲遺骸與裴多菲姨媽存世的第六和第七代女性後裔血液樣本進行比對，以此查明疑似裴多菲遺骸真實性。
　　鑑定工作當然非常困難，一波三折。具體的過程不必說了，最後的結果是這樣的：
　　“最終，檢驗結果提示送檢腿骨與血樣間具有較近的生物學關係，在客觀上支撐該腿骨極可能為裴多菲本人的這一事實。從DNA證據的角度一定程度地支撐了1989年考察隊挖掘遺骨時，匈、蘇、美人類學家以及文字記載資料的考證結果。”
　　裴多菲委員會主席莫爾毛伊·費倫茨在得知鑑定結果後，連夜趕赴上海來取鑑定報告。對中國科學家的辛勞和水準，大加讚賞。
　　在他看來，雖然也許在裴多菲民族英雄的光環上似乎少了一些光亮，但是，搞清楚了一段歷史，費盡周折也是合算的。
　　不知道如果在中國，我們會怎麼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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