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民族需要有自己的英雄。没有英雄，民族的心态很可能将日复一日地沉沦，堕入琐碎、平庸。不过，树立英雄，要靠真实的事迹；捍卫英雄，也要靠真实的事迹，而不能将错就错，动用权力压制批评——“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


　　老高按：在中国，提起“狼牙山五壮士”，谁人不知，哪个不晓？这是小学语文课文啊！
　　但是，您敢肯定您知道的是真相吗？
　　是的，我知道，2015年9月3日大阅兵，在解放军三军仪仗队之后，安排“狼牙山五壮士”所在连队作为第一个受阅方队；
　　是的，我也知道，2013年以来，关于“狼牙山五壮士”引发的官司，军方高层给司法界领导放出了狠话：“你们这个案子如果判反了，你们就是反军叛国！”
　　官方，首先是军方，以全部权力甚至是武力，给“狼牙山五壮士”这一故事的“真实性”背书——更准确地说，是给这一故事的权威性背书——不管故事真不真，不管你们信不信，都必须照我这个说法说，否则就是“反军”、就是“叛国”。
　　2015年10月29日，我在“老高的博客”上发了一篇《“狼牙山五壮士”引发言论自由官司》，介绍了北京大学法学院一个月前（9月28日）的一次讲座：著名历史学者吴思、北京律师周泽，以及《“狼牙山五壮士”的细节分歧》一文的作者洪振快，从历史、法律、政治等几个层面，对“狼牙山五壮士”引发的连环官司详加剖析——《“狼牙山五壮士”的细节分歧》这篇文章，就是官司的起因。
　　现在，官司还在继续打。昨晚，洪振快在美国《纽约时报》中文网上刊出一篇文章《中共英雄的历史真相，谁说了算？》，简要回叙了官司经过，尤其是披露了：官方档案里的记载，与过去六十年来所宣传的五壮士事迹的出入。
　　可能是因为《纽约时报》並非中国媒体，肯定不“姓党”，发稿更少顾忌；也可能是因为洪振快被逼到墙旮旯了，比起四个月来，话說得更为透彻、更为大胆。我将这篇文章转贴于此，诉诸公论。
　　中共最近几年为捍卫“英雄”，着实花了不少力气。许多报刊刊登了强调英雄重要性的文章，在高考各地作文题中也加大了这一话题的比重（例如北京2015年高考作文题“二选一”，其一为《假如我与心中的英雄生活一天》）
　　我认为，一个民族，确实需要有自己的英雄。英雄，能够提升和导引整个民族的精神，没有英雄，民族的心态很可能将日复一日地沉沦，堕入奢靡、琐碎、平庸甚至偏狭。不过，树立英雄，要靠真实的事迹，绝不能为了一时的政治斗争需要，推出一个经不起推敲和质疑的“英雄”。
　　纵观66年来中共推出的“英雄”形象，可以说，相当大比例已经崩塌（已经有人做出过不完全统计），还有一些尚待核准、考验。在这种情况下，越来越多的人质疑中共历代推出的英雄，不是很正常的心理吗？
　　捍卫英雄，也要靠其本身真实的事迹。官方正确的做法，是实事求是，还原真相，主动将名不副实、甚至是弄虚作假的“英雄”撤出英雄榜；让真正的英雄享有民众和历史的崇敬；而不是将错就错，凭藉权力甚至武力，数十年強力维护虚假的“英雄形象”。我读到有些左派人士撰文痛斥“质疑英雄、丑化英雄、向英雄泼粪，竟成了互联网上的令人发指的时尚”，您怎么不想一想，造成这种痛心现状的罪魁祸因是什么？不就是中共讲的假话太多、推出的“假英雄”太多了吗！假作真時真亦假啊！
　　对中共过去推出的英雄，只許赞美，不许批评，这让我想起法国剧作家博马舍的名剧《费加罗的婚礼》中那句台词，实在言简意赅：“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这句话，也成为法国《费加罗报》的座右铭。）
　　在此，我还要再次推荐上面所提到的北大法学院那次讲座中吴思的精彩分析：他提到中国当前关于言论自由的规则与潜规则六个层面（实际上是五个层面）的现状，从100％的言论自由，如何陡降到10％，又如何从10％到30％甚至50％的博弈；还有周泽律师所讲的与言论自由问题有关、在争论问题中常常发生的法律上侵害名誉权的三种情形——侮辱、诽谤和揭露隐私等等，是一堂深入浅出的普法教育课。链接在洪振快文章的后面。



　　中共英雄的历史真相，谁说了算？
　　洪振快，纽约时报中文网 2016年2月25日（北京时间）

　　河北易县，狼牙山五壮士雕塑。


　　最近十几年，在言论相对自由的互联网上，中国大陆的老百姓对中共历史上塑造的英雄形象，包括黄继光、邱少云、“狼牙山五壮士”等，普遍表示质疑。这种质疑，反映了尊重常识、了解历史真相的愿望，既是老百姓的觉醒，也反映了民心民意——对中共宣传的不信任，乃至对中共的不满。中共对此的应对是，发动官方宣传机器。据一位军方背景的学者的说法，要“捍卫”英雄形象，意图打赢网络“上甘岭战役”。于是，普通网民与中共官方及其支持者（网络水军“五毛”、“自干五”及“毛左”）之间，在网络上你进我退，硝烟弥漫。这是很容易观察到的，也是我的亲身体会。
　　“狼牙山五壮士”是中共宣示自身抗日功绩的一面旗帜。在去年9月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仪式中，“狼牙山五壮士”部队方队作为10个阅兵方队中的第一个方队出现，足见其地位。这面旗帜的重要性在于，“狼牙山五壮士”是抗日战争中出现的，比起黄继光是解放战争出现、邱少云是抗美援朝（即朝鲜战争）出现更有价值，因为抗日战争是民族大义，又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能够获得全民族认同，而且更能获得全世界文明主流的认可。而中共在抗战中的功绩，也需要这一“抗日英雄群体”形象的支撑，因为中共在抗战中没有更有名的英雄事迹可供宣传。

　　“狼牙山五壮士”的官方版本（以小学语文教科书和新华社、《人民日报》报道为代表），简要归纳如下：1941年秋，日军“扫荡”晋察冀根据地。9月25日，日伪军约3500余人围攻易县狼牙山，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一团七连奉命掩护党政机关、部队和群众转移，该连六班马宝玉等五名战士担负掩护主力和老百姓转移的任务，五人分散射击，使日伪军误认咬住了八路军主力，将其引向狼牙山棋盘陀峰顶绝路，五人打退日伪军多次进攻，毙伤90余人，子弹打光后，仍用石块还击，最后宁死不屈，毁掉枪支，喊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纵身跳下数十丈深的悬崖。马宝玉、胡德林、胡福才壮烈殉国，葛振林、宋学义被山腰树枝挂住，负伤归队。
　　上述官方版本已经沿用了几十年，但也不断受到质疑。比如，“文革”中，红卫兵对宋学义跳崖而未遇难表示怀疑。1994年7月，《长江日报》刊登了一篇文章，提出当时六班不是五个人，而是六个人，还有一位副班长，投敌被杀。1995年8月，《羊城晚报》又刊登了一篇文章，称五壮士跳崖是“三跳二溜”，马宝玉等三人跳崖牺牲，葛振林、宋学义是“顺着崖壁溜了下去”。
　　近年在互联网上，这个故事受到更多的质疑。比如有网帖通过知情者之口，说五人跳崖前“与鬼子拼起了刺刀”、“是拼不过敌人不小心倒退摔下了悬崖而非故意跳下”。其中，最让人感到怀疑的是，跳下悬崖而能被山腰树枝挂住生还。众所周知，“文革”中的红卫兵都是狂热、不理性的中学生，连他们都对跳崖生还表示疑义，比红卫兵更理性、客观的网民对该故事表示不解和疑惑是很自然的。
　　2013年8月下旬，国家宣布打击网络谣言，广州越秀警方将一位在新浪微博上“污蔑狼牙山五壮士”的网民张广红抓获，以虚构信息、散布谣言的罪名予以行政拘留七日。该事件被报道后，舆论哗然。出于对警方抓人程序的质疑，本人撰写了两篇文章：9月上旬，本人在财经网上发表评论文章，质疑小学语文课本《狼牙山五壮士》的真实性；同年11月，本人在《炎黄春秋》杂志上发表史实考证文章，质疑新华社、《人民日报》2005年报道的“狼牙山五壮士”的事迹的真实性。两篇文章质疑了“狼牙山五壮士”的官方版本——比如在棋盘坨顶峰跳崖的说法，但都是根据中共官方认可的出版物上的材料，遵循史学研究规范，而且对“狼牙山五壮士”抗日持正面评价。我的文章对他们作为抗日战士一直都表示尊重，只是认为民众有了解历史真相的权利，所以希望澄清历史真相而已。然而，由于事涉中共历史上塑造的英雄形象，还是捅了马蜂窝，引发了连环官司。
　　先是本人和文章编辑黄钟被两位左派网络活跃人士梅新育、郭松民公开以极具侮辱性的言词辱骂，在律师函无效后，本人和编辑黄钟以侵犯名誉权为由起诉了两位骂人者。案件拖了一年多才开庭审理，又过了七个多月后才于2015年12月宣判，结果是北京海淀、丰台两个法院认为骂人有理，可以不负法律责任，因为本人文章是“试图质疑甚至颠覆‘狼牙山五壮士’的英雄形象”(判决书的说法)。对此判决，我们认为其违背司法职责，背离法治原则和宪法精神，况且，明显受到政治干预——比如，被告郭松民的代理人王立华（网络公开此人身份为解放军总参政治部下属宣传部原副部长，大校军衔）在公开的视频中透露，国防大学原政委赵可铭上将曾给法律部门的最高领导打电话，称：“你们这个案子如果判反了，你们就是反军叛国。”本人已向中纪委、军纪委、最高法、最高检等中央七部门公开实名举报，但将近两个月，没有任何部门给回信。因此，判决不能让人信服，我们已提起上诉，目前二审法院还未做出最终裁决。(春节刚过，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即召集谈话，法院本周正在开庭进一步审理。）
　　此外，“狼牙山五壮士”幸存者葛振林、宋学义的儿子葛长生、宋福保还起诉本人，要求本人向五壮士“在天英灵登报谢罪”。经过一次证据交换和两次庭前会议，原定2016年1月27日开庭审理，但因对方涉嫌作伪证被本人的代理律师揭露——对方公民代理人王立华大校所提交给法庭的证明上写的“保定狼牙山红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身份系伪造，本人已向审理该案的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提交此人代理非法、妨害司法的证据，法院需要调查核实，目前还未接到开庭通知。

　　作为历史研究者，本人一直关心的是“狼牙山五壮士”的历史真相到底如何。关于该事，出版物中多为口述材料，一直缺乏档案等史料证实。严肃的历史研究者大多清楚，口述的“革命回忆录”，可能含有较大水分，不能轻易作为史料。但中共对档案的管理十分严格，除非中共自己愿意公开，否则老百姓无法看到。本人2015年7月到解放军档案馆要求查阅晋察冀军区1941年9月份牺牲人员名单，以便证实“狼牙山五壮士”事迹，但材料提交半年之后仍无答复。不过，“狼牙山五壮士”后人的代理人后来去了解放军档案馆，该馆提供了一份档案（晋察冀军区司令部1942年2月1日做出的《晋察冀军区1941.8.13—10.17反扫荡战役总结》）。根据去年11月底交换证据时对方提交的这份档案（部分内容），以及北京军区公布的相关材料等，“狼牙山五壮士”的历史真相开始显山露水。结果证实本人原来发表中的文章所提出的对中共官方宣传的“狼牙山五壮士”事迹的质疑都是成立的：官方版本与内部档案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说法，相对真实的内部档案颠覆了官方版本的宣传。
　　档案关键部分内容为：“二十五日拂晓，管头、龙门庄、界安共出敌三千五百余，并携民夫牲口千余，分经干河、条条岭、东西水、步乐、娄山、沙岭、上下铺，围攻狼牙山，以搜索龙王庙、棋盘坨为主，十二时敌占龙王庙、棋盘坨、老君堂、乌马驿各高地，我（指晋察冀军方）在该地活动之部队于敌开始动作时即向外线转移，仅一团在该地游击之第七连第六班因掩护主力转移，退路被敌截断，该班当即占领有利阵地顽强抵抗，将敌诱至我预设之地雷群，敌触地雷毙伤指挥官以下五十余名，嗣敌四次冲锋均被击退，敌复伤亡四五十我阵亡二，终以弹尽，该班长乃率所余战士四名，先将武器破坏，跳断崖殉国，亡三伤二（敌退后得救归队）。”
　　上述档案等材料证实了几个关键信息：
　　第一，官方版本一直宣称阻击日伪军的六班只有五人，档案证明五人跳崖前已“阵亡二”，即当日六班至少有七个人。而葛振林曾表示实际有12人。这说明，官方版本信誓旦旦地说只有五人，实际是不实之词，当天的作战过程、双方伤亡等也非官方版本宣传的那样。
　　第二，官方版本称“狼牙山五壮士”作战目的是将日伪军引向狼牙山棋盘陀峰顶绝路。而档案明确提到，日伪军当日行动的主要目标就是占领棋盘坨——“以搜索龙王庙、棋盘坨为主”，并且中午12时棋盘坨已被日军占领——“十二时敌占龙王庙、棋盘坨、老君堂、乌马驿各高地”。可见把日军引向棋盘坨明显属于不实之辞。
　　第三，官方版本称“狼牙山五壮士”跳崖地点是棋盘坨顶峰。但上世纪90年代以来，当地百姓提出是小莲花峰（《百年潮》2003年第6期刊登的叶晖南《狼牙山的真实故事》一文有较详细说明）。之后，狼牙山景区官方确认在小莲花峰，并树立标志。2014年9月1日国务院颁布的文件，确认跳崖地是小莲花峰。档案证实，跳崖地确实不是在棋盘坨顶峰——因为12时棋盘坨已被占领，而后“跳断崖殉国”，这个“断崖”是否就是小莲花峰姑且不论，但显然不是棋盘坨顶峰。跳崖地点乃是新闻报道、历史事件的基本信息。跳崖地点变化，意味着作战经过、作战目的等说法都将随之改变。这说明，长期以来中共官方宣传不实信息，不想将历史真相告知世人。
　　第四，官方版本称“狼牙山五壮士”的整个作战过程是完全主动的。档案说得很明白，当日“十二时敌占龙王庙、棋盘坨、老君堂、乌马驿各高地”，整个狼牙山已被敌控制，六班战士是“退路被敌截断”，无路可走，换言之，就是被追杀，而按照《人民日报》1951年8月1日刊登的葛振林写给毛主席、朱总司令的信中的说法，当日情况是“（班长）马保林指挥我们撤退到一个从没有人到过的悬崖上”，若其所述属实，则退却是慌不择路，更谈不上主动了。
　　本人认为，上述档案和北京军区后勤部公布的材料等，证明了所谓“狼牙山五壮士”的英雄事迹，实际是遭遇日军搜山，日军以“多路的轻装部队”快速行动，“迅速的占领该山的最高顶”（北京军区后勤部公布的材料的说法），中午12时已占龙王庙、棋盘坨、老君堂、乌马驿各高地，控制了制高点，在此地游击的六班“退路被敌截断”，在牺牲二人（至少二人）后，五人退到了“一个从没有人到过的悬崖上”。至于五人跳崖，葛振林后来承认跳的地点不完全一样，牺牲的三人或许是跳悬崖，幸存的两人据其自述则是“溜”、“滚”、“窜”，1946年中共文艺机构在延安的出版物也说是“三跌二溜”。
　　由此可见，该事迹并无特别英勇之处，而中共中央北方局机关报《晋察冀日报》在事件发生后40天（1941年11月5日）刊出《棋盘陀上的五个“神兵”》的报道，进行了拔高、神化（号称“神兵”）。本来，战时夸大宣传可以理解，但时过境迁，应该回归历史真实，而不能不顾政治伦理，把战时夸大宣传当作史实，继续宣传，甚至更进一步造神。但经过1958年拍摄并于随后上映的电影《狼牙山五壮士》，以及进入小学语文课本，与史实不符的“狼牙山五壮士”事迹成为一种观念，被塑造成一个表现中共抗战功绩的典型，而任何试图回归历史真实的努力，就要受到侮辱谩骂、人身攻击，法院还要以司法判决认定是“试图质疑甚至颠覆‘狼牙山五壮士’的英雄形象”，要求对侮辱谩骂、人身攻击尽到“容忍义务”。从这种荒诞现象，可以看到中国的政治现实，中共官方为了维护意识形态，甚至不惜抛弃不得干预司法的“依法治国”宣示。
　　抗战期间，英勇作战，功绩彪炳，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甚多。仅以中共承认的抗战英雄而论，就不在少数。如中共领袖毛泽东1938年的讲话中就提到不少国民政府领导的正面战场上的抗战英雄，还给在上海闸北英勇抗战的“八百壮士”题词，赞扬其为“民族革命典型”。
　　根据国民政府公布的材料，抗战期间国民政府军队伤亡约323万人，其中阵亡近133万人。中共方面宣布，抗战期间领导的军队伤亡45万人，其中阵亡16万人。两者比较，中共领导的军队伤亡不到国民政府军队的七分之一，阵亡则不到八分之一。国民政府军队在正面战场上的英勇抗战和英雄事迹，连中共领导人都承认的，现在中国大陆老百姓已很少有人了解；而一个敌后抗战、并无特别英勇之处的“狼牙山五壮士”事迹，却要夸大为神，并且不容丝毫质疑。这是历史的不公正。
　　历史总归会回归真实。公众希望了解历史真相。掩饰真相，终会成为历史笑柄。以政治干预司法，对探求历史真相的学术研究，进行不公正的司法裁判，剥夺公民言论出版自由、学术自由的宪法权利，最终也会被历史审判。
　　（洪振快为历史学者，《炎黄春秋》杂志原执行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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