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蘇聯政權崩潰是從信仰的失落和瓦解開始的。造成信仰破敗的主要原因不是來自外部，而是來自這個信仰體系與現實的脫離和它本身內部的乖訛。對灌輸的信仰，人們無法在現實生活中得到滿意解答，或遲或早要懷疑信仰的真實和正當


　　老高按：當代中國人失去了信仰，已經成為一個有目共睹的普遍現象，也是中國諸多嚴重社會問題發生和泛濫的根源之一。
　　追根尋源，信仰丟失恐怕濫觴於1971年林彪事件。到1976年文革結束之後，爆發成讓當局震驚的所謂“三信危機”：對馬列主義的“信仰危機”，對中共的“信任危機”，對社會主義前景的“信心危機”。
　　當局最害怕的，可能是第二條——對中共的“信任危機”，但對中華民族影響更為深遠、更為根本的是第一條：“信仰危機”。
　　本來對某一個虛假的目標產生幻滅感，本身並不一定是壞事，它可以有多個走向，可能改弦更張，走向重建新的信仰（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期，這一度似乎是很有希望的開端）；也可能走向徹底幻滅，虛無主義，放棄一切信仰。我們看到的是，有些人是前一種，很多人則是後一種。這一“信仰危機”愈演愈烈，發展到許多人，已經完全沒有信仰。
　　中國掌權者，官方和民間的學者們，對影響中國現實和中國未來的這一嚴重情況，有過多種解讀。這裡，我轉貼一篇徐賁的文章《蘇聯人丟失信仰的三個原因》。他分析的對象是蘇聯，但我認為，讀者在閱讀中，不妨將其中“蘇聯”一詞置換為“中國”，看看是否貼切、吻合？或者有部分的貼切、吻合？如果三條原因都不貼切、不吻合，那麼中國人丟失信仰，原因又是什麼？


　　蘇聯人丟失信仰的三個原因

　　徐賁，博客


　　前蘇聯的政權崩潰是從信仰的失落、流失、頹敗和瓦解開始的。造成信仰破敗的主要原因不是來自外部，而是來自這個信仰體系與現實的脫離和它本身內部的矛盾和乖訛。
　　信仰暴露出它的矛盾和乖訛，並不意味着它就此會被其他信仰所代替，事實上，在強制力作用下，就算它的空洞和荒誕已經暴露無遺，人們還是會認真地互相欺騙、假裝相信它依然是未來的希望。然而，大多數人能感覺到那種空洞和荒誕，足以讓這個信仰在他們眼裡成為一個意識形態神話的“笑話”。笑話的實質是“乖訛”（incongruity），康德為乖訛的矛盾本質提供了清楚的說明——“在所有引人發笑的事情里，一定有荒誕的東西（也就是說，人們無法對它得到滿意的理解）”。
　　蘇聯人無法在自己的現實生活中對灌輸於他們的信仰得到滿意的理解，他們懷疑這個信仰的真實性和正當性也就不可避免。

　　領袖人物的罪行

　　第一重信仰危機主要是由領袖人物的錯誤造成的幻滅感。
　　蘇聯人對信仰發生動搖，可以追溯到蘇共20大赫魯曉夫反斯大林的秘密報告。報告披露斯大林統治的殘暴和黑暗秘密，對後代蘇聯人，尤其是1960年代成年的蘇聯人（蘇聯的“60後”）和東歐人有着長久的“喚醒”效應。
　　正如一位過來人所說的，“猶如頭部被榔頭猛擊了一下”。捷克斯洛伐克詩人和作家帕維爾·科胡特曾經是一位堅定的斯大林主義共產黨員，他28歲時知道了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覺得“再也沒有安全感，整個世界都崩塌了”，他“整夜地哭泣”。
　　一下子失去了上帝一般的領袖，這簡直是一場空前的災難，讓許多人陷入了極度的精神恐慌，齊澤克對此寫道，赫魯曉夫的講話“搖動了絕對權威的領導教條，程度達到令所有的政治精英們都陷入了暫時性崩潰。有十幾名忠誠的斯大林追隨者因赫魯曉夫的講話而變得失常，甚至需要醫療救護。其中，波蘭共產黨的強硬派總書記貝魯特（Boleslaw Bierut）便因心臟病發作而猝死；斯大林主義的模範作家法捷耶夫（Alexander Fadeyew）亦在數天后開槍自殺”。
　　這是最初發生在蘇聯的意識形態幻滅，也是蘇聯人對馬克思主義三重信仰危機中的第一重。這三重危機會同時存在，它們各自的影響範圍和程度會隨時代發展而發生變化，形成不同時代或不同階段的信仰危機特徵。
　　第一重信仰危機主要是由領袖人物的錯誤、失敗和暴行造成的幻滅感，領袖人物的專制暴虐、言而無信會讓人們普遍感覺到錯愕、驚慌和恐懼，也使他們陷入一種被出賣和背叛的痛苦絕望之中。
　　以馬克思主義名義進行統治的領導人（如斯大林和貝利亞），他們的人格缺陷和道德敗壞使得馬克思主義事業失去了民心，毀掉了它的正當性。赫魯曉夫對秘密報告破壞共產主義信仰的後果顯然估計不足。戈爾巴喬夫在回憶錄里記敘，匈牙利黨的首腦馬加什·拉科西（Mátyás Rákosi）聽說了赫魯曉夫的報告後，對安德羅波夫（Yuri Andropov）說：“你們不能這麼做，不能這麼着急。你們黨代會裡發生的是一場災難。我不知道它會在你的國家和我的國家裡帶來什麼”。
　　拉科西預感到的就是一場信仰危機的災難。一旦領袖的醜事被披露，便猶如精靈被放出瓶子，再也不可能重新關進瓶子裡去，再也不可能“消除不良影響”。勃烈日涅夫時期的“再斯大林化”也終究不可能消除赫魯曉夫秘密報告的長久影響。雖然赫魯曉夫後來試圖用允諾20年實現共產主義來補救共產主義信仰所受到的損害，但始終無效，蘇聯從此進入了一個漫長的停滯、朽化直至病入膏肓的過程，意識形態越來越喪失民心，再也難以起死回生，而整個官僚體制也因為喪失信仰而陷入了金錢崇拜和擁權自肥的腐敗泥淖。
　　第一重信仰幻滅很難長久地停留在只是對少數領袖或領導人的失望層次上，因為它遲早會引起人們這樣的疑問：為什麼在蘇聯體制中會湧現這麼多，這麼自私貪婪、窮凶極惡、寡廉鮮恥的虐待狂人物，不是個別，而是一批又一批。早在蘇維埃政權建立的初期，素以正直、清廉著稱的捷爾任斯基（全俄肅反委員會，簡稱“契卡”的創始人）就似乎已經察覺到，蘇聯秘密警察“契卡”是一個需要惡棍也生產惡棍的體制。捷爾任斯基說，為契卡工作的只有兩種人，“聖人和惡棍，不過現在聖人已經離我而去，剩下的只有惡棍了”，“契卡的工作吸引的是一些腐敗或根本就是罪犯的傢伙……不管一個人看上去多么正直，心地如何純淨……只要在契卡工作，就會現出原形”。
　　前蘇聯將軍，曾在葉利欽總統任期內擔任俄國總統特別助理的迪米特里·沃克戈洛夫說，1930年代中期蘇聯政治警察（NKVD）軍官里只有兩種類型的人，“冷酷無情的犬儒和喪失了良心的虐待狂”。
　　前蘇聯間諜尼古拉·霍赫洛夫回憶道，他負責招募新手時，他的上司克格勃高官帕維爾·蘇朵普拉托夫給他的指示是，“找那些因命運或天性受過傷的人——那些性格醜陋、有自卑情結、嗜權、有影響欲但又屢遭挫折和不順利的人。或者就是找那些雖不至於受凍餓之苦，但卻因貧困而感到羞辱的人……這樣的人會因為從屬於一個影響大、有權力的組織而獲得優越感……他們會在一生中第一次嘗到自己很重要的甜頭，因而死心塌地地與權力結為一體”。
　　不僅是間諜或警察，其他人員的提拔也是一樣，勃烈日涅夫的侄女柳芭·勃烈日涅娃寫道，“官方不斷強調要粉碎‘人民的敵人’，喚醒了人性中最卑鄙的本能。……告密者受到表彰，成為青年人的楷模，他們不僅經濟上有好處，還能得到升遷。”

　　高尚的理想與陰暗的現實

　　造成馬克思主義第二重信仰危機的，是高尚理想與陰暗現實之間的巨大落差，也常被視為理論與實踐的極大脫節。
　　斯大林秘密警察的恐怖統治使得無數蘇聯人，包括蘇維埃的支持者和同路人成為血腥鎮壓的對象和受害者。苦難是最好的清醒劑，也是最好的現實教育。高尚的信仰理想與陰暗的生活現實之間的巨大反差使越來越多的人對蘇聯制度的道義性和正當性產生疑問。
　　在蘇聯進行殘酷統治的是一個暴力的制度，它是一部由那些特別暴戾、殘忍、冷酷的人開動和維護的鬥爭絞肉機。那些特別崇尚暴力的人們一旦開創、建立和維持了一個他們想要的制度，這個制度便會自動挑選那些與其一致、會不擇手段保證它不斷維持統治的幫凶和投效者。這便是暴力制度的自我再生和延續機制。
　　開創者與繼承者的傳承關係是在制度的同質延續中建立的，民眾對這些人的失望因此也就自然會成為對這個制度的失望。美國歷史學家艾米·奈特（Amy Knight）在《貝利亞：斯大林的第一副手》一書裡指出，斯大林時期的秘密警察首腦貝利亞是一個臭名昭著的狠毒人物，然而，“以為貝利亞是蘇聯制度的例外，……那就太不了解斯大林時期蘇聯制度的本質了”。捷克作家和學者彼得·哈盧比（Peter Hruby）說，“每個國家的人口中都存在少量會成為罪犯的人。在極權專制國家，這樣的人機會最好。他們不僅有機會得意發達，而且有機會為服務於偉大事業感到自豪。”
　　惡棍貝利亞官運亨通是因為有斯大林賞識他，斯大林這樣的領袖才需要貝利亞這樣的副手。艾米·奈特對此寫道：“斯大林和他的副手們做決定都很少或根本不考慮蘇聯人民。讓這些統治者集合到一起的是，他們都極端鄙視個體的人，都毫不心軟地殘害人民”。一個制度與它的領導人和主要運作者的素質之間有着密切的關係，體現在這些人身上的邪惡和腐敗一定會對這個體制的可信度和道德形象產生極大的破壞作用。
　　蘇聯史專家保羅·霍蘭德（Paul Hollander）指出，“蘇聯社會追求的是社會正義、造就群體意識、建立公民與領導人之間的信任關係、把群眾當作能夠做抉擇的負責成年人。”但是，蘇聯社會裡充滿了殘酷的階級鬥爭和迫害政治異己的暴行，毫無正義可言。人們生活在害怕被出賣和背叛的恐懼之中，彼此或與領導之間充滿了猜疑和敵意，難有信任。政府更是對民眾頤指氣使，把他們當不懂事的兒童或弱智來對待。強權統治“背棄了所有那些馬克思主義的道義理想，而代之以一個無處不在的、無以復加的謊言體制”。
　　波蘭詩人亞歷山大·瓦特（Alexander Wat）曾是一位共產黨員知識分子，他之所以對共產主義幻滅，就是因為痛恨共產主義已經變成了一個謊言，他說，“失去自由、遭受暴政、飢餓，如果這些不是被謊稱為自由、正義、幸福生活，會更加容易忍受一些。”壞事本來就夠壞了，把壞事謊稱為好事，那就更壞了，更讓人懷疑和不相信謊言的宣傳。蘇聯哲學家和心理學家伊高·康恩也指出，共產主義理想與蘇聯社會主義實踐的嚴重不符是蘇聯人厭棄共產主義的主要原因。
　　他寫道：“造成蘇聯帝國崩潰的原因包括蘇聯人的心理危機。這種危機從1970年代就已經纏上了蘇聯社會，1980年代終於將它拖垮。冷漠、犬儒主義、酗酒……都是蘇聯崩潰的（民心）因素……戈爾巴喬夫的改革無法兌現承諾，因為它的設計師低估了蘇聯社會憤怒的程度，自從蘇聯的意識形態神話破產後，這種憤怒便已經在人民中間蔓延開來。”

　　信仰與偽信仰

　　馬克思主義在蘇聯的第三重信仰危機，是因為人們有了一個新的認識——蘇聯信奉的主義本身有缺陷，並無法通過它自身來克服。南斯拉夫共產黨政治家米洛凡·吉拉斯（Milovan Djilas）指出，共產主義失敗是“自我毀滅”的結果，而不是被外力摧毀的。
　　他寫道，“觀念本身就包含了它後來崩潰的種子。這個結果早已在共產主義觀念里等着發生了……共產主義是被它自己而不是別人殺死的。它自己慢慢爛掉了……讓人們看清不過是一個徹底平庸、極端簡單化的理想……這樣的理想也許能激勵我們去犧牲，有高尚的行為，但也是靈魂的鴉片，令人神智不清……隨着這個理想所助長的醜惡現實日益清楚地暴露在人們面前，它也就乾枯死亡了。”
　　他指出，馬克思主義理論與斯大林主義實踐不是矛盾衝突的，而是一致的。然而，共產主義信仰被蘇聯人拋棄，要為之擔負責任的不僅僅是斯大林或貝利亞的個人暴行，甚至也不是斯大林社會主義對馬克思主義的偏離，而是共產主義本身。用彼得·哈盧比的話來說，列寧主義與斯大林主義之間最重要的一個紐帶便是二者都“信奉無情殘害的階級鬥爭”。霍蘭德對階級鬥爭有類似的看法：“相信無處不在、殘酷無情的鬥爭讓（馬克思主義者）喪失了對道義的敏感，也為在無須運用暴力的社會體制中大肆濫用暴力提供了合法性”。
　　一位名叫弗拉迪米爾·法克斯（Vladimir Farkas）的前匈牙利秘密警察高級領導反思道，蘇聯比德國（納粹）更邪乎，因為“它欺騙地利用了人類最高尚的理想，而納粹則畢竟還未如此”。英國作家、政治評論員大衛·普賴斯-瓊斯（David Pryce-Jones）認為，就政治暴力而言，全世界其他國家沒有一個比得上蘇聯，“其他國家沒有像蘇聯這麼自我傷害的，殺了這麼多自己國家的人民”。蘇聯當然並非是唯一如此的國家，其他國家也發生過以共產主義的名義來推行的迫害和殺戮，它的對象不僅是“敵人”，而且也包括“自己人”——同志、戰友，甚至連領袖親自挑選的接班人也概不能免。
　　喬治·奧威爾在討論阿瑟·凱斯特勒（Arthur Koestler）的《正午的黑暗》（Darkness at Noon，1940）時認為，曾經是黨員的凱斯特勒對“革命”就經受了這樣的幻滅，“革命本身就是個腐敗的過程。……不光‘權力導致腐敗’，獲得權力的方式也導致腐敗。因此，一切通過暴力手段改造社會的努力，到頭來都會導致（大清洗）的審訊室；列寧導致斯大林，而且假如列寧活着，他也會跟斯大林一樣”。
　　波蘭哲學家和思想史家萊謝克·柯拉柯夫斯基（Leszek Kolakowski）指出，蘇聯從一開始就是一個不切實際的烏托邦，一旦人們看清了這一點，便不可能再把它當作對現實生活有指導意義的信仰。他寫道，“馬克思似乎在想象，只要消滅了資本家，全世界就會變成一個雅典市集（Athenian agora）。只要取消機器和土地的私有制，人類就不再會自私自利，就會從此和諧地共同生活。”
　　霍蘭德則指出，一個政權靠着烏托邦式的理想來支撐，並以它的名義實行高度集權，這樣的制度要比既無須烏托邦理想也不高度集權的體制不穩定得多，它需要不斷用暴力維持穩定，越使用暴力，實際上越不穩定。蘇聯的制度不如西方民主制度穩定，道理即在於此。這是蘇聯制度的一個致命內傷，它的不穩定因素是內在的，而不是由外來威脅所造成的。
　　以為政府權力可以把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人們的信仰，全都管制起來，這本身就是一種烏托邦的觀念。波蘭裔美國籍學者理查德·派普斯（Richard Pipes）認為，這種讓人厭惡的管制方式最終成為蘇聯人厭棄意識形態的一個主要原因。他指出，這種管制式統治“想要把生活的所有方面都規範起來，營造一個取消道德選擇和差別的社會環境，代之以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的徹底和諧”。這樣的管制方式使得所有不符合它要求的事情，哪怕是本來很平常的生活小事，也都成為具有政治含義的反抗。
　　蘇聯政治笑話許多都不是針對政府、政黨、政治理念或政策的，而是對生活中大大小小被管制之事的謔戲回應，正因為這些事情都是被意識形態的政治權威所管制的，所以對它們的謔戲也就成為對這一權威的冒犯和不敬，成為政治性的笑話，其中也包括那個他們裝作相信但實際上已經不相信的信仰。他們不會去攻擊那個信仰，而是會拿它當一個僅供消遣逗樂的笑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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