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件事是我自己不好，不能怪罪別人。”“我歷事時多，讀書時少，咎由自取，不必怨人”。仍大權在握的總統如此反省，知恥近乎勇，如果命運給他再來一次的機會，真不知在世人面前展現的是什麼樣的袁世凱，如何影響中華民族的命運


　　老高按：今年6月6日，是中國近代史重要人物袁世凱的百年忌日。中國獨立學者李乾在大陸的輿論環境日益收緊之際，發表了研究文章《離世百年的袁世凱告訴了人們什麼？》發人深省。轉載如下。
　　不過，李乾對袁世凱稱帝，歸之為他鎮壓“二次革命”的勝利，沖昏了他的頭腦，我覺得未免簡單化。當時袁世凱面臨的內外危機之多、之深，難以備述，不是其中之一的“二次革命”他贏得了勝利，就能使袁志得意滿的。
　　我贊成李乾所說的：讀全讀透清末民初那段歷史，特別是讀全讀透那段歷史最為關鍵和重要的人物袁世凱，對於我們告別思想的偏執、穿越歷史的迷霧，走出認識上的誤區，是不可或缺的關鍵一環——“讀全讀透”四個字很重要。


　　離世百年的袁世凱告訴了人們什麼？

　　李乾，共識網


　　1916年6月6日，一代梟雄袁世凱因病在糾結、焦慮、後悔和眾叛親離中離開了人世。百年來，在某些人嘴裡，竊國大盜成了稱呼他的專有名詞，然而事情果真這麼簡單嗎？前段時間有個名詞流行一時，叫做“歷史虛無主義”。這個詞流行的推手本意是要以此為大棒來封住那些敢於戳穿偽史歷、假史料的思考者的嘴，這當然只是他們的一廂情願而已。其實這項帽子他們自己戴上倒是恰如其份的。

　　清王朝的終結，是前所未有的一次和平的嬗變，這在從來都是崇尚暴力、嗜殺成性的華夏是一個難以想象的奇蹟，這個和平嬗變的意義怎麼樣評價都不過份。這個和平嬗變的第一推手就是袁世凱。

　　這次政權的更迭，不是武力交鋒勝者為王的結果，也沒有像之前或之後的政權更迭那樣，伴隨着大規模的血腥殺戮。相反，它實際上是在多種力量和理念的交織作用下的一次和平的嬗變。清帝雖說是萬般無奈，但也是在清醒而理性的狀態下宣布退位，退位詔書明確由在朝重臣袁世凱擔綱，全權組織臨時共和政府，退位後的皇室享受種種優待，政權和平交接。

　　用暴力奪取的政權用暴力來保衛，一切由暴力說了算，順理成章、天經地義。那麼，由談判和協商主導產生的權力，在施政的過程中，當面臨種種挑戰時，談判和協商就合乎邏輯地就成了主要的應對手段和途徑。當不是用戰爭而是用談判和協商最終決定了中華民國新政府的組成時，就讓這個新生兒從一開始就有了一個全新的起點。何況多年來袁世凱一直矢志於君主立憲，與專制相比，從立憲走向共和的障礙畢竟要小得多。用和平方式登上總統寶座的他，對遵守新的遊戲規則、接受國會制約、面對輿論監督等，儘管內心會有諸多不以為然，但他不是政治暴發戶，幾十年的官場歷練，讓按規矩出牌成為他面對不適時的一個大概率的選擇。從他在勸退清帝過程中所表現來的膽識、眼光、謀略、分寸來看，袁世凱不會或不敢動用武力來改變這新的秩序，再說任何歷史的進步也只能是反覆較量或磨合的結果。於是中華民族就有了歷史上用民主思維治理國家的第一個開始，無論這個開始是如何的跌跌撞撞、步履蹣跚。當這個趨勢能夠發展下去並一步步地完善，最後制度化成為任何人都不敢或不能違反的共識，辛亥革命有希望在真正的意義上結束五千年的極權專制時，宋教仁案發生了。

　　被稱為中國“憲政之父”的國民黨代理理事長、國會黨團領袖宋教仁在上海遇刺，兩天后不治身亡。時間定格在1913年3月22日。

　　宋教仁的被剌，對社會造成極大的震撼。兇手是何人？為何要在這重要的歷史節點犯下如此暴行？國人同仇敵愾，一定要將兇手繩之以法，告慰九泉之下的英靈。在各地政府、租界尋捕房和各界人士的共同努力下，破案有如神助，指使人應桂馨及兇手武士英被迅速緝拿歸案。順藤摸瓜，總理趙秉鈞與此案有嫌的證據浮出水面，同時又爆出滬軍都督陳其美與應桂馨之間的詭密往來，宋案變得撲朔迷離。國民黨一口咬定袁世凱就是幕後元兇。如黃興的激憤之言：前年殺吳祿貞，去年殺張振武，今年殺宋教仁；你說是應桂馨，他說是洪述祖，我說是袁世凱。而袁世凱則依據應桂馨與陳其美的關係及武士英在陳的獄中離奇死亡，斷言是陳其美策劃了此案。各方各說各話，大打口水仗。此外還有說梁啓超是宋案嫌疑人的，因太不靠譜，持此論者不久後便銷聲匿跡。

　　一時輿論洶洶，莫衷一是。

　　宋案發生的本身並不可怕，或者說宋案並非一定就會導致民國憲政的變局。

　　在極權專制社會轉型之初，暗殺是當時政治鬥爭的常見手段，對外清除政治對手，對內維護權力地位，無論是袁世凱還是國民黨（同盟會），都有刺殺的前例。同盟會似乎是更勝一籌，甚至對自己的黨人，只要懷疑可能有異心或者對自己的權力有威脅，都可以背後來一槍。前者如刺殺國民黨福建參議員林長民的就已被證實為同盟會自己的“同志”，後者如因對陳其美或更顯赫的人士的權位有威脅，而被陳的門徒蔣介石刺殺的光復會領袖陶成章。當然也有在歷史上留下濃墨重彩的例子，如汪精衛未遂的刺殺攝政王載灃和彭家珍刺殺清末大臣、宗社黨首領良弼。前者加速了清朝的立憲步伐儘管立憲未成正果，後者促進了清王朝的終結。

　　究竟是誰策劃了此案？誰是元兇？這個問題並不是口水仗能解決的。那麼最後的選擇是什麼？是武力還是法律？

　　於是，一道重大的、生死攸關的考題放在國人面前：在這緊要的歷史關頭，該怎麼辦？是用武力將本來就撲朔迷離的宋案徹底攪成一鍋粥，最後誰在武力上占上風就由誰說了算？還是從這個已存在千百年的醬缸思維里走出來，將宋案訴諸法律？

　　宋案是對中國走向憲政的重創，如果應對失據則會導致憲政中止，如果應對得法則又可能成為扭轉普遍存在的暴戾，清明政治，夯實憲政基礎的突破口。這一切取決於政治家們遠見的有無、智慧的高底和勇氣的大小。尤其因是受難者一方、已天然地占領了道義制高點的國民黨的領袖們的決策，最為關鍵。

　　國人眾說紛紜。在本來意見就不盡相同的革命黨決策人內部，更是發生了激烈的爭論。孫中山從日本趕回來後，3月25日在上海黃興的寓所里，同盟會元老們在討論對策。

　　黃興雖然認定是袁世凱所為，但還是主張走法律的途徑來解決。他說上海及南方各省黨人均持以法律鬥爭為主的討袁策略，況且兇犯目前捕獲在押，罪證確鑿，法律鬥爭極為有利，攻勢也強有力。再說共和初始，人心思治，再動武力，恐怕國人不能諒解。

　　孫中山頗不以為然，認為袁世凱兩面三刀，豺狼本性難改，堅持武力討袁。說“事已至此，只有起兵。因為袁世凱是總統，總統指使暗殺，則斷非法律所能解決，所能解決者只有武力。”

　　兩個人各執已見，爭持甚烈。儘管孫黃二人都沒有袁世凱指使了暗殺的確證，但一點不影響他倆都以是袁世凱指使了暗殺來作為思考問題的前提，解決宋案的思路又相去甚遠。這暴露了主導他們的是情緒化的思維，預示着憲政的前景有太多的變數。

　　會議未能達成一致，最後黃興建議，徵求湖南和廣東二省革命黨領袖譚延闓、胡漢民的意見後再定。徵求意見的結果是譚、胡倆皆主張法律解決。

　　儘管孫中山的主張一時只有少數人贊成，但他讓局面朝着向自己所希望的方向發展，還是遊刃有餘的。這不僅是因為他處於國民黨權力的中心，更重要的是因為他的主張是千百年來，國人早以習慣並駕輕就熟的醬缸思維，最能迎合和激發在缺失足夠的理性時，那非紅即黑的直線思維和人們內心深處那暴力破壞的原始本能。最後黃興不得不附和孫中山的主張，趕到南京，出任江蘇討袁軍總司令。

　　國民黨初始的動靜並沒有影響宋案法律訴訟程序的積極推進。上海地方檢察廳於5月8日發出了要總理趙秉鈞到上海來當庭對質的傳票。這在中華民族的歷史上同樣是開天闢地的第一回。江蘇都督程立德拒絕了袁世凱要他把相關證據送往北京的指令，將所有的證據拍照後公諸報端。這一切都讓處於輿論風口的袁世凱十分被動和恐慌，私下說他不怕國民黨武力奪取政權，就怕國民黨用合法手段逼他下台。這一是說明袁世凱有軍事實力作後盾的底氣，二是說明他對民國憲政認識上的缺失和由此導致的內心焦慮。

　　此時的孫中山為促成起兵討袁已急不可耐，他甚至派朱卓文帶了二萬銀元去南京運動第八師的幾個營、連長，叫他們殺了師長、旅長後宣布起事。兩個旅長得知後跑到黃興那裡去訴苦，表示實力是無法保存了，與其自相殘殺，還不如起義算了。

　　國民黨在國會內外的行動不斷升級，日趨激烈與極端。

　　在國會外搞的暗殺和破壞活動已遍地開花。河南省城火藥局爆炸，死23人；湖北寧軍第一師師長被殺；湖北督署高等密探周九璋的母親、妻子、兒女全部被亂刀砍死；上海製造局受到圍攻，軍械被搶劫。國民黨參議員謝持直接指揮的“血光團”已把觸角伸到了北京，刺殺的對像是總統和政府官員，5月17號被京畿軍政執法處人贓俱獲。5月24日，駐揚州的第二軍軍長徐寶山被暗殺，政府還是不動聲色，以致進步黨議員在國會質問政府：“此案發生前，南方各處私運軍械，擅調軍隊，紛紛見諸事實，政府何以置若罔聞？”袁世凱就是不作任何回應。

　　在國會內，只要能拆袁政府的台，國民黨議員幾乎無所不用其極，最初是彈劾官員、否決政府議案，後來乾脆不出席開會。袁世凱頭痛不已，忍不住大發牢騷：“現在看透孫、黃，除搗亂外無本領。左又是搗亂，右又是搗亂。”梁啓超也憂心忡忡：“國民黨之黨略，一面在南倡叛，一面仍欲盤踞國會搗亂……專務煽動議員四散，使國會不能開。”

　　從3月25號的激烈爭論到7月12號李烈鈞在湖口通電討袁，在這一百多天裡，激進的孫中山等國民黨領袖們，終於用暴力思維中止了用法律手段解決宋案的所有努力。

　　在孫中山的“二次革命”面前，任何人處在袁世凱的位置，除了用武力回應，恐怕也再沒有別的路可走。但只到胡漢民在廣州亮出討袁的大旗時，袁世凱才開始他的軍事行動。

　　這是一次從軍事實力到人心向背都懸殊太大的較量。

　　“二次革命”從1913年7月12日起事至9月1日失敗，只堅持了五十天，孫中山想象中的討袁大旗一舉，天下應者如雲的局面並未出現，國人對其反應冷淡，連雲南都督蔡鄂將軍也通電反對。

　　“二次革命”輸得很慘。

　　國民黨不僅讓自己在道義上的優勢不再，軍事力量也遭到重大損失，原來擁有的江西，江蘇，安徽，廣東，福建，湖南，四川七省悉盡易主。更可嘆的是當討袁的士兵還在前線浴血奮戰時，“二次革命”的鼓吹者孫中山，胡漢民等已倉惶地跳上外輪逃到日本。徐州失守，黃興重演武昌兵敗一幕，一走了之。一時間國民黨在中國的政治舞台上被徹底邊緣化。

　　最為要命的是“二次革命”的發生，讓崇尚武力再次成為中國政治舞台的流行曲，中國社會前行的方向從此發生了重大改變，一個正常的政治生態中不可或缺的妥協、包容、共存等理念在這塊土地上沒有了容身之地，談判和協商已成昨日黃花。可以作為佐證的是，“二次革命”的積極參與者，十四年後大都是促成並積極參加蔣介石清黨的關鍵人物，如居正、于右任、吳稚暉、鈕永建、李石曾、林虎等，他們演出了中國歷史上又一幕血腥，在歷經數十年曲折後，他們的兒孫才一步步從這血腥中走出。

　　無論是失敗者還是勝利者都付出了極其慘重的代價，中國社會近代百年的道路因此走得極其曲折，國人蒙受了巨大而深重的歷史災難。

　　“二次革命”應者寥寥，除了當時人心思定外，起事時的血腥恐怕也是不得人心的原因之一。在南京起事時把被認為是向着袁世凱高級軍官殺無赦，連最簡單的程序都沒有，逮着就是一槍。江寧要塞司令吳紹磷直接被殺於娃娃橋住宅里，五師師長等一批高級軍官被就地處決。

　　當然也有例外：安徽都督柏文蔚為保證起事的順利，力主殺掉曾在宋案中堅決把相關證據公開，讓案子得以開始法律程序的江蘇都督程立德。黃興堅持未聽，讓程立德保全了一條性命，中國的佛門因此多了一位高僧，寒山寺因此有了一塊可以傳諸後世的牌匾。黃興在這個時候還能存有理性、心懷悲憫，不能不令人對他致以特別的敬意。

　　同國民黨的殺戒大開相比，袁世凱所作所為倒還真是可圈可點。一改在小站練兵時，曾定下十數條軍紀違者斬無赦，鐵腕的軍頭形象，在國民黨咄咄逼人的進攻面前，非常難得地一忍再忍，強調自己之所以“忍辱負重，委屈求全”，“不肯張皇武力”，“並非無力安良除暴”，而是“冀其悔悟”，因為“財力枯竭，民不聊生”，國家不堪再擾亂了。在“二次革命”爆發之後，他竟能主動將“二次革命”與與國民党進行切割，對議會說這戰爭並非針對國民黨，僅只是要消滅黃興、李烈鈞等幾個叛亂份子，國民黨在國會的存在不受影響。

　　只是國民黨議員一點也不領他的情，照樣在國會處處拆台，直到三個多月後的11月4號，無計可施的袁世凱才下令解散國民黨。他沒有趁軍事上的壓倒性勝利之機，將國民黨斬盡殺絕，國民黨的438位國會議員，絕大部分都沒有治罪，還發給回鄉的川資。只有8人被捕，其中眾議員徐秀鈞不僅力主六省聯合舉兵，在江西獨立時，他還偷偷把北洋陸軍的情況用密電通知李烈鈞，不料被軍警截獲破譯，遂以參與內亂為由在九江槍決。但這與國民黨在“二次革命”中肆意殺人完全不能同日而語。

　　鎮壓“二次革命”的勝利對於袁世凱自己同樣也是致命的。儘管袁在對待失敗者的態度上表現了一個政治家應有的風度，並且這個風度所達到的高度是他之前或之後的政治家都是難以企及的，但這個勝利打開了他大步倒退的第一個閘門，成為他從成功走向頹敗的開始。“二次革命”後國會名存實亡，挾軍事勝利之威，袁世凱的權勢到達了顛峰狀態——一個沒有制約的顛峰狀態。10月10日他就任中華民國正式大總統。正式登上總統寶座後，國家架構層面凡是對他的權力有制約的，他悉數除之。11月4日解散國民黨，次年1月10日解散國會，5月1日用“大一統”，“定於一”的《中華民國約法》取代《臨時約法》，袁世凱的權力已無邊無涯。他在總統府內設政事堂取代國務院，使之成了一個沒有任何決策權的辦事機構。

　　這個勝利讓權力在袁世凱手裡從責任變成春藥，也就讓袁世凱由清未政治改革的翹楚，蛻變為帝制復辟的魁首，埋下了在千夫所指中暴病身亡的禍根。

　　從袁世凱在稱帝前在外對媒體和在內對親信的種種表示來看，其實他很清楚稱帝對於自己的種種不利和不適，對身邊人為帝制而在他面前製造的種種歁騙，也不是沒有了解，然而他最終還是不顧一切地選擇了復辟帝制。這也再一次說明沒有制約的權力，任何人則身其中都無法避免操守上的腐蝕和理智上的弱化，而這一切在很大程度上源於他鎮壓“二次革命”的勝利。有了這次武力征服的墊底，剛從帝制中走出來袁世凱，思想深處尚未徹底走出專制思惟，人性固有的弱點在沒有制約的環境裡惡性膨脹，真真假假的無數來自全國各地的勸進表讓他難以自持，再加上身邊一些宵小和政客的蠱惑，袁世凱產生了自己已具備黃袍加身所有條件且黃袍加身後萬民一定會頂禮膜拜、山呼萬歲的錯覺，由此上演了一場帝制復辟的鬧劇，最後在萬人唾棄中被迫中止。

　　袁世凱稱帝應該還有更深層次的原因。

　　從他說的“現在看透孫、黃，除搗亂外無本領。左又是搗亂，右又是搗亂”就可以看出，他對共和體制已開始頭痛了。在對共和體制的事事要經過議會通過的程序頭痛之時，皇權的口吐天憲定於一尊無疑就會是他內心的嚮往。所有至力於中華民國誕生但又犯下種種或難以避免或可能避免的錯誤的產婆們，應該共同承擔這個巨大的歷史責任。與其說稱帝是袁世凱個人的一場鬧劇，同“二次革命”一樣，不如說是整個民族的悲劇更恰當。

　　1916年3月22日，袁世凱公開發布撤消帝制案。此時撤消帝制對他來說，就像四年前清帝退位一樣，是無奈之舉，不同的是此時袁世凱仍是最有權力但卻在反省中的人。他召秘書張一麟起草撤銷帝制令說“我糊塗，沒能聽你的話，以至於此”。當張說“這件事你是被小人蒙蔽了”時，袁回答說“這件事是我自己不好，不能怪罪別人”，之前袁還說“吾今日始知淡於功名、富貴、官爵、利慾者，乃真國士也。仲仁在予幕數十年，未嘗有一字要求官階俸給，嚴范孫（嚴修）與我交數十年，亦未嘗言及官階升遷，二人皆苦口阻止帝制，有國士在前，而不能聽從其諫勸，吾甚恥之。……總之，我歷事時多，讀書時少，咎由自取，不必怨人……”。知恥近乎勇，一個仍大權在握的總統能有如此反省，不啻脫胎再造，如果命運給他再來一次的機會，真不知在世人面前最後展現會是一個什麼樣的袁世凱，會從什麼方向影響中華民族的命運。我想至少不會更壞。可惜天不假年，重回民國只兩個多月，袁世凱就病逝，長眠在彰德的那一抔黃土裡。隨着時光的流逝，隨着越來越多的人開始擺脫標籤化的思維，重新認識歷史，特別是重新思考近現代歷史上曾經發生的一切。在多維度思辨的浪潮的反覆沖刷下，“竊國大盜”的油彩已無法遮蓋住一個曾經創造了諸多歷史上的第一次的袁世凱。人們開始看到一個曾銳意改革，且某些認識和舉措所達到的高度是他後面的主政者少有能夠比肩的民國總統。他的履歷和作為，包括他的倒退和反省，都是留給的後人的極其珍貴和重要的遺產，讀全讀透袁世凱正在成為越來越多的國人緣自內心的需要。

　　我們必須站在前人的肩膀上觀察世界、認識世界，才有可能盡少地走前人曾走過的彎路，與這個世界儘可能地和諧相處。讀全讀透清末民初那段歷史，特別是讀全讀透那段歷史最為關鍵和重要的人物袁世凱，對於我們告別思想的偏執、穿越歷史的迷霧，走出認識上的誤區，是不可或缺的關鍵一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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