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戴笠吸取了在南京保卫战失利后，第88师师长孙元良自保的策略。他先是躲进了汉口的租界，想等到稍微安全点后再通过水路逃回重庆。他觉得，日本人在武汉会像在南京时一样展开屠城。但武汉毕竟不是南京，南京得手时，日军气焰嚣张，以为大开杀戒，以赤红的鲜血征服民国的首都，蒋介石政权就会被吓破胆，放弃抵抗，选择和解，甚至是投降。他觉得，烧掉民居，逼着普通市民逃走，放弃幻想，也是做了件好事。 到武汉占领时，日军开始清醒：中国人远没有他们想象的那么容易被征服。武汉保卫战付出的代价，也远高于日军高层初期的预期。武汉战事后，日本国伤筋动骨，好久恢复不了元气。最有意思的是，原本计划雄赳赳、气昂昂开进汉口的日军，在黄陂县城附近打住了前进的脚步。 远远望见汉口上空滚滚的浓烟和一声接一声的爆炸声，日军观望了一阵才小心翼翼的从岱家山开进汉口市区。后人说，戴笠搞的这一出，实际上是为掩护自己安全撤离赢得时间。 在租界躲了好几天，奇怪日本人开进汉口的动作为什么如此之慢的戴笠，还是悄悄的带着几个随从，从水路溜回去了重庆。至于那些派来保护他的队伍，他早就顾不上，让他们自生自灭好。同样是躲进租界随后再找机会逃走，戴笠的经历可远没有孙元良的来得伟大。 孙元良当年向南京下关的退却，可以说是受命为之，这也是为什么事后蒋介石没有治他临阵脱逃罪的原因。当初宋希濂只是劝告他回去，而不是以军令威胁的道理所在。再说，人家孙元良还是上海保卫战的功臣，那个为蒋介石赚足面子，坚守四行仓库的八百壮士，也都是他的部下。相比之下，戴笠就是一个胆小鬼。 后来，有人这样回忆戴笠撤离武汉的情形： 国军撤离武汉后日军本可以立即进入；但闻武汉三镇连续不断的爆炸声，远远看着滚滚的浓烟，有所迟疑。市内秩序已乱，商店关门，长途电话不通；法租界也将与华界相通的道路封锁，紧闭栅门，禁止通行。戴笠的一名随从尚未找到交通工具，眼见戴先生困处法租界内，只能干着急。随后他越墙而出，好容易找到一艘汽艇但又机件不全，缺少汽油。他再与盛福生汽车修理厂情商，对方始派出优良技工漏夜抢修，加满汽油，可是又无人会驾驶。情急下只好央请技工三人，以驾驶汽车的技术权充水手。万事俱备之下又因法租界禁人出入而无法将戴先生和随行的王鲁翘接到江边。于是，盛经理亲自开来一辆消防车，让戴笠和他的手下得以靠换上的火警制服逃出。汽艇急驶周家口，鼓浪前进之际，又发现有三架日军的水上飞机正停在江中。敌机见有汽艇立即以机枪扫射；所幸天色昏暗，未受损害，急忙折回改沿内河向沔阳进发；又被岸上土匪发现，鸣枪呼停准备抢劫。当时事机紧迫，进退两难；随从与王鲁翘毅然开枪反击，并加速马力急驰通过。廿七日午后，眼见沙市在望，汽艇又发生故障搁浅了。只好再雇小船两艘继续前进，等到抵达沙市已经万家灯火；急电长沙派车来接，方得化险为夷。 写的像小说，委婉、曲折、动人。特别是，对待普通人戴笠还有那么好的脾气，也还是那么的谦卑和客气。日军的记载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10 月25 日决定放弃武汉。撤退前，蒋介石命令国民党军队破坏武汉的战备设施。 10 月26 日黎明，冈村宁次指挥的第11 军波田支队侵占了武昌，26 日午后，日军第6 师团又占领了汉口。 27 日，日军再派出高木支队占领汉阳。这样看来，日军的迟疑最多不过半天时间。 凝雪海受了点轻伤，没有参加对戴笠的护送，带着几个兄弟辗转回到家乡。 此时的汉口面积并不大。现代化建筑基本上都属于沿江的租界。作为汉口生活的国人，汉正街是主街道。除了少数的富人外，多数的居民都比较穷，他们居住在贫民窟的茅屋和高脚屋里。相对富有一点的，可以住上瓦房。 1930年代的汉口，只能用多灾多难来描述。普通人想活下去，真的很难。 1932年，汉口还曾经历了一场大洪水肆虐。整个三十年代，汉口及周边地区灾情不断，人祸不绝。大的就有三次：先是1931年的洪水。那年7 月28日，汉口江堤溃水，随后的大水将整个汉口变成了一片泽国，有些地方的水位高出屋顶。随后是34年和35年的水旱灾。天灾，又伴随着匪灾，还有蒋介石没玩没了的对共产党军队的围剿带来的战祸，人民生活稍微安定一点后，就迎来了日军的进犯和占领。 三十年代世界性经济危机，对汉口地区的经济影响也很大。1929年危机开始肆虐美国，31年后汉口经济也跟着开始不景气，相比之下同期省境内的农村经济变得更为糟糕。开埠通商以来汉口被卷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成为全球财富的一个中转站。通过它，西方列强把来自中国农村腹地的财富源源不断地转运到上海，最终送往伦敦、纽约、巴黎等地，结果带来农村腹地的更加贫穷。而这又成为农民闹革命的动力和唯一选择。这也是为什么，后来在两湖地区会出现很多军队将军的原因。根据1932年的调查，湖北农村37.5%的农户有负债，次年上升到46%，而这些借款中大约四成以上的是为了食品：一半的人在借粮度日。 1933年2月时，都市上一个拉黄包车的车夫，最低限度每天都有三四角的收入，而 “农民终岁勤劳，仍然是一文莫名，手头异常拮据” 。当年农民辛辛苦苦干一年的收入不及在城市混的，和今天的经济格局有几分类似。问题是，连续几年的天灾人祸，很多农民不得不面对高利贷的盘剥，就此走向恶性循环，不得不离开农村，进入城市谋生。结果，尽管城市底层民众的收入较低，还是可维持生存，比起同期多数农民靠借贷度日甚或不能维持生存，状况要好很多。 那时汉口工人月平均收入最低也有11元。而根据1937年《湖北省年鉴》统计，省内各地雇农的年工资最高只有55元。原本以为，在城市，这是上天赋予的一个让人活下去的机会，却又由于日军的占领而给毁掉。 一切都是为了战争：国家还在，人民却死了！ 南京大屠杀如此，黄河决堤如此，汉口的大火也如此！ 戴笠等人撤走之后，王家栋留了下来。他们按照预先计划好的，步行向山区退却。由于日本人已占领汉口北部的郊区，王家栋最终也不得不从汉阳绕道。 至于为什么日军没有在占领武汉时，表现出在南京时那么的残暴，那位侥幸逃脱上绞刑架命运的战犯，日军当年占领武汉时的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战后拼命为自己脸上贴金。 冈村宁次说，在田家镇要塞攻克之后不久，自己就亲自飞到广济前线。除了慰问前线的将士之外，更重要的是关于军纪的交代。他警告部队说：进驻武汉之后，我不想看到有在南京那样的大屠杀和大量的奸淫烧杀发生。这一次，咋们的皇军要“堂堂正正的”进入汉口。 蓄谋已久的日军，其高级军官中有很多的中国通，不少人对中国的了解，甚至超过很多中国自己的高级军政将领。远道而来的入侵者，花了好几年的时间做功课，“知己知彼”的价值在他们那里得到了充分的应用。 日军也有“个性”，不同的部队有不同的差异，不是简单的“残忍、杀人不眨眼、缺乏人性”几个脸谱化的关键词，就足以描述的。后来的岁月里，凝雪海不得不面对的日军，那些驻扎在汉口北部的鬼子，到底是什么样的“人类”？有必要先说明一下。 当时，驻扎在田家镇要塞附近，正计划着进驻武汉的，是稻叶四郎师团长和承担第一线指挥的牛岛满旅团长。冈村宁次在后来的回忆录中写道：当时，按照自己的命令，稻叶四郎师团长回答说：让我师团的兵完全杜绝强奸和抢劫行为，恐怕有些困难。不过我们已经做了安排，除了计划让军纪最好的都城联队（宫崎县）的两个大队进入汉口市区外，其余的部队将不许入城，而是向汉口北部（也就是凝雪海家乡所在的黄陂）前进。目前，我们正在让都城联队逐步接替已有的前卫部队，以便到达汉口时，他们能够成为最前卫的部队。 日本军队以纪律严明著称：令行禁止。从稻叶四郎师团长的这，来自冈村宁次自己的回忆录中的几句话，不难读出，日军领导者是如何迁就甚至是纵容士兵野蛮行为的。随后在汉口北部发生的一系列野蛮事件的由来，在此也有了答案。事后来看，冈村宁次自己也承认，这样的“限制”也只是短期，不久之后，他就放松了对自己部队的军纪要求！ 日军的部队组成，多以士兵来源地集中编制。都城联队的士兵基本上都来自日本九州地区东南部的宫崎县，这里西接鹿儿岛，南面大隅海峡，北连大分和熊本县。其东部为平原，西部为山地，属于山岳县，人口主要居住在东部沿海和西南部的平原上。那里气候温暖，日照时间长，被称为“日向国”。森林资源丰富，森林覆盖率为76%，到处生长着繁茂的亚热带植物，号称阳光和绿色的土地，被外县人称为居住条件优越的县。 今天的宫崎县，交通方便，景色宜人，风景充满南国情调，旅游观光业发达，是南九州旅游的一大基地，是日本屈指可数的旅游胜地，有“国际会议胜地”之称。农牧业发达，工业主要以制造业和建筑业为主。宫崎县北部的五濑町，还是传说中的“天孙降临”之地，也是日本国的发祥地。按照日本人编造的神话传说：古时为了治理日本天神降落此地，此后就有了日本国。该县流传着大量神话，保留着很多古时的传统。宫崎县的日向市，是中古时期日本与中国贸易船的出入港口。西都市的西都，原有许多日本4世纪到7世纪的墓葬，共计300多个，有前方后圆坟、方形、圆形等各种形状，据说墓葬与大和古国有关。在高千穗町是流传着日本民族产生神话的地区，神话被编成夜神乐娱乐形式表演。有人认为那些神话，是叙述南方民族移居过程的。 来自宫崎县士兵的相对文明和人性一些，到底是与那里比较优质的生活环境有关？还是因为，日军高层对于自己部队的训练，原本就是以野兽为参照系？ 第一线指挥官的个人经历和指挥官的个性，决定了人性在战争中的作用。 稻叶四郎（1885年12月-1948年3月）在武汉会战和随后的南昌会战与第一次长沙会战中，以骑兵中将身份担任第六师团长。大阪府出身的他，是按部就班培养出的精英。几乎所有的日军高级将领都有类似的经历：规范、系统的科班训练与大量的实战结合，再基于战功获得提升。在这样的系统里，只会纸上谈兵的人很容易被淘汰掉。 1913年12月二十八岁，担任中国政府聘任的北京陆军大学骑兵教官。四十岁（1925年）时进入日本陆军大学接受高级培训，次年被送到法国深造。29年8月晋升骑兵大佐，那年代的骑兵是日军重要的快速机动部队。次年任骑兵学校教育部长，1934年晋级陆军少将，次年3月就任关东军骑兵第4旅长，骑兵学校校长。1937年8月晋升陆军中将，就任骑兵集体长。同年12月接替谷寿夫就任第六师团长，手下两个旅团长今村胜治和牛岛满，个个都是大名鼎鼎的悍将。 38年编入冈村宁次的11军参加武汉会战，单独沿长江北岸攻击前进，战无不胜：6月击破徐源泉军团占领合肥；8月击破李品仙军团四个军占领黄梅、广济；9月在国军十一个师的内外围攻下，击破李延年军团占领田家镇要塞，砸开了通往武汉的最后一道门户。冈村宁次称之为日本师团战力第一。39年4月参加南昌会战担任策应，在武宁方向击退川军王陵基集团两个军和湘军第8军李玉堂及第73军彭位仁部。9月参加第一次长沙会战，以一个师团在新墙河正面经过苦战突破伯陵防线，迫使关麟征集团的五个军撤退。12月接替川岸文三郎成为东部军司令官。1941年10月退出一线待命，12月被编入预备役。1948年62岁死去。 牛岛满则在日本投降前最后一战的冲绳岛战役中，让美军吃尽苦头。生于东京的牛岛满是家里的第三子，日本人让老大继承家业，年幼的则为谋生和法律要求选择当兵。牛岛满从士官学校到军校，一直保留着优异的学业记录。陆军大学毕业二十一年后的37年3月作为第六师团步兵第36旅团旅团长，陆军少将，率部参加金山卫登陆，就此扭转战局。随后攻克上海、南京，并参与南京大屠杀。武汉会战期间，在今村支队攻克田家镇后，喜爱迂回的牛岛满指挥所部快速穿插，与日军第二军协同截断国军第五战区数十万军队的退路，给国军造成巨大伤亡，还俘获第五战区唯一的重炮旅，使本来就缺少重武器的国军更是无力反攻。12月开始回国担任预科士官学校干事，校长，将他在第一线的经验教导给下级军官。39年升陆军中将，随后两年担任日本唯一一个专门用来两栖登陆的第十一师团师团长。后又回到士官学校当校长近三年。即使是在战事紧张的时候，日军也尽可能将优秀的一线将领，派到士官学校去训练下级军官。 44年8月到45年6月任第32军司令官，临危受命，统帅两个师团外加一个旅团展开冲绳岛战役，使美军付出了6.5万人伤亡、第十军司令巴克纳中将阵亡的沉重代价和三个半月的时间，打出了堪称经典的防御战。 在战败已成定局的情况下，他又坚决的执行了日本政府下达的惨无人道的“玉碎令”，计划杀光当地的所有琉球人。据不完全统计，在美军登上琉球前他指挥日军屠杀的琉球民众高达26万有余，规模仅次于南京大屠杀。最后，他以武士传统剖腹，结束了罪恶的一生。他死后还成为不少日本民众心目中的英雄，被立碑纪念。美国军事历史学家认为，他和日本海军的田中赖三中将，是美军在太平洋战场上遇到的最厉害的对手。野蛮和杀戮成性早已渗透骨髓，居然借助于战争机会搞种族灭绝。当年的日军，就是这样一批连自己的生命都不爱惜的“人类”，他们又怎么可能会去爱惜被自己征服的弱者？ 这些熟悉中国历史，又受过良好文化和军事教育训练的日军高级将领，再熟悉不过中国的历史：每一次统治中国的种族变更，都是以大屠杀开始，以民众赤红的鲜血染就。秦朝如此，刚刚被瓦解的清朝如此，每个朝代都是如此。 在进驻武汉时，并不是因为日军害怕杀戮，而是觉得，在武汉市区再那样做已经没有太大意义。在吸取南京屠杀的教训后，留在武汉的也没有太多的中国军人，连普通百姓都很少，杀起来也没有对象。更现实的原因是：戴笠一把火将汉口给烧了，大火过后没几个人呆下来。而在武汉外围，日军一如既往，继续保持了一贯性的野蛮和残忍。这才有了后来凝雪海他们不得不出手的反击。对比在武汉和在南京发生的，很容易看出松井石根作为第一线最高指挥官，对于南京大屠杀所负有的不可推卸责任。战后接受绞刑，死有余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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