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屆三中全會既沒有實現“黨的工作重心轉移”，又沒有“吹響改革開放號角”，那這屆全會豈非一無是處？——不，當然不是，十一屆三中全會的確是中共黨史上最獨一無二、最非同凡響，或許也是最為成功的一次全會，最終是鄧小平摘了桃子 老高按：一個多星期之前，我介紹了楊光的文章《論十一屆三中全會沒做什麼——改革開放溯源之一》。作者在文末預告，請大家關注續篇。作者沒讓我們等多久，就發出了續篇：《論十一屆三中全會做了什麼——改革開放溯源之二》。轉載於下。 整整四十年前的今天（北京時間12月22日），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閉幕。這個時辰，來讀一讀楊光的文章，了解這屆全會做了什麼，頗有意味。 楊文並不長，但信息量不小。長期以來，包括我在內的經歷過那段歲月的人，都只想到十一屆三中全會是“凡是派”與“改革派”二者對壘（今天大家都知道，三中全會之前的36天中央工作會議才具有實質性意義，三中全會其實只是例行公事，是確認這次工作會議成果而已。但黨史界和一般民眾已經習慣了只用“十一屆三中全會”作為一個符號，實際上是將此前鬥爭激烈的中央工作會議包括在內的。這裡我也從眾）；卻沒有想到，陳雲集團與鄧小平集團並不是一回事。從歷史淵源上看，陳雲與林彪關係不錯，鄧小平與林彪卻一直有“瑜亮情結”，明爭暗鬥；陳雲與康生關係不佳，鄧小平與康生及其手下有諸多瓜葛；鄧小平雖然瞧不上華國鋒，但在毛澤東屍骨未寒、繼續革命路線還有餘溫、民眾還有不少人思想沒有“轉彎子”之際，他並不急着馬上撕毀給華寫的效忠信、與毛選定的接班人馬上翻臉，但陳雲就沒有這樣的顧慮。楊光的文章敏銳地指出了陳雲派系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上的重新崛起，中共高層權力格局增添了新的複雜因素，使整個八十年代中國改革開放的局勢都籠罩在中央兩個婆婆的光環和陰影之下——我們都還記得胡耀邦和趙紫陽的幾次感嘆吧。 楊光的文章還有別的值得注意之點，讀者盡可見仁見智。 文章末尾作者又預告了，還有《論“集體領導”與改革開放的關係改革開放溯源之三》。我記得，中共中央黨校理論研究室副主任阮銘老先生，曾經在關於鄧小平帝國的系列訪談節目中，詳細講述了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後，葉劍英察覺到鄧小平走向大權獨攬的雄心，感到華國鋒將不是其對手，於是推動建立了“四老三新”集體領導的最高權力結構，政治局常委中的“四老”是葉劍英、鄧小平、李先念、陳雲，“三新”是黨主席兼軍委主席華國鋒、總書記胡耀邦、總理趙紫陽，“四老”輔佐前台的“三新”。但葉劍英當時年事已高（他是1897年生人，到八十年代初期已經八十多歲了），不可能阻擋鄧小平搞掉華國鋒，雖然擋住了1983年黨內保守派陳雲、胡喬木等人對胡耀邦逼宮，但1986年去世，在胡耀邦再次被逼宮時沒法助他一臂之力。我等着再看楊光的第三篇文章。 論十一屆三中全會做了什麼——改革開放溯源之二
楊光，民主中國 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 前文已述，“黨的工作重心轉移”和“對外開放”早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前，就已經由華國鋒提出並初步實施，十一屆三中全會不該貪華國鋒之功為己功。十一屆三中全會也沒有啟動農村體制改革（當然，更沒有啟動以工業、國企為對象的城市體制改革），農村的土地承包製改革是在萬里、趙紫陽等省級官員的包庇、默許之下由各地農民自發啟動，直到1982年中央發出“一號文件”才獲得事後認可，此事與十一屆三中全會沒有關係。 如果說十一屆三中全會既沒有實現“黨的工作重心轉移”（事實上，陳雲等人在三中全會前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拖延了“黨的工作重心轉移”的步伐，並成功地迫使黨中央“向後看”解決“歷史遺留問題”），又沒有“吹響改革開放號角”，那“改革開放40周年”從何談起？十一屆三中全會豈非一無是處？——不，當然不是，十一屆三中全會的確是中共黨史上最獨一無二、最非同凡響，或許也是最為成功的一次會議。 在說明了十一屆三中全會沒做什麼之後，我們需要弄清楚它做了什麼，何以當時和以後的人們大都誤以為它是改革開放的源泉，是歷史性變化的起點。 十一屆三中全會取消了對華國鋒的個人崇拜 十一屆三中全會與中共十一大及其一中、二中全會有一個很明顯的、所有人都能一目了然的變化，那就是：會場上與毛像並列的華國鋒巨幅畫像不見了，華國鋒的“英明領袖”頭銜不見了，全會公報中一大串以“華主席指出”為開頭的段落也不見了。雖然全會的政治口號依然保留了“緊密團結在以華國鋒同志為首的黨中央周圍”這一句，但聽起來，已經不是味兒了。 不比不知道，一比嚇一跳，請看，一年前的1977年8月，中共十一大曾經是怎樣“熱烈擁戴”華國鋒的： “英明領袖華國鋒主席主持了大會”； “當英明領袖華主席和葉劍英、鄧小平、李先念、汪東興副主席走上主席台時，全場起立，掌聲雷動，經久不息”； “華主席歷時四個小時的政治報告，激起了一陣又一陣雷鳴般的掌聲”； “當大會執行主席鄧小平同志宣布英明領袖華國鋒同志當選為中央委員會委員時，全場響起長時間的暴風雨般的熱烈掌聲”。 ——在整個人類的歷史上，也只有斯大林、毛澤東、齊奧塞斯庫、卡斯特羅、金氏三代等極少數共產獨裁者享受過上述“掌聲”。如果不出意外，華國鋒將成為這些人中的一員，因為中共十一大完全是比照老暴君的規格來對待新主子的。 再看看令人尊敬的葉劍英元帥是怎樣當眾吹捧華國鋒的： “華國鋒同志一貫高舉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偉大旗幟，堅決執行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華國鋒同志既有長期的地方領導工作經驗，又有中央領導工作經驗，他聯繫群眾，處事持重，英明果斷，善破善立，具有全面地領導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工作的才能。在‘四人幫’篡奪黨和國家最高權力的陰謀活動達到頂點的時候，在我們黨和我國革命處於危急存亡的緊要關頭，華國鋒同志繼承毛主席的遺志，以無產階級革命家的膽略，採取非常果斷的措施，率領全黨一舉粉碎了‘四人幫’，挽救了革命，挽救了黨，使我們黨和國家避免了一次大倒退、大分裂。” 葉帥吹捧華國鋒的原文很長，十一大公報將其濃縮為：“葉副主席首先指出，華國鋒同志是毛主席親自選定的接班人。實踐證明，以華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的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是完全正確的。華主席不愧為毛主席的好學生、好接班人，不愧為我們黨和我國人民的英明領袖，不愧為我們軍隊的英明統帥”。——這和劉少奇、林彪吹捧毛澤東，和栗戰書、李鴻忠吹捧習近平，完全是一個腔調。 但是，僅僅過了一年又四個月，在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公報里，就再也找不到一句吹捧華國鋒個人的文字了。三中全會公報只有兩處單獨提到了華國鋒： “華國鋒同志在會上着重強調了黨中央和各級黨委的集體領導。他提議：全國報刊宣傳和文藝作品要多歌頌工農兵群眾，多歌頌黨和老一輩革命家，少宣傳個人。”——華國鋒的作用居然是強調“集體領導”，這就好比習近平同志在未來的十九大某中全會上“着重強調了禁止一切形式的個人崇拜”，確實有一點滑稽，有一點聳動視聽。 “華國鋒同志關於‘既要解決問題，又要穩定局勢’和‘思想再解放一點，膽子再大一點，辦法再多一點，步子再快一點’的號召，已經深入人心”——這段話是不是聽起來很耳熟？是的，這是九二南巡的金句呀，小平同志不僅奪走了“英明領袖”的權力，連人家說過的名言，也一併奪走了。 十一屆三中全會改變了高層權力格局 十一屆三中全會不僅合理合法地貶抑了他們的“英明領袖華主席”，還做了一件公然違反黨章的事情：它讓九個既不是十一屆中央委員，也不是中央候補委員的“老幹部”堂而皇之坐到了委員席上，且聲稱，等到將來十二大再對這一臨時增補手續予以追認（中共黨章從未規定過下屆黨代會有權追認上屆中委。若有此規定，那中共的“組織路線”還真就要亂套了）。這九人是：黃克誠、宋任窮、胡喬木、習仲勛、王任重、黃火青、陳再道、韓光、周惠，清一色的老幹部，清一色的“路線鬥爭”受害者。 這樣的事情，就連無法無天的毛澤東也沒有做過。毛澤東雖然愛開“擴大”會議，經常將正受寵幸但無參會資格的政治支持者（甚或私生活上的密友）強行加入列席者名單，比如毛讓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各省市自治區革委會負責人列席八屆十二中全會（那時中委已經被打倒了一大半，為了保證全會的合法性，不得不臨時解放一批“牛鬼蛇神”讓他們去湊人數），還比如讓不是中央委員的毛遠新，不是政治局委員的謝靜宜、金祖敏列席十屆中央政治局會議。但是，橫行霸道如毛澤東者，尚且只能讓親信列席會議，卻不能直接讓他們名正言順地玩“穿越”充當八屆中委或十屆政治局委員。可毛澤東都不敢幹的事情，十一屆三中全會就幹了，就這麼肆無忌憚地幹了。 為什麼呢？因為就在三中全會之前，中共召開了一次長達36天的中央工作會議，在這個會議上，沉寂已久、形同廢人的中共元老陳雲秉公仗義，忽然發難，矛頭直指已故“偉大領袖”及其所製造的諸多“歷史遺留問題”，結果，一大批文革受到迫害的老幹部怒火攻心，情緒激昂，群起效尤。會上，華國鋒的主要政治親信（他們是：葉劍英、汪東興、吳德、陳錫聯、紀登奎、蘇振華、張平化、李鑫等人，多為文革期間登上高位的年富力強者）除葉劍英之外全都受到了指名道姓的批評與攻擊。華國鋒招架不住，“兩個凡是”匆匆收場，華派成員全體吃癟（汪東興從此失去實權，中宣部長張平化被立即免職，此後華派干將只能以寫檢討度日，一年後便從中共高層整體消失）。而老幹部＋文革受難者派系從此成為中共高層的主流，陳雲則是他們的天然領袖。 中央工作會議導致的高層力量變化，使得原本以華派為主體的十一屆中央委員會、政治局、政治局常委會的組成與結構必須隨之變化，所以，十一屆三中全會讓陳雲這位八屆中央常委、副主席重新成了十一屆政治局委員、常委、副主席，讓胡耀邦、王震、鄧穎超進了政治局，讓黃克誠等九名沒有耐心繼續賦閒四年的老幹部以違反黨章的方式提前成了中央委員。請注意，習近平的父親也是三中全會非法重返中委幸運者之一員，沒有三中全會，習仲勛的結局，習近平的前程，或許會大為不同。可以說，沒有十一屆三中全會，就沒有今天的習氏“新時代”，當然，這是在另一個意義上。所以，習近平雖然已經差不多搞砸了鄧江胡的改革開放事業，但他倒是確實有充分的理由感激並致敬十一屆三中全會。 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中共高層權力的盤面徹底改變，“老人政治”成為改革開放時代的主要政治特色，這一特色一直持續到老幹部群體生命終結、集體謝幕為止。 十一屆三中全會與陳雲派系的崛起 通常，人們將36天會期的中央工作會議和十一屆三中全會視為一個連續的議事決策整體，三中全會公報亦承認：中央工作會議“為全會作了充分準備”，與全會一樣“在黨的歷史上具有重大的意義”。實在說，中央工作會議比三中全會本身重要一百倍，前者是主導性的，後者是例行公事。 但是，在中央工作會議上振臂一呼、應者雲集，以區區一段發言而一舉改變中共高層權力格局的蓋世英雄，卻不是“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的核心”、“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而是中共“財經專家”、“鳥籠經濟”的發明者、“一五”計劃的審核者、著名的經濟保守派陳雲。 陳雲出身正（他是中共早期罕有的真正出身於工人階級的黨員）、黨齡長、資格老，黨內地位一直高於鄧小平。上海臨時中央進入江西蘇區時，陳雲就是政治局常委。但陳雲比其他“布爾什維克”更加幸運，遵義會議陳雲重新站隊，所以與毛澤東無舊怨。隨後遠赴莫斯科，未受“錯誤路線”牽連。回延安後擔任組織部長，公道正派，四平八穩。任弼時死後陳雲榮升五大書記之一，八大選了六個常委，毛劉周朱陳鄧，陳雲不如鄧小平得寵，卻依然排名在鄧小平前邊。但是，陳雲位高而權不重，與鄧小平不同，陳雲沒有毛派背景，從未受到毛的信賴和重用，他沒治過軍，沒主過政，沒當過地方大員，沒負過重責大任，沒主持過“日常工作”，永遠都是政壇上的配角，是個技術官僚角色。文革前反右傾，陳雲在毛面前不討喜，就已經“靠邊站”了，但因為他本來就沒有實權，即使“一貫右傾”（毛評價陳雲語）也不必被打倒，所以，九大、十大、十一大，陳雲仍然是中央委員，不過是那種有名無位、被束之高閣、沒有發言權的中央委員，跟倒台後的華國鋒一樣。 殊不知，陳雲“十年不鳴，一鳴驚人”，在中央工作會議上扔出了五顆“重磅炸彈”：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案”不對；陶鑄、王鶴壽叛徒案不對；彭德懷應該進八寶山；天安門事件也搞錯了；康生的問題很嚴重——這五顆重磅炸彈將一門心思要“重心轉移”的“華主席、黨中央”炸得人仰馬翻。 陳雲將了華國鋒一軍，某種意義上，也將了鄧小平一軍。“工作重心轉移”本是華、鄧共識，即是要拋開舊賬，把毛的過錯、文革的罪惡暫且放在一邊，“團結一致向前看”，專心致志搞經濟建設。華、鄧都不肯對毛的事情深揭猛批，無論如何，毛是華的恩主，其實也是鄧的恩主（毛整過劉鄧，但整劉少奇是往死里整，整鄧小平只是敲打一番，毛鄧心裡都明白，有機會毛還是會再用鄧的。真心想把鄧小平往死里整的人是林彪。順便說一下，毛整西北幫，整彭德懷是往死里整，整高崗、習仲勛則不是，想要整倒高、習的人是劉少奇），康生與鄧的關係也相當不錯（康生整過很多人，但康生是人精，不僅沒整過鄧，還多次討好投靠鄧），批毛棄康，非鄧所願。但是，陳雲一“放炮”，就跟赫魯曉夫作秘密報告的效果一樣，立刻大得人心，瞬間震動全局，儼然成為中共老幹部群體的主心骨，一席講話，便收穫鐵粉無數。全黨全國的注意力被陳雲吸引着“向後看”，黨中央不得不停下了“重心轉移”的腳步，試圖去先了結一下“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 正如遵義會議沒有確立毛澤東的領袖地位（遵義會議雖然解散了博古、李德、周恩來的“最高三人團”，但產生的政治領袖是張聞天，軍事領袖是周恩來，毛澤東只是周恩來的作戰助手。毛登上中共最高權力寶座的地方是延安而非遵義），十一屆三中全會其實也沒有確立鄧小平的領袖地位。十一屆三中全會在權力重組方面真正實現的是：陳雲派系崛起，華國鋒派系衰落，鄧小平派系兩面通吃。最終，當然是鄧小平摘了三中全會的桃子。十一屆五中、六中全會時，鄧真正成了“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的核心”，卻不得不接納陳雲這個副核心。但這完全不是中共十一大的“初心”，也不是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初衷。 鄧小平的最高領袖地位取決於他對軍隊的絕對掌控，以及他在政治上比華國鋒更老練成熟，在經濟上比陳雲更靈活務實。鄧小平順利接手了華國鋒已經發動的大搞經濟建設、厲行對外開放的進程，同時輕鬆壓住了陳雲發起的政治上清算文革、經濟上回歸“一五”的非毛化進程。 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中共的“思想路線、政治路線與組織路線”如何成型，及其與改革開放具有何種深層關係，欲知其詳，請看續篇《論“集體領導”與改革開放的關係——改革開放溯源之三》。 近期圖文： 十一屆三中全會的神話和史實 中國的改革開放是從什麼時候起步的？ 四十年前中共決定改革開放必有原因 農民對人民公社忍無可忍才導致改革 美國查華為，對自己國內企業下手更重 中美掉進“修昔底德陷阱”是否不可避免 紀念人類歷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日子 如何懲罰加拿大，看遍昏招想高招 我們在同一條船上，我們不在同一輛車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