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中国社会严重问题痛心疾首、口诛笔伐，进而许多人追根寻源、归咎于改革开放之际，我想应该重新来看看，1978年中共改弦更张，决定改革开放，是不是有其历史必然性和必要性？换句话说，看看文革之后为何中国会选择改革开放路线？


　　老高按：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从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举行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算起），这是一个极好的反思40年来道路正误、成败、得失和优劣的契机。
　　官方已经表示了要“隆重纪念”，可以预料习近平将率中央常委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大会，也可以预料纪念的主调将是“缅怀”“继承”和为调整和转变路线而自我辩护，强调这一届领导人如何是最好的接班人和开创者；民间关于改革开放的评价则百家蜂起。过去官方一誓言“要深化改革”就让大家精神一振、情绪一热，那种情景恐怕是一去不复返了！一来是“狼来了”喊了太多次而狼没有来，口号的边际效应已经降为零、甚至降为负数；二来真的“深化改革”了，还不知道改革举措是对谁有利，又会变形、扭曲到什么地步。
　　鉴于触目可见的社会现实乱象，“改革开放”甚至在不少人心目中已经成为一个负面词汇。左右各派学者从不同的方面评价说：“改革已死”；“改革蜕变”；“冒牌改革”；“以1989年划界，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真假改革”……
　　记得我采访阮铭老人，他坚称，邓小平算不上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人们根本说不出他主导设计了什么项目？从设立特区到农村、城市的各种改革，首倡者和拍板者都不是他；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他的作用也被手下的马仔吹捧拔高（阮铭本人就是被匆匆招去起草该讲话的撰稿者之一），会议真正的主持者华国锋则后来被妖魔化——虽然他确有错误，但他诚恳承认和反省了。阮铭认为，改革开放最初的领导者华国锋、叶剑英、胡耀邦等人提出的方针大计是正确的，而华、胡和赵紫阳这三任总书记先后被打下去之后，邓小平（还有陈云）主导的就徒有“改革”之名，完全变味、变质了。
　　还记得我看过一个视频：有“国侃”“京城名嘴”之称的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周孝正教授，在一个讲座上提出问题：“我们今天讨论：改革到底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他自问自答：“当然是失败了！”听众包括看视频的我都不禁吃了一惊：中国的讲座上竟开放到这个程度了？！周教授接着说：“这不是我的论断，这是邓小平的论断——《邓小平文选》第多少卷多少页，邓小平说：‘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现在是不是‘两极分化’？没谁否认吧？那就是改革失败了！”周教授的话，不是原话，我是凭记忆写的。但邓小平的话是原话，我查过。周教授袭用文革中“语录仗”的打法，让人会心一笑。
　　在对中国社会严重问题痛心疾首、口诛笔伐、进而许多人追根寻源、归咎于改革开放之际，我想我们应该重新来看一看，1978年中共改弦更张，决定改革开放，是不是有其历史必然性和必要性？换句话说，文革之后，为什么中国会选择改革开放路线？
　　我想说，40年前，改革开放是全社会的迫切要求，是广大民众的惨痛呼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所以做出那样的决策，是被逼的：毛泽东的继续革命路线已经穷途末路，中共高层的明智之士、良知犹存之士是感受到了民众的苦难和吁求，这个初衷我们绝不能忘记、绝不能忽略。不管改革开放后来如何被权贵集团偷天换日、将改革成果据为己有，都不能否认这一点：改革开放是毛泽东的倒行逆施逼出来的。
　　我读到已故新华社老人杨克现20年前（1998年，那一年，是改革开放20周年）为一本书——《告别饥饿1978》所写的序（此书名在民间历史网站上记作《1978，告别饥饿》。但查中国百度等网站，均为《告别饥饿1978》，窃以为欠通，“1978，告别饥饿”似更准确。请教各位方家！——老高注）他记录了这本书是如何写出来的，正好回答了、印证了上面我所说的话。
　　杨克现，出生年月、籍贯都不详，网上查到关于他的零星资料，还是他女儿回忆他艰苦采访中苏混合登山队攀登慕士塔格峰的故事中所透露的一点点：他原本是西北大学文史系学生，1949年受革命热潮鼓舞报考了新华社新闻训练班，1950年5月训练班毕业后到新华社新疆分社工作，2016年3月去世。看来是一直在新华社系统工作到退休，八十年代初期担任新华总社国内部农村组副组长，后来升任过什么更高职务就不知道了。
　　现在许多人在痛骂、鞭挞中国官方媒体和媒体人为虎作伥。确实，中国官方媒体中有许多灵魂被阉割的丑类，但是我们不能一棍子横扫一船人。其中有些人——有不少人——像杨克现，像他提到的四位记者，像他文中所说的“农民的痛苦更常常是农村记者的痛苦。最大的痛苦不是别的，是每次政治运动都有一批农村记者因为替农民讲了真话，无端受到批判斗争，甚至开除党籍、撤职”的这些人，顶着压力、冒着风险也要为民请命——尽管其中有些人声称这真正是“维护了党的利益和信誉”，但是我认为这无可深责，他们是真的这么想，还是一种生存的策略，也不必深究——毕竟他们处在严酷的政治时空之中，我们身在海外安全环境，对这些尽心尽力发掘真相的媒体人，更应该感谢：他们是“中国的脊梁”！
　　道格拉斯·麦克阿瑟有句名言：“老兵不死，只是凋零。”杨克现这位良心记者已经过世了，他提到的四位记者，当时最年轻的是33岁，现在也应该是古稀之龄了。这样的记者，是不是死一个少一个，越来越“凋零”了？下一步，我可能要再留意一下比较年轻的记者——我希望看到薪火相传。


　　《1978，告别饥饿》（序）

　　杨克现，民间历史，原载《农村改革纪略》

　　读者翻开的这本书，是新华社四位记者根据自己1980年3月至9月的采访笔记整理而成的。其中大部分内容曾写成“内参报道”，供中央最高决策层参考。那时候，我国农村正处于告别饥饿的历史关头，改革方兴，步履艰难，中央迫切需要了解农村的真实情况。书稿于1980年完成，1998年面世，经历了整整十八个年头。撰写这部“内参报道”的四位记者是：胡国华、傅上伦、冯东书、戴国强。他们当时的年龄分别为三十三、三十七、四十六、四十八岁。

　　这是一本什么书？
　　作为曾经并肩战斗在一条战线，又在某种程度上参与成书全过程的我，完全有理由说，这是一部全面系统地反映西北黄土高原农村社会全景式的历史。它如明镜一般，使人们对农村改革的必要性、迫切性，乃至复杂的历史大背景一目了然。
　　它告诉当今时代，也告诉我们的子孙后代：中国人民曾经走过怎样曲折的艰难道路，曾经承受过多么巨大的民族磨难。
　　由于照搬斯大林全盘集体化的模式，由于追求“一大二公”，急于改变生产关系以求推动社会前进的空想成分增加，由于“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屡纠屡犯，由于工业化进程中过大的工农业剪刀差难以得到纠正，由于政社不分高度集权制度不断强化，整个农村经济，在生产、流通、消费的各个领域，无不把农民的手脚捆绑得死死的，使农民和他们赖以生存的集体经济，完全处于屈从的地位。一个集体经济单位办糟了，农民没有退社的自由；某种责任制的创新显出了经济效益，集体也没有选择的自由。干部中独断专行、强迫命令、办事不公，甚至腐化堕落，农民没有监督的权利。经济上缺乏核算，低效率，甚至是无效率的普遍化，这就使得追求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衰变成粗鲁的平均分配贫穷的社会主义。不仅如此，随着“农业学大寨”运动的深入发展，继续突出阶级斗争的群众运动和两条道路斗争的政治压力，以及不断强化的全面专政论，都以最革命的名义，把我国农村经济推向了灾难的境地。
　　十一届三中全会早开过了三年，山西一位农民斗胆评论人民公社制度。他说，多少年来，公社制度把我们农民像牲口一样死死拴在槽上。拴在槽上也可以，却不给草料吃。不给草料吃，又不让我们去找草料吃……
　　据农业部人民公社管理局统计，1978年全国人民公社社员从集体分得的收入，人均也不过七十四元六角七分。在全国，人均分配超过三百元的“明星队”仅占千分之二左右，寥若晨星。这一比例，在北方，在四位记者调查过的西北黄土高原，更少。
　　许多地方农民辛苦劳动一年，扣除了口粮，竟没有任何现金可以分配。多少年来农民倒欠集体的钱，集体倒欠国家的钱，已成为恶性循环，如同走进又黑又长的隧道而苦无出路。
　　本来，自留地、家庭副业，尚不失为集体经济的一项必要补充，农民从这里还可以寻找到购买油、盐、醋、火柴，以及孩子们上学的最简单的费用，不料却都被当做资本主义限制了，没收了。
　　更有甚者，全国许多地方，农民们一家人连多养两只鸭、三只鸡，多栽几棵树的一丁点自主权，都被当成资本主义尾巴割掉了，叫他们到哪里去寻找生存的空间！？
　　这便是三年困难时期举国饥荒，数以千万计的人死于非命的主要教训；这便是十年“文革”我国农业濒临破产的根本原因；这也是一直延续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几年，农副产品依然短缺，城乡人民生活中，粮、棉、油、糖、肉、禽、蛋等农副产品都不得不凭票限量供应的艰难之所在。
　　读罢本书，掩卷沉思，人们可以想想：如此窒息了经济活力，如此带来贫穷的公社制度，怎么能够引导广大农民走向梦幻的天堂！？在如此脆弱的农业基础上，人民共和国怎么能够建成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
　　是农村改革的成功，挽救了我们的国家。
　　仅仅因此，这部书在我国改革开放历史上应该有它一席之地。

　　1980年春夏，新华总社先后给了四位记者一个共同的任务：调查农村贫困饥饿的真相，探讨治贫致富的良策。
　　第一个出发的记者是冯东书，国内部领导已给了他指点。当戴国强、傅上伦、胡国华第二批记者出发前，总社领导穆青还特地把他们找去。穆青说，他看了陕西分社社长冯森龄的《延安调查》“内参”，好长时间平静不下来，真没想到革命胜利几十年了，对中国革命曾经作出过巨大贡献的延安人民至今还过着饥寒交迫的日子。希望他们以《中国的西北角》《西行漫记》两部中外名著为榜样，能为这转变关头的历史留下些什么。他希望这次调查要拓宽视野，要深入下去，到村到户。他说：延安如此，整个陕北怎么样？你们应该实地去看一看。连中央拨给的扶贫款是怎样花的，群众是否得益，他都要求记者加以注意。
　　领导的肺腑之言，化作这次调查的力量。他们四人，从春到夏，从夏到秋，马不停蹄地跨越晋北、陕北、宁夏的西海固、甘肃的平凉和定西等四省区的广袤土地。地域跨度之大，时间之久，考察问题之深，为过去少有。
　　思想一旦冲破牢笼，禁区之门也就打开。

　　内参接连发回北京，被送进中南海，中国最高决策层那里。一贫如洗的凄苦状况，反映出人们求生存的尖锐冲突。形势之严峻，不仅是报刊电台从未报道过，就是省以上党政领导也极难从下级的内部报告中了解到。毫不夸大地说，这些“内参报道”，对于改变中国农民的前途和命运，对于推动中国的改革开放，起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其中不少“内参报道”，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万里等中央领导都作了批示，成为制定重大政策的可靠依据。
　　几个月后，大家在兰州集合，我奉命前往，主持会议，交流情况，交换看法，整理思绪，回京后正式向穆青做系统的汇报。当汇报到那种令人忧虑心焦的贫穷与饥饿景况时，穆青几次拍案而起，无法遏制自己悲愤的感情。
　　起草这部书稿并不困难，也不需要什么生花妙笔。书稿完成后，内部打印出有限的份数，除交中央有关部门外，四位记者和有关几位编辑各得一份。书稿中还有几个章节未打印，其中有写甘肃困难时期大量人口非正常死亡情况的《贫困的死亡线上》；有写基层干部群众心态的《挽救失去的忠诚》。单是题目，已足见其惊心动魄、催人深思的分量。
　　开始，大家对书稿面世充满信心。但是，等到把如此尖锐而丰富的材料整理成书稿而拟议公开出版的时候，大家都犹豫了。原因是：若把目击的贫困真相全部泄露出去，会不会带来什么负面影响？更何况，农民们要求松绑的呼声已经远远超越了政策界限，超越了干部能承受的程度。
　　1997年初夏，我们夫妇在杭州见到了已担任《浙江日报》副总编辑的傅上伦。畅谈之中，不由得又谈起西北黄土高原的那次农村调查。傅上伦说，那是他记者生涯中直面现实生活，敢讲真话，敢讲真理，最难忘的一次采访。可惜他留存的那部书稿，无论如何也找不到了。傅上伦寄希望于我。他说他记得清楚，我那时在总社担任国内部农村组副组长，有一份内参，是他打长途电话到总社，由我记录成文而送上去的。
　　我立即回忆起那年八月初挥汗如雨的季节。傅上伦来电话说，他们三人赶到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县，小麦正黄熟待割，不意却有一个公社农民集体罢工拒绝开镰收麦。农民说，今天哪怕干部请吃羊肉泡馍也不顶用，除非答应他们包产到户。
　　此事公社报告县委，县委再向上报，地委和自治区党委都坚决不准，干部和农民间形成僵局。我立即感觉到此事的严重程度和超重的分量。因为我自己知道，包产到户，1978年安徽省小岗农民还只是瞒上不瞒下，集体发誓，秘密实行的。现在事隔一年，宁夏固原的农民竟采用罢工的形式公开“要挟”领导，可见地下的流火已上升到了地面，如火山爆发。可见包产到户，不管是动用行政权力还是政策说教，都已是万万地压不下去了。
　　“内参”送到中南海，三天后胡耀邦便带了“内参”风尘仆仆亲临宁夏六盘山区核查。他要力排众议，解开这个死疙瘩。
　　时任新华社国内部副主任兼农村组组长的陈大斌也是这次调查的积极支持者和组织者之一。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些稿子，都是经他审定、排印、装订成册的。
　　农民的痛苦更常常是农村记者的痛苦。最大的痛苦不是别的，是每次政治运动都有一批农村记者因为替农民讲了真话，无端受到批判斗争，甚至开除党籍、撤职。
　　杜导正一生多采访农民，自诩为农村记者。1958年他任新华社广东分社社长、首席记者时，头脑发热，曾跟随潮流写了一些浮夸的报道。一年后广东征不上粮食，大反农民瞒产私分的时候，而他却发现农村很多地方实际已在闹粮荒，浮肿和逃荒的事都发生了。
　　实际使他头脑冷静下来，他秉笔直书人之未敢言的真话：广东发生了饥荒，向北京报警。不想，讲假话无人追究，讲了真话反而大祸临头。为此，他受到过七斗八斗的折磨，千夫所指，无地自容。最后，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调出新华社，蒙冤达两年半之久。直到我们的民族从一场大饥饿的苦难中转过身来，才承认他讲的是有益于人民的真话，获得平反。
　　“说真话真难还是应该说真话”，这不仅是杜导正一个人的经历，实际上也是农村记者经常遇到的艰难处境和严峻考验的写照，特别是我们国家农村政策一次次向“左”的错误滑坡，农村经济受到严重破坏乃至涉及国家安危的历史关头，大凡有良知的农村记者，谁能不经受这种审问自己灵魂的考验：是讲真话？还是讲假话？还是什么话也不敢讲？
　　这也是我自己一生，特别是后半生力求做一个合格的农村记者所走过的极其艰难的心路历程。
　　我自小生长在农村，对农民，对于农民的命运充满了同情，对国家的危难充满了忧伤。只因困难时期亲眼看见过成千上万的饥民潮水般涌向边疆逃生的场面，听到过饥荒夺去无数人生命的惨情，私下议论过“三面红旗”的是非，便被上纲上线，牵强附会地整理成骇人听闻的“反党叛国”疑案，背地立案审查。
　　我参加过长安农村“四清”运动，只因不忍看到对农村干部残酷斗争的过“左”政策造成了五百多名干部自杀的冤案，遂鼓起勇气，向上面写了“内参”反映，也被抓住不放，当做关键时期反党的铁证。还因为我听到过农民因人民公社的失误对毛泽东的怨言，更是罪上加罪，罪大恶极。总之，“文革”前，“文革”中，我经受过的一切批判、斗争、凌辱、抄家，无一不是与我从事的农村报道和讲真话有关。
　　孤立地看，这部书稿虽然是四位记者对十八年前中国农村的真实记录，但它却代表了那个时期的广大有良知的记者的高尚品格。因为，历史看得清楚，中国记者作为一个整体，没有辜负时代的期望。
　　今天，打开这部尘封十八年的书稿，重温当年农村贫穷饥饿的情景，目睹坚冰打破后每天发生在身边的此起彼伏的改革大潮，人们已不再是对过去的悲叹，而是涌动起思想更加解放的激流，朝着新世纪的阳光大道迅跑。历史是公正的裁判。过去，现在，直到未来，任何时候，只有那些忠实于事实、敢讲真话、追求真理的记者，才能成为真正的人民记者。
　　1998年5月于黄亭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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