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九一三事件”最終是否能真相大白、大白後的真相究竟為何，不管最後林彪在歷史上被如何蓋棺論定……有一個事實是確定不移的：這一天所發生的舉世震驚的事件，給了我和同齡人“脫魅”、掙脫現代迷信、走向獨立思考的第一推動力


　　老高按：一年一度“九一三”。今年不像往年，臨近這一天，在網絡上、自媒體上，關於林彪話題的文字都不太多，可能是因為這個話題已經談了47個春秋？也可能是這些日子勁爆話題太多，美國國內的，中國國內的，美中之間的……讓大家無暇他顧？我只看到徐友漁教授的一篇《又到“九一三”》短文。
　　但這個日子，卻是我不能忘記的。追溯起來，正是這個日子爆發的那個舉世震驚的重大事件，成為我，也成為我的同齡人原本堅信不疑的政治神話，發生動搖、坍塌、直到最後完全崩毀的第一道被震裂的裂紋。
　　不管“九一三事件”最終是否能真相大白、大白後的真相究竟為何，不管最後林彪在歷史上被如何蓋棺論定……都改變不了一個事實：這一天發生的事件，給了我和同齡人“脫魅”、掙脫現代迷信、走向獨立思考的第一推動力。正是因為受到這樣巨大的震撼，讓我開始比較冷靜地、理性地觀察和思索很多問題。儘管後來思想有過多次反覆和搖擺，對複雜紛紜的社會現象仍然多次陷於困惑，但畢竟對個人崇拜、對政治夢囈有了某種免疫力。從這個意義上，我感謝林彪，以他死於非命，宣告了毛澤東“繼續革命”學說、路線及其“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徹底破產，讓千百萬“中蠱”迷狂的年輕人大吃一驚，有了從夢魘中醒過來的可能性。
　　為此，轉發徐友漁最新的短文《又到“九一三”》和不那麼新、也不那麼短的《林彪事件瓦解了政治神話》兩篇文字，以紀念我自己思想解放的起點。


　　又到“九一三”

　　徐友漁，RFA

　　“九一三”這個特別的日子就要到了。1971年9月13日，林彪乘坐專機出逃，在蒙古國的荒漠機毀人亡，林彪事件從此就成了一個說不盡道不完的話題。
　　林彪事件成為綿延不絕的話題，首先是因為它包藏了太多太複雜的情節和秘密，林彪為什麼要坐飛機倉皇出逃，他是自願的還是被迫的？飛機開始是往南飛還是往北飛，去哪裡，幹什麼？更關鍵的是，飛機是因為油料不足迫降不成而爆炸，還是被導彈擊落或是因為其他原因而失事？總之，疑問太多，引起人們無窮無盡的疑問和猜想。看來，真相只能埋藏於地下，永無見天之日。
　　林彪事件的最大意義是宣告了文革的破產。根據官方宣傳，文化大革命鬥爭的焦點，是要解決革命事業的接班人問題，鬥來鬥去，英明領袖親自確定的接班人卻是一個野心家、陰謀家，這怎麼向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交代？而且，這個接班人據說是對毛澤東最忠誠，毛澤東思想紅旗舉得最高的，其他人的忠誠度到底如何，就可想而知了。最近以來，中國退回到毛澤東時代，退回到文革時期的現象不斷出現，我們現在來回顧和研究林彪現象和林彪事件，會有特別的感受和啟發。
　　林彪事件表明，對中共黨的最高領導人的“表忠心、獻忠心”活動，根本是假的。林彪在文革發動初期大力鼓吹“誰反對毛主席，全黨共誅之，全國共討之”，結果如何呢，他自己就反對毛澤東，把毛看得很透；現在，又有天津市委書記李鴻忠說什麼對於總書記“忠誠不絕對，就是絕對不忠誠”，東施效顰，學得相當賣力。不過，中共高級幹部拍馬屁的招數，也就那麼幾下，他們一定要把話說絕、說死，不給競爭的同僚留下趕超的餘地。我們還可以看出，中共提倡的忠誠，是從忠於民族和國家偷換成忠於政黨，再偷換成忠於領袖個人，野心家和政治小人這麼做是為了達到個人目的，但這種概念的偷換對於民族和國家則是貽害無窮。
　　林彪事件表明，對中共最高領導人搞個人崇拜，純粹是假的。他吹捧毛澤東，說他是幾千年才出一個的天才，他的話“句句是真理，一句頂一萬句”。但是，他對毛澤東的真實看法是“他自我崇拜，自己迷信，崇拜自己，功為己過為人。”這說明，個人崇拜的發生，表面上是下面的人拍馬屁、抬轎子，實質上是最高領導人有愛好、有要求；這還說明，個人崇拜的話說得那麼誇張、那麼肉麻，其實沒有半點真誠性可言，那些自稱絕對忠誠的人，實際上是絕對不忠誠，而最高領導人也是心知肚明。個人崇拜看起來搞得熱熱鬧鬧，其實上上下下都在做戲，這是一出很快就會收場的鬧劇。
　　林彪事件表明，所謂的中國夢，實際上是頭腦發熱和發昏的人做的黃粱一夢。林彪說文革超過古希臘羅馬文明和歐洲文藝復興，說文革“損失最小最小，成績最大最大”，鼓吹使用“農村包圍城市”的世界革命戰略，建立一個紅彤彤的毛澤東思想統治的世界。受毛澤東、林彪蠱惑的紅衛兵則白日做夢，暢想縱馬馳騁於頓河河畔和烏克蘭草原，攻占克里姆林宮和白宮。但是，中國的現實是，工人農民缺吃少穿，幹部變相失業，青年學生變相勞改，林彪事件的發生之日，就是文革世界革命美夢結束之時。今日大肆鼓吹的中國夢，比文革時的夢想又好了多少呢？


　　林彪事件瓦解了政治神話

　　徐友漁，愛思想

　　1971年9月，我從鄉下回到成都。這月下旬，聽說各單位傳達了一個通知，國慶節將不在天安門廣場集會，也不舉行遊行慶祝活動。這是相當異乎尋常的事情，因為自1949年以來，每年都要舉行這種活動。特別是“文革”期間，毛澤東和他的“親密戰友”林彪，即使不在國慶節，也經常在天安門城樓檢閱群眾的遊行，一些敏感的人猜測，可能中央出了大事。
　　國慶之後我回到鄉下，一天下午，一個同學急匆匆地來到我那裡，告訴我，林彪圖謀政變未遂，乘飛機企圖外逃，在飛往蘇聯的途中座機被擊落，墜毀於蒙古，現在北京正在大力清查林的餘黨。我聽了驚得目瞪口呆，忙問消息是否屬實。這時又來了更多的知青，紛紛證實這一消息。大多數人是從外台廣播知道的，個別人在成都就聽到了傳聞，還有人是直接得之於官方渠道。一下子，大家無心幹活了，坐下來長時間議論這件事。知青們對此除了感到驚異之外，還明顯地帶着幸災樂禍的情緒。顯然，這對“左派”來說是一件大丟面子的醜事。他們很難向全國人民，向全世界作出解釋。
　　知青往往管不住自己的嘴巴，有人指着公社辦公室里掛的林彪畫像說：“這人早就完蛋了，該把他的像取下來！”有人勸告小學教師，不要再帶領學生念誦“林副主席指示”，祝願“林副統帥身體永遠健康”。他們的言論把當地幹部和教師嚇得魂飛魄散，有的人還受到公安機關追查。幸好正式文件很快就傳達下來，聽宣讀文件時，整個會場肅穆得出奇。聽說，在縣以上幹部聽傳達時，有人驚嚇得如五雷轟頂，有人氣急敗壞，如喪考妣，還有人當場昏倒在地。
　　人們預想的難堪局面並未出現，黨中央發布了一個又一個文件，公布了一批又一批材料，揭發林彪及其同黨的罪行。文件指控林彪是鑽進革命隊伍的投機分子，連他善於打仗這一點也被否定。如果聽信這些指控，自然會認為林彪從來就不是好東西。但人們仍然會問，他怎麼當上了“最親密戰友”，登上了“副統帥”的位置？我和我的朋友們，我想還有全國人民，都在等待着解釋。如果沒有很好的解釋——當然不可能有——顯而易見，惟一的辦法是承認錯誤，承認讓他當上第二號人物是錯誤的。
　　林彪作為毛澤東惟一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的地位，是寫人了黨章的，他是中共九大選出來的。如果他是靠密謀登上高位，那麼可以揭發他、批判他了事。但他自從50年代就是黨的副主席，在“文革”中，中央文件、黨的報刊一直稱頌他“把毛澤東思想紅旗舉得最高”，現在怎麼會圖謀政變，怎麼會投敵叛國呢？當初為什麼要選他？毛澤東為什麼要讓他當自己的接班人？把這樣一個英雄強加於全國人民，現在他出事了，難道可以不交代，難道可以只說一句“他早就是壞蛋”？黨的法定接班人為什麼會倉皇出逃，並葬身荒漠？六個政治局委員怎麼一下子成了“反黨集團的主要成員”？黨的內部在搞什麼名堂，是怎麼回事？黨不是被稱頌為“光榮、偉大、正確的黨”嗎？這樣一些問題，長時間在我心中撞擊。
　　後面還有出人意料的好戲。中央發了一個文件，轉載了一封據說是毛澤東於1966年7月8日寫給江青的信，信中似乎表示他不大同意林彪對他搞個人崇拜。這封信的內容現在被解釋為毛澤東早就知道林彪心術不正。
　　本來，毛澤東被塑造為一個無所不知、無所不曉、明察秋毫、洞察一切的萬能之神。但他培養。指定的接班人卻要暗殺他，是個野心家，投敵叛國的反革命，這已成了天大的笑話？現在當局拿出材料證明，毛澤東早在發動“文革”時就看透了這個壞蛋，看來毛澤東並未犯錯誤，他依舊料事如神。
　　我聽傳達這個文件時，已經調回成都當工人。許多人被這封信弄糊塗了，簡直未料到還可以這樣來解釋。據說這封信是毛澤東寫給江青的，林彪事件是一個關乎全黨全軍全國的政治事件，毛、江夫妻之間的私房話怎麼能證明毛澤東不但沒有責任，而且還是先知先覺？而且，信上只說毛澤東不太樂意過分吹捧他，並沒有正式地在政治上否定林彪；其次，如果聽任官方的解釋，毛澤東暫時讓林彪吹捧自己是為了打倒劉少奇，那麼這不是明顯地在玩權術、搞陰謀嗎？這難道是一個“偉大領袖”的作為，他不是發出過“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的號召嗎？總之，官方的解釋矛盾百出，不論你聽信哪一方面，都會在另一方面露出破綻。
　　一個無法迴避的、全國人民都明白的問題是，為什麼沒有人認錯？為什麼毛澤東本人不認錯？既然企圖以一貫的手法愚弄人，人們就只能得出自己的結論。許多人在政治上不那麼信任領導人了，也不再認為毛澤東的話句句是真理了。
　　我充分了解林彪事件在破除我們這一代人的政治迷信方面起了多大作用。當然，“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人們疏離“文革”中官方政治教義的過程早在運動中期就已經開始。懷疑不斷地增加，否定不斷地產生，林彪事件使許多人完成了這一離經叛道的過程。
　　由於毛澤東採取發動群眾，運用“四大”的方式來搞運動，黨內的矛盾和陰暗面在老百姓面前得到相當程度的暴露，人們知道了許許多多他們以前無法想象的事。
　　有人在大字報中“揭發”，領導幹部們並不都是如他們自我標榜的那樣是人民的公僕，而是享受着驚人的特權，有的過着奢侈的，甚至是糜爛的生活。比如，大字報揭發四川的某負責人，一人就占有四棟樓房，每次在溫水游泳池中游泳，就得耗去數噸煤。他和其他高官跳舞、看戲、游泳，都要抽調歌舞團貌美個高的女演員作陪。他們的高幹病房簡直是療養的天堂，那些漂亮的護士往往成了他們發泄淫慾的對象。他們可以用外匯購買國外高檔消費品，在國內也有隻對他們開放的特供商店，他們的子女從幼兒園起就享受特殊照顧和教育。這些揭發大多出自他們的下屬、秘書、警衛，就算只有一部分真實，也足以使人猛省。
　　“文革”前，各級領導在實際生活上樹立了一大批模範人物，作家在小說、電影、戲劇中塑造了各種英雄形象，他們都被用來教育青少年，使他們形成革命的人生觀。但“文革”把這一切都打得粉碎，把許多模範說成是假典型。比如，四川有個農婦叫冷月英，據說曾被大地主劉文彩長期關在水牢中，她的事跡流傳全國，她到處作報告，控訴舊社會，歌頌救命恩人共產黨和毛主席。但“文革”中有人“揭發”，她根本就沒有關過水牢，她講的故事是編造的。“文革”前出版的小說《紅岩》是一部臉炙人口的作品，書中描寫了共產黨員被捕後在國民黨的監獄中進行堅貞不屈的鬥爭。但“文革”一爆發，小說作者羅廣斌就被宣布為“叛徒”，他跳樓自殺身亡。書中的革命英雄也被說成要麼是叛徒，要麼是純屬子虛烏有。一大批對青年學生有影響的小說，如《青春之歌》、《三家巷》，被宣布為大毒草，書中主人公的高大革命形象被徹底否定。
　　“文革”運動一波三折，翻來覆去，一個幹部，一會兒是黑幫，一會兒是革命者；一項政策，一會兒是黨的英明決定，一會兒又變成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弄得人們莫衷一是，使得黨的權威喪失殆盡。政治上的不擇手段和實用主義，使人不可能維護真誠的信念。我在運動中聽說總部頭頭C講，在聶元梓的辦公桌里，同樣放着兩種截然相反的材料，一種說中央某個有爭議的人物是黑幫分子、野心家、陰謀家，應堅決打倒；另一種說他是真正的革命者，是毛主席的人。她可以根據形勢拋出不同的材料，以撈取政治好處。當然，引起人們竊竊議論的還有毛澤東本人。比如，陳伯達給他當了幾十年秘書，1959年的廬山會議後替他寫文章大肆批判彭德懷，“文革”中出任“中央文革小組”組長，專門闡述他的“文革”理論。但在1970年的廬山會議上，陳站在林彪一邊，毛澤東馬上宣稱他和陳共事30多年，兩人從未很好地合作過。在次年1月底，中央又發出大量材料，說陳是叛徒、老牌反共分子。人們不禁要問，那麼為什麼要用陳伯達這樣的人來領導文化大革命呢？他以前撰寫了那麼多文章批判彭德懷，批判毛澤東的其他政敵，還算不算數呢？
　　黨中央的專案組指控劉少奇是叛徒、內奸、工賊，還指控劉少奇的妻子王光美是美國中央情報局特務。我於1969年在學校聽到傳達關於他們的“罪行審查報告”時，就感到其證據根本不說明問題。即使其他人不善於懷疑，相信所公布的“罪證”，他們也會問，叛徒、內奸、工賊是怎麼當上了黨的副主席和國家主席的呢？一個黨和政府，如果它的大多數重要領導人都是“壞蛋”，它怎麼可能是“光榮、偉大、正確”的呢？
　　有趣的是，相當多的紅衛兵和老百姓對於“文革”產生懷疑和牴觸，是從了解到江青的歷史和個人生活開始的。江青當過演員，嫁過若幹個丈夫，曾經有過十分浪漫和風流的經歷。在“文革”中，從失勢的高官到普通老百姓，都愛議論江青這段“不光彩”的歷史，這種人身攻擊是對“文革”不滿的表現。這裡有可悲的一面，按照中國封建文化傳統，一個當過“戲子”，嫁過許多丈夫的人是不吉之物，是“禍水”。而中國封建王朝的文官武將們不敢指斥“昏君”，卻大肆抱怨和批評“妖后”害君誤國。在這種意義上，對江青的個人攻擊是不足論的。但另一方面，既然江青把與她經歷相似的一大批人當成十惡不赦的壞蛋打翻在地，那麼人們用同樣的標準來衡量她的過去，就是合理的。她把30年代在上海文藝界與她共事的人全打成黑幫，又怎麼能期望人們對她有好印象呢？
　　當然，對於紅衛兵這一代而言，改變政治信念的主要原因是他們自己的親身經歷。“文革”初期，為了煽動他們起來“造走資派的反”，把他們封為“革命小將”、“革命先鋒”，請他們到北京，上天安門城樓。而到了運動後期，不是指責他們犯了錯誤，就是把他們打成反革命，中學生則統統趕下鄉去。卑賤的生活，中國農村極度貧窮落後的現實，猶如給心靈中不滿的火種煽風、澆油。與我同齡的這一代人，其中大多數都有一個明確的認識：“我的生活給毀了。”當然，其中少數人在“四人幫”垮台之後通過高考等途徑獲得了一定的社會地位，但這種人既然能夠在艱苦無望的條件下堅持自學和奮鬥，他們就更不會淡忘那惡夢般的歲月。
　　對於我來說，拋棄和否定“文革”中形成的政治觀念，是一個更為緩慢的過程。因為我堅持以下兩點，一、現象往往不能說明本質；二、判斷歷史性的是非功過，要儘可能把自己的切身利益撇開。“文革”造成的破壞和動亂，紅衛兵被玩弄的下場和下鄉的艱苦生活，當然促使我懷疑和思考，但它們不是使我改變的根本原因。
　　在“文革”前，中國的青少年普遍相信這樣一套政治神話，即中國大陸是世界上最自由、平等、富裕、強大的國度，世界上其他國家（也許除了阿爾巴尼亞、朝鮮、越南）的人民都過着饑寒交迫的生活，我們的責任是解救他們。當然，我們有一支舉世無雙的軍隊，但我們最熱愛和平，不想靠武力輸出革命，等等。
　　但在鄉下，當我們用鋤頭打土，用扁擔挑谷的時候，人們從空中電波中得知阿波羅號飛船已經使美國宇航員登上了月球。中華民族對月亮有特殊的感情，嫦娥奔月的神話故事在中國人民中間世代相傳。當人類將這一瑰麗的夢想變成現實時，我們正在鄉下過着斷糧缺柴的日子。是誰代表人類實現這一偉大夢想的？竟然是那最兇惡的敵人，最反動、最腐朽的“美帝國主義”！
　　在1970年初，我偶爾翻到一張內部發行的《參考消息》，上面登載一則消息說，日本上一年的鋼產量大約是一億噸，我看了大吃一驚。日本的國土是中國的幾十分之一，我們的社會主義優越性是怎麼回事？我的思想的改變和政治神話的破滅同步進行，現實生活中每一件殘酷的事、荒唐的事，對黨史和中國近代史上每一件事實的重新認識和評價，都在瓦解那個神話。對我而言，可能也是對我們這一代的大多數人而言，林彪事件是發生在眼前最荒唐、最可笑的事件，它為人們懷疑、探索和否定“文革”作出了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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