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九一三事件”最终是否能真相大白、大白后的真相究竟为何，不管最后林彪在历史上被如何盖棺论定……有一个事实是确定不移的：这一天所发生的举世震惊的事件，给了我和同龄人“脱魅”、挣脱现代迷信、走向独立思考的第一推动力


　　老高按：一年一度“九一三”。今年不像往年，临近这一天，在网络上、自媒体上，关于林彪话题的文字都不太多，可能是因为这个话题已经谈了47个春秋？也可能是这些日子劲爆话题太多，美国国内的，中国国内的，美中之间的……让大家无暇他顾？我只看到徐友渔教授的一篇《又到“九一三”》短文。
　　但这个日子，却是我不能忘记的。追溯起来，正是这个日子爆发的那个举世震惊的重大事件，成为我，也成为我的同龄人原本坚信不疑的政治神话，发生动摇、坍塌、直到最后完全崩毁的第一道被震裂的裂纹。
　　不管“九一三事件”最终是否能真相大白、大白后的真相究竟为何，不管最后林彪在历史上被如何盖棺论定……都改变不了一个事实：这一天发生的事件，给了我和同龄人“脱魅”、挣脱现代迷信、走向独立思考的第一推动力。正是因为受到这样巨大的震撼，让我开始比较冷静地、理性地观察和思索很多问题。尽管后来思想有过多次反复和摇摆，对复杂纷纭的社会现象仍然多次陷于困惑，但毕竟对个人崇拜、对政治梦呓有了某种免疫力。从这个意义上，我感谢林彪，以他死于非命，宣告了毛泽东“继续革命”学说、路线及其“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彻底破产，让千百万“中蛊”迷狂的年轻人大吃一惊，有了从梦魇中醒过来的可能性。
　　为此，转发徐友渔最新的短文《又到“九一三”》和不那么新、也不那么短的《林彪事件瓦解了政治神话》两篇文字，以纪念我自己思想解放的起点。


　　又到“九一三”

　　徐友渔，RFA

　　“九一三”这个特别的日子就要到了。1971年9月13日，林彪乘坐专机出逃，在蒙古国的荒漠机毁人亡，林彪事件从此就成了一个说不尽道不完的话题。
　　林彪事件成为绵延不绝的话题，首先是因为它包藏了太多太复杂的情节和秘密，林彪为什么要坐飞机仓皇出逃，他是自愿的还是被迫的？飞机开始是往南飞还是往北飞，去哪里，干什么？更关键的是，飞机是因为油料不足迫降不成而爆炸，还是被导弹击落或是因为其他原因而失事？总之，疑问太多，引起人们无穷无尽的疑问和猜想。看来，真相只能埋藏于地下，永无见天之日。
　　林彪事件的最大意义是宣告了文革的破产。根据官方宣传，文化大革命斗争的焦点，是要解决革命事业的接班人问题，斗来斗去，英明领袖亲自确定的接班人却是一个野心家、阴谋家，这怎么向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交代？而且，这个接班人据说是对毛泽东最忠诚，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最高的，其他人的忠诚度到底如何，就可想而知了。最近以来，中国退回到毛泽东时代，退回到文革时期的现象不断出现，我们现在来回顾和研究林彪现象和林彪事件，会有特别的感受和启发。
　　林彪事件表明，对中共党的最高领导人的“表忠心、献忠心”活动，根本是假的。林彪在文革发动初期大力鼓吹“谁反对毛主席，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结果如何呢，他自己就反对毛泽东，把毛看得很透；现在，又有天津市委书记李鸿忠说什么对于总书记“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东施效颦，学得相当卖力。不过，中共高级干部拍马屁的招数，也就那么几下，他们一定要把话说绝、说死，不给竞争的同僚留下赶超的余地。我们还可以看出，中共提倡的忠诚，是从忠于民族和国家偷换成忠于政党，再偷换成忠于领袖个人，野心家和政治小人这么做是为了达到个人目的，但这种概念的偷换对于民族和国家则是贻害无穷。
　　林彪事件表明，对中共最高领导人搞个人崇拜，纯粹是假的。他吹捧毛泽东，说他是几千年才出一个的天才，他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但是，他对毛泽东的真实看法是“他自我崇拜，自己迷信，崇拜自己，功为己过为人。”这说明，个人崇拜的发生，表面上是下面的人拍马屁、抬轿子，实质上是最高领导人有爱好、有要求；这还说明，个人崇拜的话说得那么夸张、那么肉麻，其实没有半点真诚性可言，那些自称绝对忠诚的人，实际上是绝对不忠诚，而最高领导人也是心知肚明。个人崇拜看起来搞得热热闹闹，其实上上下下都在做戏，这是一出很快就会收场的闹剧。
　　林彪事件表明，所谓的中国梦，实际上是头脑发热和发昏的人做的黄粱一梦。林彪说文革超过古希腊罗马文明和欧洲文艺复兴，说文革“损失最小最小，成绩最大最大”，鼓吹使用“农村包围城市”的世界革命战略，建立一个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统治的世界。受毛泽东、林彪蛊惑的红卫兵则白日做梦，畅想纵马驰骋于顿河河畔和乌克兰草原，攻占克里姆林宫和白宫。但是，中国的现实是，工人农民缺吃少穿，干部变相失业，青年学生变相劳改，林彪事件的发生之日，就是文革世界革命美梦结束之时。今日大肆鼓吹的中国梦，比文革时的梦想又好了多少呢？


　　林彪事件瓦解了政治神话

　　徐友渔，爱思想

　　1971年9月，我从乡下回到成都。这月下旬，听说各单位传达了一个通知，国庆节将不在天安门广场集会，也不举行游行庆祝活动。这是相当异乎寻常的事情，因为自1949年以来，每年都要举行这种活动。特别是“文革”期间，毛泽东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即使不在国庆节，也经常在天安门城楼检阅群众的游行，一些敏感的人猜测，可能中央出了大事。
　　国庆之后我回到乡下，一天下午，一个同学急匆匆地来到我那里，告诉我，林彪图谋政变未遂，乘飞机企图外逃，在飞往苏联的途中座机被击落，坠毁于蒙古，现在北京正在大力清查林的余党。我听了惊得目瞪口呆，忙问消息是否属实。这时又来了更多的知青，纷纷证实这一消息。大多数人是从外台广播知道的，个别人在成都就听到了传闻，还有人是直接得之于官方渠道。一下子，大家无心干活了，坐下来长时间议论这件事。知青们对此除了感到惊异之外，还明显地带着幸灾乐祸的情绪。显然，这对“左派”来说是一件大丢面子的丑事。他们很难向全国人民，向全世界作出解释。
　　知青往往管不住自己的嘴巴，有人指着公社办公室里挂的林彪画像说：“这人早就完蛋了，该把他的像取下来！”有人劝告小学教师，不要再带领学生念诵“林副主席指示”，祝愿“林副统帅身体永远健康”。他们的言论把当地干部和教师吓得魂飞魄散，有的人还受到公安机关追查。幸好正式文件很快就传达下来，听宣读文件时，整个会场肃穆得出奇。听说，在县以上干部听传达时，有人惊吓得如五雷轰顶，有人气急败坏，如丧考妣，还有人当场昏倒在地。
　　人们预想的难堪局面并未出现，党中央发布了一个又一个文件，公布了一批又一批材料，揭发林彪及其同党的罪行。文件指控林彪是钻进革命队伍的投机分子，连他善于打仗这一点也被否定。如果听信这些指控，自然会认为林彪从来就不是好东西。但人们仍然会问，他怎么当上了“最亲密战友”，登上了“副统帅”的位置？我和我的朋友们，我想还有全国人民，都在等待着解释。如果没有很好的解释——当然不可能有——显而易见，惟一的办法是承认错误，承认让他当上第二号人物是错误的。
　　林彪作为毛泽东惟一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的地位，是写人了党章的，他是中共九大选出来的。如果他是靠密谋登上高位，那么可以揭发他、批判他了事。但他自从50年代就是党的副主席，在“文革”中，中央文件、党的报刊一直称颂他“把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最高”，现在怎么会图谋政变，怎么会投敌叛国呢？当初为什么要选他？毛泽东为什么要让他当自己的接班人？把这样一个英雄强加于全国人民，现在他出事了，难道可以不交代，难道可以只说一句“他早就是坏蛋”？党的法定接班人为什么会仓皇出逃，并葬身荒漠？六个政治局委员怎么一下子成了“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党的内部在搞什么名堂，是怎么回事？党不是被称颂为“光荣、伟大、正确的党”吗？这样一些问题，长时间在我心中撞击。
　　后面还有出人意料的好戏。中央发了一个文件，转载了一封据说是毛泽东于1966年7月8日写给江青的信，信中似乎表示他不大同意林彪对他搞个人崇拜。这封信的内容现在被解释为毛泽东早就知道林彪心术不正。
　　本来，毛泽东被塑造为一个无所不知、无所不晓、明察秋毫、洞察一切的万能之神。但他培养。指定的接班人却要暗杀他，是个野心家，投敌叛国的反革命，这已成了天大的笑话？现在当局拿出材料证明，毛泽东早在发动“文革”时就看透了这个坏蛋，看来毛泽东并未犯错误，他依旧料事如神。
　　我听传达这个文件时，已经调回成都当工人。许多人被这封信弄糊涂了，简直未料到还可以这样来解释。据说这封信是毛泽东写给江青的，林彪事件是一个关乎全党全军全国的政治事件，毛、江夫妻之间的私房话怎么能证明毛泽东不但没有责任，而且还是先知先觉？而且，信上只说毛泽东不太乐意过分吹捧他，并没有正式地在政治上否定林彪；其次，如果听任官方的解释，毛泽东暂时让林彪吹捧自己是为了打倒刘少奇，那么这不是明显地在玩权术、搞阴谋吗？这难道是一个“伟大领袖”的作为，他不是发出过“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的号召吗？总之，官方的解释矛盾百出，不论你听信哪一方面，都会在另一方面露出破绽。
　　一个无法回避的、全国人民都明白的问题是，为什么没有人认错？为什么毛泽东本人不认错？既然企图以一贯的手法愚弄人，人们就只能得出自己的结论。许多人在政治上不那么信任领导人了，也不再认为毛泽东的话句句是真理了。
　　我充分了解林彪事件在破除我们这一代人的政治迷信方面起了多大作用。当然，“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人们疏离“文革”中官方政治教义的过程早在运动中期就已经开始。怀疑不断地增加，否定不断地产生，林彪事件使许多人完成了这一离经叛道的过程。
　　由于毛泽东采取发动群众，运用“四大”的方式来搞运动，党内的矛盾和阴暗面在老百姓面前得到相当程度的暴露，人们知道了许许多多他们以前无法想象的事。
　　有人在大字报中“揭发”，领导干部们并不都是如他们自我标榜的那样是人民的公仆，而是享受着惊人的特权，有的过着奢侈的，甚至是糜烂的生活。比如，大字报揭发四川的某负责人，一人就占有四栋楼房，每次在温水游泳池中游泳，就得耗去数吨煤。他和其他高官跳舞、看戏、游泳，都要抽调歌舞团貌美个高的女演员作陪。他们的高干病房简直是疗养的天堂，那些漂亮的护士往往成了他们发泄淫欲的对象。他们可以用外汇购买国外高档消费品，在国内也有只对他们开放的特供商店，他们的子女从幼儿园起就享受特殊照顾和教育。这些揭发大多出自他们的下属、秘书、警卫，就算只有一部分真实，也足以使人猛省。
　　“文革”前，各级领导在实际生活上树立了一大批模范人物，作家在小说、电影、戏剧中塑造了各种英雄形象，他们都被用来教育青少年，使他们形成革命的人生观。但“文革”把这一切都打得粉碎，把许多模范说成是假典型。比如，四川有个农妇叫冷月英，据说曾被大地主刘文彩长期关在水牢中，她的事迹流传全国，她到处作报告，控诉旧社会，歌颂救命恩人共产党和毛主席。但“文革”中有人“揭发”，她根本就没有关过水牢，她讲的故事是编造的。“文革”前出版的小说《红岩》是一部脸炙人口的作品，书中描写了共产党员被捕后在国民党的监狱中进行坚贞不屈的斗争。但“文革”一爆发，小说作者罗广斌就被宣布为“叛徒”，他跳楼自杀身亡。书中的革命英雄也被说成要么是叛徒，要么是纯属子虚乌有。一大批对青年学生有影响的小说，如《青春之歌》、《三家巷》，被宣布为大毒草，书中主人公的高大革命形象被彻底否定。
　　“文革”运动一波三折，翻来覆去，一个干部，一会儿是黑帮，一会儿是革命者；一项政策，一会儿是党的英明决定，一会儿又变成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弄得人们莫衷一是，使得党的权威丧失殆尽。政治上的不择手段和实用主义，使人不可能维护真诚的信念。我在运动中听说总部头头C讲，在聂元梓的办公桌里，同样放着两种截然相反的材料，一种说中央某个有争议的人物是黑帮分子、野心家、阴谋家，应坚决打倒；另一种说他是真正的革命者，是毛主席的人。她可以根据形势抛出不同的材料，以捞取政治好处。当然，引起人们窃窃议论的还有毛泽东本人。比如，陈伯达给他当了几十年秘书，1959年的庐山会议后替他写文章大肆批判彭德怀，“文革”中出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专门阐述他的“文革”理论。但在1970年的庐山会议上，陈站在林彪一边，毛泽东马上宣称他和陈共事30多年，两人从未很好地合作过。在次年1月底，中央又发出大量材料，说陈是叛徒、老牌反共分子。人们不禁要问，那么为什么要用陈伯达这样的人来领导文化大革命呢？他以前撰写了那么多文章批判彭德怀，批判毛泽东的其他政敌，还算不算数呢？
　　党中央的专案组指控刘少奇是叛徒、内奸、工贼，还指控刘少奇的妻子王光美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务。我于1969年在学校听到传达关于他们的“罪行审查报告”时，就感到其证据根本不说明问题。即使其他人不善于怀疑，相信所公布的“罪证”，他们也会问，叛徒、内奸、工贼是怎么当上了党的副主席和国家主席的呢？一个党和政府，如果它的大多数重要领导人都是“坏蛋”，它怎么可能是“光荣、伟大、正确”的呢？
　　有趣的是，相当多的红卫兵和老百姓对于“文革”产生怀疑和抵触，是从了解到江青的历史和个人生活开始的。江青当过演员，嫁过若干个丈夫，曾经有过十分浪漫和风流的经历。在“文革”中，从失势的高官到普通老百姓，都爱议论江青这段“不光彩”的历史，这种人身攻击是对“文革”不满的表现。这里有可悲的一面，按照中国封建文化传统，一个当过“戏子”，嫁过许多丈夫的人是不吉之物，是“祸水”。而中国封建王朝的文官武将们不敢指斥“昏君”，却大肆抱怨和批评“妖后”害君误国。在这种意义上，对江青的个人攻击是不足论的。但另一方面，既然江青把与她经历相似的一大批人当成十恶不赦的坏蛋打翻在地，那么人们用同样的标准来衡量她的过去，就是合理的。她把30年代在上海文艺界与她共事的人全打成黑帮，又怎么能期望人们对她有好印象呢？
　　当然，对于红卫兵这一代而言，改变政治信念的主要原因是他们自己的亲身经历。“文革”初期，为了煽动他们起来“造走资派的反”，把他们封为“革命小将”、“革命先锋”，请他们到北京，上天安门城楼。而到了运动后期，不是指责他们犯了错误，就是把他们打成反革命，中学生则统统赶下乡去。卑贱的生活，中国农村极度贫穷落后的现实，犹如给心灵中不满的火种煽风、浇油。与我同龄的这一代人，其中大多数都有一个明确的认识：“我的生活给毁了。”当然，其中少数人在“四人帮”垮台之后通过高考等途径获得了一定的社会地位，但这种人既然能够在艰苦无望的条件下坚持自学和奋斗，他们就更不会淡忘那恶梦般的岁月。
　　对于我来说，抛弃和否定“文革”中形成的政治观念，是一个更为缓慢的过程。因为我坚持以下两点，一、现象往往不能说明本质；二、判断历史性的是非功过，要尽可能把自己的切身利益撇开。“文革”造成的破坏和动乱，红卫兵被玩弄的下场和下乡的艰苦生活，当然促使我怀疑和思考，但它们不是使我改变的根本原因。
　　在“文革”前，中国的青少年普遍相信这样一套政治神话，即中国大陆是世界上最自由、平等、富裕、强大的国度，世界上其他国家（也许除了阿尔巴尼亚、朝鲜、越南）的人民都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我们的责任是解救他们。当然，我们有一支举世无双的军队，但我们最热爱和平，不想靠武力输出革命，等等。
　　但在乡下，当我们用锄头打土，用扁担挑谷的时候，人们从空中电波中得知阿波罗号飞船已经使美国宇航员登上了月球。中华民族对月亮有特殊的感情，嫦娥奔月的神话故事在中国人民中间世代相传。当人类将这一瑰丽的梦想变成现实时，我们正在乡下过着断粮缺柴的日子。是谁代表人类实现这一伟大梦想的？竟然是那最凶恶的敌人，最反动、最腐朽的“美帝国主义”！
　　在1970年初，我偶尔翻到一张内部发行的《参考消息》，上面登载一则消息说，日本上一年的钢产量大约是一亿吨，我看了大吃一惊。日本的国土是中国的几十分之一，我们的社会主义优越性是怎么回事？我的思想的改变和政治神话的破灭同步进行，现实生活中每一件残酷的事、荒唐的事，对党史和中国近代史上每一件事实的重新认识和评价，都在瓦解那个神话。对我而言，可能也是对我们这一代的大多数人而言，林彪事件是发生在眼前最荒唐、最可笑的事件，它为人们怀疑、探索和否定“文革”作出了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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